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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然而我国的古代文明并没有产生出类似欧洲的近代科学技术。我国近代科技最初是从西方传入的，因而就有一个科技近代化的问题。从明末到建国前夕①，这长达三个多世纪中，从总体上说我国没有多少成功的记录，其中有一件事很值得重视，那就是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科学技术近代化（以下简称“近代化”）。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近代化”的实现曾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变化，它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大的变革，也是当今实现科技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基础和起点。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近代化”的问题很少进行研究。人们的注意力局限于中国近代科技所以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如果从另一侧面即总结“近代化”的历史经验，不能不说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本文将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谈谈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一、“近代化”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推行“近代化”，有它特定的政治、经济基础，包括政府施行的政策等等。从明末到建国前夕，经历了洋务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等不同历史阶段。在此期间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政治和经济改革，制定过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政策，“近代化”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进行的。
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资产阶级是一种革命的因素。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获得更大的利润，需要科学技术。因而从15世纪下半叶起，西方近代科学技术逐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到19世纪，出现了全面跃进的时代。那时，“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②。而近代中国，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它不仅不可能像资产阶级那样把科学技术作为自身解放的武器，而且千方百计地阻碍它的进步。16世纪末，西方耶稣教会传教士开始带进一些科技知识，李约瑟认为，这就标志着中西方科技汇合的开端。但是一贯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明、清封建统治者，不可能放下架子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从1723年（雍正元年）起，清政府竟然还下令禁止西方科技传入、驱逐传教士，使中西方科技交流长期陷于中断。然而，西方以蒸汽为动力的各种工厂、轮船、火车和中国以手工业操作为主的各种作坊、木船、马车相比；西方以来复枪、火炮和中国的大刀、弓箭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当那里的资产阶级用商品、大炮，再加上鸦片疯狂地侵略我国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才使一些人不得不承认外国的船坚炮利，觉悟到引进西方科技的必要。正如罗素所说：“科学的重要性，首先是从战争方面认识到的”③。较早认识到中国落后、必须学习西方的是一些思想敏锐、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如林则徐、魏源等。他们对中西方的状况作了具体对比和分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④的正确主张。他们的工作为“近代化”的实现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后来，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人出于抵抗外来侵略、镇压农民起义、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也要求效法西方、操办“洋务”，如清朝官僚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由于他们代表政府，便可把兴办“洋务”列为重要国策，从而调动各方面的人、物、财力把向西方学习的意向转化为行动。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洋务运动期间在科技方面的成效集中表现在兴办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传播了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创立了新学堂、培养了科技人才包括选派出国留学生等等。例如，当时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兵工厂，“中国自设立制造局，风气一开，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⑤。民用的工矿企业也发展起来，“电线已环线于十八行省间”⑥。我国从此进入轮船、火车和电信的时代。又如，编译出版了大量书籍。据周昌寿在“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中统计，自1853年到1911年间，被译成中文出版的西方科技著作共400多部，其中有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包括矿物、动物和植物学），地理等。此外，被派出的留学生主要到英、法、德等国，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严复和詹天佑。与此同时，兴办洋务也冲击了旧观念，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例如，从明末清初的杨光先等人直至洋务运动期间的顽固派都提倡尊经崇古、盲目排外、但自“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即使官场中也出现以“洋务为荣”的风尚。有些人“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⑦。对长期处于闭塞情况下的人们，当他们目睹办洋务中的新生事物，其喜悦之情更令人惊异。据1868年上海的“教会新报”报道，8月18日上海江南制造局出产的大型兵轮（装有8门大炮）下水。兵轮试航从高昌庙到吴淞口。为此，上海市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浦江两岸人潮沸腾。“船到吴淞开炮庆贺……上海军民无不欣喜……兹船乃本国始初自造也”。诚然，洋务运动本身是失败了，但是一个国家长期业已成长起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它对我国社会的进步作用决非帝国主义的枪炮所能摧毁的。值得提出的是，新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大批产业工人的产生、一座座近代化的工厂、矿山的出现，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也是反对封建、促进科技进步的根本因素。
