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报学的学体化演进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学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何为“学体化”
情报学的学体化演进发展实际上就是指情报学的学体化发展趋势。学体化趋势也可以说成是“学体化运动”，这是科学学体论[1]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它的全称是“现代科学知识学体化整体运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可分为科学概念层次、科学理论层次、科学学科层次、科学学体层次和科学总体层次。科学学体是在科学学科层次之上而仅次于科学总体层次的次高级科学知识体系，它是现代科学知识内部在一个独立学科基础之上围绕特定主题对象，通过有关各学科内部及其彼此之间，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之间广泛而全面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全科学知识体系。当前在宏观上所体现出来的学科之间的愈来愈高的融合度、愈来愈强的综合性以及整合性实际上也正是科学学体的形成与发展这一运动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学体化趋势的反映。这种学体思想的提出使得科学不再是一个死板的结构，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创造源泉。学体所包括的众多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相互碰撞、交叉，或综合、或分化，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概念、技术乃至理论，甚至众学科某些具有内部联系的、相关的事物或现象也有可能会聚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统一的课题或领域，而成为整个学体的研究对象。
2 情报学学体化发展的缘起与产生
情报学的学体化发展趋势其根源在于情报现象对社会一切领域的渗透，在于一个统一的情报世界图景在客观世界的逐步显现。当前，作为情报学主体对象的情报与情报活动的涵盖面正处在不断地扩展之中：人类的情报活动经历了军事情报活动——文献情报活动——科技情报活动——竞争情报活动——社会情报活动这一发展历程[2]；而情报本身则已经突破了以往的军事谍报、科技情报的范畴限制向着包括工程情报、生产情报、市场情报、竞争情报、企业情报、金融情报、经济情报、政治情报、政策情报、人才情报等在内的一切社会信息领域延伸。伴随着这些扩展，情报学与其它学科进行着广泛而又全面的交叉、综合、整合与集成。其结果则是早期各自为政，朝着建立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方向迈进，在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出强烈的“离心化”发展趋势的情报工作、图书馆工作、档案工作、新闻传播工作、咨询工作、编辑出版发行工作、通讯工作等等逐步出现了趋同趋势，正朝着一个统一的社会情报工作方向集成化发展。
情报实践的这种集成化发展反映在情报理论的建设上，就是使得情报学的发展路向呈现出“开放性”和“科际整合性”[3]。情报学与其它诸多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的出现是前述客观存在的情报实践对情报学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对于这种以情报为主题范围，以情报现象为范畴，以情报学为核心，包含多个学科，把一切相关的知识与技术整合在一起所形成用于统一地描述社会情报活动大系统的多学科知识综合体系，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情报学学体体系”[4]，也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情报科学共同体”[5]。我们认为定义成“信息管理学”更为妥当合适些，这也正是当前对这一知识综合体系的主流称呼与命名。信息管理学科群是在情报学的基础上融合了图书馆学、新闻学、传播学、咨询学、编辑、出版、发行等其他多个学科，是这些子学科在更高层次的集成[6]。与此同时，当前还有另外一种流行的称呼与命名，即将它定义成“信息资源管理学”[7]。这两种流行的命名区分不大，人们通常将二者等同视之。但如果非要作严格意义上的区别的话，那么二者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信息资源管理（学）以信息资源为逻辑起点，而信息管理（学）则以社会信息为逻辑起点。显而易见，社会信息与信息资源不能等同，前者的范围大于后者，并将后者包含在内，因此，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信息资源管理只是信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信息管理演变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3 20世纪的情报学学体化演进历程
命名为信息管理学也好，命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也好，它们都是把上述众多学科统筹在一个大的学科体系即学体的范围内加以“集成”。集成的本质是一种竞争性的互补关系，是一种创造性的融合过程。它是在一个统一的目标指导下，将各种要素通过竞争冲突，不断寻找、选择自身的最优功能点，在此基础上进行互补匹配，实现整个系统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整合，在系统要素之间形成强大的协同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放大系统功能和提升整体效果[8]。基于情报学基础之上的信息管理学或信息资源管理学的“集成”涉及到众多子学科，先后经历了二个发展阶段。它（们）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档案学、出版发行学等这些面向文献的图书情报类学科，以“文献”作为基点，以文献载体为依据所进行的第一次集成——“文献领域的综合集成”[9]，这实际上是图书情报类学科内部的聚类与集成。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图书情报档案工作一体化”就是对这一次集成的生动写照。与此相对应，一时间出现了诸如“文献信息学”[10]、“图书情报学”、“文献情报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馆与情报科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献与信息系统管理学”等之类学科名称[11]。进入90年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社会信息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推进，人们的认识已经超越出文献而深入到它的本质与价值所在：信息，这是文献系统与非文献系统得以实现统一的基石或者说共同点。于是，以“信息”为基点，图书情报类学科与其它从另外不同的侧面但也是研究同一客体——信息或者说信息资源的非图书情报类学科，如经济信息管理、工商信息管理、计算机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以及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专业之间进行了第二次集成。