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善治研究
汪 荣
(中共望江县委党校,望江246200)
摘 要: 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决定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同时为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因此,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是助推乡村振兴的良好举措,而挖掘传统乡村治理资源,利用新乡贤、创新乡贤文化是发挥乡村德治基础性作用的重要体现,更是走好乡村善治之路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乡村善治;新乡贤;乡贤文化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了乡村振兴的七条发展路径,其中一条就是在乡村振兴中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深入挖掘传统农耕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地方文化人才,弘扬社会主旋律,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抓好乡村治理,而挖掘传统乡村治理资源,利用新乡贤、创新乡贤文化,是发挥农村德治的重要体现,更是走好乡村善治之路的必然选择。
一、乡村善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曾指出: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七个方面联系紧密,而乡村治理在其中的作用十分凸显,它既可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制度基础,也可为促进绿色发展、传承和发展农耕文明以及重塑城乡关系提供重要保障。我国人多地少,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人地矛盾突出,所以乡村治理必须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善治之路。
“善治”最早出自《道德经》第八章“正善治”,老子提出了系统性的“善治”社会管理学说,强调对社会应以柔性管理为主。西汉时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写到“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强调社会应适时而变,不能固守成规。在这种情境下,善治等同于善政,要求统治者处理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实行善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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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是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新概念,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提出“善治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善政概念的借用,更是对当代西方good governance的借用,力图将中西含义结合起来”,通过还政于民,引导和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公共政策活动的权利,有效保障公共政策对于公共性的维护,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2]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新时代的到来呼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各地重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创新德治、自治与法治三治并举的机制,将乡村治理新体系的观念渗透进乡村的每个角落,乡村才能真正走上善治之路。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提升。乡村的善治之路就是要将德治与自治、法治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挖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动乡村善治以达到治理有效,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以及最终的生活富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广袤乡村和谐有序,协同发展。[4]
近20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逐步推进,与之配套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理论和实践也在适时而变。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乡村治理的实践存在一些急需改进完善的问题。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进行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否则,“木桶效应”的出现将会影响乡村的整体发展,会拖现代化建设的后腿。[3]
二、乡贤与乡贤文化
所谓“乡贤”,是指那些品德、才学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乡贤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品德高尚。其在本乡本土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充分肯定。不知不觉中,乡贤已成为上传下达的桥梁和纽带,也成为地方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他们在治理乡村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契合优势,可以利用自身威望发挥领头雁的作用,依托割舍不掉的乡愁情怀发挥乌鸦反哺的效用,以及借用自身的德才力量起到和事佬的作用。[5]
乡贤是乡贤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核心载体,而乡贤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在乡土地域的集中体现。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见贤思齐、守望相助、造福桑梓等是乡贤文化的精神体现。发展乡贤文化,构建和谐的乡村秩序不仅可以开拓村民视野、涵育文明乡风、引领时代风尚,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同走小康路,还可以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利用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
第一,建立乡贤研究会,挖掘乡贤文化,夯实传承发展根基。发展乡贤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凝聚合力,强化政府与民间互动,要把它放到全县发展的整体规划中去谋划,指引方向,加大投入,提供平台,细化考核,注重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积极布局、合理选拔,把一批品格高尚、热心公益、挚爱乡贤文化的人士凝聚起来,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由县有关部门牵头,制定实施建设方案,设立领导机构,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确定新乡贤认知的标准,在各镇建立乡贤研究分会,在各村(社区)建立乡贤理事会。对县历史上的乡贤生平事迹及作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整理和挖掘。同时,深层次挖掘历代先贤和当代乡贤人物的精神实质,通过示范的力量,以古贤感化今贤,以老贤培育新贤,促进乡贤人物不断涌现,不断扩充新乡贤的主体范围,增强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
