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西藏工作的领导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策略论文,领导论文,工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在西藏和平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中展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有关西藏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是他西藏工作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解决西藏问题、指导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工作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邓小平关于西藏工作的若干政策和策略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的，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一、西藏和平解放：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的结合
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的一个重要原理。但是，原则性应该坚定到什么程度，灵活性可以灵活到什么程度，从来没有统一的、固定的标准。因此，恰当地、适时地确定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使之产生最佳效果，这是一种艺术。在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的把握炉火纯青。处理西藏问题既要着眼于祖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历史和现实，不计较历史的恩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西藏问题的绝妙之处。邓小平能够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西藏工作的实际需要，审时度势，采取各种灵活的策略，或大处着眼，不拘小节；或求同存异，趋利避害；或以迂为直，以退为进，使原则性和灵活性得到最佳结合。西藏的和平解放应该说就是这二者巧妙的结合。
（一）“和平解放，暂维原状”的思想初露端倪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西藏工作直接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之下。邓小平则处在西藏工作的最前沿，从进军西藏、筹备进藏的党的组织机构、制订和谈的条件、实施昌都战役、执行和维护协议，到平息叛乱、民主改革、执行稳定发展政策；从大政方针的确定、舆论宣传分寸的把握，到迎来送往的具体细节，他都事必躬亲。他在处理西藏问题上非常谨慎，把马列主义和西藏的实际结合起来，采用不同于汉族地区，甚至也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办法来解决西藏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后，西藏局势日益严重，英美帝国主义叫嚣要担负起支持和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集中精力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培植亲帝分裂主义势力，不断挑拨离间，破坏民族内部团结。在英美帝国主义挑拨之下，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势力，发动了“七八事件”，驱逐汉人，派“亲善使团”请求英美列强援助，加紧策划“西藏独立”，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面对这一严重局势，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定要解放西藏的。”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将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战斗任务。同时，广大西藏人民群众和上层爱国人士则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尽快解放西藏，以救西藏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党中央，作出了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负的战略决定。由此，指挥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历史重担由西南局、西南军区来承担。历史把伟人邓小平推到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舞台上。
进军西藏是党中央毫不动摇的立场，然而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邓小平、西南局认为：1、解放军进藏虽属中国主权之内的事，但却非常敏感，和平解放西藏可以更好地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造谣破坏和其他阴谋活动，同时也有利于西南边境的稳定和周边关系的发展。2、藏民族有辉煌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藏族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藏族几乎全民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与各个阶层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在藏族的发展史上也曾起积极作用。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加上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朝末年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造成藏族对汉族的不信任，民族隔阂很深。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团结争取上层和群众。3、西藏高原有很多特殊的自然现象，特别是高海拔地区的空气稀薄问题，给部队行动带来诸多不便，加上进军途中高山连绵，江河纵横，交通极为不便，和平解放能减少进军困难。4、战争总会有破坏，和平解放西藏有利于保护寺庙和文物古迹等设施，减少生命财产损失，避免对立情绪。和平解放既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又有利于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符合广大藏族人民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意愿。
1950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重庆接见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接着又于15日接见十八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传达党中央、毛泽东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邓小平强调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政治问题极为重要。”邓小平的观点实际上已包涵了“西藏问题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思想。
集中到一点，邓小平解决西藏问题有两个基点：一是西藏问题政治解决、和平解决，即和平解放；二是为了顾全大局，在次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原西藏地方政权机构均应暂时保留，即“暂维原状”。由此邓小平解决西藏问题“和平解放，暂维原状”的思想初露端倪。
（二）“和平解放，暂维原状”的思想基本形成
1950年5月11日邓小平、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向中央的请示中提出和平谈判四项条件。原文为：为着便于政府解决，我们拟定以下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一）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17日，中央复西南局电中即指出：“西南局的四条较好。”党中央在5月17日的电文中还是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从速）。”如此便有了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的十项条件（亦称公约十章或十大政策）。
5月27日邓小平、西南局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电示中央，29日毛泽东便批复“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并委托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同志起草复电。6月2日，西南局将这十项条件作为内部指示，发给了西藏工委。
