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甲骨文语法研究的回顾暨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文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语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41.1 ［文献标识码］A
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起，一直到现在，甲骨文语法研究走过了一百多年辉煌的路程。在这一百多年里，甲骨文语法研究从零开始，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成果逐渐丰硕。如今，它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热门学科。
一百多年来的甲骨文语法研究史，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1899年起至1940年止，这是属于甲骨文语法学的萌芽时期。这个阶段还没有产生真正的语法专论，语法研究处于文字考释、词义研究的附庸地位。这时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有：何定生的《汉以前文法研究》，（注：何定生：《汉以前文法研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集31至33期，1928年5月。）其中涉及到了卜辞语法；胡光炜的《甲骨文例》，（注：余永梁手写石印本，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考古学丛书，1928年7月。）探讨了卜辞中近20 个常用虚词的用法；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上册，1935年。）在讨论甲骨文断代标准时也论及卜辞语法。
第二个阶段：自1940年起至1953年止，这是属于甲骨文语法学的初创时期。这个阶段已有语法专论出现，语法研究开始从文字考释、词义研究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但这一阶段论文数量很少，涉及的面也比较窄。比较著名的论文有张宗骞的《卜辞弜、弗通用考》、（注：见《燕京学报》，第28期，1940年。）杨树达的《甲骨文中之先置宾辞》。（注：见《古文字学研究》，湖南大学油印讲义本，1945年。）
第三个阶段：自1953年起至1978年止，这是属于甲骨文语法学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已有语法专著出版，论文数量也比较多，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宽了。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就是管燮初的《殷墟甲骨刻辞语法研究》的出版，（注：科学出版社出版，1953年。）此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地探讨甲骨文语法现象的专著。此后，陈梦家出版《殷墟卜辞综述》，（注：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其中有“文法”一章，系统论述甲骨文语法（侧重于词法方面）。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专门讨论卜辞语法的论文有：管燮初的《甲骨金文中“唯”字用法的分析》、（注：《中国语文》，1962年，第6期。）韩耀隆的《甲骨文中第一身指称词的用法》、（注：《中国文字》，第18册，1965年。）《甲骨卜辞中惠、唯用法探究》、（注：《中国文字》，第43册，1972年。）《甲骨卜辞中否定词用法探究》（1－3）（注：《中国文字》，第45、46、47册，1972至1973年。）和《甲骨卜辞中“于”字用法探究》、（注：《中国文字》，第49册，1973年。）唐健垣的《从“于”字用法证甲骨文
之不同》、（注：《中国文字》，第28册，1968年。）黄载君的《从甲骨、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注：《中国语文》，1964年，第6期。 ）李达良的《卜辞句式及其疑问词》、（注：《联合书院学报》，第11期，1973年。）美国倪德卫的《存在和认定——关于动词“有”的一个尚未解决的语法问题》、（注：柏克莱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第23届年会论文，1973年。）《动词“
又、有”在早期古汉语中的代词性用法》、（注：《古代中国》，第3卷，1977年。）美国吉德炜的《释贞——商代贞卜本质的新假设》、（注：美国加利福尼亚蒙特雷太平洋海岸亚洲学会讨论会论文，1972年。）美国司礼义的《商代甲骨文语法研究》、（注：通报，第60卷，1至3期，1974年。）加拿大高岛谦一的《甲骨刻辞中的从属结构——特别关于词语“其”》、（注：《华裔学志》，第33期，1977年。）《武丁卜辞中的否定词》、（注：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俄国刘克甫的《关于殷代甲骨文中词类的差异》、（注：《亚非人民》，1968年，第4期。）韩国孔在锡的《甲骨文否定词考》等。 （注：《中国文学》第1期，1973年。）
第四个阶段：自1978年至现在，这是属于甲骨文语法学的深化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各门学科都有了很大的进展，随着甲骨学和汉语语法学的发展，甲骨文语法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日趋活跃，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突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由于这一阶段的成果很多，所以下面分类加以介绍：
