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是战略性支柱产业还是独立经济增长因子？——关于国外旅游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旅游论文,支柱产业论文,战略性论文,因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来，全球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旅游到底是一个产业、事业还是一种社会力量的争论，而且随着全球最大产业地位的确立①，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又产生新的认识，如先导产业、支柱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等[1]。然而，近十余年来国外的研究表明，旅游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而且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这将学术界关于旅游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新认识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利益相关者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旅游学术界针对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已经开展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2-5]。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仅吸引了许多计量经济学者和旅游经济学者的热情参与，而且还成为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和政府间会议的热点议题，研究进展十分迅速，方法不断更新，认识不断深化，成果至今仍不断涌现[6，7]。鉴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评述工作的不足，本文拟对国外学术界就这一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初步梳理、归纳和评述，以期对当前我国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及学术研究有所借鉴和参考。
1 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路径的一般认识
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认识可归纳为5个方面：1)入境旅游活动是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手段，所获得的外汇又能够用以购买生产资料，有利于其他产业的扩大再生产；2)旅游能够刺激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推动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间的竞争和合作，提升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和效率；3)旅游消费能够直接、间接或诱导地刺激其他产业发展；4)旅游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使其能够促进就业，进而增加收入、活跃消费；5)旅游促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减少企业成本[8]。
而关于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的认识则包括3个方面[⑧]：1)就客源地而言，经济发展及其伴随的人均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人口老龄化、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等趋势有效地刺激旅游需求，并推动了旅游需求的多元化；2)就目的地而言，经济发展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可进入性条件，优化公共服务；并且，当地交通运输、休闲娱乐、邮电通讯、房地产等配套产业的发展和成熟也有利于旅游六要素的供给和完善；此外，目的地经济的发展还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催生了一批旅游吸引物，满足、刺激和引导着日益旺盛且多元化的旅游需求；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间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促进了商务旅行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商务旅游因此得到迅猛发展[8-11]。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理
然而，学术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认识。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面作用，但是由于报酬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规律，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且可能随着旅游收入相当于GDP比重的上升，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递减，乃至呈负面影响[12]。还有学者认为，旅游发展总是意味着一定的机会成本，将发展旅游所占用或投入的资源用于其他产业，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此外，旅游业的外部性，如旅游业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破坏等，也是影响目的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3-15]。因此，两方面的问题摆在旅游学界面前：一是作为一个产业，如何度量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作为一个经济增长因素，旅游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是什么。事实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下文将简要介绍这方面的进展。
2 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量研究
由于旅游业所生产的产品具有无形化、多样化的特征，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又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因此，旅游业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贡献很难在常规经济统计数据上反映出来。因此，作为一个产业，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如何真实地反映旅游业的经济贡献？这些问题促使旅游经济学家借助数理统计方法来度量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旅游乘数、投入产出分析、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旅游卫星账户等4个方面。
