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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在研究《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往往把着力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而较少论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其实，《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与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并不逊于后者。它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营造了良好的“中国化”历史语境，使先进之士在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就立即着手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新青年》的文本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不断指导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实践，并从中创造出了新的理论成果。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化”历史语境的形成
就思想动向来说，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就开始注意到外国学说应讲求结合中国实际。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经世致用”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不断新陈代谢所致。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尊孔复辟”，中西各种政治思想如走马灯般登场，最后又纷纷谢幕。人们在经受着各种思想冲击的同时，也开始慢慢学会了选择。什么适合中国，什么能真正让中国摆脱困境、走向振兴成为仁人志士取舍的终极标准。1914年，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讲到对各种文化进行取舍时说：“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①只不过，这时候“相结合”思想还只酝酿于少数的先进人士当中。
以《新青年》的创刊为发起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把“相结合”思想从少数先进分子中普及到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对封建主义、旧伦理道德发起了总冲锋。旧的思想的破除和“空场”，给新的思想的涌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时候，西方各种政治思想，如法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美国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等都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各种思想缤纷杂陈，人们在学习、效法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西方的很多说法、做法在中国不那么管用，国情不同，再好的说法、做法都不能照搬。如胡适于1918年3月就提到“如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的议论的护身符”。其实，西洋的学说“都由个人的时势不同，才性不同，所受的教育又不同；所以他们的学说都有个性的区别，都有个性的限制；并不能施诸四海而皆准”②。
胡适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1920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性，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③。而在1919年6月胡适又强调：“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isms，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④“中国化”的类似概念也就在这时候被提出来了。1919年6月，王光祈在《王光祈致君左》一文中指出：“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的名词，就叫他为中国式……+主义。”⑤“中国式”，就理解为“中国化”的意思。1921年，郑太朴在《论中国式的安那其主义答光亮》中也提出要把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⑥；而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在《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中，提出要把外国的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⑦。可以看出，在“五四”前后，把外国思想变成“中国式”的、“中国化”，已经在思想界达成共识，“中国化”变成了非常流行的词汇。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以其影响的广泛性和对新思想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把“相结合”、“中国化”思想从少数先进分子中普及到广大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成功地在社会上营造了一种“中国化”、“相结合”的历史语境。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郑重地介绍到中国——以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现有的“中国化”、“相结合”的历史语境下，一经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立刻就走向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二、《新青年》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前提之一。自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期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开始，《新青年》逐渐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变。据统计，自第5卷第5期至1926年休刊，《新青年》总共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200余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把这部分文章和材料作一简要统计，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按内容可以分为几大部分：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共产国际及俄罗斯苏维埃政治社会发展状况的介绍、评述。这主要是登载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李大钊、陈独秀和国外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评述，转载俄罗斯苏维埃国内一些在报刊发表的文章等。内容涵盖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此类文章大致有100多篇，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及开辟的“俄罗斯研究”栏目中的文章等。第二，关于除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状况的材料和文章。一战后，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空前高涨。《新青年》以“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有所借鉴”为目的，在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也关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状况，如介绍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运动状况。此类文章大约20篇，主要有《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会章》、《西欧农民运动的前途》、《英国帝国主义之崩坏与世界革命》等。第三，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战。揭露伪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回击反马克思主义进攻的相关文章和材料。五四前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掀起了三次社会主义理论论战。即“问题”和“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战和社会主义论战。为了弄清思想，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陈独秀、李达等纷纷刊出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国家学说，指出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张东荪之流的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及实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了道路。这方面的文章有10余篇，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
总之，《新青年》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描述、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介绍，还是开展与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和斗争，都有助于深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坚定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加速他们的转变。他们一旦掌握了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又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国化”历史语境的催化作用下，就会很快地产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的想法，并付诸实践。《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新青年》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还在于，它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的论战中，较早地提出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要求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不断地从实践活动中总结经验，创造出新的理论成果。
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不能一味地照搬，是有其依据和原因的。其一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个体本身的局限性。1921年，《新青年》刊登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固然有许多独具只眼的见解，然他们也同时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并不是什么‘神’，当他们著书立说的时候，为当时的环境所限”，“后来时过境迁，自然是有些不大中肯的地方”，比如“他以为理想社会的实现，一定在英、美、德、法等国，不料事实上竟在经济制度极不完备的俄国”⑧。其二是中西社会状况不同，产生于西方的一些思想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⑨。其三是由于社会是发展变动的，前一时段所产生的理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于后一时段。所以“我们对于古人的学说，当参照现在的情形，加以考虑，断不可一味盲从，做出‘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的样子”⑩。