一、全面研究的成果。这一时期这种性质的成果主要有二：一是李曦的《殷墟卜辞语法》，（注：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年4月。）二是张玉金的《甲骨文语法学》（注：学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
二、专题研究的成果。这种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六类，即实词研究、虚词研究、构词法研究、句法研究、语序研究和句类研究等。
（一）实词研究
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中各类实词几乎都有人做过专门研究。研究名词的专论有：梁银峰的《甲骨文名词语法研究》（注：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此是论文一部分）， 1998年4月。）（此文的一部分发表在《川东学刊》1998年第1期上）、 甘露的《甲骨文方所范畴研究》（注：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此是论文一部分），2001年4月。 ）（此文的一部分发表在《殷都学刊》1999年第1期上）； 研究动词的专论有：赵诚的《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一）、（注：《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郑继娥的《甲骨文动词语法研究》、（注：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6年4月。）沈林的《甲骨文动词断代研究》、（注：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8年4月。）（此文的一部分发表在《重庆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上）、朱习文的《甲骨文运动动词研究》；（注：《语言文史论集》，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研究形容词的专论有：梁银峰的《甲骨文形容词研究》；（注：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8年4月。又见《重庆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还有杨逢彬的《关于殷墟甲骨刻辞的形容词》，发表在《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1期）研究兼类词的专论有：赵诚的《甲骨文动词探索（三）：关于动词和名词》、（注：《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向光忠的《甲骨刻辞兼类词研究》；（注：《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1998年6月。）研究数量词的专论有：美国司礼义的《关于商代卜辞语言的语法》（其中第一部分讨论卜辞中的数词）、（注：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组，台北中央研究院，第313至364页，1982年。）李若晖的《殷代量词初探》、（注：《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甘露的《甲骨文数量范畴研究》等。（注：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1年4月。）
（二）虚词研究
本文所谓虚词，取其传统的含义。包括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和语气词。这方面的论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全面探讨甲骨文中的虚词的，也就是就甲骨文虚词的系统进行研究的，另一类是研究某类或某几个或某一个虚词的。
全面研究甲骨文虚词的论著主要有：姜宝昌的《卜辞虚词试析》、（注：《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赵诚的《甲骨文虚词探索》、（注：《古文字研究》，第15辑，中华书局，1986年6月。）张玉金的《甲骨文虚词词典》（注：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
研究某类或某几个或某一个虚词的论文很多，下边分成几个小类加以介绍。
研究甲骨文代词（包括全面研究代词和研究某几个或某个代词的）的论作主要有：陈炜湛的《甲骨文所见第一人称代词辨析》、（注：《学术研究》，1984年第3期。 ）韩国金真熙的《甲骨文指示词研究》、（注：韩国汉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1年。）陈昭容的《先秦古文字材料中所见的第一人称代词》、（注：《中国文字》，新16期，艺文印书馆，1992年4月。）喻遂生的《甲骨文“我”有单数说》、 （注：《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 ）张玉金的《殷代甲骨文代词系统研究》、（注：《文史》，第42辑，中华书局，1997年。）刘青的《甲骨文“朕”字的用法》（注：《重庆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等。
