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关性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服务业论文,潜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L890，0140
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多年来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导向之一，也是许多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注：例如1992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90年代“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要高于第一、第二产业”。持有中国服务业应该而且将会加快发展观点的学者较多（例如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然而近10多年来，服务业的增长实绩不符合上述导向和预期，1991和2002年，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3％和34％，12年中仅上升了一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徘徊在1/3左右，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注：长期以来，我国同时使用“第三产业”和“服务业”两个概念，其内涵大致相同。最近几年，中央正式文件和政府主管部门主要使用“服务业”概念，“服务业”也与国际通用概念一致，因此本文使用“服务业”这个概念。）
对于了解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一般规律”的研究者来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服务业的发展特点是颇难解释的。虽然服务业没有取得预期的高速增长，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没有显著提升，但中国却能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发展滞后并没有成为增长的障碍。由此得出的判断是，我国经济还没有进入需要服务业迅速增长的阶段，但是这个判断明显不符合经济理论和各国的发展实践。
为什么中国服务业的比重明显偏低且增长缓慢？今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会发生哪些重要变化？如何促进服务业与整个国民经济保持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本文对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结构变化进行描述及国际比较，对我国服务业比重低的原因进行探讨，对决定服务业发展状况的主要因素进行多元模型计量分析，探讨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城市化等因素变化对服务业今后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几点政策思路建议。
一、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变化：趋势及国际比较
（一）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比重上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两个指标在世界各国中都列居最后几位。198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3％。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增长较快，到200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升至34％（见图1）。
图1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
图1显示了最近20多年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前快后慢，近十多年来基本稳定。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较低水平上趋于稳定，不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稍后我们要给出一些解释。同一时期，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处于缓慢但持续上升过程中，从1980年的13％上升到了1990年的19％和2002年的29％。
（二）服务业发展与扩大就业
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服务业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2002年与1978年相比，服务业就业人数从4890万人增加到了2.11亿，新吸纳就业1.62亿，占非农产业全部新增就业人数的65％，表1计算了我国1981年到2002年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就业增长弹性的变化情况。为了平滑各年之间的波动，我们计算了五年平均的就业增长弹性，最近两年使用了当年的就业增长弹性。
表1显示，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弹性20年中都在下降，但是1990年以后，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已经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各个时间段都比第二产业高。到2002年，第二产业当年的就业增长弹性是负数，即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的同时，吸纳的就业人员却在下降。同年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弹性达到了0.71，是各个时间段的最高值。
表1 第二产业与服务业就业增长弹性
注：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
进行国际比较时，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对比有较强借鉴性。中国目前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我们重点考察我国在全部下中等收入国家中所处的位置。图2和图3分别考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人均GNI、服务业就业比重与人均GNI的散点图。（注：为了据有可比性，其它国家和中国的数据都使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3》。世界银行使用人均GNI作为划分国家组别的依据，为了统一我们这里也使用人均GNI。国民收入GNI和GDP只相差国外要素净收入，绝大多数国家两者相差很小，不影响分析结果。）
图2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人均GNI散点图
图3 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与人均GNI散点图
图2显示，在下中等收入国家组别中，人均GNI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同组别的大部分国家和同收入水平的大部分国家。
图3显示，在下中等收入国家组别中，人均GNI和服务业就业比重两者之间存在较弱正向相关性，与增加值比重相比离散性更强。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低，在同组国家中居倒数第一位。
（四）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表2和表3分别显示了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和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就业比重的变化。两张表的最后一行都是2001年与1991年比重的差。
表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3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服务业各行业年底就业人员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统计年鉴上分类的不同，上面两个表格行业分类略有不同。
