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怎样铸就未来——“未来学”研究中几个观点的歧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见论文,几个论文,高科技论文,观点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恩、美国的阿尔温·托夫勒等未来学家出版了《了解传谋》和《第三次浪潮》专著以后，美国的约翰·奈西比克和日本的松田米津又先后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和《信息社会》两本专著。这些学者对高科技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的作用，作了充分肯定的论述，为各个国家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受到了经济学界和政界的普遍欢迎。
但高科技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这就在学术讨论中有了歧见。本文仅就对未来社会形态的表述、智能机器取代人的位置后劳动力向何处去和高科技时代人类面对文化危机蔓延危险的对策等三个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现代数字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把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认识距离大大拉近了，对日本经济学家松田米津等的未来“信息社会”说，重新进行了审视，于是便有——
知识社会：未来社会形态的新表述
自本世纪40年代中期计算机面世以来，微电子技术、光纤和卫星通讯技术、信息网络和压缩系统集成技术等现代数字化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推动社会经济的超常增长。同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对未来社会形态的预期，也作出了不同的表述。主要有：信息经济(Rwtorwatgon ico-nomy)社会和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社会。
前者得名于1983年日本经济学家松田米津的《信息社会》一书；后者是1997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新概念，所以叫“新表述”。
其实，这两种表述都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
“信息社会说”可以追溯到本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J阿罗(K·J·Arrow)就提出了“信息经济学”的概念。他说：“当世界的状态被描述为概率分布时，信息经济学才被提出来”。到了1979年，美国另两位经济学家J·希契莱福(J·Hirsshleifer)和J·G·赖利(J·G·Riley)的研究，更从信息的获取与传播、开发与研究、控制与监测、教育与收益等方面，完成了“信息经济学”的“体系架构”。但真正提出“信息社会”的，是日本经济学家松田米津。他在美国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一书的影响下，于1983年写成《信息社会》一书，从七个方面揭示出信息社会的“特点”，核心点是工业社会以其科学技术替代和减轻人类的体力劳动；信息社会以其电脑替代和加强人的脑力智能。
“知识社会说”则更早。1962年美国普林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佛·马克卢普(F.Machlup)就在他的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中，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并对“知识产业”作了较详细的论述。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保尔·罗默(Paul 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在1983年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则是知识经济在理论上的真正形成阶级。但是，也在这个时候，理论界还有人对知识、信息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分不清楚。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兼企业家保尔·霍肯(Paul Hawken)在他的《下一代经济》一书中举例说“一辆雪佛莱汽车同一辆本田汽车的基本差异在于信息（应为“知识”——笔者注）而不在物质。因为它们使用的塑料、橡胶、铬及钢材用量大致相等，但后者的设计、工艺和性能均胜一筹”。那么，“信息社会说”，“知识社会说”，哪一个对未来社会的表述更贴切，更能体现实质呢？笔者以为，下列三点可以为其界定：
1、从知识的外延看，它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认知和创造的全部经验、智慧的总和，信息是知识的一种，自然应涵盖在总体知识之内。因此，以知识（经济）社会来表述，更为恰当；
2、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看，农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资本，而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知识。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快，主要是缺乏知识。这一观点原本是美国经济学家汤姆·斯托尼尔(Tom Stonier)在他的《信息财富——后工业经济的轮廓》一书中提出的，但由于他对信息和知识的概念谁涵盖谁未弄清楚，所以他的结论就成了“信息已经取代了土地，劳力和资本，成为现代生产体系中最重要的投入”，把“信息”而不是“知识”当成主要的“取代”因素了。
3、从知识经济的观点看，知识可以替代资本来发展经济，而信息业是知识的一种，只能作为一个产业，在整个知识经济社会里发挥作用。我们还可用工业经济社会中的通讯业只能作为一个产业而不能成为整个工业经济社会，来反证这一问题。自然，在知识经济社会里，信息业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最近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把“信息”比喻为知识经济社会发动机的“燃料”，也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说得很清楚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未来社会应表述为知识经济社会。信息业作为一个产业，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知识经济社会是和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全新的基于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社会形态。
