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中国工业的增长与结构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变动论文,初期论文,结构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0751(2001)02-0004-12
中图分类号：F403.2
文献标识码：A
这里的21世纪初期，是指“十五”至2010年期间。在这期间，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尤其是加入WTO之后的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将对中国工业的增长和结构变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分析这种影响下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的趋势、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路，是很有必要的。
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的环境和条件
21世纪初期，我国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的环境和条件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1.经济增长受到需求制约将成为一种常态。
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下个10年我国经济增长环境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需求制约将成为一种常态。以往每个五年计划初期所出现的需求大扩张状况，在“十五”和“十一五”时期将不会重演。同时，由需求波动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年度波动程度，也将相应减弱。我国经济正进入一种需求稳定增长并通过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发生制约作用的经济状态。
需求稳定增长主要是由于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消费需求难以出现以往的高速增长，二是消费需求仍可以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在我国的消费需求中，政府消费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而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随着体制改革和推进，政府消费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城镇居民消费的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低，这部分消费需求增长的加快，主要取决于商品和服务供给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适应程度，但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已趋于成熟，在较长的时期内，消费需求的增速变动幅度不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论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是与国际比较看，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按人口比重计算都非常低，预计未来几年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仍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而较低速增长，并成为制约整个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十五”时期，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仍依赖于消费政策的调节和消费环境的改善；到“十一五”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将进一步趋于成熟，需求增速将逐步降低，但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消费需求可能出现一个明显的扩张期，因而整个消费需求仍可以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投资需求的增长既依赖于消费需求的拉动，又取决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的作用。近几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拉动国有经济投资起了较大作用，但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相当有限，而且还因国有投资的扩大而挤占了部分民间投资。目前我国民间资本的比重已经很大，但由于非国有经济主要集中于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部门，随着工业消费品市场的相对饱和，有利的投资领域不多，而很多发展前景看好的第三产业部门，非国有经济又因各种原因特别是体制原因不能进入或难以进入，因此民间投资的扩大受到较大限制。“十五”至2010期间，我国投资需求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民间投资的增长，而民间投资的扩张主要取决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由于对民间资本开放大多数投资领域和消除投资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都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民间投资在“十五”期间不大可能出现以往那样的高速扩张，因而整个投资需求将表现出与消费需求相似的中高速增长。
从净出口看，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和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相对缓慢的情况下，出口扩大的前景不容乐观。尽管国内需求的制约会迫使国内企业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但出口增长难以再现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度。如果在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的比较优势得到有效发挥，“十五”至2010年期间的出口大体可以维持中高速增长，出口大于进口的局面将持续下去，但国外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相对有限。
在需求制约经济增长成为常态的条件下，工业增长受到的需求制约将更加明显，因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过高，供过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21世纪初期，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的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变动的趋势。
2.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
“十五”时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一系列内容，其中与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关系较大的是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问题基本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大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即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不论与国际上实证研究得出的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模式相比，还是与现代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实际状况相比，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都很突出。这种结构偏差从根本上说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也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不合理有关。另一个问题是产业内部的结构水平低，或结构升级缓慢。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都明显存在着这个结构问题，即低质量、低档次、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占很大比重，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比重较低。在国家产业结构政策的推动下和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调节下，21世纪初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在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和比重较快上升的条件下，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将有所下降。同时，随着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增长和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较快推进，各个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进程将明显加快，技术密集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比重将较快上升。
