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耳其论文,世界大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土耳其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国家,并扼黑海进入地中海之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二战期间,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周旋于美英、苏联和德意三大势力之间,力图既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又不开罪于任何一个大国。但终因在对德作战和黑海海峡问题上与同盟国渐生龃龉,特别是和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战争后期苏土关系的恶化成为冷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导火线,因此研究二战中的土耳其问题对了解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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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初春,处于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到处散发着火药味。3月15日,希特勒兵不血心刃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此后英法两国便慌忙不迭地向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等欧洲小国提供安全保证,并开始和土耳其进行紧急磋商。尽管土耳其政府对英法所作的种种承诺深表怀疑,也不愿意单方面承担任何义务,但为了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仍和英法政府就签订一项互助条约达成了协议。5月12日,英方公布的英土声明称:“在具体协定完成之前,陛下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宣布,如果发生侵略行动从而导致地中海区域的战争,它们将准备进行有效的合作,并竭尽全力相互帮助和支持”〔1〕。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容相同的法土声明也于6月23日发表。然而由于欧战的爆发和土耳其希望有一个观察时期,以便看看苏德两国究竟会对它和英法的接近作出何种反应,因此英法土三国互助条约拖到1939年10月19日才最终签订。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土耳其力图摸清苏联外交的新动向并与这个北方大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为此土外长萨拉若卢〔2〕便于9月22日前往莫斯科进行紧急磋商。但由于当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恰好也在莫斯科,苏联方面自然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和德国的谈判上,于是萨拉若卢受到了冷落,和莫洛托夫的会谈只是时谈时停,最后只得以毫无结果而告终。又气又急的萨拉若卢只得在10月17日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安卡拉。既然不能指望从苏联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土耳其遂于10月19日和英法最终签订了三国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英法土三国在一、地中海地区因遭欧洲侵略而爆发战争;二、英法因援助罗马尼亚和希腊而触发战争;三、土耳其因遭欧洲侵略而爆发战争的三种情况下均应相互支持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3〕。欧洲在这里既可以指德,也可以指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大国,从而使这一条约具有广泛的针对性。在互助条约签订的同时,三国还签署了一项财政和经济问题的特别协议,它规定英法应为土耳其提供总数为4500万英镑的贷款,其中的一部分是用来为土耳其购买军火的。这一特别协议事实上便是三国互助条约的物质基础,土耳其当然会视英法是否履行其承诺而见机行事。然而到1940年春天,英法却声明一时无法履行上述协议,于是三国互助条约也就自然成了一纸空文。
1940年初春,为支援遭到苏联进攻的芬兰,英法一方面积极筹组一支前往北欧的远征军,另一方面又计划对苏联的南方发动攻击,其目标为高加索油田。3日,英国驻中东的空军部队已作好了轰炸巴库油田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法国空军参谋部也制订了在6天内摧毁高加索30%至35%炼油设施的详细计划〔4〕。此后英法曾要求土耳其政府为它们执行上述任务的作战飞机提供空军基地,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苏联在得悉英法的意图后,曾对它们进行猛烈的抨击,而土耳其则因确未卷入此事,得以躲过苏联的指责。
