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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宏观调控对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前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中国经济看来正在“软着陆”，在这个时刻，回顾一下这次宏观调控的过程，我想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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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对中国经济态势的认识，概括起来有三种不同观点：（1）形式大好；（2）经济已经整体过热；（3）中国经济整体没有过热。三种观点，各有其理由和统计资料依据，这表明了事物的复杂性
正确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发展态势准备的把握上。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对中国经济态势的认识，概括起来有三种不同观点：
（1）形势大好，中国经济处在健康、持续、高速发展之中。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勇往直前，一直通向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问题看似相当尖锐，但都是前进中的问题，都是支流问题，万不可被这些问题干扰了浩浩荡荡的历史主流。
（2）经济已经整体过热。虽然表面上一切看似正常，消费需求也十分正常。但是这是“无温度的发烧”，总供给已经大大超过总需求，宏观经济过热是确定无疑的事实。GDP还在增长，处于高位，但是从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看，中国已达到5，即每增长一元GDP要投入5元资本，是美国的5倍，是印度的1倍多。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粗放地拼资源投入，这对于中国这样人均资源缺乏的国家，是无法持续维持下去的。中国经济正类似当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前夜的潜在危机状态。
（3）中国经济整体没有过热，只是有些产业和地区局部过热。主要是房地产、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产业价格上涨太快太大，以至于引起这些行业产品的国际价格也大幅度上扬，甚至运送这些产品的国际航运也紧张起来了。从而牵动了对这些产业投资的渴求，出现了“过热”现象。
三种观点，各有其理由和统计资料依据，表明了事物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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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的统计显示了经济的巨大的增长，这一下子使问题尖锐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作出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
今年一季度的统计表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43％。制造业投资增长75.8％，其中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分别增长107.2％和101.4％，电解铝的投资也达到39.3％，第三产业（包括房地产）投资增长37.3％。如此巨大的增长，一下子使问题尖锐化了。
宏观经济过热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了。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一定。必须从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实际出发，中国，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和“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繁重。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特别是进入了重化工产业建设时期。因此，投资高涨是必然的。而这些投资的效益不是当年可见，也不是短期就可以产生效益，因此，ICOR=5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第二种观点认为，过热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再不采取措施，就太晚了。现在中国经济问题已到了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关键时刻。必须立即进行宏观调控。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单纯的过热，而在于投资成本太高，结构效益太低，ICOR=5是更加危险的信号，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投到效益低下的产业和地区是危险的，没有一个高效益的投资结构和体制，是更危险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统计资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局部过热论。正是这些局部产业过热，造成了总的投资过热，必须对这些行业采取果断的“铁腕”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作出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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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呢？第一种观点从不反对宏观调控；第二种观点认为既然是整体过热，是宏观经济问题，就应该采用宏观调控经济的措施；第三种观点认为，既然是行业或地区局部过热，那么宏观调控就应用强有力的行政措施给予纠正。由此可见，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实施调控决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怎么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呢？
