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技术风险的制度审视——乌尔里希#183;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克论文,风险论文,乌尔论文,技术论文,里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2)02－0061－05
乌尔里希·贝克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风险社会学家之一，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蕴涵丰富的技术风险思想。从制度视角审视技术风险是他的鲜明研究特色。在贝克看来，制度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内涵。制度既是现代技术风险的重要成因，同时也是规避现代技术风险的重要途径。
一 现代技术风险及其特征
贝克认为，当前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对于风险社会，可以从社会的特定阶段和独特性质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理解。在他看来，当代风险社会有深刻的技术意蕴，技术风险是当代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主要成因。所谓技术风险，就是技术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以及人们对这种可能性的认知。在风险社会语境下，技术产生风险的机制和水平有了明显的变化。本文将风险社会语境中的技术风险称为现代技术风险，以区别于传统工业社会中的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既是当今风险社会的主要成因，也是当今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并且，技术风险与其他社会风险之间相互纠缠、相互转化。一方面技术进步与工业化是现代技术风险的重要成因，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都与技术进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贝克指出，“由于科技加速进步，生态危机出现，自然与社会对立变得成问题了。这时可以看出，我们称之为自然的东西，长期以来被归纳进工业化进程中去了，它变成危机重重。”[1]21另一方面，在风险社会中，技术风险与其他社会风险往往相互纠缠、相互转化。在贝克看来，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技术和社会是“同一关注点的两种伟大传统”，技术发展是一个“螺旋形过程”，技术发展是社会需求、利益和冲突的结果与工具，技术同时既是原因，又是结果。[2]“由于技术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一般都会从技术风险自我转换为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健康风险、政治风险等。”[3]334
在风险社会语境中，技术产生风险的机制和水平与传统工业社会相比有了鲜明的特点，现代技术风险有了新的典型特征。贝克将这些特征总结为：一是极端危害性。现代技术风险具有“飞去来器效应”。即“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4]39二是不可预测性。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的中心论题就是各种后果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无可置疑地让那种通过制度使副作用变得可以预测的传统工业社会做法受到挑战，并使它成为问题。三是高度隐蔽性。贝克认为，由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潜伏”社会风险，已经超越了人类所能感知的范围。这个社会在技术上越来越完善，它甚至能够提供越来越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与此息息相关的后果和种种危险却是受害人根本无法直觉到的。四是主观建构性。“作为文化感知结果的全球风险具有真实性与非真实性的特点。”[5]贝克认为，文化感知在决定哪种文化风险是真实的、哪种是不真实的、应该重视哪种风险、应该追求哪种政治战略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 现代技术风险的制度形成
贝克认为，现代技术风险的本质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结果。具体而言，机构设计的缺陷、技术决策的失误、技术专家的霸权以及技术王国的形成是现代技术风险产生的重要制度成因。
(一)机构设计的缺陷，导致技术责任主体的缺失
有利于风险责任分担的机构设计标准是岗位明确、职责分明、权责相当。但现代机构设计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在当今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下，公共机构的规模日益增大，在设计这些庞大机构的过程中，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处理，造成责任分担的模糊，所谓的“集体负责”其实是大家都不负责。“迷宫式的公共机构都是这样安排的，即恰恰是那些必须承担责任的人可以获准离职以便摆脱责任。”[1]143
这种不合理的机构设置暗示了一种错位的行为导向——你可以放手作为，且无需独自承担失误的后果。“第一次现代化所提出的用以明确责任和分摊费用的一切方法手段，如今在风险全球化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即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而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在这种过程中，是根本无法查明谁该负责的。”[1]143因此，这种庞大与存在明显缺陷的机构设计是产生现代技术风险的“温床”。在这种机构设计的保护下，你可以享受技术开发与创新的利益，而无需为技术风险事故承担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其应负责任的很小部分。显然，这是一种消解技术责任主体的机构设计。这种庞大与存在明显缺陷的机构设计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技术风险管理的要求。这种所谓的“大家都负责”其实是“大家都不负责”。
(二)技术决策的失误，导致技术风险事故的发生
在贝克看来，当今人类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制造技术风险的能力，但是否会酿成技术风险，是否会导致全球性灾难，这取决于掌握技术权力的政府机构、技术管理部门与技术专家的技术决策。“如果我们原来关心的是外因导致的危险(来自自然和神)，那么今天风险的新的历史本性则来自内在的决策。它们同是科学和社会的建构。”[4]190