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产业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推进。我国当前产业组织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集中度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差，产业生产分散化，企业规模经济水平低，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并存。这种产业组织的状况制约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进程。因此，如果21世纪初期的结构调整能够取得较大的进展，必然是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起推进的结果。
3.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将明显加快。
我国的城市化程度既远远滞后于工业化，也大幅度低于与我国人均GDP相同的其他国家的水平。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制约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和宏观决策部门的共识。“十五”至2010年期间，随着国家城乡政策的调整和相应体制改革的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将明显加快，这将带动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整个经济的有效增长，并为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体制改革推进的作用。
21世纪初期是我国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系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时期。体制改革的推进涉及到企业、市场和政府等方方面面，其中直接对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起促进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1.国有工业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
国有工业产业布局调整的基本取向，一是收缩国有工业的战线，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二是降低国有经济在基础工业中的比重和垄断地位，提高基础工业中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竞争程度，加强市场机制对基础工业生产率的调节作用；三是适当提高国有经济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比重，加快国有工业的产业升级。这三个方面都有利于国有工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增长质量的提高，也能够给整个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提供有利的条件。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加快企业股份化的进程，全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使新的企业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不仅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而且可以减少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体制的依赖和利用，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合理竞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显然有利于工业有效增长和结构合理变动。
2.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工业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是混合所有制工业的比重上升（包括国有控股和参股工业、外商直接投资工业的比重上升）和单一所有制工业的比重下降（包括国有独资工业、集体所有制工业的比重下降）。同时，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将带动原有企业体制，特别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变革，并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发展，以及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如果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在国家推进体制改革的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实现的，那么这种变动基本上是各种所有制经济竞争的结果，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并可以带动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因而有利于企业经营效率的改善和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股份制工业、外商投资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结构水平较高，其比重上升也有利于工业结构的升级。
3.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在投融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的基础上，开辟和拓宽投融资渠道，继续降低间接融资的比重，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和作用，并改革间接融资的体制，调整直接融资的方式和结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利于加快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将对工业结构升级起较大的促进作用。
（三）扩大对外开放的影响。
加入WTO将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21世纪的前10年将是由此产生的影响和效应充分表现出来的时期。其中前5年是市场开放和产生影响的过渡期，后5年是市场全面开放和影响扩大的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将受到较大影响。
1.加入WTO之后，商品进出口结构的变动将影响工业结构的变动。
加入WTO之后，随着进出口关税的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我国发展水平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机械、电子、汽车、医药等行业，以及规模经济要求较高的产业，如石化、钢铁等行业，将受到进口产品的较大冲击，而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如纺织、轻工等行业，则将获得扩大出口的有利条件。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国内生产结构的变化，工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本来处于下降趋势的传统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在出口扩大的拉动下，生产比重和投入比重可能转为上升或趋于稳定，而本来处于上升趋势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进口扩大的冲击下生产比重和投入比重可能转为下降或不再上升。加入WTO引起的进出口结构变化对工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对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21世纪的前10年将是比较突出的。