随着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土耳其政府只得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1940年5月,德国在西线发动大规模进攻后,土耳其方面只是轻描淡写地发表了一个毫无实质性内容的声明。6月10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13日,英法方面正式要求土耳其与意大利断交,为英法军队提供各种方便,并关闭黑海海峡,禁止轴心国船只在那里通过,但却遭到土外长萨拉若卢的婉拒。6月22日,法国败亡;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只得故作大方地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土耳其没有站在英法一边参加是可以理解的,并表示希望英土两国的友谊仍能继续保持下去。面对三国互助条约名存实亡的局面,英国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吞下土耳其不履约的这一苦果。其实从英法方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它们并没有按照特别协议所规定的那样向土耳其提供任何物质上的支持。这样,土耳其便得以十分体面地保持住了自己的中立。
1940年10月,意大利大举进攻希腊,东地中海地区爆发战争。此时,英国固然没有要求土耳其采取任何联合行动,土耳其也心安理得地在一旁袖手旁观。这样,在欧战爆发一年多,战火不断蔓延的情况下,土耳其仍能置身于战事之外,不能不说是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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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巴尔干的战事已是一触即发。土耳其在此时不得不采取一种更灵活的外交政策,即在德英苏之间“走钢丝”。它一方面和与德国极为接近的保加利亚在2月17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换取德国不入侵土耳其的保证;另一方面又在2月底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承诺,一旦有必要,土耳其将毫不迟疑地参战。在3月24日,经磋商,土耳其又和苏联同时重申:两国在1925年签订,并在1935年得以延长的土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依然有效。这样一来,土耳其又果然得以躲过在1941年4月爆发的巴尔干战争。
1941年6月18日,土耳其和德国签订了友好互不侵犯条约,才过了4天便爆发了苏德战争,土耳其立即宣布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大举进攻,屡屡得手时,土耳其便采取了明显的亲德仇苏立场。土耳其报刊开始长篇累牍指责苏联企图攫取黑海海峡,伊诺努总统则私下多次告诉德国大使巴本:土耳其最关心的便是“消灭俄国巨人。”土耳其还派出军事代表团去苏德战场,为德国侵略军助威。1942年初,因所胃德驻土大使巴本夫妇被刺而引起的一场风波导致苏土关系的一度急剧恶化〔5〕。1942年夏秋之交,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揭开序幕,德军开始大举向顿河地区进犯时,新出任总理的萨拉若卢对巴本声称:“他本人希望消灭俄国,消灭俄国是元首的功绩,只有把俄国境内的俄国人至少杀死一半,德国才能解决俄国问题。”
但到1943年初,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惨败后,土耳其迅即调整自己的外交方针,开始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而正是在此时,历来对土耳其去向很感兴趣的英国也开始试图拉拢土耳其参战,英国的这一举动是和丘吉尔当时朝思暮想的“巴尔干方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42年春夏之交,当丘吉尔极力反对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而力主在巴尔干大举登陆时,便提出了他著名的“巴尔干方案”,声称“打击鳄鱼的下腹部和打它的口鼻部一样有效”〔6〕。而要在巴尔干作战,土耳其的支持自然又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便从过去的消极等待土耳其参战,变成积极推动土耳其走上对轴心国作战的道路。
1942年11月9日。丘吉尔在和苏联大使迈斯基的谈话中便断言,只要采取适当的步骤,那末他就有把握使土耳其在次年的春天或夏天参加反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在场的外交大臣艾登公开对丘吉尔的乐观预测表示怀疑,以为土耳其可能因此开价过高,致使盟国无法满足,土耳其的参战自然也就成为泡影。然而这位一向很自信的英国首相却表示他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对此事有绝对的把握〔7〕。在丘吉尔的劝说下,到了该年年底,罗斯福也表示希望土耳其能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8〕。
1943年初的英土高级会谈本拟在塞浦路斯举行,但由于土耳其方面提出异议,于是丘吉尔只得屈尊亲往土耳其南部的城市阿达纳去和土耳其的最高领导人进行磋商。经过1月30-31日的会谈后,丘吉尔立即告知斯大林,声称土耳其将在年底前参战,并认为土耳其将提供空军基地供盟国作战飞机轰炸罗马尼亚油田之用。然而斯大林对此却深表怀疑,在给丘吉尔的回函中称:土耳其很难把“它对苏联和英国的条约义务和它对德的条约义务结合起来”〔9〕。
