中国经济学70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史晋川 叶建亮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始终围绕国家现代化及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改革与完善等重大议题进行研究，经历了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确立及向现代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过程。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已经初步建立了与国际经济学术接轨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当前，中国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极借鉴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益知识体系和分析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在全球经济理论体系中丰富和增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朝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 中国经济学 研究范式 理论体系
自近代西学东渐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的实用主义思想紧密结合，始终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服务于民族振兴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两大主题，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不断反思、吸收、借鉴和创新中迅速发展，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政策咨询研究方面涌现出大量优秀成果，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不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7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确立和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方针，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得益于中国经济学的开放包容及与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接轨，也得益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的改革和经济学人才的培养。
WANG Qi, LIU Min, PENG Yong-han, LI Ling, LU Chao-yue, ZHOU Tie, GAO Xiao-feng
一、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与反思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和人类理性选择行为的学科，肇始于西方的工业革命时期，在对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的探究中不断成长，逐步成为社会科学中具有广泛解释力且深刻影响政府及各种经济主体经济决策行为的一门学科。参照库恩科学革命的研究范式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从全盘接受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到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转变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围绕国民经济恢复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及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主线，经济学在中国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我国既面临着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重建问题，同时也面临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问题。经济学界在这一时期探究了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性质和经济成分，以及如何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在研究中积极探讨如何更好地实施土地改革、民族资本改造和消灭官僚资本等问题；另一方面，围绕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中的财政、就业、城乡关系、金融秩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经济学研究成果既帮助新生的共和国快速有效地恢复经济和生产秩序，也为下一步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探索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围绕“一化三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体两翼”(一体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农业手工业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两翼)的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全面学习引进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合理性、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为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应对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管理的需要，我国经济学研究重点转向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问题，重点研究如何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及解决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论证。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并把苏联的政治经济理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被奉为圭臬，其他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均被视作“理论异端”加以批判，结果是新中国的经济学进入了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全面主导的发展阶段，经济学研究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僵化的、教条的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内容。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随着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的掀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中国经济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扫却了在经济学研究中“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羁绊，使得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学习和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更为广泛、深入地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体系建设与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构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财政制度改革等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涌现出大量的优秀研究成果，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供了经济理论支撑，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经济开放进程的加快，全球化和开放经济也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开始更加系统深入地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稳定和安全问题、开放经济中的国际产业分工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与招商引资问题，等等。这些经济研究成果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比较顺利地适应开放经济新格局，促进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的提升，以及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地位，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背景下，80年代中期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和“巴山轮会议”，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两次会议。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以中青年经济学家为主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就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是价格改革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和建议，价格“双轨制”的研究从理论上为中国渐进式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1985在重庆“巴山号”邮轮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则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巴山轮会议”对国家宏观经济调节模式的深入探讨，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方针提供了重要的经济理论依据，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改革开放初学习东欧的经济理论和改革经验，转向直接面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习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再只局限于探讨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及局部的改革和完善，而是开始思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和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问题。更多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系统学习、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重大战略问题开展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与整体协调推进的体制改革方案、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调控方式、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与微观经济基础重塑、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及价格体制改革等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经济研究从过去注重理论演绎的定性研究开始转向以现实问题为主的实证经验研究，经济学解释和指导经济现实的作用大大增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升了经济学研究的水平。
头韵在诗歌中被频繁使用，如“green and golden”、“huntsman and herdsman”、“clear and cold”、“high as the house”、“green as grass”、“simple starry”、“tuneful turning”、“farm forever fled from”等。头韵的使用能增强诗歌的节奏感，而且能加强诗歌的表现力，在浑然一体的音律上又寄予了诗人所要表达的强烈感情。
但是，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反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中国经济学在十年“文革”的动荡中全面停滞和倒退，经济学理论完全沦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附庸。在“极左”思潮的支配，除了大肆宣传“一大二公”，连按劳分配等理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加以批判，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学教育完全停摆。但是即便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下，仍有老一辈经济学家在坚持对真理的探索，独立和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的根本性问题。例如，顾准先生对经济体制改革及计划与市场问题的反思，许涤新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于光远先生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分配问题的研究等。这些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探索，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解放与经济理论反思，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储备。
二、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也推动着中国经济学发展进入了一个理论研究大繁荣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借鉴、转变范式、勇于创新、积极探索，遵循着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在经济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1979年，中国经济学界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开展了价值规律问题的大讨论，带动了国内思想界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极大地凝聚了全社会的改革共识。同时，中国经济学界把研究视野拓展到了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先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引进东欧各国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学习东欧各国的改革理论和实践经验，不断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束缚，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突破，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力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全国大专院校经济学专业陆续恢复或创设，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批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吸收了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内容的部门经济学科也不断发展起来。