研究否定副词的论作主要有：高岛谦一的《甲骨文中否定词的构词形态》、（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论文，1983年。）裘锡圭的《说弜》（注：《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 ）和《释勿、发》、（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第2期。）夏录的《释弜——张宗骞〈卜辞弜、弗通用考）的商榷》、（注：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3月。 ）俄国刘克甫的《再论“口”字》、（注：见（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 ）朱歧祥的《甲骨文否定词研究》和《释勿、弜同字》、（注：《说文解字研究论文集》，第2辑，1991年。 又收入《甲骨学论丛》，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张玉金的《甲骨文“不”、“弗”异同论》、（注：见《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论集》，香港H·K亚太教育书局，1993年。）陈炜湛的《甲骨文“不”字说》、（注：见《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发行，1993年。）张惠荣的《甲骨金文否定词》、（注：见《国际甲骨学学术讨论会》，韩国汉城淑明女子大学校中国学研究所，1995年。）李宗焜的《论殷墟甲骨文中的否定词“妹”》、（注：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傅斯年先生百岁诞辰纪念论文集》，第六十六本四分，1995年。）韩国孙彻叡的《甲骨金文否定词试探》、（注：见《国际甲骨学学术讨论会》，韩国汉城淑明女子大学校中国学研究所，1996年。）法国雷焕章的《“不”和“弗”两个不同种类的否定词与甲骨文中的“宾”字》（注：《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等。此外，司礼义在他的《面向商代刻辞语法》（注：见《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组，台北，中央研究院，第313至364页，1982年。）这篇论文中，也论及甲骨文中的否定词。
研究语气副词“唯”和“惠”和论文主要有：伊藤道治的《有关语词“惠”的用法问题》（注：《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0年。）和《卜辞中“虚词”之性格——以惠与隹之用例为中心》、（注：《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张玉金的《甲骨卜辞语气词“唯”与“惠”的差异》（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4期。 ）和《甲骨卜辞中“惠”和“唯”的研究》、（注：《古汉语研究》，1988年，第1期。）李曦的《惠隹辨》、 （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论文，1986年。）张书铎的《殷墟卜辞“惠、隹”用法比较》、（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高岛谦一的《古代中国西藏语中的两个或一个系词？甲骨刻辞中的“隹”和“惠”》、（注：《华裔学志》第38卷，1988至1989年。）朱歧祥的《释惠》等。
研究卜辞中其他虚词的论文有：张玉金的《卜辞中表示两事时间关系的词的意义和用法》、（注：载《文物研究》第7辑，第9辑，黄山书社，1992年，1994年。）黄伟嘉的《甲骨金文中“在、于、自、从”四字介词用法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注：《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裘锡圭的《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 （注：《中国语言学报》，1983年，第1期。）喻遂生的《甲骨文“在”字介词用法例证》、（注：四川省语言学会自贡第十届年会论文，1998年。）郭锡良的《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注：《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1998年。）高岛谦一的《眔词在卜辞和铭文中的连接用法》、（注：papertothewestcoastBranchoftheAmericanorieatalsociety,Califomia,March,24-25,1983.）张玉金的《卜辞中“暨”的用法》、（注：《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陈年福的《甲骨金文连词“暨”用法试析》、（注：《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高岛谦一的《甲骨文刻辞的从属结构——特别关于语词“其”》、（注：《华裔学志》，第33期，1977－1978年。）张玉金的《甲骨金文中“其”字意义的研究》（注：《殷都学刊》，2001年，第1期。）等。
（三）构词法研究
对甲骨文中词的构词法做过专门研究的，只有两位学者，他们的名字及成果是：戴连璋的《殷周构词法初探》、（注：《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郭锡良的《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注：《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4年。又载《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
（四）句法研究
属于全面研究甲骨文句法的论作有：姜宝昌的《殷墟甲骨刻辞句法研究》、（注：《殷都学刊》，1990年第3期。 ）郭青萍和郭胜强的《卜辞句法结构研究刍议》、（注：《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朱歧祥的《殷墟卜辞句法论稿》、（注：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90年出版。）刘青的《甲骨文句型研究》（注：西南师范大学文献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7年。）等。
