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培君[1]2001年在《民国初年税制改革思想述评》文中研究指明民国初年，政府和民众曾经共同酝酿过一场税制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税制改革思想。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今天顺利地进行税制改革。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现代税收制度学理论，对民国初年划分两税、改革旧税、开征新税等改革思想进行研究。文章认为，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前瞻性，但大多未转化成为现实，主要原因是：生产力问题、法治问题、可行性问题等叁大因素制约了税制改革。而民国初年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源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既要从传统中获取精神动力，又要不受传统中的保守惰性牵制。
陈弘[2]2006年在《贾士毅财政思想述评》文中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动荡而富于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财政以及财政思想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只有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思想,还有许多人做过不少切实的工作,他们的思想可能更为贴切现实。贾士毅即为一例。 贾士毅(1887-1965),江苏宜兴人。曾赴日本留学,1911年毕业回国。1912年即进入政府任职,历任财政金融要职达几十年。先后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参事、会计司司长、库藏司司长等职。1927年,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赋税司司长,整顿税收,革新税制,当时财政法规之研订均出自他的手笔。1932年升任财政部常务次长。1933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对湖北财政进行全面改革。1943年调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代理江苏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任鄂湘赣区财政金融特派员,负责接收叁省日伪财经机构。他还从1927年起兼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教授。着有《民国财政史》等书,这些着作保存了民国时期大量的财政实况与数据。 贾士毅的财政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财经思想和现代西方财政学说,多年的财政经历也丰富了他的思想,这些都为他提出自己的财政思想打下了基础。贾士毅认为财政应从经济出发,以发展国民经济,实现民生主义为目的。在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问题上,他认为应根据国情先确定国家与地方之界说、地方团体之级数、国家行政地方行政之范围、国家费地方费之费目及国家与地方费之额数五大前提条件,采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折衷形式。在革新税制上,他主张整理旧税以增入款,开辟新税以裕财源,即要收回关税主权,裁撤厘金,废除苛捐杂税,又要依公平普及原则开设所得税、遗产税等新式税种。在财政支出问题上,他坚持量入为出原则,厉行预算,缩减军费,加大教育实业事业的财政投入,以利民生。 贾士毅的财政思想具备以民为本、实践性强的显着特点,但在理论上稍显薄弱,削弱了其学术上的价值。总体上讲,贾士毅的财政思想基本符合民国国情和社会需要的,也是符合财政建设客观规律的,是民国财政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实[3]2014年在《近二十年我国分税制思想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4年分税制的推行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对财政体制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改革,它不仅使我国财政体系和世界发达国家标准的交集跨出了实质性一步,也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恢弘格局中的关键一篇。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叁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税收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我国分税制的肇始跨越世纪,再到2014年还是桃李年华的“靓女”,总结近二十年的分税制思想,回顾她的成长历程,明晰她的演变脉络,找准分税制改革的“美中不足”并提出规范和完善的建议,是本篇论文的任务和目的。考察制度创立者、政策执行者及改革倡议者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近二十年来中国分税制思想的演变经过酝酿、实践中的论争及修补完善叁个阶段。清理这叁个阶段分税制思想中的热点与焦点,认识分税制改革进程中的争论与进步,并从税制、税法、税种等角度分析历史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归纳学界提出的合理建议,为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苏诗雅[4]2012年在《民初国地两税划分研究（1912-1916年）》文中提出清末时期，清廷曾试图仿照西方财税体制，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在清理各省财政的同时，遂于国内尝试推行国地两税划分制度。将税收来源划分为国家税与地方税两种，并确定国家与地方的行政经费范围。两税划分的尝试主要体现在各省编订的财政说明书中。但不久清廷遭辛亥之变，改革由此终止。民国初立，中央政府为重整税源，重提两税划分。北京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划分两税解决财源枯竭的困境，又企图通过该制度加强中央财政集权。但此时各省军阀割据，地方都督和议会为固守本省利益，反对中央集权。加之政府内部又因人事纠纷等种种因素，导致两税划分的推行在民国初年“心有余而力不足”。两税划分从筹划到推行，直至1914年被中央专款制取代，其中转变的过程无不受民初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一制度的变迁历程，均与民初政、财紧密联系。考察两税划分的变迁过程，能够从这一视角窥探民初政治的复杂性，与中央地方的财政实情。
申玉山[5]2011年在《长芦盐税研究（1912-1928）》文中研究表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盐税在财政中的地位极其重要。长芦盐区地处京畿,其巨额的盐税收入自始至终为北京政府所倚重,是北京政府筹措、偿还内外债务,解决财政上燃眉之急的重要依靠。北京政府盐税征收与管理的政策和举措也大多首先在长芦盐区试行,然后推广到其他盐区。民初长芦盐税改革是北京政府试图统一全国盐政、增加盐税收入的重要举措。改革对旧有盐税体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促进了长芦盐务管理乃至中国盐务管理的近代化。改革中,北京政府、长芦盐商和盐务稽核总所叁大利益主体之间,在盐价增减、引制存废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纷争和冲突。其实质就是各方围绕盐税利益的分配,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相互牵制、相互斗争的博弈过程,博弈的核心就是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点。纷乱的军阀政治斗争对长芦盐税征收与管理造成了巨大影响。长芦盐税成为军阀觊觎争夺的目标。而长芦盐区所处地理和政治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军阀在争夺长芦盐税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于其他省区的特点。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军阀主要是以变相税捐的形式私下里对长芦盐税进行争夺。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军阀对于长芦盐税的争夺升级为公然截留盐款,滥征附加税捐,强取豪夺。民初盐税改革以来形成的盐税征管体制因此遭到极大破坏。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长芦盐税征收与管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财政税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国家的财政税收被强行绑缚在军阀政治和军阀战争的机器上,政治、军事功用极度强化,调节和发展经济功能极度弱化乃至缺失。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横征暴敛的财富资本,不是被用来发展经济,而是几乎全部被用于浩繁的军政费消耗。这种本末倒置的财政经济政策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