第一种观点从不反对宏观调控。相反，认为宏观调控与市场活动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互相依存的两个组成部分。没有市场活动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就不需要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宏观调控；反之，没有宏观调控，也就没有健全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活动。市场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宏观调控也自然无时无刻地进行。市场活动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宏观调控虽然说不上看不见，也应是高频微动的手。一旦需要大动作，那一定是宏观调控失职或者失控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既然是整体过热，是宏观经济问题，就应该采用宏观调控经济的措施。也就是说运用宏观经济杠杆进行总量调控。最主要的是中央银行进行贴现率（控制商业银行准备金）、利率、汇率等调整，以控制货币总量。同时，调整必要的财政政策，如国债发行，等等。至于哪个行业，哪个企业如何行动，那是微观经济问题，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以保证产业结构良性调整、企业竞争力与效益不断提高。如果用行政办法插手哪个行业或哪个企业的具体投资行为，就是用微观办法进行宏观调控，那不是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那是计划经济的整顿调整。然而，毕竟广大企业已是市场经济行为了，这种“宏观调控”不能有效解决宏观过热问题，它需要有正效应，执行官员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是“智官”，具有超群智慧，可以准确判断行业、企业和项目等谁优谁劣；二是“清官”，不为任何私利所动。而数以千计官员面对数以万计的企业和项目，这是很难做到的。由于政府官员手执“整顿、调整”大权，某些企业为了求利，必将权钱交易，反而又造就一批贪官。结果，调控云云往往是劣胜优汰，微观经济宏观经济都一团槽了。
第三种观点认为，既然是行业或地区局部过热，那么宏观调控就应用强有力的行政措施给予纠正。限制银行贷款；清理投资项目；查处违法行为，等等，还应有督察组到下面去督察以保证宏观调控措施的严格实施。第二种观点批评这是曲解了经济学宏观调控的概念，把中央政府行为都冠名为宏观调控，是藉宏观调控为名，行计划经济之实。第三种观点辩之曰：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并不排斥而是包括必要时采取行政干预。现在就是这个必要时期，更何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在中国具体情况下，只有行政干预才能及时有效。
由此可见，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实施宏观调控决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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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正确地指出，宏观经济调控不搞急刹车，不搞一刀切，并且采取了宏观经济杠杆手段与行政干预并举，接下来就看各级政府正确地理解与贯彻了
兼听则明，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本条件。三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都对正确的宏观调控决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一种观点强调了历史的总趋势总方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宏观调控必须牢牢把住这个总趋势总方向。这无疑是正确的。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和促进这个总趋势总方向。如果调控结果是中国经济陷入低谷，那就是宏观调控的大失败。因此，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一刀切就是把坏的和好的投资都切成半死不活，必然是经济总体大滑坡；也不能急刹车，急刹车不仅本质上也是一刀切，而且弄不好是要翻车的。同时，宏观调控过热决不意味着只是降温，必须保证该热的行业、地区和企业仍应保持着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以确保国民经济发展持续高涨。
第二种观点从纯经济学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是以一个规范的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然而，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还是一个不规范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政府的作用巨大，而且计划经济的习惯势力仍然有着无法忽视的影响。中国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样，第二种观点的宏观调控手段就不可能是想像的那样纯真而有效了。例如提高贴现率，商业银行的贷款减少，可以使银根收紧，降低投资过热。但是由于中国商业银行主体是国有的，贯彻行为与政府相似，不论青红皂白，有无效益，一刀切地对所有企业紧缩贷款乃至停止贷款，会使所有企业变得半死不活。同时，由于企业在市场上竞争不是完全公平的，并不能达到真正的优胜劣汰。弱势的民企纵然效益优秀也完全可能因为得不到银行贷款而被“扼杀”，反之，低无效益的国有企业就可能没有这种危机。更不要说少数民企或政府运用非正常手段可以获得额外贷款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连有效益的国企也可能成为受害者了。结果是强胜弱汰：没有效益的“强势”企业胜利了，优秀效益的“弱势”企业被淘汰出局。凡此种种，经济过热不一定能控制住，即使控制了，经济发展也同时被遏制了。于是，理想的纯经济学的宏观调控手段反而可能成为最不理想的了。第二种观点深刻之处在于尖锐地指出ICOR=5这一严峻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低无效益的亏本买卖呢？市场经济和民企是不可能干这种傻事的，即使有这种失误也会有及时自动调整的内在机制。出现如此高的ICOR，主要是政府行为（逐级层层放大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等）和计划经济行为。所以经济过热，实质上是政府行为过热，是计划经济习惯势力或影响力强大的部门和地区过热。既然如此，第二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就更无能为力了。
第三种观点的长处是注重中国实际。虽然它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解有计划经济概念之嫌，但是，也正是如此，它对政府行为过热，对计划经济习惯势力过热，却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措施。同时，也正是如此，它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应仅限于调控政府行为和计划经济习惯势力下的部门和地区，不应干涉市场和企业（特别是民企）的正常市场活动；二是应保证高度公正与廉洁地贯彻实施，如果为首长批条、上级指示以及金钱贿赂等所左右，那么有效措施就完全变味了。