研究某种或某几种句型的论文有：张玉金的《论宾字句的句法结构》（注：《古汉语研究》，1993年，第2期。 ）和《祭祀卜辞“遘”字句的句法分析》、（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陈年福的《卜辞“御”字句句型试析》、（注：《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 ）周国正的《卜辞两种祭祀动词的语法特征及有关句子的语法分析》、（注：《古文字学论集》（初稿），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赵诚的《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二）——关于被动句》、（注：《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1991年。）董莲池的《甲骨文中的于字被动式探索》、（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5期合刊。）陈昭容的《关于“甲骨文被动式”研究的检讨》、（注：《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出版。）管燮初的《殷虚甲骨刻辞中的双宾语问题》、（注：《中国语文》，1986年，第5期。 ）陈初生的《论上古汉语动词多对象语的表示法》、（注：《中国语文》，1991年，第2期。）郑继娥的《甲骨文中的连动句和兼语句》、（注：《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刘青的《甲骨文中的主谓宾句和主宾谓句》（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和《甲骨文句型的转换和衍生》、（注：《殷都学刊》，2001年，第1 期）李曦的《殷墟卜辞复句初探》（注：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1988年。）等。
（五）语序研究
语序是表达句法关系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研究甲骨文语序的论著有：黄淑英的《古代汉语倒装句类型》、（注：见《莫斯科大学学报》中的《东方学》，1981年，第3期。）刘学顺的《否定句中宾语前置的演变》、（注：《殷都学刊》，1986年，第3期。 ）唐钰明的《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注：《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 期。）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陶国良的《论甲骨刻辞的宾语及其位置》、（注：《甲骨语言研究讨论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3年。）杨薇的《甲骨文中宾语无条件前置说质疑》、（注：《语文辅导》，1997年，第2期。）喻遂生的《甲骨文语序问题札记二则》（注：《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等。
（六）句类研究
所谓句类，是指根据句子语气的不同而分出来的类别。
卜辞命辞的语气问题，近来是甲骨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个问题可以细分为两个互有联系的小问题，即卜辞命辞语言本质、卜辞命辞的语气。这方面的论文有：李学勤的《关于师组卜辞的一些问题》、（注：《古文字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80年。 ）加拿大高岛谦一的《问鼎》（注：《古文字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 ）和《殷代贞卜言语的本质》（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10册。）、 美国倪德卫的《问句的问题》（注：商代文明国际讨论会，1982年，檀香山。）和《问“问”》、（注：《古代中国》，第14卷，1989年。）日本白川静的《卜辞的本质》、（注：《立命馆文学》，第62号，1984年。）裘锡圭的《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注：《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美国夏含夷的《周易的构成》、 （注：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王宇信的《申论殷墟卜辞的命辞为问句》、（注：《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 ）陈炜湛的《卜辞贞鼎说》（注：《文物研究》，第6辑，1990年。 ）和《论殷墟卜辞命辞的性质》、（注：《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朱歧祥的《由对贞句型论殷墟卜辞的命辞有属问句考辨》、《释贞——由贞字的用法论卜辞命辞有属问句》、《由省例论殷卜辞的性质》、（注：《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由“不”的特殊句例论卜辞命辞有属问句》（注：《甲骨文研究》，［台湾］里仁书局印行，1998年。）和《殷墟卜辞的命辞是问句考辨》、（注：《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98年。）陈年福的《卜辞命辞的构成成分》、（注：《吴中学刊》，1997年，第4期。 ）张玉金的《论殷墟卜辞命辞的语气问题》（注：《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3期。）和《论殷墟卜辞命辞语言本质及其语气》（注：《中国文字》，新廿六期，2000年12月。）等。
甲骨卜辞中除命辞外，还有前辞、占辞、验辞以及其他记事刻辞。这些可以统称为非命辞。研究卜辞非命辞的语气的论文主要有：朱歧祥的《殷墟甲骨文有非问句考》、（注：《甲骨文研究》，［台湾］里仁书局，1998的出版。）张玉金的《殷墟甲骨文句类问题研究》（注：《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4期。）等。
