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05～2006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站在论文,中国论文,点上论文,形势分析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社会形势继续保持2003年以来的良好发展势头，呈现高增长、低通胀、就业紧张局面有所缓解、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特点。从经济增长9.3％左右、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约2％、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2％以内、城乡居民收入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等宏观指标来看，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仍为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
当前，中国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指导下，正在开始步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新征程。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过去5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2006～2010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面向未来，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意味着，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经济建设上，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发展循环型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政治建设上，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依法治国，实行更加广泛、更加有效的民主参与和社会合作；在文化建设上，要进一步确立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体系，促进和繁荣多样性的文化事业；在社会建设上，要逐步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协调好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把社会公正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2005年社会发展基本状况
(一)经济连续3年高速增长
从2003年开始启动的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到2005年已经持续了3年。中国GDP的年增长速度，2003年为9.1％，2004年为9.5％，2005年为9.3％左右。这一轮高速增长周期的特点，是中央较早地和比较及时地进行宏观调控，而且宏观调控方式也更加灵活，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有保有压有促，所以这次高速增长周期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过去长。中央宏观调控的政策，对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各地从全局出发做出积极配合，加快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证了整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央已经实行和将陆续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调整土地征用价格；积极扩大就业，加大就业培训的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加强社区建设；扩大农村养老保障的试点；制止教育乱收费；对农村困难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继续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推进非公企业的工会建设；加强反腐败，加强对中央和省级权力部门的审计监督；严格税收监管，筹备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线；等等。这些关系民生、民利、民权、民情、民心的政策和措施，使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三)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
居民收入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5年1～9月，扣除价格增长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02元，同比实际增长9.8％；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450元，同比实际增长1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081亿元，同比实际增长12.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均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
宏观物价继续呈低通胀态势。2005年1～9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0％，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0.8％。从构成看，前三季度，食品价格上涨3.3％，同比回落7.6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价格上涨1.9％，回落26.5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5.6％，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2.6％；其他类商品价格大多基本稳定或略有下降。食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过快的情况有所改变，这使城镇低收入家庭因食品价格快速上涨而增加的生活成本压力有所减弱。
2005年城镇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134台，电冰箱91台，空调器80台，家用汽车3.3辆，家用电脑40台，移动电话134部；农村每百户拥有彩电80台，电冰箱20台，洗衣机40台，移动电话50部，摩托车40辆。
到2005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将突破14万亿元，增长19％左右，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与此同时，2005年政府继续加大了对城镇困难家庭的扶持力度，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增至160多亿元，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员增至2300多万人。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式启动
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为此，中央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工程。2005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是继2004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一号文件”之后，近20年来第二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
中央原本决定，从2004年开始，用5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但只用了两年时间，到2005年底，全国已基本完成了全部取消农业税的任务(个别省份将农业税税率降至不超过2％)。
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在2004年打破长期徘徊、增长了6.8％的的基础上，2005年又在粮食价格较低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较大幅度上涨、从而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的基础上，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近6％，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继2004年之后的第二个高增长年份。