在当代，随着技术的高、精、尖特征日益明显，技术发展日益呈现出体制化和社会化的趋势。个人从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难以承担日益增大的技术研发项目，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企业以及相关社会团体的资助与支持。而这完全取决于这些部门的决策。即使是经过充分论证的“科学决策”，也难以完全摆脱部门利益和既定价值观的影响，看似理性的决策内含着非理性的成分。这些决策的不利后果通常是难以估量的。这正如贝克所指出的，“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6]因此，理性的决策过程往往导致非理性的结果。
(三)技术专家的霸权，导致技术权力的垄断
应该说，贝克对当代技术专家的地位和境状的分析是非常深刻和到位的。他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技术专家在当代社会具有的优势地位；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时刻警惕技术专家将这种优势地位上升为绝对权威。贝克提醒社会公众应在以下两个方面提高警惕，防止技术专家的话语垄断与权力垄断。
首先，贝克认为，当代技术专家的言论具有相对的局限性，过分相信专家，可能会将自己推入一个更大的风险之中。他指出，“在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和灾难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专家，对那些技术专家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对巨大风险和灾难所产生的最初的直觉才是最重要的、最具有核心意义的。”[6]其次，有些技术专家为了追逐名望与权力，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或者说为了执行政府或其所代表集团的指令，往往会做些丧失道德良心的事件，要提高警惕。他指出，“专家在面临新科学技术时，往往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或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以至于人们在开始使用科技时，就已经为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7]因此，在当代风险社会，既要承认专家在某些领域的优势地位，又要防止专家的话语霸权和权力垄断。
(四)“技术王国”的形成，剥夺社会公众风险决策的权力
贝克认为，政府、技术专家与企业结成了利益一体的“技术王国”。[6]贝克为了揭示德国政府、企业界以及技术专家等互相庇护，以实现各自团体利益最大化的现状，以原子能技术发展为例，提出了“技术王国”的概念。“技术王国”是由德国原子反应堆安全委员会、德国各核能源集团公司、核技术专家、原子反应堆、放射性物质所带来的辐射危害等一系列概念所合成的代表特定群体和特定状态的一个范畴。在贝克看来，“技术王国”的实质就是一个技术的利益共同体。这一“技术王国”是企业利益的代表，通常以经济利益作为技术风险决策的首要甚至唯一价值标准，而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则成了第二价值取向。这一“技术王国”作出的风险决策通常不会或较少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更不会顾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但其决策所引发的技术风险需要由全体社会公众(甚至包括子孙后代)承担。显然，“技术王国”技术权利与技术责任的不对等会加剧技术风险，特别是会加剧社会公众的技术风险感知。
三 现代技术风险的制度规避
贝克指出，世界风险社会的紧迫问题是预期和阻止各种自作自受的灾难，简而言之，就是处理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8]而要预防和规避各种人为制造的风险，则离不开制度的作用。“的确，无法禁止现代生活中的风险，但是我们能够和确实应该获得的是新的制度安排的发展，这种安排能够更好地处置我们目前面临的风险。”[9]在贝克看来，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包括风险编排、政治再造、技术民主化与全球治理等方面。
(一)“风险编排”——现代技术风险制度规避的总对策
贝克认为，技术风险是一种尚未发生的不确定情形，其未来的发展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决定和选择。我们可以通过采取预防措施来规避技术风险，防止风险事故与风险灾难的发生，而不必等到技术风险事故发生之后再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贝克用“风险编排”一词来指代风险规避。他认为，“风险编排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与批评家长期以来对风险编排的臆测截然相反。它在当前指明了预防性措施，对责任的预先认识，以便阻止正在显露的事情发生。”[1]163
应该说，“风险编排”对于规避技术风险意义重大。事实确实是这样，只要技术风险事故尚未发生，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采取措施来改变目前的状况，通过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来规避现代技术可能引发的风险事件。技术风险编排是一种效果最明显的技术风险控制措施，不仅可以避免技术风险的直接影响，减少直接损失的发生；而且可以避免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预防和控制技术风险的次级效应，防止技术灾难与技术恐慌的发生。技术风险编排在技术风险管理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是采取其他风险管理措施(包括风险转移、风险中和等)的基础工作。
(二)“政治再造”——现代技术权力的重新调整
贝克认为，建立在传统工业社会基础上的风险管理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风险社会中技术风险管理的需要。在风险社会，需要进行“政治再造”，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即一种介于政治和非政治之间的新政治形式——“亚政治”。亚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的非政治化，非政治的政治化。也就是贝克所说的：“工业社会中的政治格局正在变成非政治性的，而工业主义中曾是非政治性的东西正变为政治性的。”[10]24亚政治可以从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机制等方面来预防技术风险事故的发生。
在贝克看来，亚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适当缩减上级政府部门的技术权力，扩大基层政府部门的技术决策权力；缩小各级政府机构的技术决策权力，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充分吸纳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扩充政治的代表性，扩大社会公众的技术权力，建立起应对现代风险的新型政治体制。“亚政治意味着从下方塑形社会。从上方看下来，这导致了执行权的丧失以及政治的收缩和缩微化。作为亚政治化的后果，从前未卷入实质性的技术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团体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社会安排中取得发言权和参与权，这些团体包括公民、公众领域、社会运动、在岗工人；勇敢的个人甚至有机会在发展的神经中枢‘移动大山’。”[10]30