专门研究卜辞句末语气词的论文主要有：陈炜湛的《关于甲骨文“印”、“执”二字的词义问题》、（注：《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张玉金的《关于卜辞中“抑”和“执”是否句末语气词的问题》、（注：《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朱歧祥的《卜辞中“乎”字非疑问语词考》（注：《甲骨文研究》，［台湾］里仁书局印行，1998年版。）和《再论“不”的特殊句例》、（注：《甲骨文研究》，［台湾］里仁书局印行，1998年版。）张世超的《卜辞句末语气词的再探索》（注：首届国际汉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上海，1998年8月。）等。
上面简要介绍了一百多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四个历史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重要成果。由此可见，学术界真正开始比较全面的研究甲骨文语法，进而形成研究热潮的，是从第三期开始的。这是有原因的。甲骨文是在1899年被发现的，学者们刚接触甲骨文，首要的任务是考释文字，通读语句等等。这个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要有个积累的过程。到了50年代，甲骨文字考释工作已有了很大进展，许多字被考释出来了，卜辞文句大致可以讲通了。这样就为甲骨文语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语法学也起步较晚。我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是189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比甲骨文被发现的时间仅仅早了一年。最初是研究文言文语法，后来是研究口语语法。汉语语法体系，基本是从外国搬来的。有许多地方不适合汉语。研究语法的学者们致力于建立更适合汉语的语法体系。这门学科的发展也要有个过程。到了五十年代，汉语语法学比较成熟了，这就为用这个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甲骨文语法创造了条件。仅有甲骨学和语法学的条件还不行，还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才会产生甲骨文语法学。若实现两者的结合，应有这样的学者出现，即他应该既懂甲骨学，又通语法学。管燮初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甲骨语法学著作，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自此之后，甲骨文语法研究逐步展开，到现在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甲骨文语法学的研究领域是逐渐拓宽的。在第一阶段，主要涉及了卜辞虚词研究；到第二阶段，只讨论了个别否定词和前置宾语；到第三阶段，研究时涉及的领域已很宽；到第四个阶段，则几乎涉及了卜辞语法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实词研究、虚词研究、构词法研究、句法研究、语序研究和句类研究等。全面研究甲骨文语法的专著，是在第三阶段出现的。但无论是从广度来看，还是从深度来看，都显不够。这是因为这时是草创阶段，“前修未密”，可以理解。到第四阶段，也有全面研究甲骨文语法的专著问世，由于全面继承了以前研究的成果，著者个人又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故在深度及广度上都大有进步。
纵观第三、四个研究阶段，可知甲骨语法学研究有四个热点：
第一、甲骨文否定词研究。在第二阶段，张宗骞探讨过卜辞中的“弜”、“弗”两个否定词。到第三、四阶段，研究的人越来越多，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到现在，人们对卜辞否定词的认识已比较深刻。
第二、甲骨文代词研究。代词是语言中的一个重要词类，它的分类标准是与其他词不同的，这种词是比较容易分析出来的，而且它的时代性也比较明显。因此，从第三期开始（其实在第一期已有研究），甲骨文代词的研究逐渐被重视。现在，我们对甲骨文代词的面貌已看得比较清楚。
第三、甲骨文中“唯、惠、于”的研究。这三个词都是虚词，而且它们在卜辞中都十分常见。若不把它们研究清楚，就很难真正理解卜辞。因此，自第三阶段开始，学者们热衷于对这三个词的研究。到现在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对这三个词的性质、意义和用法等问题已有一定的了解。
第四，卜辞命辞语气词问题研究。卜辞中“贞”字之后、“王占曰”之前的部分（不少卜辞没有“贞”和“王占曰”）被称为命辞，也叫贞辞。这个部分的语气怎样？过去，中国学者们都认为它是疑问语气，命辞是疑问句。因为古书上有“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这样的话。但是，从第三阶段开始，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卜辞命辞不是疑问句。他们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或者说并未给中国学者以影响。但是，到了第四个阶段，具体说来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科院李学勤先生、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认为有些命辞不是疑问句。由于这两位先生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所以立刻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卜辞命辞语气问题十分重要，几乎关系到对整个卜辞的理解，这也是学者们积极参与讨论的原因。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命辞是疑问句，二是认为命辞不是疑问语气；三是有些命辞是问句，有些命辞不是问句。这个问题还要继续加以讨论。