郭小兵[6]2012年在《民国《财政评论》（1939-1948）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评论》是民国时期一份以财政金融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专业性权威刊物，发表了许多经济学家财政金融方面的学术成果。《财政评论》的刊行为中国经济理论界探讨中国的财政经济问题、传播与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尤其是财税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财政评论》自1939年元月创刊至1949年停刊，历时十年之久，经过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两个阶段，且其所涉内容庞杂，既有对财政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研究和介绍，也有对国内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可以说较为全面的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因此，本文选取《财政评论》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对该期刊的梳理和归纳，对民国特别是战争条件下的财政及经济思想有所认识。民国时期尽管在所有制方面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民国又是一个为中国未来的思想与制度建设而服务的“创造前提的阶段”，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立足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用现代经济学和史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财政评论》本身及其所体现的主要经济思想，全面地回顾、分析、解剖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以期能为今天的经济思想研究提供借鉴与启迪。文章首先对《财政评论》的总体概况进行了分析。1939年元旦，民国期刊《财政评论》（1939-1948）在抗战的炮火声中创刊于香港，到1948（1948年第19卷只出版1-3期）年共计出版发行19卷，为月刊的形式进行出版，每卷6期，共计111期。《财政评论》以“进化论”为哲学理论基础，以“民生史观”作为发展观，以古典、新古典为研究范式，秉承“不急不随”的学术立场，以渐进与改良为其政策取向，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较少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而更加崇尚价值中立的原则是其一贯的宗旨与办刊方针。《财政评论》的作者群体涉及十分广泛，其中不乏有各经济学界名人和政界要员。《财政评论》虽然以“财政”命名，但它涉及的研究主题甚为广泛，是一本以财政金融为特色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其文章涉及经济学诸多领域，其反映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思想史、经济理论与流派、财政学、金融与贸易问题、国际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工业化问题等。在对《财政评论》的整体框架描述之后，作者对《财政评论》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实现民族独立和实现以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化，这两个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的思考与研究是渐进的，是随着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的。《财政评论》的内容也大体围绕这一时期的主题来编排期刊。战时阶段，无论是税制改革还是统制经济的实施，抑或专卖的实施都是服务于战时的财政与经济的；战后无论是国际贸易问题还是金融领域的信托问题的探讨，都是围绕工业化的总体目标，可以说工业化是战后学者共同的理论指向。因此，本文的主体内容即围绕此“两大主题”，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以“专题”的形式对于《财政评论》所涉及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第二章基于战时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评论》体现出的财政思想，分别探讨了战时财政论、自治财政论、战时公债政策、战时租税政策以及在战时被国民政府特别倚重的战时专卖制度。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们运用和借鉴西方财税理论对于战时财政所提出的观点，对国民政府解决战时财政困难、筹措战费从而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尽管实施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另外，学者们能够提出利用战争时机着力推进直接税，进而改造我国的租税体系的思想相当可贵的。第叁章对《财政评论》中文章体现的公共财政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主要包括：新公债哲学的评介、分税制改革思想、公共财政与宪政、财政管理与监督思想。其中两个方面的评介最为重要，一是民国财政学界分税制改革的思想，另一个是民国时期宪政与财政关系的思想，对于它们的讨论可以为今天公共财政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启发。除此之外，本章还关注了公共领域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管理与财政监督问题，民国时期这方面的制度许多是开创性的，正是学者们的思想推动了民国时期财税制度的变革。第四章主要对《财政评论》的税收问题进行了考察。本章首先评介了租税原则与中国税制，租税原则是税收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了瓦格纳的租税原则将社会公平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甚至凌驾于财政原则之上，主张累进税率，他的租税原则论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很大，其思想特别受到民国经济学人的关注与钟爱，直接催生了我国民国时期的直接税改革，十分注重税收公平是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与上述思想不无关系。其次对民国时期税制改革的两种目标模式做了剖析，近代中国在税制目标模式的选择上直接税为主体的模式的提出体现了税收公平与财政的现代化特征，但“双主体”的选择反映了民国税制改革思想逐步趋于理性与现实。