三、乡贤文化如何推动乡村善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这实际就是要我们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以维护乡村秩序,推动社会治理。当然,传承不是照搬照抄,而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新乡贤文化”这个名词,是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念孙在2016年全国两会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时提出的。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部分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发挥乡贤作用,反哺桑梓,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随着时代的变迁,乡贤的主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如道德模范、致富能手、农村优秀的基层干部等先进典型,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要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利用他们的善言善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新风,积极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变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蓄正能量。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对“生态文明建设”予以专章论述。与此同时，生态文明也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焦点。
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WTO、APEC、OECD等经济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其发展速度以及空间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66].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贸易作为连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纽带，其核心作用也愈发显著[1].这种快速的全球化发展不仅给人们创造了很多新的机遇和利益，但同时也为不利事件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提供了通道[7].在此背景下，一个区域性的灾害事件带来的影响可能会超越地理上的界线，而造成全球性的影响.巨灾的风险不仅仅是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生态资源破坏以及直接经济损失，还有因生产链中断、贸易阻塞等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9].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精英转战城市,造成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滞后,出现了许多集体经济“无项目、无收入”的空壳村,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治理新体系的构建。只有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才能引凤还巢,改变乡村风貌。由于各村的基本情况、干部思想解放程度等存在差异,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的模式不能千篇一律,而应从各村实际出发。可以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和“基地+品牌+市场”的经营模式;可以集体开发林场、果园、养殖场,增加集体收入;开发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将资源优势转化为集体收入。但各村在发展集体经济时,必须考虑长远利益,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的一时发展。同时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各部门积极参与、广泛联动,唱好“大合唱”才能奏响“同心曲”。同时发展村集体经济也不能陷入“边上马、边推动、边消亡”的怪圈,要充分兼顾龙头企业、能人大户、贫困户和村集体的利益,形成一种相互融合、利益叠加的发展模式。
(1)钢渣资源化利用可以分为钢铁工序再利用、环境治理(土壤改良、水处理和大气脱硫等领域)、建材利用(微粉和建材集料等)等方式，结合国外钢渣处置利用的发展经验，建材化利用将是消纳钢渣的重要途径，消纳钢渣规模量也最大，但钢渣稳定性差是制约其建材化利用的主要因素。
乡村的治理从古至今都离不开乡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今的新乡贤应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乡村协同治理,在其中起到“帮、扶、带”的作用,发挥“喉舌”和“解压器”功能,成为民众与外界的桥梁,引导人们团结互助,形成合力,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一)加强和完善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前提
炼苗对烤烟生长发育来说非常重要。烟苗生长期间，要想培育壮苗，需要施足够的养分。如果根系不能很好地吸收养分和水分，将会影响烟株早生快发。烟株所需的矿质养分大部分是通过根系从土壤中吸收的［1］。炼苗的目的是控制烟苗生长速度，促进各器官均衡发展，提高烟苗抗逆性和适应大田环境的能力，提高烟苗成活率。根的发育情况对整个烟株生长起到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品质方面，能更好地使烟叶向优质烟发展，使大田烟苗清秀无病、整齐健壮、生长势强且成熟度好，对后期烘烤有很大的帮助，提高烟叶工业可用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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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是基础
但我县对于乡贤文化推动乡村善治的作用在认识程度上还不够,新乡贤的认定机制也不够完善,本土乡贤文化的挖掘不充分、不深入,民众乡贤文化的保护意识不强。有的镇村不是没有建立乡规民约,但就是起的作用不大,民间矛盾纠纷的解决完全依靠村两委,无形之中加重了村两委的工作负担。
(三)挖掘和利用乡贤是关键