后来的事实表明,艾登的疑虑和斯大林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根据阿达纳会议的决定,英国将供应土耳其一批武器装备,并加强土耳其的防空设施,在此基础上开展双方的军事合作。然而事隔不久,当英国军事代表团前往土耳其和土军方商讨各项具体事宜时,土耳其政府竞以恐遭到德国报复为理由,拒绝和英国军方达成任何协议。
到1943年春天,尽管土耳其的态度已很明朗,而美国也无意在地中海地区进行大规模战役,并在苏联的敦促下,越来越倾向于尽早在法国的北部开路第二战场〔10〕,但是丘吉尔却仍醉心于他的“巴尔干方案”,极力想促成土耳其的早日参战。
在美英对土耳其参战表现出不同态度的时候,苏联却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有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三大国外长会议上,苏联的态度才顿趋明朗,即坚决要求土耳其立即参战。1943年10月19日,会议开始的第一天,苏联代表团便建议第一项议事日程应为:“审议缩短对德和它在欧洲同盟者作战时间的措施”,其中包括“以三大国名义建议土耳其政府立即参战。”库尔斯克战役后,苏军已经完全掌握了苏德战场上的主动权,但是德军仍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要解放全部国土,最终击败德国法西斯,仍须付出极大的代价。为减轻自身所承受的压力,苏联一方面积极谋求在法国的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另一方面也努力探求其它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争取土耳其的参战。
会议期间,斯大林在10月21日抽空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表示希望能促成土耳其尽快参战,并指出:“同盟国为土耳其提供武器,现在需要它帮同盟国的忙了,否则向它提供武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到明年,将不再需要土耳其参战……”同时还强调过去对盟国有利的土耳其中立现在变得对德国有利,因为土耳其正在起着保护德国的巴尔干侧翼的作用。斯大林认为,既然土耳其希望参加战后的和会,那末就应当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且不无讽刺地说:“现在土耳其有着太多的友谊:它和德国有友谊,和英国结成同盟,又和美国人和苏联都有友谊”〔11〕。斯大林的这番话既表达了希望土耳其尽早参战的心情,又发泄了苏联对土耳其长期保持中立地位的不满。
10月25日,以艾登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就土耳其参战问题提出备忘录,表示相信一旦土耳其参战对盟国将是非常有利的,然而英国方面却怀疑在当前情况下,土耳其是否会主动参加对德作战。该备忘录还指出,由于盟国无法为土耳其提供25中队的战斗机来保卫土耳其的领空,因此自然不能指望它在近期内参战,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服土耳其允许盟国使用它的机场,使它由“中立的立场转向非交战国立场”,然后再推动它积极参战。艾登和丘吉尔不一样,对土耳其的参战历来不抱有很大的热情,在这个问题上,他比丘吉尔要现实得多,这份备忘录事实上是反映了艾登的观点。10月28日,美国代表团团长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语气更加谨慎,认为在一面进行意大利战役和一面准备登陆法国北部的情况下,美英方面已无法对土耳其作出任何承诺,因此“在目前准备推动土耳其对德作战是不合时宜的”。
10月28日下午,在三国外长第十次会议上,莫洛托夫和艾登、赫尔就土耳其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艾登和赫尔都重申了英美双方在各自备忘录中所陈述的观点,艾登表示英国政府愿意考虑所有可能促成土耳其参战的方案,而赫尔则建议应由三国参谋部去研究这一问题。莫洛托夫则措辞强硬地陈述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他认为三方存在的分歧并不在某些细节问题上,而在原则上是否要求土耳其立即参战。他对盟国一方面向土耳其提供武器,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坚持要求土耳其参战感到迷惑不解,建议“应以三国政府的名义要求土耳其立即参战,以便对共同事业提供帮助”,假如土耳其拒绝,那末三国政府就有理由责问土耳其政府为什么既接受盟国的武器,却又不参战。这位外长强调仅仅要求土耳其为盟国提供空军基地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毫不含糊地要求土耳其现在就参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给盟国带来好处,“以后我们没有它也能获得成功,到那时候就不再需要土耳其帮什么忙了!”〔12〕
莫洛托夫的发言不仅强烈指责土耳其的迟迟不参战,而且也流露出对盟国的不满。据苏联军方估计,如果土耳其在1943年底就参战,那末还可从苏德战场上,吸引开15个德国师团,起一定的缓解作用,如拖到1944年,苏德战场上的形势将继续朝有利于苏军方面的方向发展,到那时候土耳其的帮忙将是多余的。苏联固然对土耳其长期的暖昧态度感到不满,然而更不乐意看到的是土耳其在参战后只要花很小的代价便能分享胜利的果实,因此自然便会要求土耳其立即对德国开战。此外苏联根据历史的经验也有理由担心,如果盟国提供给土耳其的武器不用来打德国人,那末是否有一天可能用来打俄国人呢?因此,在三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对美英两国在土耳其参战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明确表示异议。经过多次协商,11月1日,苏英双方才达成协议,在双方签署的议定书中称两国政府将在最近时期内建议土耳其政府参战。11月10日,美国也加入了这一协议。