与此同时，中央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农村的发展。在医疗方面，继续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在合作医疗保费平均每个农民30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个人分别承担10元)的基础上，中央又增加10元直接补助，截至2005年6月底，全国已有641个县(市、区)开展了试点工作，覆盖2.25亿农民，其中有1.63亿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参合率为72.6％，全国共补偿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1.19亿人次，补偿资金支出50.38亿元。在教育方面，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制度，扩大对农村困难家庭子女教育费补贴，免除书本费的家庭贫困学生的范围从上年2400万人增加为3000万名，对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约1600万农村孩子免除书本费和杂费，平均免除书本费、杂费小学生为200元、初中生340元。在养老方面，扩大对农村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老人发放补贴的试点范围。在社会福利方面，积极进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探索。在土地征用方面，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更加妥善地处理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安置。在农村基础建设方面，提高农村使用洁净水和通电、通气、通柏油路的普及率；等等。
(五)就业紧张局面有所缓解
通过实行积极扩大就业的政策，就业形势恶化的趋势得到控制，就业紧张的局面有所缓解。2005年1～10月，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880万人，估计全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960人左右。截至2005年9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与上年底持平，为4.2％，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以控制在4.2％以内。2005年中央财政在保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补助资金规模不变的同时，增加再就业专项补助资金26亿元，使两项资金的总量达到209亿元(包括小额贷款贴息)。
就业紧张局面在老工业基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主要是由于老工业基地原材料工业的恢复景气增加了就业，而且，随着就业培训工作的加强，失业下岗职工的自主择业能力进一步提高。
农村劳动力转移继续呈积极态势，全国农村外出经商务工的劳动力达到1.2亿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超过约6000万人。
在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过程中，需要就业和再就业的重点人群是：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重组改制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城镇新增劳动力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和被征地农民等。
(六)城市化和社区建设加快
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约43％。2000～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36％提高到43％，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而1990～2000年，是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
户籍制度改革继续推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步伐加快。全国已有十几个省份(省市区)出台了以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各地进一步取消和清理专门针对进城就业农民的限制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
社区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建设，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社区正在成为对工作单位具有替代作用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网络，在落实社会保障、就业、税收、治安、计划生育、卫生防疫、犯罪矫正、环境保护、社会纠纷基层调解等诸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社区管理人员的年轻化和知识化取得明显进展，目前全国社区居委会的40多万成员中，50岁以下的占75％，高中(中专)文化以上的占77％。社区志愿者队伍也蓬勃发展，目前我国现有社区志愿者组织7万多个，人数1600多万。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制度尽管还存在各种问题，但正在逐步完善，全国多数县(市、区、旗)已完成新一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
(七)人口面临新的转型
中国人口的总量控制取得明显成就，使得经济增长的财富可以更多地用于人民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目前，人口的出生率从19.7‰下降到12.2‰，死亡率从6.7‰下降到6.4‰，自然增长率从近20‰下降到不足6‰。中国人口总量的每年净增人数，也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1600万人、90年代的约1200多万人，减少到目前的700多万人。人口总量年均净增人数的减少，可以使中国在GDP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均GDP和人均生活水平也能得到更快的提高。人口净增人数的减少、社会总负担系数(少儿负担系数+老年负担系数)的下降、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人口结构调整和人口素质提高的巨大潜力，使中国面临着历史上少有的人口机遇。
在继续控制人口总量和维持低生育水平的同时，人口的素质问题和人口的结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人口面临的新转型将提出新的挑战：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转向总量供大于求条件下结构性短缺的并存，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要求更加紧迫，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福利水平的矛盾以及人口“未富先老”的问题更加突出，城市家庭代际结构从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的转变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提出挑战，等等。
二、2005年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基层财政薄弱影响公共服务能力
农村普遍取消农业税以后，搭车收费也随之减少，尽管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逐年增加，但乡镇财政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特别是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县(市)和乡镇，财政更加紧张，加之目前乡镇财政供养人员超编情况比较严重，使全国近2/3的乡镇政府在负债运行，一些乡镇欠发工资的情况比较普遍，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公共服务能力。一些乡镇将公共权力和公共财产出售给私人，造成少数地方强人强占公共资产、垄断和掠夺公共资源，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的干群关系和农村政治社会秩序。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关系到广大乡村的社会稳定，乡镇机构改革要有乡村财政体制改革、税费体制改革、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公共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来配套进行，使乡村“服务型政府”具有制度基础。
(二)土地的城市化大大快于农民的市民化