治理被污染的地球环境和谋求人类的发展，“地球村”的“村民”不必担心智能机器取代人的位置而“无业可就”
——知识经济社会劳动力仍有用武之地
现代光纤和卫星通讯技术把人类生存的空间一下子缩小了，于是便有“地球村”的说法。这个“地球村”的“村民”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或采摘）人、新石器时代的农耕者、中世纪时期的手工艺人和20世纪从事流水作业的工人，劳动一直是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里，智能机器对人类劳动构成“排他性”时，人类历史将第一次出现劳动被排斥在经济生活过程之外。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对其后果作了非常消极的描述：“被开除出高技术‘地球村’的人们可能会受到新法西斯主义言辞的蛊惑而铤而走险，争取用武力获得经济制度拒绝提供给他们的东西。”（注：美国《旗帜》周刊 1997,7,14）
虽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极曼和另外两位学者彼德·施瓦茨、彼德·莱登撰文认为“有关没有工人的工厂的说法，一次次被证明不是成熟的”，高新技术还能“增加服务和娱乐设施等”来“大量吸纳劳工。”（注：法国《费加罗报》 1997.1.23）但新科技渗透在生产力中的主要影响是劳动力需求减少，新技术正在取代人的位置，却是不争的事实。
以美国为例，“30年来，美国企业的生产一直在增加，但工人人数却由占劳动力人口的33%减到17%，到2020年将占不到2%。”（注：美国《外交》 1997年9-10月号；美国《布线》1997年7月号）德国的统计数据也说明现代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1970-1979年的9年间，矿业和制造业由于使用了新技术，生产增长了21.4%，雇佣人数却减少了14.4%，就业量（雇佣人数乘工作时数）则减少了22.6%。同期，办公室和数据处理机器制造业，生产增长了74.5%，雇佣人数却减少了16%，就业量减少了19.9%。”（注：法国《费加罗报》 1997.1.23）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知识经济社会必然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实现。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就业，处于一种劣势地位。因为：1、智能化必然为西方发达国家创造出更多财富，使他们更有实力搞技术换代和产业投资。根据凯恩斯经济学派关于“在投资增长大大超过收入增长时才能可能出现充分就业”的原理，越是早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国家，劳工就业形势就越好；2、新技术在空间上把地球缩小成了一个“村”，劳动力市场也“村落化”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由于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在“全村性”竞争上岗中必然处于劣势；3、高技术的应用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自然农业被破坏，资源被掠夺，手工业生产被解体，失业人数必然聚增。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到1995年初，全球失业者已达1.2亿，半失业者7亿，两者约占全球就业能力者的1/3。而这每3个就业能力者就有1人失业和半失业的，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工。”（注：《世界新技术革命介绍》，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43页）
那么，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里，劳动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向何处去呢？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对工业经济时代作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分析。
始于18世纪末的英格兰人用煤冶炼矿石和棉纺工业的机械化以后，工业经济时代非但给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文明，还形成了强大的物质创造基础。仅以1997年为例，世界年度GDP已达25.93万亿美元，美国一国就占27%，突破了7万亿美元。（注：《半月谈》 1996.14期）
但是工业经济时代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人类居住的“地球村落”破坏得瞒目疮痍：1、有色金属、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几乎被开采殆尽。以石油为例，全世界每天耗用7200万吨，再有50年，全世界的石油就全部被采尽了；2、工业生产中的废气、废水、废渣等的排放，不仅使“地球村落”中的人类，甚至连生物也都无法生存了，酸雨降落面积在扩大、空气中二氧化硫等毒气在蔓延、臭氧层空洞在形成、“厄尔尼诺”在疯狂肆虐……；3、对森林的烂采烂伐，造成水土流失、河流淤塞、农田退化、作物减产。据联合国统计，“目前荒漠化已影响到全世界1/5的人口和全球1/3的陆地”，亚洲地区更为严重。他们的研究报告称，“在过去的30年里，亚洲的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了一半”。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也说：“亚洲是世界上污染和环境遭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注：《中国财经报》 1997.12.24）
这就向人们，尤其是亚洲地区的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智能机器在生产中取代人的位置时，打扫和整治人类自己的地球村村落，就是人类劳动力的一大去处。不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这种劳动的性质将是对工业经济时代环境破坏的一种补偿。不补偿，人类损失是惨重的。据世纪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单单雅加达一个城市”，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每年就达20亿美元。”（注：《国际先驱坛报》 1997.8.21）