旅游乘数(tourism multiplier)是一种使用较早且相对简单的度量指标，其关注的是旅游收入或旅游消费的增量与国民收入或产出的增量之间的倍数关系[16]。由于其能够十分直观地反映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因此一度受到某些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NGO)的接受和鼓吹。然而，旅游乘数也逐渐由于其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而受到颇多批评，包括旅游乘数仅以一个笼统的乘数值大小反映旅游对经济的贡献，而不能揭示乘数的形成机理；同时，由于漏损(leakage)和人为夸大旅游乘数现象的存在，常常导致实际获取的经济利益远低于预期；此外，乘数的基本模型也因为过于简单(simplistic)而很少被采用[17，18]。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几乎没有以乘数的基本模型为独立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关于旅游乘数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通过投入产出分析等其他方法和手段进行的，例如科维卡等(Kweka，et al.)利用投入产出分析对坦桑尼亚的研究发现，当地旅游业的产出乘数为1.827，收入、进口和税收乘数为0.454，就业乘数为5.388；孙和斯泰恩斯(Sun & Stynes)利用IMPLAN投入产出分析软件对美国画石国家湖岸公园(Picture Rocks National Lakeshore)的研究发现，2001年旅游者在该地所花费的1480万美元能够在当地产生约1500万美元的直接销售额、560万美元的个人收入、930万美元的增加值和470个就业岗位[19，20]。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I-O)是一种利用投入产出表来分析旅游消费或旅游收入与全社会总经济产出的平衡关系、衡量旅游消费或旅游收入对全社会经济总产出的影响的方法。I-O能够较详细地分析旅游消费和旅游收入对当地经济的直接、间接和诱导影响，因此是对旅游乘数的重要补充和进展[21]。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斯特朗(Strang)、博格尔(Burger)等学者陆续将I-O引入旅游研究以来，到八九十年代，I-O已经较广泛地运用到旅游业对目的地经济的贡献分析中来，包括刘(Liu)对加拿大维多利亚地区、阿彻尔及其合作者(Archer；Archer &Fletcher)分别对百慕大群岛和塞舌尔群岛、亨利和迪恩(Henry & Deane)对爱尔兰的案例研究等等[22-27。在这一过程中，I-O本身也得到了改进。其中，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Commerce Department)于70年代开发并于90年代完善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 System,RIMSⅡ)是最重要的进展之一。RIMSⅡ避免了传统的I-O对数据要求过高的缺陷，使I-O对旅游业的分析得以从国家层面推广到地区层面，这以弗雷奇林和霍瓦斯(Frechtling & Horváth)对美国华盛顿特区和詹姆斯(James)对全美各州的实证研究为代表[16,28]。
虽然RIMSⅡ的成功开发是对I-O的重要改进，但I-O仍然存在其他缺陷，例如其无法识别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反馈效应，常常忽视价格在生产决策中的作用，并且被认为是一种呆板、欠缺灵活性的方法。因此，学者们也开始寻求新的计量工具，这促成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的诞生及其在旅游经济研究中的应用。CGE假定模型中的经济主体的外在行为是“一般的(general)”，在一系列优化条件下，将经济体中的所有部门并入一个模型中，通过一组方程求解得到在各个市场均达到均衡的数量和价格。CGE能够很好地避免I-O的缺陷和问题，被认为是在I-O基础上的重要进展[29,30]。目前，澳大利亚的CGE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将CGE应用在旅游经济研究中的成果也最为突出。以澳大利亚产业救助委员会(Industries Assistance Commission,IAC)于198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为开端，CGE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应用到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分析中来，并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31]。例如周等(Zhou，et al.)利用I-O和CGE对美国夏威夷进行了对比研究，作者假设旅游者的花费总额减少10%，I-O结果显示，当地住宿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产出分别减少11.22%、9.4%和10.41%，CGE结果则分别为减少9.66%、8.26%、7.25%[29]。I-O计算结果总体偏高，作者认为这是由于CGE模型允许资源的再分配，并能够体现价格效应，恰好说明CGE是一种比I-O更灵活有效的方法。
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TSA)是另一种分析旅游业的经济贡献的重要方法，是一种半独立于国民账户体系，而又与国民账户体系在概念、定义、分类等方面相兼容的专门旅游统计工具。由于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存在高度关联，而且旅游业内部各行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所需的技术和过程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旅游业无法按照全球标准的SNA93(即1993年颁布的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进行分类和统计，而采用其他方法所进行的度量又常常缺乏比较意义[32,33]。因此，SNA93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UN)、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等都倡议应当专门建立一个半独立于原来的国民账户体系的附属体系来对旅游业进行专门统计。1994年，加拿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TSA[34]。2000年，联合国统计司(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发布的《旅游卫星账户：推荐的方法框架》(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Recommende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成为各国建设旅游卫星账户的国际性标准。由于TSA能够很好地度量旅游对GDP、最终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就业、税收和财政等的贡献及其时间变化，提供可比较的旅游部门的净产出和生产率，以及其净产出和生产率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因此受到学界和政府部门的推崇。此后，不仅美国、西班牙、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陆续建立了本国的TSA，多米尼加、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发出了适用于本国国情的TSA，而更多的国家正在探索建立本国的旅游卫星账户[32,35]。
3 旅游作为经济增长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研究
3.1 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虽然随着度量工具的进步，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展现。然而，一方面，这些手段的理论支撑总体是相对薄弱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旅游业的性质决定其不应当仅局限于作为一个产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因此，一些旅游经济学家致力于用经济增长理论来刻画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兰扎和皮格利亚鲁(Lanza & Pigliaru)将卢卡斯(Lucas)的内生增长模型用于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被认为是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理论起点，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也标志着一种研究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视角[6,36，37]。