2.加入WTO之后，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动将对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加入WTO之后，随着我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扩大开放，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将较大幅度上升，工业的投资比重将相对下降；在工业中，对采掘业和公用工业（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比重将有所上升，对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将相应下降；在制造业中，对原料工业的投资比重会有所上升，对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会相应下降；在加工工业中，对重加工业的投资比重将有所上升，而对轻加工业的投资比重将相应下降。这个变动趋势将在“十五”至2010年期间明显表现出来。由于外商对我国工业的投资规模已经较大，外资工业在我国工业中的比重已经较高，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化将对我国工业增长尤其是工业结构变动产生明显影响。总的说来，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动与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是一致的。与进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相反，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动有利于我国工业结构的升级。随着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比重的上升，外商投资结构中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将逐步下降，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比重将较快上升。因此，可以预料，在21世纪前10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结构升级将起较大的促进作用。
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
（一）工业增长速度的走势。
1.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工业增长速度变动的态势。
从1994年宏观经济紧缩以来，我国工业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1995-1997年，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12.6%，与1992-1994年的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7.5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也由前一时期的25.4%下降为后一时期的16.6%，降低8.8个百分点。1998-1999年，工业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7%和11.2%，又分别降低3.9和5.4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在持续三年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拉动下，工业增长速度开始走出连续7年下降的困境，出现较为明显的回升态势。2000年前10个月，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速度回升到11.6%。从各种所有制工业增长速度的变动看，在全部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增速波动较大，其增长速度1998年下降到0.1%。但近两年在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拉动下，增长速度大幅度回升，1999年达到8.8%；集体工业的增长速度自1993年以来一直下滑，1999年的增速下降到6%，还低于国有工业；个体工业和以外商投资工业和股份制工业为主的其他类型工业的增长速度在1993-1998年期间的降幅也很大，但从1999年以来基本上止跌回升，近两年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在工业增长速度的回升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股份制工业和外商投资工业起了较大的作用，而集体工业则仍然起着负的影响。从地区之间工业增长速度的变动看，自1994年经济紧缩到1997年，东部的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26.8%下降为11.4%，而中部和西部的增长速度分别由22.5%和22.1%下降为12.7%和10.9%，东部的增速降幅相对大于中、西部地区。但1998年，东部地区的速度开始回升，而中、西部仍在下降。1999年工业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北京、天津、河北、吉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重庆等10个省市区，其中东部占了8个，而中部和西部分别只有1个。2000年1-10月份，工业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个省区中，东部也占了10个，而中部和西部分别占5个和2个。可见，在工业增长速度的回升中，东部起了较大的作用，而中部尤其是西部的大多数地区的增长速度仍处于徘徊状态。
2.对“十五”至2010年工业增长速度的判断。
21世纪前10年，工业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需求的拉动和支撑。预计总需求能够支持工业增加值实现9%-11%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其中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将稳定增长，工业品出口从年平均数看可达到中高速度，因而工业增长速度的年度变动主要看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大规模扩张，工业增长仍可能出现过高的速度，但接着也将引起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波动。另一方面，如果“十五”期间的工业增长速度较高，“十一五”期间的增长速度会相应回落。
由于我国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已经过高，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看，21世纪初期工业的比重应当有所下降，因此工业增长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适度问题。工业的适度增长既关系到第三产业能否加快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协调，也关系到工业本身能否在一个较长时期（如下个10年）内保持稳定增长，减小工业增长速度的波动。因此，只要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达到9%，就进入了适度增长的区间，而超过11%，则可以看作是出现了过高的速度。
在“十五”期间与工业发展有关的几个重大背景条件中，加入WTO之后的扩大对外开放，可能主要影响工业增长的结构，而对工业增长速度影响较小；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加快，其作用也主要在于促进工业增长质量的改善，而不在于提高工业的增长水平。只有两个背景性条件有可能对工业增长速度的变动产生较大影响：一个是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带动第三产业较快发展的过程中，将拉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从而可能加快工业增长的速度；另一个是，西部大开发的迅速推进，如果加快了西部工业化的进程，也可能对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各所有制工业中，对工业增长速度起较大推动作用的将是股份制工业和外商投资工业，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超高速增长并对整个工业的高速增长作出这重大贡献的集体工业和个体工业，下个10年将在制度变革中进入一个中高速增长期，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也将在产业布局调整和加快改革中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这种趋势，在“十一五”时期将比“十五”时期更加明显。
