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产业集聚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中国论文,发展不平衡论文,产业集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于2010年1月1日正式成立，作为中国组建的第一个自贸区协定，在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TPP的出现加速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杂程度，也给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度一体化”进程，并以此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发展方向最大程度保留在“10+6”框架内，已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但正如克鲁格曼对欧盟在深化发展过程提出的担忧和质疑，认为深化发展自贸区建设，尤其是在统一货币政策之时必须考虑到相应的风险和成本的提升。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发展会激化各成员国产业集聚与发展不平衡格局的形成，从而加大各国需求不对等冲击发生的可能性，深度一体化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治理及协调成本（Paul de Grauwe，1997）。同样的情况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发展中必然也会遇到，而中国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的大市场国家最有义务和能力提供相应公共产品以应对这些问题，必须全盘考虑和测度深度一体化过程中成员国之间产业集聚及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风险上升，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因此，研究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发展中的产业集聚及发展不平衡问题，具备较好的现实研究意义，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今后中国—东盟自贸区能否顺利深化，以及深化过程中各成员国的战略选择方向。
伴随着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深化，自贸区的产业集聚相关理论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由于空间经济学和新兴贸易理论对自贸区产业集聚过程有着较好的解释力度，理论界在此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空间经济学模型以及企业异质性假定运用到相关命题的探讨，包括深度一体化所导致的区内国家产业集聚成因、宏观层面的生产转移和投资变化、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路径和福利分析，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对策建议等。迄今为止，有关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的研究文献主要有Puga&Venables（1997）、Forslid et al.（2002）、Monfort & Nicolini（2000）、Alonso-Villar（2001）、Paluzie（2001）、Crozet et al.（2002）、Behrens et al.（2003，2007a，2007b）、Baldwin et al.（2003）、Moncarz（2004）、Brülhart et al.（2004）、Amiti（2005）及Storper（2010）。其中大多都借用了自由资本（FC）模型和自由资本垂直联系（FCVL）模型来研究自由贸易区的产业集聚问题。与其他空间经济学模型一致，自由贸易区的空间集聚研究也是借用集聚力和分散力来看经济集聚的区位选择，以及带来的后续影响，但更注重集聚力的分析。在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中，自由贸易区会带来生产转移效应（Baldwin，1996）、本地市场效应（Baldwin，2002）、“多米诺骨牌”效应（Baldwin，1997）和“轮轴”效应（Krugman，1993），都得到了理论支撑。这些研究都指向了这样一种逻辑，即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带来区内贸易等领域更高的自由度，进而带来产业往区内集聚，引发成员方投资流向及流量的变化；但同时因为各成员国市场大小不一致，本地市场效应导致的产业集聚程度不一样，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常发生，并让各国看到了尽早成为自贸区成员获利较多的示范效应，最终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轮轴”结构的产生。实证方面，由于缺乏微观数据，同时难以排除其他干扰因素以精确度量自贸区的产业集聚效应，相关研究文献较少，例如东艳（2006）、A.Tekin-Koru（2008）以及Hartmut Egger et al.（2008）等，均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自贸区能够带来产业集聚。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应对自贸区产业集聚与发展不平衡的方法，主要有：基于大市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成员方政策协同方案（Koji Nishikimi，2008）、尽量减少中间过程冲击的休克疗法（Baldwin，2003）以及建议成员方从单边主义出发对自由化政策进行战略性控制（Rodírfguez-Clare，2007）。