参与研究的学者，不限于中国大陆的范围。如果概括一下，可以说有中国大陆学者、港台学者、外国学者。中国大陆学者当然是研究甲骨文语法学的中坚力量，人数最多。目前仍活跃在学坛上的学者，可大致分为前中青三代。前辈学者（以下学者名字排序是任意的，无其他意义）如李学勤、裘锡圭、郭锡良、赵诚、王宇信、张振林、陈炜湛、高明、向光忠等先生；中年学者如唐钰明、张玉金、沈培、董莲池、张世超、喻遂生、陈伟武等先生；青年学者如陈年福、郑继娥、巫称喜、李若晖、甘露、沈林、梁银峰、刘青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喻遂生比较注意培养青年学者，如上面提到的青年学者，大多是喻遂生的学生。
港台也有一些学者在从事甲骨文语法研究，目前仍比较活跃的学者有朱歧祥、陈昭容、李宗焜等。
外国亦有一些学者曾经从事或正在从事甲骨文语法学研究，他们是：美国的吉德炜、倪德卫、司礼义、夏含夷；日本的白川静、伊藤道治、岛邦男；加拿大的高岛谦一；韩国的金真熙、孔在锡、孙彻叡；法国的雷焕章；俄国的刘克甫等。
学者们研究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就是殷墟甲骨文。殷墟甲骨文的原始资料是甲骨文拓本，即黑地白字的拓片。这种资料原来很不容易收集齐，但近来状况大为改观。现在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是《甲骨文合集》，共有13大本。但第13本是摹本（白地黑字的），这种资料的可信度不如拓本高。看第13本时，可参照《英国所藏甲骨文集》，这个书收的大都是拓本，与《甲骨文合集》第13册所收的有不少是重复的。但《甲骨文合集》所收资料还不全，若再加上三种资料，就基本齐全了：一是《小屯南地甲骨》，二是《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三是1991年在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已有部分发表，见刘一曼、曹定云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选释与初步研究》（注：《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最近语文出版社又出版了《甲骨文合集续编》，其中也有一些新资料。与这些原始资料相配套，还出了一些辅助性资料，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文刻辞类纂》。学者们在研究甲骨语法时，一般都是以原始拓本为主，以其他的资料为辅。因此，他们的论著中所引出的资料、例句大都是可信的。这一点应特别值得肯定，要继承“以拓本为主”的研究传统。个别学者只以《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为依据，不核对原拓本，这样就非常容易犯错误。所引的资料都错了，再往下谈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此外，学者们研究甲骨文语法时，往往还涉及到古文献和金文资料。
甲骨文语法学的研究方法逐渐科学化、多样化。关于研究方法，可谈以下几点：
第一、训诂学的分析。早期的学者，熟悉的是传统训诂学的研究方法，而不太懂语法学。因此，他们研究甲骨文中的虚词，大都是用传统的训诂学方法。例如胡光炜在写《甲骨文例·辞例篇》时，就是如此。卜辞中有“之日允雨”，他说“犹言是日允雨”；卜辞中有“弗其雨”，他说“言弗与言不同，二字常相易”。
第二、语法学的分析。一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学者还是使用这种方法。要想研究甲骨文语法中的某个问题，比如兼语句，那就把这方面的资料、特别是甲骨文原始资料收集起来，然后运用自己熟悉的语法理论体系，来分析材料，从中归纳出类型、特点和规律等等。当然，语法学在不断进步，不同研究阶段的学者，所运用的语法学理论和方法也不太一样，但总的说来，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汉语语法学的发展而逐渐采用更为先进的语法理论和方法。
第三、语义学和语用学分析。近年来学术界倡导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即语法平面、语义平面、语用平面。研究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已有人开始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并已有相关的成果问世。但在甲骨文语法学领域，系统运用三个平面理论所取得的成果还没有见到。虽然如此，学者们已注意到在语法研究中进行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比如沈培在他的《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中，曾分析到卜辞中的三宾语语序问题。他列出的三宾语格式是：“V甲＋O因＋O神＋O牲、V甲＋O因＋于＋O 神＋O牲、V甲＋O因＋O牲＋于＋O神”。通过这些格式可以看出， 沈培把三个宾语从语义上进行了分类，不同语义的宾语有不同的变化。再比如，张玉金在写《甲骨卜辞中“惠”和“唯”的研究》一文时，曾对出现这两个虚词的句子进行语用分析，发现“惠”和“唯”后的句子成分，总是语句的焦点。于是他把“惠”和“唯”看成是焦点的辅助标记。
第四、进行音义相关性的分析。甲骨文同别的文献一样，都是有声语言的记录。每个字所记录的大都是语素，语素是音义结合体。由于语义引申和同源等关系，语言中的语素在音义上往往具有相关性。揭示这种相关性对于虚词的研究很有意义。中国学者往往忽略这方面的研究，外国学者比较重视。这是因为外国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他们熟悉的语言文字是拼音文字，“音”以及“音义相关性”对他们来说更为敏感。如高岛谦一在分析否定词构形形态时，给“不、弗、勿、毋”四个词进行了拟音，并进行了音义相关性的分析：