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目前农用土地变更用途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各地都存在大规模征地的冲动，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很快，中央屡禁不止。但与此同时，由于征地而失去耕地的农民，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补偿，也没有完全通过非农就业和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融入城镇社会，从而造成数千万失地、无保和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农民从乡村社会进入城镇社会，脱离了传统的乡村互助网络，进入人际关系陌生的城市社会，并没有因为户籍的变更而很快完成市民化的过程。土地的城市化大大快于农民的市民化而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当前一些地方社会不安定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造成上访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就业形势总体紧张情况下出现结构性短缺的并存
就业形势总体上仍然处于供大于求的紧张局面。由于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深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持续下降。改革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近0.4％的就业增长，但目前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近几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实际只能新增城镇就业100多万人。劳动力的总量供给仍然处于增长的时期，按照中位方案预测，这一趋势将延续到2016年前后。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所产生的富余人员也要求继续增加再就业岗位。农业劳动力也存在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总体紧张的状况短期内难以彻底扭转。
但是，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同时也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部分企业劳动关系的紧张及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劳动力供给上的结构性短缺现象越来越普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主要表现为：一是地区性短缺，在劳动力需求大的快速发展地区和产业集群区域，劳动力短缺现象更加普遍；二是技术岗位性短缺，中等技工和高等技工存在很大的缺口；三是年龄岗位性短缺，25岁以下的青工短缺情况比较突出；四是性别岗位性短缺，青年女工的短缺越来越普遍。
此外，在过去的国有企业40～50岁的下岗失业陆续进入退休养老体制之后，由缺乏工作经验和劳动技术的年轻人员构成的“新失业人群”，越来越成为就业工作的新难点。
(四)上学难、看病难、大中城市里行路难成为人民生活的突出问题
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引起群众普遍不满。这既有快速增长的需求与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的矛盾，也有公共服务领域运行机制的问题。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国家多次强调，预算内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近年来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到2004年预算内教育经费只是GDP的3.26％。卫生医疗经费的公共投入更少，目前公立医院的收入中，财政拨款只占不到13％，而且这些教育和医疗公共资源的配置，又严重失衡，农村教育和医疗投入严重短缺，还引出不少公共服务事业“创收”机制带来的行为扭曲。近年来一些学校(包括一些义务教育学校)的择校赞助费飞涨，一些医院把创收责任与医护人员的收入挂钩，层层分解落实，造成一些医生不是根据患者病情而是根据药品价格提成比例开药，这不仅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扭曲了消费结构，而且使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增长几倍于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使国家预算内医疗经费的增长大大快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更使国有单位的医疗支出大大超出单位财政的医疗预算。2004年对45个县教育经费的审计，涉及教育乱收费4.5亿元，县均1000万元。1990～2004年，全国综合医院的门诊费用上涨了大约11倍、住院费用上涨了约9倍，而同期城乡民众的收入仅仅上涨了大约6倍和4倍多，调查表明，1993～2003年中国居民患病后因经济困难未就诊者的比重，从5.2％上升到18.7％。公共服务领域的运行机制改革问题，已到了必须认真对待和抓紧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随着汽车进入家庭的时代到来，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出现行路难的问题，交通堵塞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公共交通的发展，由于存在着亏损经营的约束，仍然赶不上需求的快速发展。如何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公共服务事业的不完全等同于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的有效运行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缓解目前消费产品供给过剩情况下的公共服务短缺，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民生问题。
(五)减少贫困仍是新世纪的迫切任务
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目前约2500万，其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也从1/4下降到1/20，农村的贫困线也从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00元提高到637元。但是，如果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购买力评价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农村还存在约7500万贫困人口(大体相当于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加上低收入人口)。而且，近年来城镇生活困难人口居高不下，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低于人均收入平均线1/2的“相对贫困人口”，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低收入群体的庞大，并没有明显的和快速的降低。
在子女教育需求和健康需求刚性增长的同时，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价格快速上升，农村家庭因灾、因学、因病而致贫和返贫情况更加突出。在新世纪，根据新的减贫目标实施新的减贫计划，是缩小收入差距、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内需和增强社会团结的一项主要任务。
(六)安全事故、特别是煤矿安全事故频发后果严重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安全生产投资欠账过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从2004年开始安全事故问题变得非常突出。2004年全国事故的损失据统计全年是2500亿元，占了GDP2％。2005年安全事故问题更加严重。1～5月份全国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55起，死亡1194人，其中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5起，死亡397人，同比分别上升25％和148％。
近年来煤矿事故频发，既有安全生产投入欠账过多的问题，也是法律和行政监管不力的反映。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在煤炭行情高涨与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一些煤矿主不顾生产安全条件，疯狂采煤，超设计能力生产与频繁“扩能改造”现象成风，包括国有、地方、个体在内的各类煤矿，纷纷挑战生产能力极限，不仅造成煤炭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加速枯竭，更导致煤矿安全事故频发。而下井挖煤的民工，既没有熟练技术和安全知识，也没有维权的能力，发生死亡事故也只好与煤老板“私了”。2005年1月1日～8月21日，全国煤矿发生特大事故33起，死亡951人，比上年同期上升43.5％和134.2％；2月14日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瓦斯爆炸，死亡214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大矿难。