(三)“技术民主化”——防止技术专家权力的滥用
贝克指出，现代技术风险的规避不能借助于传统的专家治国论的观点，技术权力垄断是无助于解决风险社会中的技术风险问题的，社会分权原则和技术民主化是未来技术风险管理不可阻挡的趋势。“如果在某一领域，技术的垄断已经成为一种可以用来掩蔽社会变革并阻碍社会发展的垄断，那么，这种垄断状况势必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而且还势必会被社会分权原则所取消。”“技术领域的垄断权也将在社会分权原则面前被一一分解。”[6]
贝克认为，社会分权原则在技术风险管理领域的运用就是技术民主化，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让更多的科学技术专家拥有科学技术权力，参与科学技术决策过程，实现科学技术权力与责任的重新分配，避免少数所谓的“技术精英”把持和滥用技术权力。另一方面，技术领域之外的政治家和社会公众分享技术权力，参与技术决策，打破传统的“技术王国”把持技术权力的格局，让社会公众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样，“人们对神秘的技术权威所产生的崇仰、称颂和感激之情将会逐渐淡化与消失，人们可以自由怀疑和质询科学技术方面的权威专家们就有关巨大风险和灾难问题而展开取证、评估、鉴别、裁决的具体过程与真实结果。”[6]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技术民主化”。
(四)“全球治理”——应对现代技术风险的全球扩散
贝克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这就要求一次“被迫的启蒙”，也就是建立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在全球化趋势下，随着技术风险的全球蔓延与扩散，应对技术风险需要采取与传统工业社会不同的治理机制。在传统工业社会，民族国家是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主体，国际事务通常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下，技术风险事件的影响范围已没有国界之分，特别是因技术开发而引发的生态风险更是将人类推向了文明的“活火山”上，需要建立跨越国界的世界主义的技术风险应对机制。“‘民族国家社会’这种说法日益成为一种标签，造成重大的欺骗：所有表现为和被描述为民族国家的东西，从其实质来看正日益成为跨国性的和世界主义的东西。”[1]201世界主义社会是一种发展趋势，有助于全球技术风险的应对。并且，为了适应世界主义社会，必须进行一种政治的再创造，创立新政治主体，构建“世界主义党”。这些党将超越国界，代表跨国利益，在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四 贝克技术风险思想的评介
一方面，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对于风险社会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这一理论分析描绘了当前日益扩大的技术风险事实，这也是他的风险社会和技术风险理论能引起社会轰动的重要原因。自这一理论提出以后，一系列技术风险事故频发，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英国疯牛病事件、印度帕博尔农药厂泄漏事件、美国“挑战者”号失事、电脑“黑客”事件、转基因技术恐惧等，都表明当今社会既存在着日益加剧了的技术风险现实，也存在着日益增加的技术风险意识。这种客观技术风险与主观风险意识的叠加构成了当前的技术风险整体。贝克的技术风险理论是对这些技术风险事件的“预警”，提前唤醒了人们的技术风险意识。这正是他理论的魅力所在。其次，贝克的技术风险理论拓宽了传统的技术负面效应分析的视角。现代技术风险与技术负面效应相比，既存在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差异。技术风险是一种“未来可能发生的技术负面效应”；而技术负面效应则侧重于研究技术的当前负面影响。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分析现代技术问题，可以扩大我们的考量视眼。从全球视角和未来视眼着手，分析现代技术对全球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以一种跨越时空的视角来分析现代技术所引发的问题，以进一步唤醒我们的技术责任意识，扩大、深化和延伸我们应负的技术责任。我们不仅要对技术产生的直接影响负责，也要对技术产生的间接影响负责；我们不仅要对技术产生的当前影响负责，也要对技术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负责；我们不仅要对技术对当地人的影响负责，还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地区及全球影响。
另一方面，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贝克在分析当代风险社会的成因时，将其归结为全球化、科技工具理性膨胀以及制度缺陷等，这显然是不够深刻的。要探寻技术风险产生的根源，除了需分析一些制度方面的表层因素——如机构设计、技术决策、技术专家与“技术王国”外，还必须追寻当代制度的资本主义本性，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的“趋利”本质进行分析。而贝克对这方面的分析明显不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人为制造的风险”其实就是“资本家制造的风险”，是资本的趋利本性导致的必然结果。其次，贝克过分重视制度手段规避技术风险，而对由于技术本身而引发的风险谈得较少，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大家的歧义。如有学者得出结论说：“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技术在实现生态转化中的重要意义。而贝克则对科技在解决生态问题上可能起到的作用持一种十分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11]其实，这是对贝克思想的误解。贝克认为，科学技术在应对现代技术风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引发风险的原因，也是认识风险的手段，还是规避风险的对策。“科学卷入了文明风险状况的起源和深化过程，和一种相应的三重危机意识中。不仅科学成果的工业应用产生了问题；科学也提供了认识和提出问题的手段——范畴和认知工具——无论是否把这些问题当做问题。最后，科学也提供了‘战胜’与它应对之负责的威胁的前提。”[4]200最后，贝克对于民族国家作用的全盘否定，不符合事实。当今在国际舞台上从事技术风险管理、发挥作用的正是各民族国家及其政府。
认真研究和合理评估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面对当代风险社会现实、探寻风险规避的对策具有启示意义。因此，充分挖掘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并建立技术风险研究的“中国话语”和“中国范式”，是一项紧迫而有意义的工作。
［收稿日期］201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