目前，大部分有关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实证研究还集中在对其贸易效应及投资效应的测度上，缺乏系统和深入的产业集聚和发展不平衡分析，不能满足现实深度一体化的需要；另外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各类经济效应的估计方法也大都停留在引力模型或GATP模型的基础上，容易导致计量结果有偏，低估自贸区带来的影响（Baier和Bergstrand，2007）。本文采取空间经济学模型系统分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否带来了各成员国产业集聚与发展不平衡，实证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其中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在自贸区组建模式中较好的运用和解释，控制变量的合理选取结合倍差法的运用提高了估计精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借鉴意义。文章第二部分对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集聚进行了测度，第三部分建立了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集聚的测度及趋势分析
一般而言，产业集聚的衡量指标有行业集中度指标（CR4或者CR8）、赫芬达尔指数（H指数）以及Ellison-Glaeser指数等。由于本文仅仅是在一个较为宏观的框架上衡量中国—东盟产业集聚情况，得到下文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现实基础；而且由于各国行业划分标准不同，难以得到更为精确和细致的行业数据，为此本文沿用最广泛的H指数来衡量中国—东盟各国的产业集聚水平。具体数据参见图1。
仅从各产业具体数据大小和趋势来看，农业H指数在各类产业中初始水平最高而且比较稳定，说明中国—东盟各国比较高的农业生产集中度由来已久，并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分工体系，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由资源禀赋及历史条件所决定，具备稳定的特质，专业化程度较高。服务业H指数在各类产业中变化最大，由1985年的0.286 164上升到2009年的0.658 876，产业集聚程度提高最快。说明中国—东盟各国服务业在起步阶段规模相差并不大，但随着服务业规模增进和水平提高，服务业迅速向那些具备市场规模、人力资本等优势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国集中。工业及制造业的H指数有着较高的初始水平，增加速度也比较快，尤其是制造业H指数在2009年上升到各个产业中最高。各类H指数均在1997年前后有着明显变化，说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东盟各国在各类行业上迅速实现了重新分工，形成了新的产业布局并呈现不断集聚之势，可能会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自贸区建设需要采取更多的区域协调手段应对。H指数说明了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集聚研究具备了一定的现实研究基础，自贸区进程与各成员方产业集聚同时发生；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对各国产业集聚和发展不平衡起到了多少作用，以及通过哪种路径对其施加了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三、理论框架
1.基本模型
假定世界由R（R＞2）个规模大小不一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可以分为自贸区（FTA）内部国家和自贸区外部国家。每个国家均有两个部门，生产农产品A及工业品M；使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力L。农产品部门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具备完全的瓦尔拉斯均衡特征；工业品市场是一个垄断竞争市场，具备D-S模型常替代弹性特征。K在国家间能够流动，而L在国家间不能流动。初始状态下各个国家间有着相同的贸易开放度φ，符合WTO非歧视原则的要求；建立自贸区之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开放度大幅提高。国际贸易受制于“冰山成本”τ（τ＜1），即货物在运送途中有1-τ部分的货物“融化”掉了，即到他国之后只剩τ部分货物；自贸区内部国家之间的“冰山成本”系数大于同外部国家之间的，即
；国内贸易没有成本。这种假设是大体符合现实的，因为这些“冰山成本”不仅仅只是关税，还代表其他隐性贸易成本。给定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和最优化条件：
其中C为消费，P为价格，I为总收入，0＜μ＜1为常数
假定工业品消费为CES函数，即
c（i）表示消费者对第i种工业品的消费量，
表示世界工业品的种类总数，σ为任意两种工业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σ越小，表明消费者对工业品的多样化偏好越高，工业品之间的可替代性越低。通过一阶条件能够得到：
生产环节假定符合线性的生产函数形式，即总成本为：
说明产品价格与产品种类无关，该国消费者消费的所有工业品的价格均相等，可以表示为p。站在生产者角度，由于跨国贸易存在着“冰山成本”τ，由于各国市场均为垄断竞争状态，那么一国输出到其他国家的工业品价格与销往本国工业品价格比将为τ，因为只有这样的价格加上“冰山成本”，才能够使得任意一国内部工业品价格相等。这样，任意一个有代表性的生产商j的产品在自贸区伙伴国及其他一般国家内的定价分别为：
结合成本函数，在垄断竞争的零利润条件下可以得到企业的会计利润为：
2.自贸区产业集聚及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及过程
从公式（8）和（9）不难分析出自贸区成立前后区域内产业份额比重的变化，区外向区内净产业转移大小为：
结果说明整体上自贸区产业转移效应IC总是大于零，自贸区成立总是将导致区外产业转移到区内国家；而且产业净移入的大小与贸易开放度正相关、与自贸区占世界消费支出比重负相关。但如果单独从一个区内国家来看，本国所得到的生产转移效应大小IC1为：
公式（12）意味着自贸区成立所导致的内部生产不平衡的方向取决于各成员国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市场大小，这种不平衡的幅度与各国市场不平衡程度以及自贸区内部开放程度与一般开放程度的差异正相关。