在煤价暴涨、利润丰厚的刺激下，为了把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入股办矿问题作为突破口，严厉惩治安全生产领域的腐败现象，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务院国资委、安监总局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撤出投资。经过清理，截至2005年10月24日，根据对20个产煤省份的初步统计，已有3200多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从煤矿撤资退股，但有些人宁愿退职也不愿撤资退股。
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关政策建议
(一)关键阶段注重扩大内需、经济稳定和政治秩序
2006年中国将开始一个新的5年发展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改变增长方式、建设和谐社会、提升经济力量和生活水平的关键阶段。2007年将召开中共十七大，2008年是政府换届。要防止一些地方的干部出现等待、观望、甚至放松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问题。要特别注重关键发展阶段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秩序，避免经济滑坡和政治秩序受到影响。
中国的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外贸拉动的特点非常明显，投资增长率几倍于GDP增长率，GDP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70％，而居民消费额占GDP的比率下降到近20多年来的最低点，1979～2004年26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额年均递增7.0％，而于同期GDP年均递增9.4％。消费率(居民消费额占GDP的比例)由1978～1990年(13年)平均50.8％，降为1991～2004年(15年)平均46.2％。在此期间消费率最高的年份是1981年，为53.6％，最低的年份是2004年，为43.1％。这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会造成诸多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要特别注重处理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二)政府工作要更多地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已经成为推动和调节经济发展的主导机制。虽然政府仍肩负着制定发展战略、维护市场秩序、调控宏观经济的重任，经济建设还是工作的中心，但应当逐步把工作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因为在一般个人消费品生产总体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仍然呈现结构性短缺，而这些关系民生的领域，无法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保证其充分供给和公益目标。
(三)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
现代社会可以分为三大领域，这就是依靠科层机制运行的政府，依靠市场机制运行的经济，以及依靠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运行的社会。社会与政府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不同，它不排斥市场，但又要确保公益目标，它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虽是非营利的，但也是GDP的重要贡献力量。
20多年来，中国的市场有了极大的发育，但中国的社会还很不发育，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很多都是与缺乏社会的利益调节机制有关，所以要加快进行社会建设。社会发育了，不但经济会健康的成长，而且社会将更加和谐。
(四)加快事业单位的改革和第三产业发展
中国的事业单位，多数是与第三产业联系的非营利组织，中国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与中国事业单位的运行缺乏活力有关。但事业单位的改革，一方面涉及引进竞争机制与公益服务目标的冲突，另一方面涉及精简可能遇到的巨大阻力。不过，完全由政府财政包下来的做法，过去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也是难以持续的。所以，如何深化事业单位的改革、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应当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五)加大职业培训力度，促进就业市场发育
随着劳动力市场上结构性短缺问题的越来越突出，寻岗和转岗的职业培训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应当采取政府补贴、用人单位出资、个人分摊等各种灵活的职业培训机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一般劳动力的素质，以便促进就业市场的发育，满足就业市场的需要。近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出现的“技工荒”，也凸显了职业技术教育落后的问题，因为目前的大学教育和高中教育都无法培养技工人才。应大力发展培养新兴产业技工的职业教育，要在目前每年招生600万左右的基础上，力争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中职招生达到800万人以上，与普通高中相当。
(六)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要从机会公平和制度建设入手
一个社会要有效率的运行，就要使分配的结果能够反映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所以，分配结果的公平并不是平均化，贫富差距的关键问题是要解决机会公平和制度建设的问题。解决机会公平，就是不能让那些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因素影响分配的结果，而解决制度建设的问题，就是要有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制度对竞争的结果进行合理合法的调整。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仅是维护社会公正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扩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
(七)设立新的减贫工程
减少贫困依然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减贫工作的艰巨性。根据2004～2005年对中国西部除西藏外11个省份的大规模抽样调查，目前西部有近一半(48.4％)的农村家户水源有安全隐患；有约1/4的成年人口无阅读能力；有约40％的家庭近5年来生活水平没有变化或变得更差；有近17％的家户医疗支出占到家户年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教育公平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减贫的主要手段，但目前西部的一个居民家庭要培养一个小学生每年的费用占到家庭年收入的5％，培养一个初中生要花费年收入的15％，培养一个高中生要花费年收入的31％，而培养一个大学生则要花费家庭年收入的84％之多。西部农村的这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与农民实际收入的状况极不相称，显示了西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滞后，也预示了未来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都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应当实行新的减贫工程，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的标准(购买力平价美元，大体相当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900元)，把在这一水平下生活约7000多万农村人群列入新的减贫目标，争取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在农村减贫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八)农民的普遍兼业应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
尽管中国已经实行了千百年来都很少实行的养农政策，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仍然面临重重困难，一旦市场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主要农产品价格下滑，农民收入就会受到重大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大难点问题。