打扫和整治好“地球村村落”所要吸纳的劳动力也是惊人的。仅以我国治沙工程为例，完成对“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普查”工作一项，就调集了“近万名专业技术人员”，从1994-1996年花了3年时间才完成。要是治理好我国占国土面积27.3%的262.2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和占国土面积17.6%的186.9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将要投入多少劳动力！何况这些沙漠化还在以每年2100平方公里（注：《国际先驱坛报》 1997.8.21）的速度在扩大、延伸……。
而且，人类不仅要生存，还要向更美好的生活发展。这就不但要打扫和治理好自己居住的“地球村落”环境，还要解决发展中需求的新能源、新材料以及解决不断膨胀的人类粮食和饮用水来源等等问题。这些都要人来干。因此，人类不必担心“被开除出高技术地球村的村民”“无业可就”，人类将永远循着劳动创造世界的轨迹前进！
面对一些国家重技术对自然无限索取而轻文化对人们心灵净化所引发的文化危机蔓延，扎篱笆堵是不行的，正确的选择是——
创立人与自然同步发展的生态变化
与人类社会生活共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而发展的文化，到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以知识为主要制约因素的高科技时代，便在率先向知识社会迈进的国家和地区发生了危机，并以两个极端表现出来。
一是“否定论”。他们是些信奉“历史是技术创造的”“无限制”论者。他们宣称：未来“人性不复存在，宗教已无关紧要”。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文化的内在本质。据哲学定义，文化是“人性丰富内涵的显现”。人性不复存在，“文化”又将安存？
否定论产生的思想根源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发展成略上，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初始时期所选择的轨道上没有改进。百多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在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索取上，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形成了重技术而轻文化的心理。
二是“融合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彼德·施瓦茨、彼德·莱登。他们在《长期繁荣》一书中写道：“根本的技术改革和开放的文明新风，将改变我们的世界，进入一个全球文明‘融合’的初始阶段”。
“融合论”产生的思想根源是文化霸权主义。看似和文化“否定论”观点相背，而实质也是西方文化危机的一种表现：欲以一种西方人价值观的文化来“融合”世界文化，达到“空前规模的全球一体化”。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民丧失本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社团观念、个人价值观和个人文化偏好，成为被动的外来文化消费者。
那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来防止西方文化危机蔓延的危害呢？理论界众说纷云。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能用扎篱笆来防的，要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首先要从理论上提高三个认识。一是要认识到西方文化危机蔓延的危害性。否定人性、崇尚科技，一旦人类在现代物质“享受”中逐渐丧失“自我”时不能忍受那种“无血无泪”的电子环境时，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好不容易挣脱宗教神学统治之后，岂不又要沦为高科技的统治？岂不又要重复当年尼采曾经呼唤过的话：“回到自我”、“回到人本身”！那样，虽然时代已跨近知识社会的门槛，但人类文化却可能滑落到资本主义中期时代中去，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就将形成大跨度的历史反差了；二是要认识以文化对人与科技间的矛盾有协调功能。科技说到底是人的科技，要以人性、人文性为出发点和归宿。人类若做到将人文精神向科技渗透和融入，赋予科技以丰富人文价值内涵，就能唤醒科技内在的人性感悟，那么，科技也能发挥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三是要认识到文化发展也赖于物质基础。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是不自由的，只有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人类才能整体地达到娱悦、审美和精神改善，才能普遍地提高道德水准，得到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据此把人的求欲分为“需求(needs)和“欲求”(wanls)两个层次。前者是基本生存需求，是有限的；后者是审美和荣耀的心理需求，是无限的。也正是后者，才能调动起人类欲求而维持人类社会的无限发展。
这三个认识对人们的警示是：人类要避免在丰厚的物质“享受”中重新丧失“自我”，赋予科技以人性内涵并创造现代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唯一的选择。
自然，发展中国家强化本国民族主流文化建设，也是必要的，它能在本国民族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破坏和威胁时，与其抵制和抗争，以维持本国的民族文化尊严。但这不是第一位的。在当今，当务之急是全世界都要鼓励和积极努力去为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创造“新文明观”，即生态文明观，重构全球生态文化意识，以建立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统一关系，使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的发展保持动态平衡。如果要有一种文化“融合”全世界文化的话，那么创立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全部文化的重要补充，就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