旅游专门化通常用一国或地区的国际旅游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来衡量，表达的是一国或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该国家或地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卢卡斯的两部门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只有当学习水平较高的产业与学习水平较低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间存在高替代弹性时，前者较高的专门化程度才有利于实现高增长率。兰扎等将内生增长理论用于旅游专门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类似地证明只有当工业产品和旅游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较高的时候，旅游专门化才不利于经济增长。在随后的研究中，兰扎等通过比较全世界多个国家的旅游专门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发现旅游专门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一般也较高，而且旅游专门化水平较高的国家都是小国[38]。并且，作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影响旅游专门化程度的因素并非国家规模大小，而是其资源禀赋。此后，波和黄(Po & Huang)采用非线性模型对全世界88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旅游专门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并不是正相关的，只有当旅游专门化水平在4.0488%～4.7337%之间时，旅游才有利于经济增长，低于4.0488%或高于4.7337%时，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39]。有趣的是，费奇尼和维西(Figini & Vici)对全世界150个国家的研究又发现，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6]。
布劳等(Brau，et al.)采用MRW模型(Mankiw-Romer-Weil model，MRW)对全世界143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是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40,41]。MRW模型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因子引入索罗模型，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人口增长等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布劳等首先将143个国家分为4组，逐一控制解释变量进行分别回归，再次证明“小旅游国家”(small tourism country，STC)的经济增长率较高。进而，作者采用MRW模型对经济发展水平、储蓄和投资倾向、对外开放程度等因子进行考察，以期对STC的高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然而，回归分析的结果却显示，初始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等因子均不是STC拥有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原因。然后，作者进一步将STC的初始人均GDP、储蓄和投资倾向、对外开放程度等指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发现STC的上述因子与其他国家并没有明显差异，再次说明这些因子不是造成STC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的原因。因此，作者认为MRW模型不适用于STC，旅游专门化是独立的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independent determinant)。
霍尔兹那(Holzner)对全世界134个国家的研究是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另一项重要进展[42]。与布劳等的研究结论类似，霍尔兹那也发现即使在初始产出水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因子被控制以后，旅游专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仍然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且，作者指出旅游发展和其他产业发展并不矛盾，因此旅游业不存在所谓“荷兰病”的危险。相反，旅游收入较高的国家不仅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投资率、中等学校入学率、对外开放程度和税收收入也较高，而且汇率扭曲率低，同时旅游发展也并不意味着更高的国内价格水平。因此，作者认为旅游能够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传导渠道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成为旅游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观点的有力证明。布劳和霍尔兹那等学者的研究证明，旅游不仅作为一个产业或经济部门对整个经济体作出贡献，而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这将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的研究不仅标志着旅游专门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重要进展，还为学术界重新看待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全新的启示。
3.2 旅游带动经济增长理论假说的检验
在内生增长理论应用到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后不久，巴拉萨(Balassa)的出口带动增长理论(export-led growth)也逐渐被引入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来[43]。该理论认为出口能够从3方面带动出口国经济的增长：一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竞争来提升生产效率；二是出口所得的外汇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规模经济；三是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44，45]。旅游经济学家接受并延伸了这一理论，将入境旅游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出口，认为接待国能够通过入境旅游活动来直接增加外汇收入，平衡贸易收支，并将所得的旅游外汇收入用于进口生产资料以推动国内其他行业发展，或将外汇收入直接用于国内其他行业发展。这一假说被称为“旅游带动经济增长假说(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TLGH)”[47，48]。
在实证研究中，TLGH通常是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来验证的[8，49]。格兰杰因果检验能够通过检验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滞后值是否对另一列变量的当前值产生显著影响来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不仅能够识别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反之也能够识别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判断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因此，在引入这一议题研究的短短数年内已经被全世界的学者十分广泛地用于全球大量案例地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议题的研究进展。山和威尔逊(Shan & Wilson)最早将格兰杰因果检验引入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国际旅游和国际贸易互为因果[50]。而巴拉格尔和坎塔维拉—约达(Balaguer & Cantavella-Jordá是最早正式提出并尝试证明TLGH的学者，他们研究发现西班牙的国际旅游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从而证实了TLGH[47]。之后，学者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中，在陈和周伟(Chen & Chiou-Wei)对中国台湾，科茨—吉梅内斯和普里那(Cortés-Jiménez & Pulina)对西班牙，阿金伯德和布莱莫(Akinboade & Braimoh)对南非，布莱达等(Brida，et al.)分别对哥伦比亚、意大利的特伦迪诺—阿尔托阿迪吉和南泰罗尔(Trentino-Alto Adige & South Tyrol)地区等案例研究都得到了旅游发展单向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51-56]。