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我国“近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它的影响，使科研与教学进行了改革。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相继成立，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如果说在洋务运动期间“近代化”的特点是以“传入”西方科技为主，那么这一时期已发展到初步的“结合”（即西方科技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并有了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学派。如竺可桢的气候脉动说、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茅以升的桥梁建筑以及稍后的侯德榜制碱工艺、华罗庚的数论等。由于中国古代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是很不相同的两种体系，体系上的结合（如中西医结合）需要有更长时间的努力。此外，中国近代在教育方面最重要的两项改革之一即北京大学推行西方教育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另一项是晚清废除的科举考试制度）。北大的校长是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促使我国的教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二、实现“近代化”的思想武器
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近代中国从国外传入的理论思维主要有达尔文进化学说、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对“近代化”影响最大的则是达尔文进化论。
达尔文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中的一项伟大发现，但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思想理论方面。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十分危急。“天演论”⑧出版的1898年（光绪24年），正值德、俄、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疯狂侵犯我国之时。国难当头，一切工作包括发展科技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中华民族要解放，也正需要进化论来鼓励中国人‘自强保种’，来反对维护封建传统的天命论和复古主义。所以，进化论在当时成了先进的中国人手中的哲学武器”⑨。例如，进化论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哲学思想，鼓舞人们反帝爱国的信心和决心。进化论指出，生物界不是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包括人类也是进化的产物。“人之先远矣，其始禽兽也，……自禽兽以至为人，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⑩。同时，生物的进化必然通过斗争。在为生存的斗争中，唯有那些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才能生存，不适者则淘汰。严复根据这种理论指出，人的努力可以“与天争胜”而终“胜天”，只要人治日新，国家就可永存，种族就可不坠。
进化论的宇宙观武装了整整一代人，从梁启超到孙中山。还有一些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曾是进化论哲学的信奉者。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自达尔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说，皆依归于进化矣(11)。即使如吴汝纶这样的封建士大夫看了“天演论”，对它的议论之精，文辞之美，比喻如“刘先生（刘备）之得荆州”，还说：“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12)
直至“五四”期间，进化论哲学仍是当时的主导思想。有人把“五四”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比，这当然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人文主义哲学，以布鲁诺为代表的一系列自然哲学思想都对近代科技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进化论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一样，都强烈地冲击着封建迷信，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繁荣，并把科学文化推向高潮。当然，用进化论观点说明社会现象是远远不够的，但在马克思主义还未传入之前，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进化论在这方面的作用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能低估。
达尔文进化论对我国近代科技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生物、地质等科学。例如，它“用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武装了生物学，使生物学各分支学科（如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等）成为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的统一体系。从此以后，生物学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了”(13)。我国动物学奠基者秉志在生物教学和研究中，广泛引用进化思想，成功地说明了它对遗传育种、虫害防治的意义。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著作中，都运用进化观点正确论述了地球产生和发展过程。在达尔文学说的影响下，我国的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出现了重大突破。1929年12月2日中国裴文中在北京郊外地层中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为达尔文人类起源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一光辉成就，成为20世纪自然科学中的重要发现。
三、近代思维形式和科学方法的引进
西方近代科技的传入是全方位的，从理论体系、仪器设备直至信息资料、设计图纸等等，当然包括获得知识的认识工具－－思维形式和科学方法。西方近代科学是以形式逻辑和实验方法为特征的，并以此向经院主义作了挑战。但在我国古代，习惯于从朴素的辩证逻辑中取得方法论的指导，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和实验方法恰恰都很薄弱。
西方近代的科技成就与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尔的演绎法，以及他们与伽利略、牛顿等倡导的实验方法有很大关系。尽管中国古代有曾对声音共振实验作了生动描述的杰出科学家沈括(14)，他的成就与欧洲同类工作相比要早五个世纪。但他的科学方法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验。在形式逻辑方面，中国古代也曾有自己的特色，名家、荀况、墨家等等，以及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都作出过贡献。唐代的玄奘、窥基等也传入印度逻辑学（因明），然而这些成果后来都未引起重视。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比较突出的是数学、天文学、医药学、农学、水利、建筑等。天文研究以观察为主，用到仪器并借助于数学。其中包含有实验的因素，但还不是典型的实验。中医学最基本的方法则是观察（如“四诊”，即望、闻、问、切）、思辩（辩证施治）和原始系统方法（即“黑箱方法”）。药学以定性和分类为主，明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提倡“博而不繁，详而有要”，(15)李氏的成就当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仍属经验性的总结。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39）在学术上无疑是杰出的，尤其是作者很重视观察、试验、综合整理和分析，但也未超出传统农学的范围。