上述并没有考虑组建自贸区的中间过程，而实际上各成员国加入自贸区的先后顺序将导致各国生产转移的过程出现不同特征。各国加入自贸区次序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后入者融入自贸区集团需要时间，在开始阶段它很难完全享受到自贸区带来的好处。假定各国加入自贸区有着严格的顺序排列，为了简单地揭示问题关键，只考虑三种自贸区组建模式：（a）最初自贸区由两个小国组建而成，然后其他国家加入；（b）最初自贸区由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组建而成，然后其他国家加入；（c）最初自贸区由两个大国组建而成，然后其他国家加入。三种模式的数据模拟结果见图2。
对比可得，第一种自贸区组建模式最容易得到各国支持，即图2（a）部分，这也正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组建模式。小国在开始可以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大市场以对抗后来者（尤其是大国）所带来的生产转移方面的冲击，甚至在开始阶段大国还会出现由于自身市场不能够应对已经形成相对统一市场的小国而使得生产转移偏向于小国的情况，及图中
到
时间段，产业向小国方向集聚。当然在长期随着大国完全融入自贸区集团，即图中时间之后，大市场效应决定的生产转入还是会回到大国，但毕竟不平衡发展的核心—边缘模式形成时间将被有效推后。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小国自身生产方面的规模效应表现明显，可能导致小国在初期阶段有效生产扩张并形成与后来者抗衡的市场规模，最终使得自贸区内部平衡的生产布局出现。至于第二和第三种模式都将很快产生发展不平衡的核心—边缘格局，结果不同仅仅在于第二种出现“单核”模式，第三种将出现“双核”。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与理论分析一致，本文从整体产业转入以及产业集聚发生路径两个方面对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集聚与发展不平衡进行实证估计。实证逻辑结构如下：整体上测度中国—东盟自贸区能否带来各成员方FDI流入，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FDI流入及产业集聚的路径，估量出自贸区产业集聚到底是因为促进了成员国专业分工化程度，还是因为带来了产品的多样化导致各成员国企业规模扩张。如果中国—东盟各成员国专业分工加剧，说明自贸区更可能导致了内部发展不平衡，核心—边缘模式将很快出现，自贸区深化发展可能需要更高的协调成本；如果是产品多样化则说明这种不平衡发生的可能性较低，中国—东盟自贸区遵循了图2（a）模式，自贸区深化发展的协调成本较低。对整体FDI流入的实证分析在选取合适的控制变量的基础上，采用了倍差法度量自贸区成立带来的影响。而对后者的实证分析利用自贸区前后导致的贸易结构反向证明了自贸区产业集聚的影响，即自贸区带来产业集聚是因为促进了各成员产业专业化分工的话，与伙伴国的贸易结构会表现为彼此产业间贸易的加强；而如果因为带来了产品多样化和规模效应的话，与伙伴国的贸易结构会表现为彼此产业内贸易的兴盛。
1.整体产业集聚效应的测度
正如前文理论分析中的处理方法，即生产的集聚实际上就是资本的集聚，空间理论的集聚研究可以通过对FDI的测度来说明（Baldwin，2003）。本文参考A.Tekin-Koru（2010）贸易区投资效应的处理方法，将时间因素及控制变量引入估计模型，从而提高估计精度，避免估计结果有偏。在内生性控制变量集合的选择上，本文根据公式（10）及（11）选择生产和消费指标集合作为控制变量集，因为从自贸区产业集聚的过程看，无论是本地市场效应还是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消费改变，都在自贸区建设前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是导致成员方选择自贸区伙伴国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是导致自贸区投资效应实证研究中内生化问题出现的根源所在。本文的估计模型如下：
由于倍差法运用中需要找到合适的对比组进行计量处理，本文选择在“10+3”东亚合作框架范围内进行相应的对比分析。不仅因为能够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内成员方找到对比组（东盟诸国），而且由于“10+3”框架下中日韩三国本身就同东盟有着不同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安排，选择同样的国家作为对比更能精确计量出中国—东盟自贸区带来的投资及产业集聚改变。另外，对比组的选取是否合理是决定倍差法处理成功与否的关键，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误，我们将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纳入对比组进行了相应稳健性检验，以确保估计结果的精确与稳定。因为它们与东亚各国经济联系比较紧密，同属于“10+6”自贸区框架。
本文样本区间选择1980-2010年年度数据，为了体现出内生化关系，我们将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即控制变量时间选择为1979-2009年。为了避免不同计量单位的影响，对除了虚拟变量之外的数据取自然对数。FDI数据来自WDI数据库，由于极少数年份数据为负值，不能取自然对数，本文以1980为基期将FDI流量换算为存量。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PTW7.0中经过同一方法不变价格调整后的数据，基期为1996年。另外，本文原始组中东盟样本只选择东盟原始成员五国，这样选取的目的有两个：第一，能够保证观察组与对比组成员的对称性，而且东盟五国数据统计中很少有缺失现象发生；第二，东盟原始成员五国吸引FDI占东盟吸引FDI比重已经高达85%以上，已经可以代表东盟产业转移水平，同时还减少了其他东盟小国不稳定样本的干扰。
由于截面单位个数和时间序列长度大小相当，本文将面板模型设置为混合模型（实际上F检验也支持这种设定）。估计方法上选取面板数据的最大似然估计（LS估计）。估计权重选择为似无相关回归（SUR），以消除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各时期初始状态影响定为无，以符合倍差法在贸易协定效应中的假定，即除控制变量之外一国加入自贸区前后其他各因素的时间状态没有差异。计量结果及稳健性分析见表1。