第叁节是税收改革思想分论，笔者重点选择了该期刊中关于直接税中的遗产税、间接税中的关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是考虑遗产税在均平方面特殊的意义，加之在当今的中国遗产税也是呼之欲出，或许可以提供借鉴；近代中国税收制度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关税自主，该期刊所体现的思想可以代表民国学者的共同特征，即努力寻求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结合点，而骨子里却倾向于保护关税。第五章是总结概括《财政评论》中体现的货币金融思想，该期刊涉及金融问题的文章很多，主要是货币数量论、购买力平价说、通货膨胀问题、信托问题。在对这些介绍和评价西方经济思想的文章进行的梳理和总结中，可以使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者对于国外理论所持的态度是一种的“批判的接受”，这也是每一位学者所需要的治学态度；另外，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对现实的经济状况和问题也十分关注，适时的提出了若干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与意见，对于解决战时出现的诸如通货膨胀、国际货币制度、法币币值等问题均有所裨益。第六章对于战后国际贸易理论与思想作了梳理与总结；主要包括外汇政策与汇率问题、贸易政策与制度问题、国际收支问题。从理论视野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后期的对外贸易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现代贸易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如关税问题、汇率问题、对外贸易政策等，在该时期的对外贸易研究中均有涉及。特别是关税与汇率两个问题，在这一时期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知识界和学者们对于对外贸易政策所持的主张不尽相同，但无论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还是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仅仅将贸易政策视为服务于中国工业化目标的手段，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都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发展民族经济作必须采取的手段。政策只是手段，而发展才是目的，无论是自由还是保护，都要服务于发展工业这一根本目标。第七章是对《财政评论》所涉及的其他经济问题进行评述，主要是工业化思想以及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选择的论争，重点述评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思潮以及对计划经济思潮的反思，特别介绍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于工业发展优先顺序的考虑符合中国国情的，他们认为，中国工业发展应该秉承“轻重工业应该同时并进”，应该说很好地处理了轻重工业的辩证关系。但学者们对于工业化过程中处理国营与民营的关系时，对于国营企业的弊端和效率认识不足，他们的这种主导思想决定了他们国营化的政策取向，这点尤其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第八章是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财政评论》进行了总体总结与评价，进而得出借鉴与启示。笔者分析了《财政评论》积极影响因素，即它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同时也考察了《财政评论》存在的局限性，以期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
付志宇[7]2009年在《近代中国税收现代化进程及其思想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税收制度经历了从传统的以简单直接税为主体税种向以间接税为主过渡并进入以现代的直接税为主的现代化过程。按照近代中国的朝代更迭和经济发展状况,该现代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发端、奠基、成型和嬗变四个阶段。其中清末为发端时期,清政府首次提出国地分税,对税制改革做了初步尝试;思想界则有重商派、洋务派和维新派等不同阶层的人士先后提出了税收改良主张。北洋政府时期为奠基时期,政府对旧有的税制进行了调整,初步划分了国地税收,推行了一些新税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奠定了现代税制的基础;在思想领域则有北洋政府的理财家、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民间的财政专家就如何进一步改进税制展开有益的探索。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为定型时期,政府从税收体制上明确了中央和地方间的税权分配关系,在关税自主、裁厘改统以及所得税的开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基本上形成了以现代直接税为主体,其他间接税和财产税为补充的现代化税制体系;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官员和经济学家对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调节收入分配,充分实现税收制度的现代化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为嬗变时期,由于受到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影响,政府把税收的职能转向筹集财政收入、保障军事开支上,因此主动调整税制,采取有力措施,如实行田赋“叁征”、盐专卖以及开征遗产税、战时消费税、过分利得税等权变做法,使得税收现代化在非常时期发生了变异;在这一时期政府当局和专家学者对战时税制和复员税制展开热烈讨论,并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税制进行反思,提出许多善意的改革建议。经过上述四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演变,近代中国完成了税收的现代化进程,确立了符合现代税收理论,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税收模式,从税收体制、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叁个方面构建起一整套完备的资本主义税收体系。通过对近代中国税收现代化进程及其思想史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是在近代遭遇来自外界挑战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主动进行的制度安排,在思想界则表现为努力吸取西方税收理论的优秀成分和西方税收制度的先进经验;这一过程也是现代税收理论与中国这个特定环境的融合,在近代这个特定时期内中国政府及其思想界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调整和改革税收制度;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渐进式的变革,通过四个历史时期循序渐进的税制改革,分阶段、分步骤地完成了税收的现代化目标,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成就。同时,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近代中国的税收制度及其思想仍有不少应有的历史任务未竟,存在如土地税改革失误,间接税制不尽合理,直接税制不健全,地方税落后以及税收水平较低等诸多问题。考察这一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特征,对于我国当前的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参考近代中国税收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可以从税收体制、制度和管理叁个方面对中国下一步的税收改革提供观察的视角。