中央正确地指出，宏观经济调控不搞急刹车，不搞一刀切，并且采取了宏观经济杠杆手段与行政干预并举，接下来就看各级政府正确地理解与贯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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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还在于求因治本，即使此次调控举措有效，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否则，下次还会面临同样乃至更为严重的困境
关键还在于求因治本，即使此次调控举措有效，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否则，下次还会面临同样乃至更为严重的困境。本在何处？如何医治？从以上分析看，治本有二：
（1）必须按照现代经济发展规律把资本和资源投到经济效益高的产业和地区，才能最有效地发展，而且才能最有效地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和资源都十分有限的国情，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又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应是如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成就，证实了这一点。要注意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封建主义传统文化（道德）以及形形色色小生产意识，尽量减少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干扰。
（2）认真进行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取得成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有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突破、新措施，应该逐一加速落实。从这次宏观调控要求看，两项改革更是当务之急：
一是投资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政府行为的投资和投资机制中的政府行为，建立起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投资机制。
二是金融体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发展民营商业金融机构；发展证券市场，拓宽投资渠道以及进行其他的金融创新。同时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机能及其他金融监督机构的监督机制。建立起一个有效促进企业融资和经济发展，健全而规范的现代金融机制。
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每改一改，中国经济发展就升一升。今后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要持续高速发展，舍此没有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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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态势的判断和宏观调控决策，都应该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中来考虑，这恐怕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值得研究的一大课题
此次宏观调控还告诫我们要重视宏观调控理论、预警和有效手段的研究。
中国已经参加了WTO，五年缓冲期即将结束，中国经济进入了全面融入世界，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新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被誉为“世界工厂”。要言之，中国的市场活动已经全球化，因此，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模型也必须深刻地考虑全球化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在于企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要素按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因此，分析中国经济或投资的过热或过冷也必须有一个全球观念。
例如，中国房地产是否过热，就不能简单地以中国购买力，更不能以该地区的居民购买力作判断。对沿海一些国际性都市，还必须考虑到外国企业和移民的住房需求和购买力。顺便说一句，是否由于房地产过热引发钢铁、水泥等过热，也要有个定量的具体分析。据建设部调查，房地产业只耗全国钢铁量的17％，那么它的引发作用就十分有限了。
再如，钢铁或其他制造业，它们是否过热，也不能只依据中国市场的需求和中国的资本和资源作为限制性因素。既然是“世界工厂”，市场是面对全世界，自然也应该充分运用世界的资本和资源。即使市场需求是中国，只要这个需求能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也应尽可能运用世界资本和资源。如果这样带动了世界资源的涨价，解决的办法也不只是压中国钢铁投资一条路。换一个思路想：如果只压中国钢铁投资，钢铁将更长时期供不应求，岂非还要进一步涨价，让国外钢铁企业大赚其钱吗？假如中国钢铁工业大发展了，供大于求，钢铁价格下降了，中国钢铁可以出口参与国际竞争。只要中国钢铁企业技术先进、管理水平高，加上劳动力便宜，换言之，中国企业成本低，钢铁价格低，不是更有国际竞争力吗？如果有一天，中国钢铁供应全世界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中国内需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简单地用行政干预抑制中国钢铁内需，钢铁价格暴跌，而中国钢铁工业又缺乏国际竞争力，那倒是中国钢铁工业的一场灾难！关键是如何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也应该采取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宏观调控。国外一些国家的税收规定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改造的投资免税，购置先进设备的投资纳入当年成本……从而激发了企业快速技术更新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是否应该进行类似的税收改革呢？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态势的判断和宏观调控决策，都应该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中来考虑，这恐怕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值得研究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