加强乡贤队伍建设,有策略、有组织的加强乡贤培育,实现乡贤人才资源的有序接替对挖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挖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有计划、分步骤地有序推进,尤其要强化农村党支部对发挥乡村传统治理资源作用的把控性,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党支部开展工作的有力抓手,使乡贤成为党支部落实各项工作的得力助手。在提升基层组织力的同时,将政治觉悟高、政治素养好的新乡贤及时吸收到党内,充实农村党支部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扩大农村党支部的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也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包括乡贤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剧烈的冲击。许多的乡村精英通过多种渠道离开农村,加剧了农村的空壳化,让新农村的发展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耕时代形成的守望相助的生活习惯被打乱、耕读传家的传统习俗被打断、乡贤文化遭遇传承危机,这些都给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第二,树立乡贤典范,发展乡贤文化,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乡贤文化在发展中既要强调原有特色,又要注重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的时代特征,强化传承与创新并进。注重培育“新乡贤”、发挥“新乡贤”的作用,使乡贤文化保持持久的生命力。以望江三孝文化为主线精心打造“大美望江·孝行雷池”地方道德地标;围绕“践行核心价值观,争当最美望江人”主题,常态化开展“最美望江人”评选活动,坚持“立德”为先,选树一批可亲可敬的思想道德建设典范,在文化公园、休闲广场等地,开展传颂乡贤等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引领政风、民风、乡风、家风的转变,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传统孝爱文化,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第三,弘扬乡贤规范,利用乡贤文化,打造共同精神家园。开展乡贤文化“四进活动”,将乡贤道德精神的影响扩充到家庭、社区、学校、机关,特别是注重将乡贤文化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激发中小学生的爱国爱乡情感。注重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融入乡贤文化元素,在一些公共建筑、文化长廊中以碑刻、雕塑、楹联等形式突显乡贤精神。在部分乡镇建立乡贤议事馆,各村(社区)建立乡贤理事室,在纪念乡贤的同时开展乡贤结对助学、扶危济困等活动;建立文化讲堂,邀请乡贤做事迹报告,巡演以乡贤为主题的优秀文艺节目,全面展示乡贤风采。在充分汲取古今乡贤优秀精神品格的基础上,弘扬“爱国爱乡、崇学向善、乐于奉献”的乡贤文化,进而推崇“崇尚贤明、包容清明、开拓开明”的望江精神,为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持久而深远的精神力量。
第四,发挥乡贤作用,创新乡贤文化,共建幸福美丽望江。我县素有“鱼米水乡”之称,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仅养育着勤劳朴实的望江人,还为各个城市的发展输送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可以在各地以乡情乡愁为纽带,成立以望江籍乡贤为主体的联谊会,定期通过节日慰问、拜访联谊等形式和开展“回家坐坐”“望江人看家乡的变化”等多种形式的访谈活动,加深乡贤对家乡的了解,积极助推乡贤的真心反哺,从而实现资金回流、项目回归、人才回乡。望江的发展要靠自身的内生动力,本土人才的利用不可或缺,要在村干部的选拔中把一批乡土精英和有学识专长、致富经验的人才吸纳进来,打造一支“新乡贤、好村干”的村两委班子,带动村民发家致富。在各村建立乡贤参事会,成立以乡贤为主要成员的民间调解机构,用他们善治的力量,开创就地帮助群众缓解矛盾纠纷、帮助群众进行信息咨询最终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乡村治理新模式,营造和谐幸福的乡村人文环境,打造古韵雷池,大美望江。
(四)传承和转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内核
我国乡村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我们要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传承、弘扬乡贤文化,丰富现实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资源。
挖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首先需要对传统优秀文化进行继承,让乡贤文化进祠堂,将乡贤文化和宗族文化有机结合、和家风家训有机结合,使之成为修身持家之本。由乡贤领衔在新修族谱中把“不越雷池”的规矩文化和本土三孝典故形成的孝文化等精神内核植入到家规族训之中,延续乡贤文化脉络。让乡贤文化进讲堂,利用各村道德讲堂,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让党员干部学乡贤、讲乡贤、做乡贤,最大限度地释放乡贤文化的效应。开展“寻找最美身边人”系列活动,使县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在互动参与中感悟、认知、接受,引导清明政风。让乡贤文化进礼堂,以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综合文化室和乡村大舞台作为宣讲乡贤文化的主阵地,将乡村新人新事新风尚以黄梅戏和莲湘鼓等艺术形式进行编演,引领文明新风。还可以在村综合文化室,建立“乡贤功德榜”,也可在县级媒体开辟“新乡贤、新风尚”专题专栏,营造尚贤氛围。同时大力开展“法律进乡村”和法治宣传教育,学习和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借助优秀本土文化,切实提高矛盾纠纷调处实效,多方结合坚决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
四、结语
乡村振兴是一项综合策略、系统工程,振兴后的乡村应该呈现整体美、全域美、民风美。要让乡贤在现代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不是简单地回炉再造,而是要进行辨证取舍、合理选择,以在乡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为前提,将“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催生“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造福桑梓”的强大精神动力,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模式,[6]实现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在对《孟子》一书进行翻译时，较多采用直译法，一方面能够保证《孟子》的行文风貌，让外国读者更为深入了解我国传统文献的原貌；另一方面，大量使用直译法也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译文忠实原文的翻译思想。因此，在翻译《孟子》一书时，充分使用直译法，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保证原文意思的真实性，避免译文的失真，能够为外国读者呈现最为真实的语言信息及思想。例如，英语中“compass”表示圆规，“square”表示丁字尺，分别与汉语中的“规矩”相对应，在翻译时可以将规矩代指规则，着这样即能够保留原作中的借喻修辞，可见对规矩一词进行直译更为贴切。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张尚仁.《道德经》“善治”的社会管理论[J].思想战线,2012(2).
[3] 何哲.善治概念的核心分析—一种经济方法的比较观点[J].理论与改革,2011(5).
[4] 陈广胜.走向善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5] 杨军.当代乡贤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中的作用[J].行政与法,2015(10).
[6] 张世珍.乡村善治期待乡贤文化[J].群言,2017(4).
中图分类号: G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26(2019)10-0074-04
收稿日期: 2019-06-28
(责任编辑:谢蓓)
标签：乡村善治论文; 新乡贤论文; 乡贤文化论文; 中共望江县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