他说，从声母来看，*p——类否定词的共性是“不可控制性”，*m——类否定词的共性是“可控制性”；又从韵尾来看，也可分为两类，*
类否定（不、毋）是状态／事态否定词，* —
类否定词则是非状态／非事态否定词。这种分析的可信性，还要经过实际用例的检验，但其方法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第五、在同义词的对比中来分析。在卜辞的虚词中，有许多对同义词，如“惠、唯”、“不、弗”、“勿、弜”、“朕、余”等等。对这些虚词的把握，如果孤立地一个一个分析，不易把握住他们的基本用法和特点。而在与同义词的对比中来分析，往往奏效。如裘锡圭先生在《释“弜”》一文中，就不仅仅讨论一个“弜”字，而是在对比中——把“弜”与“勿”、“不”、“弗”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来研究，因而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第六、联系同源词进行分析。同源词，顾名思义，是指有共同来源的词。他们往往具有音近义同的关系。若要研究某个虚词，可以把它跟它的同源词联系起来，考察他们共同的意义。这样，对于准确把握该虚词的基本意义，是很有帮助的。比如高岛谦一在研究卜辞和金文中的“眔”时，就联系到了他的同源词：
这些词的音无疑是相近的，也有共同的意义：“联系”、“放在一起”。于是他得出结论，“眔”的核心意义不是“及、到”，而是“联合”、“和……一起”。
第七、在与藏语的对比中分析。汉语和藏语有共同的原始母语，因而甲骨文中的某个虚词，可能就和藏语中的一些词同源。研究甲骨文中的虚词，联系到与它同源的一些藏语词，这对于正确把握卜辞虚词的意义显然很有作用。如高岛谦一在研究卜辞中的“眔”时，即联系了与“眔”同源的一些藏语词：’du－ba、’dus－pa、sdud－pa、sdup，这些藏语词都有联合的意义，“眔”也是如此。高岛谦一还写过《古代中国西藏语中的两个或一个系词？——甲骨刻辞中的“隹”和“惠”》，由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出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第八、联系当时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语言与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研究甲骨文语法时，有时需要联系到当时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雷焕章在研究甲骨文中的“唯”和“惠”时，就是这样的。他认为，“隹”就是“鸟”，殷人相信，鸟就是他们的祖先，也就是其生命存在的根源。“隹”（tobe）表示分受鸟之生命。关于“惠”字，他认为，具有“应该是”这样的意义，殷人在那样的词语中能感受到神圣的意味。“惠”的意义应是“因神明使其如此，故该是”。他认为，虚词“隹”和“惠”暗示了殷人的宗教观念，随着他们被世俗化，与神明关系就逐渐淡薄了。这样的分析，尽管需要验证，但对我们仍然是有启发的。
由上述可见，以往对殷商汉语语法的研究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展望新世纪的甲骨语法学研究，我们认为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做好甲骨文语法研究的语料整理工作，并要参证殷代金文这种语料。甲骨文识读有一定的难度，一定要核对原拓片，依据拓片摘取语句，避免出错。要熟悉甲骨文的行款，不要把不同的语句粘到一块儿，或者把同一语句一分为二。要十分关注甲骨学的进展，特别是新的考释成果。只有在正确释字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语法研究。研究甲骨文语法的学者，要力争在甲骨学方面有较深厚的功底，否则极易出错。殷代的文献，除了甲骨文之外，就只有金文了。要研究殷代语言之语法，不但要依据甲骨文，也要根据殷代金文。殷代金文与甲骨文属于不同的体裁，因而就更有参考价值，两者可以互补。
第二、要注意采用更为先进的语法学理论方法。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甲骨文语法本身，因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今后，研究甲骨文语法的学者，要时时关注现代语法学、特别是现代汉语语法学的成就，不断吸收新的理论方法，为甲骨文语法学研究服务。目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进展，这要加以借鉴。今后要不断跟踪现代语法学的发展。
第三、对甲骨文语法开展历时研究。甲骨文不是一朝一代之物，而是二百多年间的占卜记录。斗转星移，人世沧桑，人类语言的语法必然有发展变化。要用历史的眼光观察汉语，看它的发展。为此，甲骨文语法学者要特别关注甲骨断代学的研究成果，把甲骨文看作是不同时代的产物，考其流变。这方面的研究，以往已做过一些，但远远不够，今后要加大研究力度。力争写一部《甲骨文历时语法学》。
第四、继续开展对甲骨文语法中一些疑难问题的探讨。甲骨文语法中有不少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大到卜辞命辞的性质，小到一个虚词的意义和用法。有争议、意见不一致，这不是坏事，这是学术繁荣、思想解放的标志。但对有争议的问题，学术界不应放弃，而应继续深入加以讨论，以期取得较为一致的见解。有些问题，经过讨论，可以得出较为一致的见解；有些可能由于材料的限制，难以达到统一。这就要期待新的材料出土了。
第五、在宏观和微观兼顾的基础上，侧重微观的研究。以往学术界侧重对于甲骨文语法中各种大课题的研究，这样的成果，已有不少。为了促进甲骨文语法学向广度和深度进展，今后应大力开展许多微观问题的精细研究，在此基础上做宏观的综合。要一个词一个词地研究，要一个句式一个句式地研究，真正搞懂。当然，进行微观研究时，要有全局观念，要把一个个具体问题放到卜辞语法这一大的系统中去研究。
［67］《金祥恒教授逝世周年纪念论文集》，1990年。又收入（甲骨学论丛》，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