60年代初期，随着“大跃进”受挫及其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暴露，中国经济学研究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反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倡导重读马列经典，反对教条主义和经济建设中“左”倾思想和政策方针，以孙冶方、薛暮桥、卓炯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在基本上未触及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同所有制的关系、商品货币关系、按劳分配问题和价值规律问题。孙冶方先生对价值规律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计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再认识。卓炯先生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同所有制的存在与商品问题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认识。薛暮桥先生对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研究，发展出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加深了人们对计划经济活动规律的认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反思，不仅切中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僵化教条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的束缚，为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方针提供了经济理论依据。
60年来，盐湖股份秉承“为用户提供绿色镁锂钾”的愿景目标，以“深化改革、提升管理、做专做精、持续发展”16字为指导方针，按照“走出钾、抓住镁、发展锂、整合碱”的战略布局，体现“循环利用，产业报国”盐湖人的使命和担当精神，不断改革创新。5年来，四川盐湖化工坚定不移地执行盐湖股份的战略决策，崇尚“勤奋、谦虚、奉献、责任、干净、担当”的企业文化，不断完善营销网络，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塑造了良好的“盐花”品牌形象。
中国经济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基本实现了从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向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中国经济学研究摆脱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主导，大胆引进和积极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从传统的思辨逻辑转向更加注重实证研究的形式逻辑，从定性分析转向更加注重数理和计量为主的定量分析，同时更加注重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这一时期，从国内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的经济学研究在研究方法、术语体系、逻辑框架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与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接轨，中国经济学界和国际经济学界已经开始站在共同的学术平台上对话和交流。
五是“放管服”改革标准化。推动行政权力清单标准化，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政府购买服务清单、“双随机一公开”、专项资金管理清单等。
三、新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二是在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化和城乡统筹、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中的成果共享和公平性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市场准入和产业政策问题、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交通通信水电气等公共事业治理等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为我国深化改革和推进经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
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尤其是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后，经济学研究深入反思传统的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积弊及背后的体制机制原因，积极探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把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重大发展战略问题。
以乙苯为原料生产苯乙烯单体需要超高温蒸汽作为能量来源和促进脱氢催化剂的反应。蒸汽的消耗量是生产成本中的最大影响因素，因此优化流程设计一直是工程师煞费苦心的环节。自20世纪50年代起，业内常规的新厂设计蒸汽／烃比值（SHR）已从重量比2.5降低到1.0。在当前的SHR处理条件下，也就是所定义的超低SHR，所需的蒸汽量将大幅降低，从而显著提升能源效率。
从经济学研究的应用研究层面来看，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经济学研究的导向作用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建设与发展基本上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展开的。
从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层面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建设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问题时，从较多地直接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开始转向更多地思考对中国问题独特性的研究及可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同前一个时期大量引进和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越来越多的国内经济学研究开始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解释、分析，乃至提出解决方案，都不能照搬现代经济学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现代经济理论自身也处在反思和重构的阶段，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试图从中提炼和汲取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合理经验，这也鼓舞了中国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信心，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结构，也对包括现代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理论形成较大冲击，促使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中国经济研究的社会约束条件，积极研究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道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可能的修正与完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学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是总结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全方位多角度解析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奇迹背后的密码，通过中国经济学研究自身的理论创新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
依据水利普查的内容可以预期形成水资源、水利工程、社会经济用水、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土保持等方面的档案材料，以及水利行业能力建设、灌区基本情况、地下水取水井等专项档案材料。档案的存贮介质包括管理文件、调查、汇总统计的纸质资料，也包括录入的电子文档以及数据库与相关专用软件资料。
而宴姝第一次知道博物馆学是在高二那年暑假，她参加了北大组织的考古夏令营。在夏令营的一场讲座上，北大的教授向这群喜欢历史、喜欢文物的营员们介绍了这门学科，从此博物馆学就成了宴姝心仪的专业。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展望
新中国经济学70年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既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也给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中国70年来走过的发展道路，既是一个大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改革过程。改革与发展两条主线的相互交织，使得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未曾经历过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家伟大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转型与发展与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有着显著差异。西方国家是在社会财产制度明确且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完成了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向有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的转型，由此带来了经济理论的变革及所构建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的重点是在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与经济运行机制的选择。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面临着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任务，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既有如何推动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转变的发展议题，也有从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议题。而且转型过程中，特别是从“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是极为广泛和极其深刻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及转型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甚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难以完全简单套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分析和解释，由此也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争论。同时，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转变过程中，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对外开放及指导经济发展实践，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使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与经济学在应用性研究中的指导作用越来越脱节，或者说，作为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与作为实践指导的经济学应用研究明显地呈现出“两张皮”的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在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同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更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也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中国经济学正面临着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展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着力处理好以下三个重要的问题。
一是必须要更好地解决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广泛借鉴、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在内的所有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和手段，以更加自信和包容的姿态，融合到国际经济学理论主流中。在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中，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充分借鉴、吸收现代经济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和现代分析方法，抛却落后的和不合时宜的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遵循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相结合的方向，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是必须要更紧密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好发挥经济学研究的智库作用，促进经济研究更好地为国家决策咨询服务。中国经济学发展必须紧扣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主线，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深入研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主动介入国家重大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在不断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积极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三是必须更加注重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把握好经济学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关系，在注重对经济运行中经济机理研究的同时，加强对经济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进一步摆脱简单的经验判断和思辨逻辑，更加充分地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有效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在突出对经济运行内在机理探究的前提下，更加精准地揭示经济现象及所存在问题的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并把经济研究结论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建议建立在更加科学的经验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代的发展，必须坚持习近平所指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正确方向，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为导向，努力克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地位与现代经济学主导应用问题研究的“两张皮”倾向，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与政策咨询研究的融合发展，在更好地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增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努力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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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07-0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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