而雷恩和唐(Lean & Tang)对马来西亚、陈和周伟对韩国、李和常(Lee & Chang)对拉丁美洲国家、金等(Kim，et al.)对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都得到了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的结论[51,57～59]。而事实上，布莱达等认为，由于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反馈，经济增长能够驱动旅游发展，而旅游发展也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因此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应当是普遍存在的规律[8]。然而，从其对大量实证研究的综述来看，仅有少数几个案例研究结果支持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而更多的案例均是旅游发展单向促进经济增长。对此，作者解释，一方面可能由于旅游发展受到经济周期和旅游者偏好等外部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政府在吸引外国投资和促进国际旅游发展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造成的。
此外，还有一些案例研究的结论与前两者截然不同，例如欧(Oh)的研究证明韩国经济的扩张有利于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但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却不能引起经济的增长[60]。作者解释这是由于韩国经济具备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其国内经济的快速扩张与国际贸易的开展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国内经济的增长有利于吸引国际旅游者，造成经济增长单向促进国际旅游发展的结论。欧的研究很快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重视，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频繁引用，被称为“经济驱动旅游增长假说(economic-driven tourism growth，EDTG)”，并且在科茨—吉梅内斯和普里那对意大利、卡蒂西奥格鲁(Katircioglu)对塞浦路斯等案例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61，62]。从某种程度上说，欧的结论虽然只是一次偶然的发现，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学术界的关注重点是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而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则相对被忽略；并且，虽然经济增长促进旅游发展是普遍共识，但却极少有研究能够直接定量地识别、刻画出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驱动作用。欧的研究促成了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转向，从过去单方面关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转而开始关注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作用，不仅在学术上是对过去研究视角的扩展，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案例中，学者们对同一对象的研究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例如欧对韩国的研究发现仅存在经济到旅游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陈和周伟对韩国的研究结论却是旅游和经济互为因果；金等对中国台湾的研究发现旅游和经济互为因果，而陈和周伟等对中国台湾的研究结论则是旅游单向引起经济增长[51,59,60]。对此，陈和周伟等将上述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归结为欧和金等忽略了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陈和周伟等在研究中采用的是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EGARCH)，而欧和金等采用的均是传统格兰杰检验。EGARCH中包含了旅游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指标，能够对正负两方面的震荡都作出响应，而传统格兰杰检验则不能，这是其与传统格兰杰检验的重要差别之一。因此，更确切地说，研究方法的差异造成了研究结论的不同。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梳理，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将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国际学术界利用数理统计工具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刻画和度量了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观点，而且为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供了基础，说明不少国家和地区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实践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旅游需求的日益旺盛，以及旅游业在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社会发展和进步、人民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旅游业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63-65]。
不仅如此，将旅游作为一个经济增长因素，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得到了更具启示性的结论。特别是布劳和霍尔兹那等对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研究证明，旅游不仅是一个经济产业或部门，而且与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因素一样，是决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旅游业不仅通过直接收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还通过各种间接的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这将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提到了全新的高度。因此，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而战略性支柱产业这一定义尚不能充分展示旅游业的产业地位，也未能完全反映出旅游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应当从更高的高度和更彻底的视角重新认识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产业地位。
然而，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不但证明了TLGH的普遍成立，还揭示了两者双向和反向关系的存在。针对这一问题，一个大胆的假设是：作为一个决定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由其传导机制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中由于其传导机制的差异而造成在某些情况下旅游推动经济增长，某些情况下旅游被经济增长推动，某些情况下两者相互推动的现象。当然，这一假设尚需今后严格的理论论证和实证研究。
注释：
①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测算，2011年全世界国际旅游者已达9.8亿人次，国际旅游收入达10.3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GDP的5%，旅游业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之一。参见UNWTO.Annual Report 2011[EB/OL].http://www2.unwto.org/en/annual-reports,2013-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