紧接着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又在三国外长所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就土耳基参战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在军事方面,英国的布鲁克将军确认:如果土耳其参战将给盟国带来不少好处,首先是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航线,并可能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退出战争起很大的作用;其次是可以通过黑海和苏联建立直接的联系;再次则是盟国可以利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对德国在巴尔干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空袭〔13〕。丘吉尔甚至煞有其事地询问斯大林,如果土耳其因参战而招致保加利亚的进攻,那末苏联是否会出面制止。斯大林明确答复:苏联将在土耳其参战的情况下,制止保加利亚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同时又指出:土耳其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军事问题,土耳其是大不列颠的盟国,与苏联和美国都很友好。应该使土耳其不要再在我们和德国之间做游戏。”〔14〕
由于丘吉尔在会上大事兜售他的“巴尔干方案”,引起了斯大林的疑虑,担心英国的真正意图是在推迟,甚至取消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为此对土耳其参战的兴趣也大为减少。11月30日,莫洛托夫在和艾登、霍浦金斯会谈时明确表示:“如果吸引土耳其参战将意味着‘霸王’战役的延期,那末斯大林元帅将会反对吸引土耳其参战。”霍浦金斯则希望吸引土耳其参战不至于影响“霸王”战役的实施。〔15〕最后,丘吉尔表示应要求土耳其参战:“如果土耳其人拒绝我们的建议,我们应该对其阐明自己严肃的立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将不能参加和会……此外,我们将停止向土耳其提供武器。”〔16〕根据英国的建议,美苏一致同意邀请土耳其总统伊诺努前往开罗和罗斯福及丘吉尔进行有关土耳其参战问题的协商。
1943年12月4日至6日,美英两国首脑和土耳其总统伊诺努在开罗进行了会晤。本应与会的苏联代表维辛斯基未能如约前来,甚至苏联驻埃及大使也没有出席会议,表明苏联已不像一个多月前那样望土耳其参战了。在会上,尽管丘吉尔费尽口舌,但土耳其方面仍拒绝直接参战,只是同意在1944年2月15日前,将可供盟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准备就绪,而在这一时期,盟国应继续向土耳基提供各种军事物资。罗斯福对土耳其参战并未寄托多大希望,甚至艾登也怀疑土耳其政府对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究竟怀有多大的诚意,挖苦伊诺努在临别时拥抱丘吉尔是“15小时激烈争辩的唯一收获。”但丘吉尔却兴高采烈,以为已大获成功,在写给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再三叮嘱应及时满足土耳其在武器装备上所提出的各种要求〔17〕。
然而随即开始的英土军事谈判却很快陷入僵局,明知美英方面有实际困难的土耳其政府竟层层加码,提出许多过份的要求,迫使英国军事代表团只得在1944年2月离开土耳其。此后美英开始指责土耳其故意玩弄手段,哄骗盟国,而土耳其则毫不相让,反唇相讥,嘲笑英国利令智昏,希望仅用几个便士便把土耳其推入战争的火坑。4月14日;美英两国警告土耳其不得再向德国提供战略物资,过了六天,土耳其政府才表示同意。6月23日,美英又出面要求土耳其完全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此时第二战场已经开辟,德国的全面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此情况下,土耳其才最终于8月2日宣布和德国断交,此后又在美英的不断敦促下,于1945年1月6日断绝和日本的外交和经济关系。
到1945年2月雅尔塔三巨头会议召开时,自然已谈不上什么要求土耳其参战的问题。三大国只得退而求其次,宣告如果土耳其在2月底前对德宣战,那末仍将允许土耳其参加战后的和会,按照丘吉尔的话,就是“给土耳其人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18〕。