增加值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社会服务业和邮电通讯业，分别增长了5.4和5.1个百分点，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业增长了2.1个百分点，也比较大；交通运输仓储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降低幅度最大，分别是6.6和5个百分点，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降低了1.4个百分点，其他几个行业变动不大，在1个百分点范围内。
就业比重提高幅度最大的是未被包括在一般分类中的其他服务业，排在其次的是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分别提高了0.17和0.09个百分点，其他的各个行业所占比重都下降了。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下降了4.67个百分点。
综合两张表，在服务业增加值结构中，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下降比例最大，代表现代服务业的邮电通讯业、其它服务业上升比例最大。这种变化比较符合规律：现代服务业相对地位提升，而传统服务业相对地位下降。
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1.统计口径的影响
统计方面的原因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许宪春（2000）曾经对统计方面的影响作了阐述。第一，在现价统计方面，存在对工农业增加值高估和对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可能。第二，在不变价统计方面，工农业在计算价格指数时使用固定加权方法，价格因素剔除得不够，而第三产业价格指数使用环比方法，较好地剔除了服务业中的价格因素，两种方法导致了对第三产业的相对低估。第三，1994—1995进行了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对我国常规统计体系统计不到的许多服务业领域进行了修正，并据此对1993年以前年度的数据作了调整，但此后的年度数据，仍然是以往年度统计口径，与调整过的数据相比存在低估，在图中就表现为与1993以前经过调整的数据相比，此后若干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下降的趋势。
图4用1993年以前各年调整系数的平均值，对此后年份的数据作了调整，上调幅度为3—4个百分点。不过，即使使用调整后的数据，我国服务业比重仍然明显低于同类国家的水平。
图4 调整后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2.“补偿性增长”与常规性增长的影响
即使看调整后的数据，过去20多年服务业增长仍然显示出“前快后慢”的特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20世纪80年代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可能是对以往多年重建设轻生活、重工农业生产轻服务业发展这种传统增长模式的校正和补偿。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增长表现相对是一种“常态”。
3.低消费率
长期以来，消费率低是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000年中国的家庭消费仅占GDP的47％，同年全球平均为61％，低收入国家为70％，中等收入国家为59％，高收入国家为61％；相应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低。2000年以来，消费对增长贡献的份额持续较大幅度地下降，已从2000年的73％下降到2001年的48％、2002年的40％和2003年上半年的37％。近三年来，较高增长率主要靠投资的增长带动，预计2003年经济增长靠投资带动的比重要达到65％左右。生活消费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率低必然导致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慢和比重低。
4.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程度较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进程加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外商投资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持续增加，其中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最突出。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率达到39.1％，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7.6％，远远低于对工业的贡献。（注：更详细的分析请见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对外开放对我国工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起到提升工业比重，降低服务业比重的作用。
5.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
长期以来，在观念、体制和政策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体制方面主要有：对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和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和消费增长；服务业中一些行业特别是一些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存在限制进入和垄断现象，我国有一些供不应求的行业、价格明显高出国际市场的行业、服务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业，大多存在服务业限制进入和垄断，这就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和最终需求。在观念和政府主导的发展思路中，重制造轻服务的问题仍然存在。
这里需要强调服务业发展与整体改革安排的关系。工业企业改革和就业的压力，使许多企业将本来可以外置的服务活动长期内部化，以达到安置富余职工的目的。从企业角度看，在就业压力下，这样选择是合理的：由于裁员困难，工资支出这个在经济学分析中最具有“可变费用”性质的成本变成了“固定费用”，虽然在内部从事服务活动不如将服务业外置更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但存在较多“固定工资成本”时，以一定低效率为代价继续使服务活动内部化就是一种合理选择（注：将企业内部从事服务活动的员工成本设为L，企业内部从事服务业活动总成本为I，企业外部提供服务的总成本为O，所谓在一定范围内合理，是指虽然内置服务比外置服务成本高即I＞O，但当I-L≤O即服务内置总成本减去服务员工成本低于服务外置的总成本时，这种选择是合理的，因为无论是否从内部提供服务，这部分员工的成本终归要企业负担。），直观地讲，由于不可转移的固定费用高，企业自己从事服务业虽然相对低效率，但将服务业外置的损失更大。
三、决定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因素分析
我们使用计量方法分析影响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三项内容：以人均收入为变量，对各国按收入水平分组后进行分析；第二项是以人均收入为变量，对中国省际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第三项以人均收入、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四项指标为变量，对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做多元变量回归分析。
（一）收入水平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国别数据分析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01年的数据，计算各个国家组内部和全部国家的人均GNI和两项服务业发展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4。
表4 人均GNI与服务业发展指标的相关性
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4显示，考察全部国家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两项指标都与人均CNI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表明从长期看，收入水平是解释服务业比重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各个组别内部，这种相关性明显减弱，表明在每一个收入区间，收入水平与服务业比重的关系不够显著。其他学者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黄少军（2000）对1995年114个国家人均GNP和服务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阶段性，在210—1000美元阶段，两者显著正相关，而在1000—3500美元阶段则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在3500—10000美元，这种正相关重新出现。