从地区工业增长关系看，“十五”期间工业增长较快的仍将是东部地区，同时大多数中部省区的工业增长速度将上升到与东部地区相近。如果西部大开发有效推进，到“十一五”时期，西部省区的工业增长将明显加快。
（二）工业增长质量的变动。
1.近两年工业增长质量上升的态势。
1999年，在工业增长速度较低的情况下，工业增长质量明显改善。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以下简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全年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99.3%，比上年提高8.3个百分点；其中总资产贡献率提高0.33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提高1.07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7个百分点，资本保值增殖率提高1.2个百分点，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加快0.06次，资产负债率降低1.9个百分点。同时，工业增加值率提高1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也较大幅度增长。2000年以来，在工业增长速度回升的条件下，工业增长质量进一步上升，而且提高幅度很大。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114.8%，比上年同期提高16.8个百分点；其中总资产报酬率提高1.7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提高2.1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个百分点，资本保值增殖率提高1个百分点，流动资产周转率提高了0.1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0.6个百分点。
工业增长质量提高的另一个表现，是工业经济效益的增长明显快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1999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8.9%，同期产品销售收入增长了10.2%，实现利润增长52%，税金总额增长9%；同时，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比上年下降15.2%，企业应收账款净额的增幅回落4.1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工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幅度更大，1-10月份与上年同期相比，工业增加值增长11.6%，而产品销售收入增长22%，实现利润增长达98.7%，税金总额增长17.3%；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也比上年同期下降13.3%，企业应收账款净额的增幅继续回落。
在工业增长质量改善的过程中，主要经济类型工业的增长质量都明显上升，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变动状况更加空出。1999年，集体工业和外商投资工业（含港澳台投资工业）实现利润分别增长19.9%和64.1%，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增长77.7%；2000年1-10月份，集体工业和外商投资工业利润总额分别增长23.8%和71.5%，而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利润总额增长1.56倍。近两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扭转了以往增长效益相对较低的状况。
2.工业增长质量上升的主要原因。
近两年工业增长质量的明显上升，从根本上说，是需求制约从而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增强的结果，同时，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从短期因素的作用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业品出口由前两年的低迷状态转为高速增长。在国际市场形势好转的拉动下和国家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推动下，2000年以来，工业品出口出现高速增长的势头，1-10月份，工业品出口交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6.2%，明显高于工业产值和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其中重要工业品出口大幅度增长，如钢材、钢坯出口增长123.8%，煤炭出口增长64.5%，机电产品出口增长39.9%，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增长26.1%。同时，一些工业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上涨拉动了出口效益的提高。
第二，中央加大了调控总量、淘汰落后的力度。在纺织行业压锭、减员、扭亏的基础上，中央又以煤炭、冶金和制糖三个行业为重点，加大了压缩行业产量、关闭落后小厂的政策实施力度。尽管这些措施有很强的行政干预性质，但对优化产品结构，改善供求关系，促使价格回升和效益提高，确实起了直接、迅速和有效的作用。
第三，企业减少冗员取得了较大进展。由于关停“五小”，加快一批长期亏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破产关闭，并加大了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的力度，使工业企业中冗员严重的局面较大改观，这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999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下降2.8%，其中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从业人员增长4.1%，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减少1.4%，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从业人员减少5.6%；2000年前10个月，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从业人数比上年同期又下降2.7%，其中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6.4%，集体企业减少1.4%，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减少6.7%。冗员的较大幅度减少，使工业企业尤其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益得到明显改善。
第四，企业的利息负担持续减轻。连续几年的降低企业贷款利息，1999年开始的技术改造贷款贴息，以及2000年的债转股，大大减轻了企业的利息负担。近两年，国家安排了880个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总投资240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459亿元，国家给予贴息195亿元。2000年，有580户企业实施了债转股，金额达4050亿元，并从4月1日开始停息，此项大约可减少企业当年利息支出200亿元左右，使80%以上的债转股企业当年就可扭亏为盈。因此，近两年来，工业企业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不断下降，1999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息支出降低了7.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息支出下降了7.8%，集体企业下降11.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7.5%；2000年1-10月份与上年同期相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息支出又降低6.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下降7.4%，集体企业、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分别下降7.9%和4%。利息支出以至财务费用的持续降低，对工业增长效益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近两年严厉打击走私，治理向企业乱收费和乱摊派，改善企业外部环境，也对工业增长质量的上升产生了积极效果。