张卫莉[8]2011年在《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结合他在《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中做出的以经济现代化振兴中华的战略构想进行研究。但是为了获得关于孙中山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全景而不至于将其战略构想碎片化地就事论事,尊重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也会适当援引其他必要资料在相关思想主题上做相应延伸。本论文力求探求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全貌并揭示其经济思想中的规律性认识,但是同时,考虑到孙中山经济思想内容的丰富庞杂,限于篇幅和能力,本论文不可能做到穷尽其所有主题和观点、理论与实践。本论文选定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基本问题中的几个方面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如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孙中山的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财政与货币思想；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等。论文综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史论相结合的方法,横向与纵向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以传统经济理论和现代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成果为基础,以线为主,点面结合,从多个角度对于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提出尊重历史真实、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论文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出发,剖析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思想渊源,分析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客观评价了其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简要回顾前人的相关研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等。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由此更能说明本论文研究主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及相应研究内容设计的合理性。第叁部分,孙中山经济思想综述。此部分又可以分为两个子部分：第一个子部分专门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和哲学基础。此部分探讨孙中山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重点分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20世纪之交的影响中国的各西方经济思想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探讨孙中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系统观、知行观和民生史观,揭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中的科学认知和实践精神,揭示孙中山实业计划系统的内在关联性和以人为本特征。本部分的研究构成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第二个子部分专门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把浩大繁多的孙中山经济思想从较为综合的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到孙中山的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财政与货币思想和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各方面进行研究,并构筑其理论体系,并认为其实际上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经济战略支持性制度体系。通过研究,该部分认为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高度相当显着,这一部分构成后面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的研究的基础。第四部分,孙中山经济思想评论。主要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当代价值的评价。通过研究,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发展理论,可将之概括为：以振兴中华、求富求强为最高目标,以民生主义为经济建设的总纲领,以主权独立下的开放主义为基本方针,以对资本主义扬“善”避“恶”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以科学规划、富有系统性为特征的经济建设方案,以及实事求是、尊重国情下的前瞻性和首创性的中国的经济现代转型发展理论。以国家富强,民生畅遂为目标的博大精深的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当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继续深入仍然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王经伟[9]2013年在《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科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自从民国政府颁布相关法令后,民国各式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办起来,从此我国近代经济学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在此后一段较长时间里,各式高等院校纷纷开始创办经济系或商学院,不断的完善我国经济学教育,同时这些经济学机构培养的毕业生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学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本身也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程度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同时也是青年学子们最主要的科研成果。本文从选取经济学学位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为基本考察对象,对其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将史料与经济学的方法相结合,以期考察出学位论文的特征、理论贡献、历史影响、现实价启示及理论局限。试图从民国时期青年学子群体的眼中来管窥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为全面探索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内容及理论贡献提供历史资料与文献依据。本文第一章对近代我国经济学教育机构的沿革进行概括,并简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着名大学的经济系情况,从代表性着名大学中选取武汉大学在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学位论文史料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史料进行统计整理,得知其重点研究主题为：财政、西方经济思想史、农业、货币银行。在对民国时期经济学教育的整体框架进行描述和对论文史料剖析之后,文章的第二、叁、四、五章分别对上述论文史料重点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此总结出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总体特征。