这十项谈判条件，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符合西藏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也表现出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当局的照顾和宽容。1950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西康问题时指出：“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中央采纳了邓小平、西南局的意见，决定西藏的各种现行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包括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都维持原状，不予变更。这是从维护祖国的统一，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增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出发，也是为争取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脱离帝国主义羁绊，回到国家统一的立场上的一项重大决策。另一方面邓小平又说：“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西藏的社会改革是必须进行的，但这要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袖人物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中央决定耐心等待西藏人民包括上层集团的觉悟，宁肯时间拖得长久些，让他们自己进行各项改革事宜，使西藏社会发展和进步。
这十项条件，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和平解放，暂维原状”的思想由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西南军区提出，并经党中央、毛泽东所赞同和批准。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各族人民的革命事业中，从各民族的实际状况出发，照顾各民族的特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它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它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创造，是在民族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三）《十七条协议》：谋求“和平解放，暂维原状”的最终结果
在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毫无进展时，为了排除阻力，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统一，解放西藏人民，人民解放军被迫举行昌都战役。昌都战役胜利后，西藏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昌都战役情况传播到西藏各地后，被释放、遣返的藏军将耳闻目睹的解放军遵守政策、纪律及关心爱护群众的情况，活灵活现地讲述给藏民同胞，戳穿了很多谣言，从而减少了藏胞的恐惧心理，增加了他们对解放军的理解。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则一片混乱，并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军政官员也根据亲身体会向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上书，请求派代表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迫于内外压力，达赖于1951年1月27日和2月27日先后向中央报告由他亲政和决定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赴京进行谈判。
从4月29日到5月21日，双方经过二十多天耐心、友好、反复的协商，圆满地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签字仪式。
《十七条协议》在《十项条件》的基础上，更加充实、全面、完整了。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是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范例。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面临着的是“政教合一”的上层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统治集团分离倾向严重，藏、汉民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民族隔阂，加之西藏又是一个高原边疆地区。因此，解放西藏必须有一套正确的完全符合西藏社会状况的特殊的方针政策，《十七条协议》就是完全切合西藏实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
西藏的和平解放，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和吸取了中外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从全新的角度出发，采取高度灵活的原则方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西藏问题，创造了经营西藏的特殊模式，为今后处理类似的民族关系和其他关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而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邓小平，直接参与了对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决策，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西藏社会进步：“慢”、“稳”、“宽”策略灵活的应用
邓小平是伟大的战略家，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宽广坦荡的胸怀，博大精深的谋略，他在西藏工作方面所运用的领导艺术，就是这独具匠心的“慢”、“稳”、“宽”策略的结晶。
（一）“慢”是着眼长远，把握大局，争千秋不争一时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从来都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可能搞快一点”，但就西藏工作而言，却强调要慢，不要犯急性病。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西藏工作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主要是做人的工作，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认为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的好，就是成绩。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指出：“民族工作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不要怕患‘慢性病’。”这种“慢”，不是犹豫、拖沓、懈怠，而是着眼长远，把握大局，争千秋不争一时。
1950年，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政委，担负着谋划和指挥进军西藏的重任。凭当时二野的实力，要从速解放西藏，易如反掌，但他并不性急，采取了“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他提出进军西藏的基本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强调“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在坚持政治先行、先礼后兵的原则下，把进藏的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后，刘邓大军才开始军事行动，以打促谈，促成了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邓小平曾指示进藏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协议，是我进军拉萨、立足西藏的政治基础。部队必须深入反复学习，模范地执行协议和党的民族、宗教与外事政策，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就是说，凡是反帝爱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十七条协议》的，无论其阶级地位如何，都应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应该团结和争取。针对西藏同内地的制度差异，针对进藏部队可能因仇恨农奴制而违反统一战线政策，邓小平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不要“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不要因“看不惯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剥削”而“犯急性病，违犯政策”。
1956年，我国内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西藏工作进入“团结、进步、更加发展”的新阶段。西藏工委一些干部也急欲在西藏地区进行改革，以尽快改变西藏社会经济的落后面貌。基于这一美好的愿望，西藏工委进行了改革的宣传和准备工作，而西藏地方政府抓住这一问题大作文章，一些分裂分子蠢蠢欲动，攻击工委的做法是破坏协议。工委的急躁做法和西藏地方上层分裂分子的挑拨煽动，使西藏工作一度陷于被动。党中央、毛泽东发现了这一问题，指示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及时处理。12月底，邓小平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精神，明确指示：“西藏今后在六年内不改革是肯定的，这是对外已经宣布了的，内定不改的时间还要长，可能十一年不改（即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不改）。”同时决定“西藏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要大下马。目前西藏工作以大下马为紧急任务，下马越快越好，人员内撤越快越好，要坚决地迅速地下马，坚决地迅速地内撤。”及时拨正了西藏工作的航向，重新回到了“慎重稳进”的正确道路上来。