3.未来10年工业增长质量变动的趋势分析。
应当指出，近两年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是短期因素起了较大作用，并带有较为明显的恢复性质。由于出口的高速增长难以持续下去，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尤其是财政支撑政策不可能长期推行，因而工业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从根本上说还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和市场机制的调节。
21世纪前10年，工业增长质量不可能保持近两年大幅度上升的势头。但在工业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对工业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趋于增强，加上随着改革开放的较大幅度推进，企业的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可能逐步加快，国家对工业增长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在相应上升，因此，工业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仍可以获得一个更为有利的制度基础、技术条件和宏观环境。
在“十五”初期，政府在调控总量、淘汰落后的目标下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关闭“五小”、限制重复建设、推动破产兼并、促进出口扩大等，将继续实施并对工业增长质量的变动发挥积极作用，但到“十五”后期以至“十一五”时期，这些政策措施的运用将越来越受到限制，政策效应也会不断下降，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将主要取决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从这个角度看，“十五”前期的工业增长质量有可能趋于上升，但如果这个期间不能有效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和企业创新体系的建设，则后一时期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将受到较大影响，以至出现增长质量的波动。这一点对于国有工业来说将更加明显。预计未来10年股份制工业和外商投资工业的增长质量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上升趋势，集体工业将在分化和重组中使增长质量逐步得到改善，而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增长质量将出现较大的变化，关键在于企业体制改革的推进能否适应需求制约和国际竞争强化的进程。
各个工业产业增长质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加入WTO之后的挑战和机遇。就这方面来说，各个产业增长质量的变动与其增长速度的变动是大体一致的。那些具有明显比较优势和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如纺织、轻工和一些机电产业，将在扩大出口中提高增长质量；而那些因发展水平低而会受到较大冲击的产业，如石化、化工、医药、钢铁等，则在进口产品的冲击下可能出现增长质量的波动。
（三）工业结构变化的特点。
1.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结构的变化。
从轻、重工业的结构变化看，轻工业比重有所上升。我国的轻、重工业划分口径不同于国际口径，但好处是有利于分析工业消费品与生产资料的构成以及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变动关系。为了简便分析，这里仍依据我国的划分口径。就轻、重工业结构的变动态势（而不是绝对比重）而言，不同口径的分析结果差别不大。
在全部工业的总产值结构中，从1994年到1999年，轻工业的比重由46.3%上升为49.1%，上升2.8个百分点，而重工业的比重则相应下降。在独立核算工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1998年以后口径）的增加值结构中，轻工业的比重上升相对较低，1995年为36.3%，1997年为40.2%，1998年为39.8%，1999年为39.2%，但从总体变动态势，看轻工业的比重还是上升的，只是1999年略为下降。
从加工工业与原料工业的结构变化来看，加工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这里的加工工业，包括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加工工业和重加工工业，它与原料工业形成完全的投入产出关系。在独立核算工业中，加工工业与原料工业的结构，1995年为58.8%:42.2%，1997年为62.4%:37.6%；在全部国有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中，二者的结构比，1998年为62.2%:37.8%，1999年为61.5%:38.5%。加工工业的相对比重总的说是明显上升的，尽管1999年略有变化。
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上升缓慢。在独立核算企业的制造业增加值结构中，从1993年到1997年，一般加工工业中除了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之外，大多数产业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上升，而技术相对密集的机电产业中，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机械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的比重均有所下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比重不变，只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比重有所上升，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有较大幅度上升。这6个机电产业的比重加起来，1997年为26.7%，与1993年相比上升1.4个百分点，而与1992年相比只上升0.5个百分点。
在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的制造业增加值结构中，1998年，机电产业的比重为29.1%，其中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占了20.2%；1999年，机电产业的比重上升为29.7%，主要是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两个制造业部门的比重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提高了0.7个百分点。应当说，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相对较高，1999年的比重上升有所加快，但在规模以下非国有企业的制造业结构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明显较低。
2.21世纪初期工业结构变动的基本特点。
21世纪初期是我国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一个重要时期。加快工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内容，是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高这些产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工业结构的重型化和高加工度化。
工业增长中需求制约的强化和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上升，有利于促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但加入WTO之后外贸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工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产生一定冲击。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应利用加入WTO之后的过渡期和保护期，加大产业政策的实施力度，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十五”期间可能是我国工业结构变动中有利因素开始明显起作用而不利影响尚未充分表现出来的一个特殊时期，应当根据这个时期的条件和特点，在进一步推进工业结构重型化和高加工度化的基础上，全面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从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看，2000年重工业增长速度较大幅度快于轻工业，但主要原因不是投资需求的拉动，而是出口扩大的拉动。“十五”期间，随着企业技术更新改造的加快和装备工业的较快发展，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将有所上升，而对工业品消费需求的相对平稳，将使轻工业保持中高速增长，因此，重工业的比重将趋于上升，工业结构的轻型化将向重型化转变。但是，在“十五”后期至“十一五”期间，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张会带动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新一轮高速增长，由于耐用消费品在我国列入轻工业而不像国际口径那样大多数列入重工业，因而从我国的轻、重工业口径看，工业结构的重型化趋势不会很强。