西方近代形式逻辑和实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应归功于徐光启和严复。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强调了数学方法，介绍了形式逻辑。严复则十分重视形式逻辑（即“名学”）的作用。他指出，西方“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培根）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16)。为传播这种方法，他从事“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的翻译。正是从那时起，近代中国才开始重视形式逻辑。推行名学“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论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17)。
实验方法的传播，在实践上首推徐寿。他做了化学演示，翻译了有关书籍。丁文江、张作人等介绍近代实验生物学的内容，陈桢不仅系统阐述了孟德尔遗传学说，并以金鱼为材料做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从理论上宣传实验方法，胡适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实验主义》等论文中，强调了实验方法的意义，并指出：“自然科学的材料便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18)。胡适多次提倡“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他所说的实验主义侧重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他说：“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用的方法”(19)。因此，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认为：“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五四时代）的上风，其它的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20)。
五四期间科学方法已被当作一门学科进行介绍。不仅有专门的论著，还登上大学的讲台。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首编《科学方法论》一书，提倡试验、事实、直觉、创造、发明等方法，并认为“科学之所以能有进步，因为它无处不讲这种方法，无处不有这个精神”(21)。同时，他还亲自讲授科学方法论，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当时的北大，即使是文科学生也开设包括有数、理、化以及心理学方法论在内的“科学概论课”，并列为本科一年级的公共必修课程。
提倡科学、注重实验等科学方法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成了新时代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空前提高。据统计，当时北大理预科物理课程与美国大学本科毕业（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以物理为主科）水平为高(22)。
四、“近代化”中的杰出人才
科技进步是通过人来实现的。在一切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是人才，尤其是带头的杰出人才。没有杰出的人才也就没有实现“近代化”的可能。西方近代科技发展中曾涌现出被称为“巨人”的开创者，如达·芬奇、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等，牛顿和瓦特是集大成者。我国也有一批为“近代化”献身的杰出人物，如徐光启、严复、蔡元培等。
我国“近代化”中的杰出人物和西方近代的科技“巨人”一样，他们都有相当高的科学和哲学素养，有理想、有抱负、勤于思考、勇于创造，并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们都是在特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虽然在学术建树上他们无法与西方的科技开创者相比，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例如他们对中西方社会都有较深刻的认识，大多在国外留过学。更主要的在于他们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这些特征与封建士大夫相比，后者是望尘莫及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可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近代化”英勇奋斗。
生活在封建主义趋向没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个历史转折时代的徐光启，做过不少“开风气之先”的工作，有近代科学先驱者之称。他在农学、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著作和译书之多、范围之广令人震惊。他撰写的《农政全书》“杂采众家，兼出独见”(23)。以“负绝世之学”、“其才极矣”见称的刘献廷说：“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绝千古”，“人间或一引先生（《农政全书》作者）独得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24)。徐氏首次翻译了西方科技书籍，以“几何原本”为例，用梁启超的话说，可谓“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徐光启大力倡导科学方法，他既重视理论又重视观察和试验。他与培根是同时代的学者，两人也有些类似的经历和认识。培根提出归纳法、忽视演绎法，徐氏则注意归纳事实、又演绎其中的数学原理，基本上达到两者的“相互补充”。这是徐氏高于培根之处。徐光启与培根一样，都向往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徐氏的科学思想不可能像培根那样成为新时代的号角。但是，“自利氏（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25)。
如果说徐光启是“近代化”的先行者，那么后起的近代继承者便是严复。严复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他在中西对比过程中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腐败(26)。他发表《原强》《辟韩》等文，提出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他又竭力主张废除八股、推行西学。可以说，在近代中国首先阐发“民主和科学”这个思想的不是别人，正是严复。严复并不是单纯翻译“天演论”，与此同时对其中内容作了大量评注，创立了他的“天演哲学”。鲁迅曾为此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一创举(27)。
近代科学方法在我国的传播，从理论上首推严复。他系统介绍了培根的方法论，并将它提到世界观的高度。严复认为，只要懂得质（化学）、理（物理）、天（天文）、地（地质）等自然科学及其基础－－名学和数学，就能了解自然界构成和变化的“必然之数”，即定律或原则。严复的唯物主义观念是与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成果相结合的。他的认识与荀况、韩非、王充、范镇、柳宗元、刘禹锡等不同，他具有明显的机械唯物论倾向。机械唯物论是西方近代科技发展的理论武器，虽然它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但它与我国古代科学相结合的朴素唯物论相比，终究是前进了一步。
像严复这样作出显赫贡献的新型学者，决非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培养的。他曾赴英留学，涉猎亚当·斯密、边沁、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一流学者的著作。他对中西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比较研究，尤其认真探索过西方社会富强的原因。1895年，严复－－这位年仅43岁的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他思想之深刻、学问之渊博、对中西方社会了解之透彻，在当时中国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梁启超赞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28)。可惜的是严复后期变得保守落后了。这也许可以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中找到原因。