这一次集成的学科范围远远地超出了前一次集成；而且集成的质量更是前一次所不能比拟的，还是以前面提到的“图书情报档案工作一体化”为例，在新技术环境中基于数字信息之上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者研究真正地克服了传统研究中的学科差异，做到实质上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彼此交叉融合，面对新问题时能够共同进行攻关，并在此过程中产生诸如信息安全学、信息保存学等一批新学科，从而使三者的这种交叉融合，对于所追求的“图书情报档案工作一体化”目标而言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统一[12]。这种基于“信息”之上的第二次集成的结果也就是当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信息管理学或者说信息资源管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第二次集成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文献信息管理学”[13]这样的学科名称，毫无疑问，“在学科名称讨论中，人们还提出了‘文献信息管理’。这是一种为了减少争论的提法，尽管都是从信息管理出发，但却不宜采用。“‘文献信息管理’是人们留恋图书馆学的一种变通做法，实际上这是一个词义狭窄的词语。情报工作的对象不限于文献，……所以这个名称只能覆盖图书馆与档案学，太窄了”[14]。因此，尽管图书情报界有种观点认为：在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文献信息管理学”这一学科名称不仅能够很好地概括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而且能够揭示这一学科的科学本质与科学目的，考虑到学术规范对于学术名称的要求，图书馆学应向文献信息管理学发展，图书馆学这一传统名称要用文献信息管理学这一新图书馆学名称来代替[15]，然而对于情报学的发展而言，“文献信息管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在第一次集成时所出现的众多学科名称一样，终究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被基于信息的集成这一基础之上的“信息管理学”或“信息资源管理学”这样的名称术语所淘汰和取代。
信息管理学的产生是顺应现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当前，传统的图书情报教育、计算机信息管理教育、工商管理教育等专业教育领域都在朝着“信息管理”自觉或不自觉（被迫）地进行着改革，都在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向着信息管理教育转变与拓展，甚至开始合作办学。与此同时，图书情报界、工商管理界与计算机界也都竞相开展信息管理研究，进行着该领域的共同开发[16]。尽管它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基于“信息”之上而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各自研究的结果使得信息管理这一研究领域相应地形成了三大学派：技术集成学派（源自计算机信息管理教育的MIS专业）、信息集成学派（源于图书情报界）、集成运动学派（介于前面二者之间，特别关注工商管理教育中的CIO）[17]。而我们国家教育部在世纪之交的1998年所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生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中，将1994年颁布的原目录中的科技信息专业（属于图书情报教育）、带有浓郁社科情报味道的信息学专业（属于图书情报教育）、经济信息管理专业（属于工商管理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属于计算机信息管理教育）以及林业信息管理专业这五个专业合而为一，合并成为新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这一举动，无疑则是对上述图书情报类学科与非图书情报类学科之间基于“信息”的这种集成的肯定，以及对这种集成在“制度”上——专业设置与专业组织保障方面的固定。
4 21世纪的情报学学体化发展展望
情报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经过二次集成而“科际整合”成为信息管理学并不是对情报学的盲目改名或简单替代，更不是意味着情报学的瓦解和走向消亡，意味着对情报学自身的否定。情报学与其它相关学科没有强行合而为一，而是众学科相互集成整合成为学体这样一个达到了更高的研究层次的知识体系，包括情报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都是这个学体的独立支柱。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过的学体的形成要对学科产生重要的影响那样，情报学在信息管理学这个大的学体范围内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自身成长”与发展，同时也为其它学科发展提供知识与方法支持，相互渗透，共同进步。一系列新的情报学理论分支也纷纷得以形成，情报学的理论内容更加丰富，理论体系也渐趋完善。对于上述作为学科的情报学与作为学体的信息管理学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已经成为了跨入21世纪的情报学学科建设及其教育所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批以此为主题内容的学术论文纷纷发表，引起了情报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中，有的就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的相互促进、相互带动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18]；有的从学科元概念、学科分析、学科发展及学科定位等角度入手，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两者存在联系，但又具有各自不同的学科内涵和研究侧重点，彼此应突出自身学科特色与方向，以保持学科的独立性[19]；有的则从学科的产生背景、学科性质、学科范围和人才培养4个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关系，指出不能用信息管理学代替情报学，两者应并驾齐驱，共同发展[20]；有的认为情报学应该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下去，情报学是信息管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子学科），信息管理学包含着情报学[21]；还有的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情报学不是信息管理学的一门子学科，信息管理学与情报学应该是一种相互联系的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22]。尽管观点众说纷纭，但我们认为被情报学界普遍接受的权威看法是；信息管理学在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二者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衔接关系。信息管理学适用面更广，故更适合于作为一个本科专业来设置。情报学则更需要有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和信息管理的基本知识及技能，故较适合在研究生层次上来设置该专业[23]。这种是“衔接”而非“取代”的关系反映在当前跨进新世纪的高等教育上，那就是与作为学体的信息管理学相对应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在其具体的课程设置过程中，往往按照对于构成学体的某一方面具体的不同学科领域的侧重（这种侧重往往体现在基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之上的研究生学位授权点上面）。根据有关的统计，目前这样的实际情况有以下几种：工科类专业（偏重MIS学科领域），面向工业企业信息管理，重点增加生产管理、CAM、CAD、CIMS等课程；财经类专业（偏重经济信息管理学科领域），面向一般企业经营管理，重点增加会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课程；经济类专业（偏重经济信息管理学科领域），面向宏观经济和公共事物的信息管理，重点增加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学、模型与预测等课程；情报检索类专业（偏重情报学领域），面向图书情报的管理，重点增加科技信息管理、信息检索、情报学、图书馆学、数字图书馆等课程等等[24]。由此可见，情报学作为学科，属于上位类的研究生专业范畴，而信息管理学作为学体，则是属于下位类的本科生专业范畴，信息管理学对应的本科专业通过开设情报学的特色课程从而很好地承接起情报学研究生专业。