为了更直观考察人均收入和服务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不同收入组别国家之间在服务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我们绘制了图5和图6两张散点图。由于每个组别的收入区间宽度差别很大，为了让代表各个国家的点尽量均匀散布，横坐标的刻度不是均匀的，实际刻度经过了对数调整。（注：低收入、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三个组别分布在0—9265美元收入的区间，而高收入一个组别分布在9266—4万美元的区间，如果水平轴刻度均匀，会出现布点极不均匀的情况。）图中从左到右四种标志：“○、◇、△、□”依次分别表示低收入国家组、下中等收入国家组、上中等收入国家组、高收入国家组，图中的横线从下向上分别表示四个组别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的平均值。
从图5可以看出，在全部国家样本范围内考察，服务业增加值与人均GNI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但在每个组别内部，收入水平和服务业增加值的相关性明显弱于全体样本的相关性。这一结论与上面我们计算得到的相关系数的结论是一致的。
图5 人均收入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关系
下面我们更细致地观察不同组别国家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别。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平均值为41.75％，但样本点散布的范围很广，最大值已达63％（肯尼亚），而且从图中看不出明显的集中位置。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52.86％，样本分布要集中得多，在从50.75％到57.75％的7个百分点（四分位矩）的范围内集中了一半的样本点，而低收入国家的四分位矩却是17.75个百分点。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58.30％，但样本散布程度要比下中等收入国家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65.88％。而且样本分布集中。
从图6看，考察全部样本点，从业人员比重具有比增加值比重更强的线性趋势；但与增加值的情形相同，在每个组别内部，收入水平和服务业增加值的相关性明显弱于全体样本的相关性，其中有三个组别基本不相关。看各组内部的情形，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平均值为20.72％，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46.73％，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56.02％，而且这三个组别内部样本分散度很高，组别内部收入水平与就业比重都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67.62％。而且样本分布集中，内部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图6 人均收入和服务业就业的关系
进一步，我们用三种方法对相邻各组平均数和中位数是否相等作了检验：第一种是一元方差检验中对相邻两组平均数相等的检验。而考虑到在组内样本的分布不具有正态分布特征，我们又使用非参数统计方法的两个独立样本中位数检验（分别是Mann-Whitney U和Kolmogorov-Smirnov Z统计量）对相邻组别中位数是否相等进行检验。
在检验增加值比重时，除了下中等收入国家组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组对比的K-S检验以外，相邻组别平均数和中位数的检验都拒绝了相等的原假设。其含义是，除了在中等收入的两个国家组差异相对较小，其他各组国家增加值比重的平均水平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从一个收入组进入一个更高的收入组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一般会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在一个组内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服务业比重的关系呈现多样化，确定的对应关系不明显。
在检验就业比重时，对相邻组别平均水平的差异进行统计检验发现，相邻各组的平均数和中位数之间都在5％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区别。因此各组之间在劳动力比重上的差别要比增加值比重的差别更加显著。下中等收入国家与上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在增加值比重这项指标上差别并不大，K-S检验不显著，而它们劳动力比重之间的差异却在1％的水平上也是显著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可能性、提高的幅度都要大于增加值的比重，也就是可能会进入一个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的历史阶段。
表5 相邻组别平均值和中位数比较检验结果
注：1.原假设是相邻组别平均数和中位数无差异；2.*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3.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3》计算得到。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概括性的结论：当一个国家人均GNI增长幅度较小时，收入增长与服务业发展对对应关系不明显；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均GNI从一个收入组别迈入另一个收入组别，则服务业的发展会实现一个台阶式的跨越，占经济总体的比重会显著上升。
不过，需要强调对我国有较强借鉴意义的一组数据。上述分析显示，人均GNI从低于756美元增长到766到2935美元之间时（下中等收入国家），服务增加值比重很有可能出现一个较大的增长。我国正处于这样的一个转型时期，而且我国服务业的两项发展指标在同组内比较都是很低的，因此，可以预期，我国在未来一、二十年的时期内，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应该有明显提高。
（二）收入水平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中国省际间数据分析
下面我们使用中国分省的数据，分析人均收入水平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国内外数据口径上有偏差，而国内省际间的统计口径一致。图7和图8分别是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就业的比重。
图7 各省人均GDP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散点图
图8 各省人均GDP与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散点图
图7和图8显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与人均GDP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需要说明的是，图中人均GDP超过20000元的三个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这三个直辖市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为了度量这三个直辖市的影响，我们也计算了扣除这三个直辖市后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6。在扣除这三个直辖市后，增加值相关系数变成了0.035，不再显著。不过，无论是否扣除三个直辖市，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员与人均GDP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相比较，收入水平对就业比重的影响要强于对增加值比重的影响。
表6 2002年我国各省服务业发展与GDP相关系数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个直辖市对增加值比重的影响，其意义类似于前面的国际比较：当收入水平差距不大时，GDP增长对服务业比重影响不明显，但当收入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时，服务业比重会明显上升。我国的三个直辖市人均GDP都达到了20000元以上，折合美元将近3000美元，而其他省区的人均GDP最高的是浙江省，16838元，约为2000美元，平均水平是8153元，刚刚达到1000美元，其中还有17个省人均GDP低于8000元。这些省份也许还没有达到服务业比重的较快上升的阶段。当人均收入继续提高后（正如三个直辖市与其他省份的区别），服务业在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也许将出现显著上升。