从中国的户均耕地面积、非农就业机会、粮食价格变化趋势、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等几个约束条件看，中国无法依赖或完全依赖规模经营、非农就业、提高农产品保护价格来普遍地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从目前来看，应当把发展“一村一品、一村多品、普遍非农兼业”作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应当在这方面为农民提供资金、技术、信息和其他方面的服务。
四、2006年社会发展的几个趋势
(一)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将超越3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过3次高速增长周期。第一个高速增长周期是1983～1985年，第二个高速增长周期是1992～1994年。但特点是高速增长期都没有超过3年，到第4年就会产生较大的波动，经济要下滑两个以上百分点。从2003年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3次高速增长周期，到2005年也已经是第3年。关于2006年的经济增长状况，目前学界争议较大，因为与过去的情况不同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同时存在。但是，考虑到这次宏观调控措施的弹性减弱了经济波动、通胀压力较小、民间投资比重增加、第3次消费潮到来、外贸增长依然强劲等等，预计2006年经济会打破过去高速增长周期不超越3年的情况，延续高速增长的势头，GDP增长速度仍可能高达9％左右。
(二)社会发展将呈现新的气象
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保护、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将进一步加快，社区建设将更加受到重视，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也会得到相应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将有所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情况可望开始出现改观。特别是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发展，将出现更加积极的变化。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为落实这个新的指导方针，将会有一系列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出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有望得到一定的遏制，国家将为机会公平和权力公平提高更有力的制度保证，这对于进一步调动一切社会成员的建设积极性，将发挥促进作用，社会在充满活力同时，也将更加和谐。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将加快
中国将加快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速度，农村面貌总体上越来越落后于城市的发展趋势将会逐步得到扭转和改变。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要求缩小城乡差距，更因为中国持续的快速增长需要庞大的内需市场支撑，而不解决如何让大多数农民富裕起来的问题，内需不足的问题就难以解决。中国城市经济积聚的力量，也越来越具有了向乡村发散和辐射的能力。近年来在各大中城市周边农村出现的“农家乐”旅游休闲观光经济，已经预示着以城带乡的发展开始超越单纯依赖政府投入的阶段。
(四)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走向结构性短缺并存
劳动力总量上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是主流趋势，就业难的问题也越来越从一般体力劳动领域延伸到脑力劳动领域。然而，与此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局面终结的时间点可能比我们过去的预测大大提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状况将更加明显，并逐步从东南沿海的区域性问题变成全国性问题，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将更加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和各地政府的政策都会做出反应，劳资关系的协调和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将更加受到重视，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会有所提高，从而带动劳动力市场的低位工资水准。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面临新的挑战，提升人力资本和技术自主创新的要求更加迫切。
(五)孩子减少、老人增加将对消费市场和养老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生活条件改善、教育水平提高、社会流动加快、孩子抚养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口出生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快。近两年来，全国普通小学每年减少3万多所，小学的招生人数每年减少70万～80万人。而与此同时，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以上，目前以每年3％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市场需求会发生很大变化，与孩子相联系的玩具、食品、服装、图书、教育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会感受到需求变化的挑战，而老年旅游、老年保健、老年照顾等方面的市场，存在巨大潜力。
同时，由于家庭结构小型化和家庭代际结构正逐步从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如何建设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又能覆盖更广大人群的农村养老体制，将越来越引起普遍关注。
(六)大学扩张潜伏着财务风险
中国的高等教育这些年来发展很快，每年的招生人数从10年前的不足百万发展到目前的500万人左右，对提高人口素质发挥巨大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大学的超常规扩展也带来一些问题。全国大学从10年前的1000所左右发展到目前的近2000所，但是大学的管理和教育质量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提高。特别是大学在扩展中的债务问题越来越显露出来，有的大学已处于亏损运行，连债务利息也无法偿还，而且大学债务的责任人缺位，很类似于过去的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大学的债务使银行增加了财务风险，将可能最终成为国有银行新的不良债务，而且迫使大学更加朝着“创收”的方向发展。
(七)反腐败、反贿赂的制度化建设将进一步加快
继国家审计部门连续掀起“审计风暴”之后，全国检察机关将在2005年底建成全国联网的涉及建筑、金融、教育、医药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对外受理查询。这份行贿“黑名单”录入的是1997年以来法院生效裁判认定构成的犯罪，即发生在建设、金融、教育、医药卫生系统和政府采购部门的个人行贿犯罪、单位行贿犯罪、向单位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今后那些不法商人和企业只要被列入了“行贿黑名单”，就是永远的黑点，受到进入市场的限制。
(八)对未来5年的展望将成为突出的社会热点
2006年是第十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开始实施的一年，对过去5年工作和发展状况的总结，对未来5年发展前景的展望，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热点。在未来的5年中，中国将向全世界展现它的新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和谐发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社会舆论围绕的焦点，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2007年是中共十七大，2008年是北京奥运会，2010年是上海世博会。
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主题仍将贯彻未来五年的始终。在经济方面，国有大型企业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股票和期货运行及监管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调控体制改革等等将稳步进行；在社会政治方面，公务员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科教文卫体等社会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将逐步进入操作过程，并将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和期盼。
(报告执笔：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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