如果说情报学与众多相关学科经过二次集成而整合成为信息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学）是20世纪的情报学学体化演进发展的最大成就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学科的情报学与作为学体的信息管理学相互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系列深入探讨以及这种关系在高等教育上的反映则构成了跨入新世纪的情报学学体化发展进一步地向纵深演进的一大亮点，而与此同时，这种纵深发展的另一大闪亮点则在于悄然兴起的知识管理研究被纳入到了当前的情报学学体化发展之中而成为21世纪的情报学研究的新兴热点领域。继20世纪的情报学学体化发展进程演进到信息管理阶段之后，21世纪的情报学学体化发展这一进程开始进一步地朝着知识管理阶段迈进。知识管理学是否能够成为跨入21世纪的情报学学体化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或者换句话说知识管理学是否可以作为处于二级学科地位的情报学的上位类——一级学科而成为情报学学体化发展的继信息管理学之后的下一个目标，当前已被纳入到了情报学的学科可持续发展的视野范围之内。对此理论界进行了着力探讨，例如，由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即将在今年8月组织召开的“图书情报事业与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中就已经明确地将“知识管理（学）可否成为图书情报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一级学科”作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内容之一[25]。知识已成为目前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情报学的知识化研究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以知识为中心的情报学新的学科体系正在形成[26]，而与此同时，当前的情报学教育也围绕着知识和知识管理进行着全面调整，知识管理与情报学教育开始进行整合[27]。在这种背景下，情报学与同样也是将知识管理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之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这两者之间开始学科关系变得紧密，学科内容变得融合，学科边界变得模糊。基于知识管理背景下的情报学与“管理科学与工程“之间学科关系的上述变化，国内一些高校的信息管理院系纷纷在已有的情报学研究生专业的基础之上去申报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比如在已经结束的2003年新一轮硕士点、博士点申报和审批工作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就以该院的情报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为基础，联合武汉大学商学院共同申报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点成功，在随后的2004年博士生招生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专业的一些博士生导师将同时招收情报学专业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两个学科领域的博士研究生。这些现象无疑地反映出在知识管理背景下以知识管理学为目标的21世纪情报学学体化发展的新趋向。至此，我们纵观情报学学体化发展的整个演进历程，不难发现情报学在当前朝着知识管理学的学体化发展，以及它在过去的20世纪里朝着信息管理学的学体化发展无不明显地向我们昭示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情报学原有的基于文献信息的学科框架已经难以适应21世纪的要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基于数据、事实和知识的学科框架，这即是以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为核心的情报学。北京大学的赖茂生教授已将这一事实视作是21世纪情报学学科的新起点，并对上述21世纪情报学朝着信息管理（学）和知识管理（学）的（学体化）方向发展予以了有力肯定[28]。
应当指出的是，在情报学朝着信息管理学和知识管理学的学体化运动过程中，信息技术自始自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密切结合是当前情报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情报学研究的革新与发展，历来受到信息技术的较大影响。方兴未艾、正在纵深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进步一直在整体上推动着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不断成长。兴起于20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着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群的重新解构与整合，推动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成长与发展、转型与变迁，并影响着其变革趋势与发展方向，最终使得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变革带有“明显跃迁的性质”，从而推动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整合[29]。随着当前21世纪的情报技术研究由自动化管理领域向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智能化方向的发展，可以深信，情报学的学体化进程在已有的基础上必将会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之下在新的世纪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基于情报学，以之为重要支柱的信息管理学的体系将更为完善，内涵会更为丰富；而以知识管理学为下一阶段目标的情报学学体化进程也将会更加深入，并最终取得重大突破；21世纪的情报学学体化趋势将因此会更加显著，达到新阶段。
收稿日期：200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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