得知此消息后,本在休假期间的土耳其议会只得于1945年2月23日匆匆召集特别会议,宣布向轴心国宣战,此时离开欧战结束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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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土耳其不出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即得以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这固然使美英感到不快,更使苏联大为恼火。直到1944年7月,苏联还对美英不强迫土耳其对德作战表示异议。事实上,苏联确有理由对土耳其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苏德战争爆发后,土耳其曾有一段时间明显亲德,为德军的胜利喝采,并公开号召苏联境内的穆斯林起来造反。1941年10月9日,土耳其和德国又签订克洛迪乌斯协议,规定在德国向土耳其供应军火的情况下,土耳其应向前者出售重要战略物资;到1944年2月底,德国从土耳其共获得6.2万吨的铬和其它重要矿产。此外土耳其还多次允许德国军舰进出黑海海峡,到黑海去执行作战任务,使苏联蒙受重大损失。
苏联对土耳其不满的发泄口很快便集中到黑海海峡的管理问题上。黑海海峡是苏联进入地中海的必由之路,是这个大陆国家走向海洋的一条生命线。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俄罗斯便为争夺这个南方的出海口而大动干戈,连年征战不休。19世纪俄罗斯曾数度在海峡地区占有优势,一战期间,也曾得到过英法的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控制整个黑海海峡。十月革命后,苏联一度国力衰微,无法和西方大国相抗争,1939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使它完全失去了对黑海海峡的控制。二战期间,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不仅要保持住苏联既有的领土和权益,而且还要利用一切可能去夺回帝俄时代曾有过的领土和权益。在斯大林的眼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他的眼光于是便很自然地落到了黑海海峡上。
1939年9月,土耳其外长萨拉若卢访苏时,莫洛托夫便提出立即封闭黑海海峡的要求,遭到土方的拒绝。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德时曾表示愿意和土耳其达成某种协议,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取道黑海海峡来进攻苏联。稍后,苏联又要求德国出面干预,促成土耳其同意,使苏联得以在黑海海峡地区设置军事基地。
美英和苏联结成同盟后,对后者的这一意图很快表示理解,英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1943年初,美英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会晤时,丘吉尔公开表示,如果土耳其拒不参战,那末在黑海海峡问题上,英国就不再会支持土耳其。可见当时丘吉尔把黑海海峡问题看作是压土耳其参战的一张好牌。到了该年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如果土耳其仍不听从三大国的要求,继续拒不参战,“那末对土耳其来说,将有非常严重的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后果,特别是将涉及海峡今后的地位问题。”〔19〕丘吉尔还表示俄国应该拥有自己的不冻港,成为一个真正的海上大国,黑海海峡的管理体制应该予以改变。此时的黑海海峡问题又和波兰东部的领土问题一样变成了丘吉尔手中讨好俄国人的一张牌,可见慷他人之慨历来是西方大国惯用的手段。
1944年秋,受到丘吉尔这一信息鼓舞的斯大林对前来莫斯科谈判巴尔干问题的丘吉尔再次提及黑海海峡问题,丘吉尔对苏联希望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要求表示完全理解。
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三大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开始对黑海海峡问题紧追不舍,强调苏联无法再忍受土耳其扼制自己咽喉的局面,应该立即修订蒙特勒公约,要求成立一个组织专门来研究黑海海峡问题。当时欧战尚未结束,美英都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此便爽快地答应了苏联的这一要求。
1945年春,希特勒德国覆灭在即,苏联国威与日俱增。苏联政府认为解决黑海海峡问题的时机已到,决定迫使土耳其让步,在3月19日致土耳其的照会称:即将到期的土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应作重大修订。土耳其随即表示同意,在6月举行的双边谈判中,土耳其主动建议签订两国同盟条约,苏联则乘机要求在黑海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并索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该两地于1878年并入俄国,1921年又划入土耳其)。土耳其断然加以拒绝,土苏谈判遂陷入僵局。
此时欧战已经结束,美英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英国在黑海海峡问题的立场有所改变,得到西方大国撑腰的土耳其政府在7月宜布蒙特勒公约是一个多边公约,因此不能由土耳其和苏联两国单方面来进行修改。
在7月22日、23日和24日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和丘吉尔、杜鲁门连日紧张地讨论了土耳其问题。丘吉尔虽然仍表示赞同修改蒙特勒公约,以保证苏联的船只能自由进出黑海海峡,但却坚决反对苏联得以在黑海海峡地区设置军事基地,为此曾和斯大林进行激烈的辩论。而杜鲁门只是含糊地建议,美英苏等大国的船只可在世界上各大海洋自由进出,以此回避苏联要求的实质。波茨坦会议的议定书最后称:三国政府认为:“在蒙特勒签订的关于海峡的公约已不适合目前状况,应予修改”,此后应由“三国政府各自与土耳其政府直接谈判”因此可以说,黑海海峡问题在二战中并未得到解决,它是二战留下的一个遗案。