从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趋势看，21世纪前10年，在工业技术进步加快，投入产出率上升的条件下，原材料工业的比重将继续下降，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将较快推进。
从工业结构技术集约化的趋势看，21世纪初期，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加快、装备工业较快发展的趋势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获得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同时，加入WTO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冲击在短期内还不明显，而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机电产业的出口增长仍将保持较高速度。因此，在制造业结构中，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中心的、技术相对密集的机电产业的比重将较大幅度上升，技术集约化的进程将有所加快。这种趋势在“十五”期间将较为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到“十一五”时期，工业结构的技术集约化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品进口关系的变动。
促进工业有效增长与结构升级的思路
（一）工业增长速度、增长质量与结构升级的关系。
工业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我国工业增长的经验表明，工业增长速度过高，市场机制难以对增长质量的提高起有效的调节作用；而增长速度太低，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从而不利于增长质量的改善。因此，保持适当的工业增长速度，是促进工业增长质量上升的基本条件。
什么是适当的工业增长速度？根据工业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变动关系，如果没有或扣除特殊原因和短期因素的影响，当工业增长质量趋于上升时，表明工业增长速度是适当的，至少是处于适度的区间。1999-2000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质量较大幅度上升，在扣除各种短期因素的作用之后，增长质量总体上说也是趋于改善的。这说明近两年的工业增长速度基本上处于一个适度的区间，至少是就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来说是这样。
工业增长质量包括增长效率、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三大方面。当工业增长速度上升时，经济效益一般也是上升的，但如果增长速度的上升是由需求过度扩张拉动的，则增长效率和产品质量不会同时提高。在工业品相对短缺的时期，这种情况的出现比较普遍。而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需求制约的新时期，工业增长质量的三个方面随着增长速度的变动而变动的态势基本上趋于一致。
工业增长速度变动影响工业增长质量变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结构的变动。近两年的工业增长速度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速增长相比明显较低，但工业增长质量趋于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增长结构变动的结果。因为，从企业角度看，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较低的企业增长速度下降幅度较大，而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企业仍保持稳定增长；从产业角度看，一般性加工工业和传统产业的增长速度降幅较大，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从产品角度看，低档次、低质量和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增长速度降幅较大，而高档次、高质量或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这种工业增长结构的变动，就是工业结构升级的表现。正是工业结构的升级，带动了工业增长质量的上升。
而工业结构的升能，也依赖于工业增长速度的变动。在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仍较低，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高的企业的比重也较低，即使这些产业和企业的产出高速增长，对整个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也相对有限。如果要使工业增长实现尽可能的高速度，就需要一般性加工工业和传统产业、以及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低的企业的产出同时高速增长。而这样实际上就没有工业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升级，也就没有工业增长质量的上升。我国20世纪90年代工业高速增长而结构升级缓慢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因此，要保持工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必须使工业增长保持适当的速度。也就是说，既要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高的企业的产出高速增长，又要限制一般性加工工业和传统产业、以及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低的企业的产出过快增长，使整个工业增长速度的变动有利于工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
实际上，在需求制约和市场机制完善的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上能够使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趋于优化。我国的市场体系和机制虽然还很不健全，但需求约束的趋势已经形成，市场机制已经对工业增长起了明显的调节作用。只要宏观经济政策不过度扩张需求，工业增长速度、增长质量和结构升级将逐步形成合理的变动关系。
（二）促进工业结构升级与增长质量提高的思路。
根据上面的分析，21世纪初期我国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的中心问题，是在保持工业适度增长的基础上，加快工业结构的升级。只要工业结构升级带动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就能够促进工业较高速稳定增长。“十五”至2010年期间，要加快工业结构的升级，必须在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经济产业布局调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从而加强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宏观政策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促进作用。
1.加快装备工业的发展，推进工业技术进步，带动工业结构升级。