第二章是分析论文史料中关于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本章主要探讨民国时期税收改革思想、预算与公债理论、抗战时期建立的“战时”财政理论体系叁部分。笔者就此进行剖析,从中探寻出西方财政思想对中国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深远影响及经济学教育机构为构建中国财政理论体系所做出的贡献；第叁章是分析论文史料中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涉及内容有古典学派经济思想、新古典学派经济思想、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等各种经济流派的经济思想。笔者就此分别进行研究,并从这些史料的介绍和评论中,探究出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理论特征与演变路径,以及民国时期经济学高等教育对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程度和其对当时青年学子的学术影响,同时论文中关于经济思想流派的文章,也为我们现在研究经济思想史提供了极大的史料参考；第四章是分析论文史料中关于中国农业问题,该章主要以复兴民国时期的农业建设和对民国时期的土地问题为主要议题展开探讨。其中青年学子对民国当时农村经济衰败的状况深感不安,并分析农村经济落后的深层原因,同时提出复兴农村经济的建议。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地价税、租佃制度、土地改革等进行探讨；第五章则是分析论文史料中关于中国货币与银行的问题,论文史料涉及民国时期关于中国货币问题、物价问题、通货膨胀问题、银行建设问题等,笔者就民国当时若干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研究,发现其中不乏有直至今时还存在的经济问题,其当时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为我们解决当今经济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本文进行了综合评价,首先分析了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特征,认为选取史料论文可反映出经济学学位论文的叁个综合特点：论文选题范围涉及广、论文写作紧密联系实际、论文写作受到西方经济思潮影响较多。之后就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理论贡献、历史影响、现实启示和理论局限进行总结,以期为后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提供有力在的历史依据,为当今学者提供经济研究上的启发。
孙智君[10]2006年在《民国时期产业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民国(1912-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近代产业经济思想大发展的时期。民国时期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引起了民国时期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的热情关注和思考,形成了民国时期灿烂纷呈的产业经济思想。产业经济思想所反映的是经济领域中关于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政策与发展的思想。本文立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创新,用产业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全面地回顾、分析、解剖并评价民国时期的产业经济思想,以期对当代中国的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思想借鉴和启示。全文由叁大部分构成,即第一部分为前言、第二部分为主体、第叁部分为结语。其中前言部分分为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基本框架、研究方法、论文理论基础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主体部分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构架,共分四章,每一章的分析思路基本一致,将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将其分为民国初年(1912-1927年)、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和国民政府后期(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分别加以探讨。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首先按照现代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介绍本时期产业经济思想(包括产业结构思想、产业布局思想、产业组织思想及产业技术思想)及其特点,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然后介绍这一时期产业经济思想的代表性作品并给予评价,最后分析该理论背景下的产业经济政策产生的效果。第一章是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的产业经济思想。此阶段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北京政府时期。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叁个多月,其产业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因为此时中国的经济学仅处于学习和引进阶段,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正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国家富裕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故经济思想主要以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从海外归来的人士的殖产兴业、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想为主。南京临时政府对农业十分关注,出台过类似鼓励开垦荒地、规定凡垦荒者予以五年不升科的优待;对于呈请垦荒者,事业部和内务部均给予积极支持和保护。但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极短,故相关产业经济思想及基于此的经济政策显得薄弱、缺乏系统性和实效性。北京政府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经历了经济萧条及其后的经济复苏,中国工矿业发展亦与之相呼应。因政局多变,军阀割据,政府对工矿事业,既没有一个确定的方针,也没有一个统筹的计划,更持不参与经营实业、放任民营的宗旨,故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比较缓慢,且衣食工业仍占据绝对优势。但是,也有相关因素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一是手头握有资金者希望投资于实业获得更多盈利;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欧洲市场需求增加,引起商品输出;叁是“二十一条”要求与上海“五卅”惨案激起提倡国货运动;四是银行业日益发达;五是种种不平等条约给予外资企业很多方便;最后是铁路等运输业的改进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两个派别的经济思想: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经济思想,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章太炎的重农经济思想、廖仲恺的经济思想等;另一派是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如着名实业家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和农业近代化经济思想及周学熙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等。