（三）多因素分析：GDP、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
2002年，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4292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3％。从产业结构看，城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60％；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的84.8％。可以看出，城市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城市服务业，在全部服务业中的比重已经超过4/5，可以说影响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基本上就是影响全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
我们认为，影响一个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四项：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即人口构成中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人口密度，即单位城市面积的人口数；人口规模，即城市中的人口总数。我们以上述四项指标为变量，构建一个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我国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见表7），得到以下结果。
表7 各因素对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注：1.交通仓储业包含了交通、仓储、邮电三个部门；2.’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5月。
1.人均GDP的作用不明显。模型计算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的计量模型中，人均GDP的影响是负的，并且在1％的水平上明显不等于零。从业人员比重的计量模型中，人均GDP的影响在统计上可以认为是零。这一结果与许多预期相反，需要进一步分析。
我们先看看这些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人均GDP的散点图（见图9），图9显示，除了人均GDP在40000—100000之间分布在图中右下角的几个城市，其他城市的数据应该得到“不相关”的结论。但在加进这几个人均收入较高但服务业比较低的城市后，出现了负相关的情况。哪些城市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图9 我国城市服务增加值比重与人均GDP散点图
这些高收入城市中有几个具有典型资源性工业城市的特征，如大庆、克拉玛依、东营、玉溪等几个城市，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低，最高的也只有17.82％。表明这些城市特殊的经济结构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排除这些特殊城市后，人均GDP对城市服务业增加值的影响可以视为零。
2.人口规模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影响最大。人口规模是决定城市服务业比重的重要因素。在增加值比重模型中，人口规模的影响排在第一位；在就业比重模型中，人口规模的影响略小，但仍然在10％的水平上显著。
3.人口密度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影响最大。人口密度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两个模型中都是具有正向影响的显著因素，其中对就业比重的影响位居各因素之首。
4.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但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影响为负数，并且是各个因素中影响权数最大的。
四、服务业增长能否提速：增长格局变化和趋势展望
（一）未来5—10年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及其对服务业的影响
前面的分析表明，即使考虑到低估因素，我国服务业的比重仍然明显偏低，近10多年来增长速度偏慢，这种状况对就业、消费、经济增长、结构改善和增强竞争力都有不利的影响。从“十一五”开始，我国服务业有可能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持续快速增长将使服务需求弹性上升
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是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主要依赖于对服务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从较长时期看，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服务需求最重要的因素。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市场不断扩展，产品的制造过程被分解成为一个个专业化的节点，大量的中间产品和加工过程独立出来，此时，连结这些节点形成分工网络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这些中间需求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部分。分工的扩展还会将原本内置于企业的服务活动外置，即将一些原来属于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和业务转移出去，转向使用由企业外部更加专业化的企业提供服务，其中发展较快和比较普遍的是各种商务服务，包括专业服务业如法律、会计和审计等；营销服务业如广告、市场调查、咨询等；技术服务业如研究开发、产品设计等。
过去20年，我国制造业的效率水平和竞争力有明显提升，有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服务业发展滞后，效率较低，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一项调研表明，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和其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影响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注：调研于2003年8月—9月进行，重点是中国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率对被调研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有20家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企业接受了调研。）
同样，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生活服务的需求。一些现代生活性服务产品在较高收入水平时才能大规模消费，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闲、健身等消费，需要较高收入和较多的闲暇时间，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类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2.服务含量高的消费需求成为新的需求热点