在“十五”时期，应当适度控制消费品工业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相应提高重加工业的投资力度和增长水平，尤其是提高装备工业的投资比重和产出比重，改进装备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应当指出，在装备工业的很多行业中，尤其是在普通机械、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等制造业部门中，企业生产设备老化、技术水平落后、高技术产品比重低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不仅不能为整个工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提供较好的机器设备，而且自身的较快发展都存在着困难。困此，需要优先加大主要装备工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力度，包括对其中的重点产业较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快这些产业的技术进步，尽快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重点技术装备的生产能力，提高国产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提高适应市场需求的高技术设备的比重。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宏观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推动工业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工业技术进步，降低加工工业的物耗和能耗水平，提高加工深度和专业化程度，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较快发展，以及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较快上升。
2.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高产业集中度，通过大企业带动工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我国的大企业在劳动生产率、资金使用效率、工业增加值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明显高于中小企业，因而投入结构向大企业倾斜，资源向大企业流动，不仅可以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且能够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和增长质量。
在工业生产的需求约束加大、市场竞争程度上升、企业股份制改革不断推进、企业间购并和控股行为增加等一系列条件下，社会资源向大企业流动和产业集中度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由于经济、技术因素特别是体制因素的影响，这个资源集中的过程将比较缓慢。1992年以来，大企业在工业产出结构中的比重升幅慢于小企业的态势，表明了这一点。因此，为了发挥大企业对工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需要将工业结构政策与产业组织政策结合起来，加快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在加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专业化协作关系的基础上，促进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十五”期间，在提高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比重方面，在支持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都要向大型企业集团倾斜，并通过大型企业集团的影响力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工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3.促进集体和个体工业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加快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我国乡镇集体工业和个体工业中的大多数中小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水平的基本出路有两条：一是进行制度变革，发展股份制经济，拓宽地域和产业的发展空间；二是与城市大工业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大工业企业的协作配套厂家。通过这两种形式扩大经济规模，提高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乡镇集体工业和个体工业才能够较大幅度推进技术更新改造，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从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要促进社会资源在各所有制之间、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合理流动，消除地方经济的割据状态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加强大市场的经济功能，提高资源再配置对工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4.发挥政府对工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并解决结构调整和升级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发达国家的政府在促进本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一般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国际竞争力给予政策支持；二是对衰退产业的调整和改造给予经济援助；三是对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给予必要帮助。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技术相对落后和国际竞争力差等原因，政府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亚洲“四小”的经验看，政府对工业结构调整的最大作用是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促进重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政府更需要对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挥有效的推动或促进作用：
第一，支持和加强工业结构升级的重点环节。当前工业结构升级的重点环节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增长及其比重的较快上升，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能够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较快增长。但是，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既需要高投资又面临高风险，而我国企业的经济规模较小，大多数企业难以承担这种“双高”压力。因此，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对企业实行倾斜政策，从科技开发到产业投资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并对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第二，促进民族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加入WTO将给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带来有利条件，这些传统产业有可能获得加快技术改造和进一步发展的新空间，但对于我国基础薄弱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却将产生较大冲击，这种冲击有可能使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受到重大影响。我们不能满足于国际分工格局强化带给我国经济的暂时平衡或短期利益，因为这会制约我国工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从而损害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为此，政府应当重视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保护和支持，促使这些幼稚产业在保护期内尽快增强国际竞争力，以保证民族工业结构升级的顺利推进。
此外，我国的就业任务艰巨，下岗和失业问题比较突出，因而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政府还需要对衰退产业的调整和改造实施产业援助政策，对淘汰破产的国有企业实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同时，大量的中小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具有增加就业的重要功能，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比较缓慢，政府应当在这方面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和经济技术上的支持。
收稿日期：200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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