其中,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农业土地制度问题、发展工商实业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第二章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1927—1937年)的产业经济思想。1927年4月蒋介石定都南京。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民族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立国问题的论战,围绕着中国该如何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个核心问题,形成了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等人为农业主导派,而吴景超、杨明斋、恽代英、杨杏佛、陈独秀、吴稚晖等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走与西方相同的道路,即工业现代化道路。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藉发展工业,才能救济农村,只有工业化,才是民族经济建设的出路”。由于历史的局限,两派都未能正确认识农业与工业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将中国当时的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而偏离了方向。尽管如此,这场论战仍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界关心国事的美德,双方提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规划方案,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不无借鉴意义。在产业组织思想方面,表现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应采用什么经济制度的问题上。在整个30年代,国家统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此消彼长,最后统制经济思想盛行。其理论思路为:面临民族危机,要快速推进工业化;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有效手段是统制经济;统制经济的前提是中央集权,所以要加强和巩固中央政府地位。当时的《大公报》即明确提出“重工业国有,杂工业私营”的主张。执着于国家统制产业发展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曾任实业部部长的罗敦伟、经济学者马寅初等;对之持谨慎、分析态度的经济学者有陈振汉、丁文江等人。可以看出,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经济思想的这一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放任民营、政府扶助向中央集权、国家至上迅速倾斜的过程。第叁章是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的产业经济思想。正值南京政府对工业建设遵循一定计划推行且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之际,日本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战争导致原有厂矿要么为兵火所毁,要么为日寇夺去,要么随政府内迁,且大都处于濒危之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们满怀爱国之心,在战火纷飞中继续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他们除进行一般理论研究之外,还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这一时期对于中国产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叁个问题上:一是有关中国工业化的政策。包括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政府应采取的工业政策、国营与民营问题等;二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比较具体细微的计划问题;叁是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争论。何廉、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方显廷的《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等着作,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着作。第四章是国民政府后期(1945—1949年)的产业经济思想。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政府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即于1946年2月颁行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法币对美元汇率为2020,结果导致外货蜂拥进入国内,国内工业品无法与之竞争,而输出贸易更加陷于绝境。加上国内政局不稳,内战随后爆发,通货继续膨胀,物价继续上涨,人们生活日益艰难。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应采取何种经济体制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对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和自由放任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如经济学者陈伯庄认为,工业化制度设计的原则应该是方向问题而非发展速度;张培刚的着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另外,享誉国内外的四大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都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他们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刘大钧对中国工业化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与方显廷、吴景超、谷春帆等人发起成立工业研究委员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思想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另外,这四大学者还直接参与了政府当局的经济决策。最后是结语部分。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民国时期的产业经济思想研究,有了更新的、更现代的发展,达到了相对于当时来说比较成熟的地步。其思想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资料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而且还有不少思想成果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不少方面仍可作为当代产业经济思想的研究以及实践的思想借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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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经济思想研究[D]. 王经伟. 武汉大学. 2013
[10]. 民国时期产业经济思想研究[D]. 孙智君. 武汉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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