作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29)的蔡元培，他不仅与严复一样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成功的实践家。他曾担任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是他第一个废除尊孔读经；第一个主张使高等学校成为学术研究机关，第一个主张男女同校，第一个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第一个主张有批判地引进西方的哲学和科学，第一个提倡改文言文为白话文，第一个普及业余教育”(30)。
蔡元培认为，一个民族的进步，必然要吸收和融合外来的文明。“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古国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欧洲诸国之文明”。(31)蔡氏虽目睹西方的进步，但他也看到那里的矛盾和弊端。他提倡有选择地学习外国。“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可见，他的见解与严复相比，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科技和教育的进步，蔡氏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致力于端正学生求学目的，改变学生组成；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整顿学科和课程设置，沟通文理两科；鼓励学术研究，主张各种学说自由发展。蔡氏深知知识和人才的重要，人才难得，更不能求全责备。他提出北大的办学应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他强调对于教员最主要看有无真才实学，至于政治态度，只要不影响教学，不应作为取舍标准。通过改革，北大“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芨，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32)。
为实现“近代化”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远不止上述三位，他们只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业绩告诉人们，实现“近代化”归根到底是中国近代各界有识人士前赴后继、共同努力的结果。外国科技的传入，如果没有中国人努力、自己“消化”，并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是无法奏效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西方近代科技的各个主要门类包括理论体系、知识内容、思维形式、科学方法、实验手段、仪器设备以及信息资料、设计图纸等等，经过漫长、曲折的过程，基本上传入我国并在国内立根生长、发展壮大。诚然“近代化”的实现相对当时的世界先进科技水平，我国仍然是落后的。但是在我国历史上，“近代化”的实现毕竟是一项伟大的进步。首先，“近代化”促使我国创造出全新的生产力，从此结束了以农业、手工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其次，它的实现使我国科技步入世界科技之林，从总体上摆脱了中国古老的传统科技形态；第三，它的实现开创了轮船、火车、电信的新时期，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近代化奠定基础，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人们陈旧、落后的生活状况；第四，它的实现改变了我国原有的军事装备，增强了国力，告别了以大刀和弓箭作为主要防卫武器的时代；第五，它的实现使我国的社会风气发生重大变化，增强了改革意识，有力地冲击了尊经崇古、盲目排外的传统陋习。
实现“近代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进步意义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帝国主义先生们并不愿意让学生真正强大起来，封建传统势力也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处处进行破坏和捣乱。此外，中国古代长期形成的科学技术体系，也有它保守和排他的一面，从而形成了近代科技体系传入的限制因素。因此，“近代化”始终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它前后拖了几个世纪、换了几个朝代、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正是这些原因，我国近代科技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它的不平衡性，如科研机关和大学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其它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则十分落后；二是它的模仿性，如我国自己的创造发明不多、学派则更少。这两个缺陷时至今日仍在影响着我国科技现代化的进程。
注释：
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我国始于明末。我国科技近代化的时间跨度宜从明末到1949年建国前夕。
②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马恩全集》第9卷，第37页。
③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页。
④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⑤⑥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三；卷六。
⑦《洋务运动》一册，第484页。
⑧《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著名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它论文》一书中的两篇文章（《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编译的。
⑨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4页。
⑩《天演论·导言十二》。
(11)《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1页。
(12）《答严幼陵》，《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一。
(13）李难：《进化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页。
(14）沈括：《梦溪笔谈》。
(15）王世贞：《本草纲目序》。
(16）严复：《原强》。
(17）《严复年谱》第55页。
(18）(19）胡适：《胡适文存》卷二，第241页、第76页。
(20）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7页。
(21）王星拱：《科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11年，第6-7页。
(22）参见李书华《七年北大》，见《传记文学》第六卷，第2期。
(23）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
(24）《广阳杂志》卷3。
(25）阮元：《畴人传》。
(26）王
：《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页。
(27）详见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28）梁启超：《新民丛报》一期。
(29）毛泽东：《致蔡元培先生家属唁电》，见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
(30）胡愈之：《从纪念周总理想到蔡元培先生》，见《文汇报》，1980年3月4日。
(31）蔡元培：《文明之消化》，见《旅欧杂志》第一期，1916年8月15日。
(32）公时：《北京大学之成立及其沿革》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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