从表1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即使采取不同的变量组合及不同的对比组，除了劳动效率指标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其他解释变量无论在方向还是显著性上均保持了良好的一致性。同时，两种对比组结果中模型R值均接近0.75，虽然D-W值略微偏低，都不超过1.7，但面板数据D-W值本身容易低估，大体上本文模型还是有着较好的拟合度的。另外，对比估计1～6，不难发现剔除变量之后D-W值略有提高，说明本文变量之间确实存在一定自相关，但本文计量出发点更加注重的是预测，较低的D-W值并不会导致太大干扰。以上分析均表明本文计量结果是比较稳健的，结果对中国—东盟自贸区整体产业集聚效应具备较好的解释力度。估计1～6最大的不稳定性出现在变量劳动效率系数的方向上，即L（-1）的系数。在使用两国对比组时，劳动效率系数为正值，但使用四国对比组时，其系数都是负值。说明本文模型在劳动效率对投资流入的影响幅度的估计并不稳定，原因如下：劳动效率较高能够吸引一定的企业流入该地区，具备一定的人才优势；但同时劳动效率较高的地方，一般生活成本和要素成本都较高，这种拥挤效应妨碍了投资流入；在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力的影响下，劳动效率对投资流入的影响本身可能并不稳定。
从各估计系数的方向来看，将不稳定的劳动效率指标排除，具备实际意义的解释变量指标中有四个为正值，分别为政府购买、资本总量、人口数量及投资集聚效应（di×dt）;同时解释变量人均消费指标的系数为负值。这种估计结果表明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部，那些拥有更小的人均消费以及更多政府购买、资本总量及人口数量的国家得到了更多的产业转入，而且加入自贸区对一国产业转入有着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需要解释的是，在“10+3”自贸区内部各国中，人均消费与产业转入为负相关关系，与前文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中集聚力的探讨结论相悖。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按照投资的生命周期理论，人均消费较高地区已经成为了净投资国，其对外投资将远远超过资金流入；第二，随着区域内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全球贸易成本不断下降，消费带来的集聚效应不像规模生产带来的集聚效应那么明显。
另外单就“10+6”框架中自贸区的投资集聚效应而言，虽然投资集聚效应方向为正并且显著性良好，但其数值大小在所有变量中是最低的。说明中国—东盟自贸区虽然已经导致了正向产业转移移入，但效果还比较微弱，远远不及那些更为直接的因素，例如生产规模及消费规模，内部潜力还有待挖掘。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东亚经济体之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实现了分工重组和深化，目前分工态势较为稳固，难以发生大规模的生产转移；第二，东亚经济本身早已是各国投资的热点地区，自贸区成立通过降低内部贸易壁垒从而对拉动外部进入该地区投资的效果有限；第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较为滞后，而且基本集中在贸易领域的开放，投资合作刚开始起步，未能收获全部利益；第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治制衡因素表现极为明显，区域内部中日韩三国本身有相互制衡的传统，而且出于美国利益需要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往往无功而返，这些政治因素都极大地限制了东亚各类自贸区在投资方面作用的发挥。
2.产业集聚路径的测度
与上文保持一致，本文借鉴公式（13）所使用的倍差法及控制变量来对中日韩自贸区贸易结构变化进行实证测度，以说明中国—东盟产业集聚的具体路径。仍然使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对比组来计量说明自贸区带来的贸易结构变化，也采取同样的混合模型进行SUR设定下的LS估计和稳健性分析。对于被解释变量贸易结构的变化，本文采用普适度较高的Grubel-Lloyd指数；为与解释变量保持一致，各类解释变量也采用各国相似度指标表示，即消费相似度，政府购买相似度、投资相似度、人口结构相似度以及劳动效率相似度。任意一指标X的相似度计算方法为
。估计方程构建为：
样本区间选择1995-2010年年度数据，这样控制变量时间选择为1979-2009年。被解释变量数据通过中经网HS92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相似度指标根据前文数据计算而得。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对比组情况下，同一个商品种类中，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导致贸易结构的变化方向及幅度基本一致（仅仅在HS编码9、12及17类上发生了不一致的情况），而且显著性良好；另外本文估计结果中良好的
值和D-W统计量，也在一定程度说明了估计结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估计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日本及韩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我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本身也已经达成了一些自贸区协定，各类自贸区相互牵扯，导致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发生，降低了自贸区的经济效果，从而使得估计结果有一定偏误。
由于四国对比组情况下，原始组与对比组数量较为对称，因此本文采用表2第四栏数据说明自贸区导致的产业集聚情况。数据说明，本文样本中19个商品种类中有14类