中央书记处会议后，西藏工委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和邓小平的指示，从1957年春天着手精简机构，缩减人员。但是中央制定的“六年不改”的方针，并不能满足西藏少数上层分裂分子的无理要求，他们要永远保持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这个斗争时起时伏，明暗交错，甚至出现了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局部性叛乱。
1958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召见张国华谈话，明确指出了党中央的政策和策略，要求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采取冷静、理智的态度，叛匪威胁党政机关和主要交通就打，有把握就打，没有把握就不打，双管齐下，先把交通要道保住。时隔不久，邓小平又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负责人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六年不改还有四年多时间，长得很，收缩对了，现在主动，小据点加强一点，提高警惕，生产时把枪放在旁边。”针对西藏的局部叛乱，邓小平还一再告诫西藏工委：“西藏当局万变不离其宗，现在不要发动群众，只搞整顿队伍，交朋友和学习，在社会上也不要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西康叛乱武装来西藏，除西藏地方政府自己外，我们不派人去打。”西藏工委和军队遵照这些指示将干部和部队尽量收缩到交通线和点上，有的调回内地。
收缩是为了赢得主动，政治上的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早日认清一小撮叛乱分子的真面目。当西藏地方政府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1959年4月，邓小平把西北民委主任汪锋从西安召回北京谈话，指示汪锋并西藏工委尽快研究西藏的基本情况和民主改革中的有关政策问题，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着重研究平叛后对西藏上层实行的赎买政策。即确定赎买对象和范围，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所占有的土地、耕畜、农具和多余的房屋，予以赎买，并初步确定以上各项的赎买金额和支付办法。同时还确定了民主改革的阶级路线，即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工委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确立了民主改革的指导思想，派干部深入农牧区进行调查研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步骤和措施，集中打击了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依靠大多数，团结大多数，在短短的两年中，顺利地完成了西藏的民主改革，推翻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西藏。
这种“收缩”、“慢”、“不要急”的策略，避免了“欲速则不达”的后果，表现了战略家沉着、耐心、坚韧的性格。
（二）“稳”是为了慎重，以稳为进，稳中求快
善于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稳为进、稳中求快是邓小平西藏工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
《十七条协议》签订不久，邓小平通过支援司令部政委胥光义，向张国华口头传达了进藏工作的指示：一、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应该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不要事事都想一下搞出伟大的业绩来。二、当前的首要任务应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精干的文工团队，广泛宣传《十七条协议》。派下去的干部，除宣传《十七条协议》，团结与争取上层分子外，更重要的是设想研究情况，不是一去就马上将《十七条协议》都一下搬出来执行，要做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三、西藏目前的干部应该是越少越精干越好，机关干部第一步不宜多去，主要防止补给困难，而造成事事被动。尤其第一批入藏人员，要少带，带进去的人员，要力求精干。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向人民公社过渡。西藏工委只看到内地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对西藏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一些领导干部在民主改革全面胜利的形势下，认为翻身农奴革命热情高，听党的话，容易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想“趁热打铁”尽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委在1960年7月发出了《必须彻底进行土改复查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各分工委要选择几个试点办农业合作社，一些互助组也根据通知精神搞起了明组暗社。这种急欲超越西藏社会实际的做法很快暴露出其弊端，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责成中央书记处及时处理。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于1961年元月听取了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杨静仁的汇报，并明确指出，在西藏地区不能“竭泽而渔，要帮助老百姓生产，机关也要搞生产”。邓小平根据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指出西藏工作要稳，不要急。“防左防急不仅是社会政策，也包括经济政策、改造上层。”邓小平还对杨静仁说：“在西藏工作，特别要防止命令风，瞎指挥风，搞试验要慢慢推广，不要一下子普及。”邓小平关于稳定西藏、发展生产的指示，对西藏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61年4月，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中央召开专门会议，具体研究了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会议下达了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中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起，五年以内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到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牧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和“稳定发展”的方针，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慎重稳进”方针的具体实施和进一步贯彻，也体现了邓小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他一贯的务实作风。此后，西藏工作遵循党中央“慎重稳进”方针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健康发展，稳步前进，社会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农牧民充分享受到民主改革带来的成果，为自治区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一个“稳”字体现了邓小平治藏方略的基本思想。
（三）“宽”是宜宽不宜窄，不断发展和壮大西藏的爱国统一战线
邓小平还有一句名言：宜宽不宜窄。这是邓小平统战艺术的又一种风格。所谓“宽”，并非宽大无边，而是从大处着眼，举重若轻，抓方针、管大事、出主意，不被具体事务、细节问题纠缠。
早在1950年2月，邓小平亲自拟定了与西藏地方当局和平谈判的十项政策。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看到后觉得这些政策太宽了些。邓小平说：“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心一意搞建设，西藏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1978年4月，区党委通知贯彻中央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11月，拉萨释放一批达赖上层反动集团罪犯和特务人员；区党委批复同意对未叛领代（即领主和代理领主）分子不再以专政对象对待。12月，区党委决定对一般富农、富牧不再作为专政对象对待。在邓小平关心和指示下，1980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后自治区加大了落实政策、拨乱反正的力度。6月区党委发出关于纠正错划富农富牧成分的通知，同月中央建议十世班禅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8月26日，邓小平和十世班禅谈话，鼓励他多为国家做贡献。随后，区党委很快落实了十世班禅近侍人员的工作。……
邓小平的这一“宽”字，内涵丰富，作用巨大。“宽”，就是更大范围的联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宽”的策略，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不可低估的力量，它使西藏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泱泱神州的大国风度，是伟大战略家广纳江河、包容宇宙的宽阔胸怀和宏伟气魄，是对邓小平西藏统战工作基本特征的艺术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