二战结束后,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大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美英两国改变了它们对黑海海峡问题的立场,都不主张立即修改蒙特勒公约。在土苏激列的争执中,美英公开站在土耳其一边,为土耳其摇旗呐喊。1946年3月和9月,为对付苏联对土耳其所施加的强大政治和军事压力,美英舰队曾两度进入地中海和黑海向苏联公然示威〔20〕。土苏之间的紧张对峙最终导致了美国的直接介入和1947年3月杜鲁门宣布对土耳其和希腊实行援助。即杜鲁门主义的诞生,使东西方的冷战从此全面展开。
二战期间,不少欧洲国家纷纷宣布中立,这些欧洲中立国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瑞士和瑞典型。尽管瑞士曾在战争中为纳粹德国转移过资金,瑞典也为德国提供过铁矿和允许德军过境,但却从未为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过军事基地或签订过秘密军事协定,因此应该说它们基本上保持了中立,为此战后也就顺利得以参加欧洲的重建和加入联合国。
二、西班牙型。虽然西班牙在战争中不断变换手法,力图为自己披上“中立”的外衣。但事实上,西班牙一直是接近和支持德意法西斯集团的,它不仅曾和纳粹德国秘密制订过一项攻打直布罗陀的计划,而且还公然派出蓝色师团前往苏德战场去直接和苏联作战。这样一来,西班牙不仅不准加入联合国,而且还受到许多民主国家的制裁。
土耳其则介乎两者之间,它固然没有能像瑞士和瑞典那样珍视自己的中立地位,但也没有像西班牙那样,全面倒向轴心国,所以在战后仍被允许加入联合国。其实在如此激烈的二战中,要想在两大对抗集团之间保持百分之百的等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土耳其在这方面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政策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于土耳其政府过份保守,未能及时跟上当时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步伐,或许这才是它当时所犯下的唯一一个过错。
注释:
〔1〕《概览,1939-1946年:战争前夕,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年,120页。
〔2〕萨拉若卢(1987或1890-1953)二战期间土耳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38年起任外长,1942年出任总理,1944年复任外长。
〔3〕《概览,1939一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346页。
〔4〕贝塔里达:《奇怪战争时的秘密战略》,法文版,巴黎,1979年,298-299、322-323页。
〔5〕1942年2月28日,巴本夫妇在安卡拉街头遇刺无恙。此后两名苏使馆人员被控参与谋杀,于同年6月被判20年徒刑,后改为16年8个月徒刑,1944年8月被宣告无罪释放。
〔6〕哈里曼:《特使》,三联书店,1978年,172页。
〔7〕《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英关系》,俄文版,莫斯科,1983年,第一卷,305页。
〔8〕科瓦尔:《他们想窃取我们的胜利》,俄文版,基辅,1964年,196页。
〔9〕《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美国总统,以及英国首相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通信》,英文版,莫斯科,1957年,第一卷,90、92页。
〔10〕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三联书店,1975年,190-191页。
〔11〕〔12〕《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俄文版,莫斯科,1984年,123页,216-219页。
〔13〕〔15〕《德黑兰苏美英三大国领导人会议》,俄文版,1984年,93页,133页。
〔14〕《德黑兰、雅尔达、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俄文版,莫斯科,1971年,31页,111页。
〔16〕《德黑兰、雅尔达、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俄文版,莫斯科,1971年,31页,111页。
〔17〕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伦敦,1972年,第五卷,367-368页。
〔18〕《克里米亚苏美英三大国领导人会议》,俄文版,莫斯科,1984年,137页。
〔19〕《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47页。
〔20〕《概览,1939-1946年:1945-1950年的中东》,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年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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