系数为负值，说明中国-东盟自贸区总体上加速了成员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各国产业集聚发生主要是由于内部专业分工的加强，可能会导致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果出现，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发展中需要注意不对称冲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说明了中国本地市场效应比较明显，中国—东盟自贸区小国先行的组成模式仍不足以抵消自贸区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冲击；事实上东盟采取了三个“10+1”并行发展、相互牵制的策略，也佐证了这一结论。另外数据还显示，在不同的商品种类上，自贸区导致的贸易结构改变也是不一样的，在少数5个商品种类中，中国—东盟自贸区带来了成员方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表明在这些产业中自贸区进程加大了规模效应和产品多样化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未来在这些行业中自贸区的深化发展可能将较为顺利。
将计量结果按照HS92编码代表的商品种类进行整理，中国-东盟自贸区导致产业间贸易加强，有较高发展不平衡风险的行业主要有：矿产品；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纸及纸板的废碎品，纸、纸板及其制品；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的制品，陶瓷产品，玻璃及其制品；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品，动物肠线（蚕胶丝除外）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植物产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仿首饰，硬币类；活动物、动物产品；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杂项制品；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等。中国—东盟自贸区导致产业内贸易加强，发展不平衡风险较少的行业主要是：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及上述商品零件、附件；饮料、酒、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木及木制品等；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类。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产业集聚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
首先，理论模型指出自贸区成立总是将导致区外产业转移到区内国家，导致内部产业集聚发生，但内部各成员方得到的产业移入并不平衡，甚至特殊情况下市场较小的成员方生产转移有可能为负，虽然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同时自贸区的组建过程对产业集聚不平衡的影响较大，中国—东盟自贸区这种小国先发的组建模式会有效推后“核心—边缘”模式的形成时间，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内部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冲击。
其次，对中国—东盟自贸区整体产业集聚效应的测度结果说明，中国—东盟自贸区虽然已经导致了正向产业转移移入，但效果还比较微弱，远远不及那些更为直接的因素，例如生产规模及消费规模，内部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另外，对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集聚路径的测度结果说明中国—东盟自贸区总体上加速了成员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各国产业集聚发生主要是由于内部专业分工的加强，可能会导致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果出现，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发展中需要注意不对称冲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但在少数5个商品种类中，中国—东盟自贸区也带来了成员方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表明在这些产业中自贸区进程加强了规模效应和产品多样化发挥作用，未来在这些行业自贸区的深化发展将较为顺利。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鉴于中国—东盟自贸区既带来了成员国产业移入，也带来了各国发展不平衡，应该积极而谨慎推动“深度一体化”进程。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应该加大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建立诸如一致的结算体系、共同风险基金等各种公共产品以应对未来的不对称冲击，否则自贸区深化发展难以持续。另外，由于不同的商品种类中产业集聚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我国也应该对此制定不一样的政策。在那些自贸区加速了产业内贸易的行业中，特别是精密仪器、化工产品和饮料类产品中，我国应该注重利用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偏好明显的特征，建设自有品牌，发挥自身优势，扩大市场份额，以获得规模效应。而在那些自贸区加速了产业间贸易的行业中，例如矿产品、纺织品、机械设备、车辆制造及动植物产品等，我国应该发挥大市场优势，移入整个行业生产链条，在内部促进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但同时也要积极为自贸区深化发展提供公共产品，避免产生过大经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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