最近几年，我国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类电子及通讯设备、轿车、住宅三个需求热点稳定形成，这些热点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升级的一般规律，从消费高增长趋势出现到市场进入相对饱和状况持续的时间较长，扩大需求的潜力很大。与此前多轮消费热点相比，这些消费热点中的服务含量明显增加。住宅产业本身就是服务业，而且会带动更多服务业如物业管理、室内装修等服务业的发展。消费类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是对服务业带动系数较高的制造业，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国际经验表明，汽车制造业对相关服务业的带动显著，带动系数达到2以上，（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课题组，2001：《新时期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未发表的研究报告。）因此汽车成为消费热点，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有可能比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更为突出。消费类电子与通讯设备产品也是高度服务带动型的消费，以手机为例，2003年我们对200名北京消费者进行了调查，在私人付费的用户中，消费者使用手机的费用即使用电信服务的费用，要高出其购买手机费用的5倍以上，在机构付费的用户中要高出8倍以上。（注：以用户最近一次淘汰的手机为对象，以其在使用期限内支出的话费总额和购买时所付的“入网费”作为购买电信服务的支出，以购置裸机的费用为购买产品的支出。这个计算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没有考虑全部相关问题，例如电信制造商外购的服务和电信服务商购置的设备。）
3.新一轮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服务业
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的行业主要在服务业中，如金融业、电信业、铁路运输、教育、卫生、文化、信息媒体等行业。这些行业要么由于其自然垄断的属性，要么由于其“命脉行业”的属性，长期以来竞争不足，其中不少行业同行政垄断相配合，高收费低服务质量，抑制了消费，也抑制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主要指上述服务行业的改革，改革包括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条件，培养多元化的竞争主体等方面。改革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促进竞争能够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促进技术进步，从而达到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目的。我们可以比照汽车行业近两年的爆发式增长，在放松产业进入管制后，汽车生产厂家增多，竞争得以展开和加强，品种增多，价格下降，促使消费者预期调整，购买力大量释放，使汽车的消费和生产进入互动的良性循环。这是一个政府放松进入管制促进消费增长的典型案例。服务业中的教育、文化等领域中也有同样的情形发生。
4.服务业是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点
服务业是一个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领域的跨国投资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60％左右。我国以往的开放重点是制造业领域，加入WTO后，我国服务业正在按照入世承诺逐步扩大开放，服务业正在成为中国继续较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新热点。目前我国各类服务业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措施。那种只以为制造业领域的跨国公司掌握先进技术的想法是不全面的，在服务业领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产品设计、技术诀窍、管理技术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要大于在制造业方面的差距。而且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跨国流动会产生更明显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因为服务业所有的业务都要通过对客户的服务来实现，很难进行技术保密，母国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技术水平基本相当，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将“技术水平高”的业务留在母公司，只将“中低水平的”业务转移给海外企业。可以预计服务业扩大开放将推动我国服务业加快发展和提高竞争力。
5.城市化进程加快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最近两年，城市化进程再次明显加快，2002年，城市（不包括辖县，下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3％；高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5个百分点，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3％，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城市有69个，比上年增加14个；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有13个，比上年增加4个；城市实现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2％。从各方面因素看，未来一、二十年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重要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将对服务业发展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二）几点政策思路建议
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从改变观念、促进竞争、规范行为、扩大开放和适当扶持等多个方面着手推进。
要认识到，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必将日益增加，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宏观和结构政策的着力点需要有所调整，在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大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在结构政策上，将促进服务业发展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要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改革。除个别涉及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外，都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改革措施，重点是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要特别强调允许进入和允许竞争并重，即准许新的市场主体特别是非国有市场主体进入本行业，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只限于在原有国有企业“分拆”之后的企业之间开展竞争，以利于提高效率，改善服务。对一些短期内完全放开进入有难度的行业，要尽快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开展竞争，提高效率。
规范行为对服务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其中需要重点强调服务业的规范服务和诚信服务。如果缺乏信用，消费者对服务质量心存疑虑，潜在需求就不能转化成为现实。有调研表明，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每100户家庭中有48户有聘用家庭服务员的需求和支付能力，但其中仅有的少部分付诸行动，主要障碍就是对服务不规范、不守信的担心。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在一些相关行业中加快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和服务标准的制定等，都是需要推进的工作。
加入WTO后，我国服务业的开放正在按照入世承诺逐步扩大开放，扩大开放的领域不仅包括金融、保险、贸易、零售商业、房地产等外资已经进入较多的行业，而且包括通讯、会展、旅游、专业商务服务等众多以往开放程度较低的行业。要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开放，同时作好国内的应对准备，使扩大开放与国内发展很好地协调，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要坚持市场化导向，同时也需要政策的适当扶持。特别是一些原先由财政负担的事业型、福利性服务单位转向企业化、产业化和社会化，需要付出一些改革成本，加快推进这个过程。对一些吸纳就业能力强、从业人员投资能力弱的小型服务企业的发展，需要制定优惠鼓励政策，在资金、税收、用地、资金等多方面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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