其次，提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思想。针对张东荪等人把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教条化、公式化，宣扬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才能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谬论，1921年，《新青年》刊登《马克思底社会主义》一文，指出不要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枝叶政策”，而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该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底精髓取出”，并进一步指出“我们在中国主张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底精髓，乃正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底应用”(11)。因此，“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相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12)。
再次，提出要研究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实际，在中国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此时正是党的二大之后到北伐战争的前夕，党的理论工作有很大发展，也更加注意到把理论运用于实践的重要性。1923年6月，《新青年》一复刊就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强调“新青年应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13)。1925年，《列宁主义概论》进一步明确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文章说：“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成空谈。”(14)有此理念为基础，《新青年》曾一度着力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群众的结合。1920年，《社会主义史序》讲到，应该对广大妇女、青年等进行特别的教育，如讲演、“公开无数的音乐会、欢迎会和演剧”，“预备各种小册子和别种印刷品”在妇女和青年中分发等(15)。
第四，提出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创造新的理论。这种思想的提出主要来源于对列宁主义的正确认识：列宁主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再创造。1923年，《列宁论》在强调列宁的贡献时说：“他不仅明白书上的字，且能想出从来没有人想出的马克思底理论。”(16)1925年，《列宁主义概论》中也指出：“列宁主义始终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中有许多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原来所没有的，或者虽有亦很不详尽，还未发展的”，然后，它进一步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实质——“列宁主义是应用于俄国客观情形之马克思主义”(17)。对列宁主义的认识水平说明了党当时的理论认识水平。这说明，党已经认识到在实践中要不断总结经验，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1924年的《马克思与俄罗斯共产党》一文，正式阐述了这个观点，即“每一个新经验又变成一个新的源泉，人在这源泉中又去吸取实际的理论的解释”(18)，这正是实践和理论不断发展的辩证关系。
当然，除了上述四点以外，《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做了其他的尝试。如用中国传统文化智慧诠释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土壤相衔接。比如，在阐述社会主义学说时，用《论语》、《礼运》、《孟子》中的“大同”、“均贫富”思想、“泛劳动主义”加以类比，使马克思主义更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心理感情(19)。一言以蔽之，《新青年》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既是对当时革命实践的反映，同时也对革命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吸取这份思想财富。
四、《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尝试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实践尝试，并在此过程中有一定的理论成果。《新青年》反映、指导了他们的实践活动，并宣传了最新的理论成果。
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农的疾苦，促进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第一步。1919年，《新青年》刊登的《长沙社会面面观》对长沙的人力车夫、泥水工、农夫等生活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20年3月，《新青年》又刊登《劳动节纪念号》，其中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香港罢工纪略》、《南京劳动状况》、《唐山劳动状况》等16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中国各地工人、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指出了中下层民众生计艰难，生活困苦的现状。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为促进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去，利用各种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提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20)的观点，使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其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阶级觉悟得到提高。此演讲就是以后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劳动者底觉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新青年》对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中共一大的召开也起了重要作用。《新青年》对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有着直接指导作用。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迁往上海，其主编陈独秀随后就积极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党的上海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新青年》编辑部实质上成为此时党的上海早期组织的“大本营”。9月，《新青年》也正式改为党的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指导其革命工作。党的武汉早期组织的建立也受助于《新青年》。1920年2月，陈独秀受邀至武汉，在此期间，他对武汉工厂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也就是以后发表在《新青年》刊登《汉口苦力状况》、《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等文章，从而为发动武汉的工人运动，提高工人觉悟提供了依据。1920年夏，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党组织，同年8月，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广州的真正意义上的党组织是在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早在1920年，广州就开始了建党活动，但是参加组织的大多数人是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12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并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即《新青年》上的《社会主义批评》)，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严厉地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假社会主义学说。不久，陈独秀解散了原来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党组织，广州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21)。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及工作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成熟了。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9月，陈独秀由广东返回上海，《新青年》不久也再次迁回上海，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尝试为新的理论创新有一个较好的开端。党的“二大”后，党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动力、革命性质和革命领导权等民主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新青年》反映并宣传了这一新的理论成果。比如，1923-1924年，《新青年》发表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等文章，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进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压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22)。而写于1926年的《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运动中的态度，深化了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认识，指出“五卅运动”的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23)。
五、结语
从上可以看出，《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尝试是有一定贡献的，而且是开历史先河的。它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动创造了良好的历史语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历史起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指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实践，并有所理论创造。然而，任何思想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并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条件。《新青年》也不能例外。正像张静如所说的“《新青年》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所能作出的贡献，不可能超出当时全党的水平。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虽然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有一定的正确认识，但还不能从中国革命的全部关系的总和中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因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发展不平衡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能够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24)。前期的成果是后人探索的阶梯。《新青年》开此历史先河后，党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好，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99页。
②胡适：《旅京杂记》，载《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3期。
③《李大钊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④《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⑤王光祈：《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1919年6月1日。
⑥郑太朴：《论中国式的安那其主义答光亮》，《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号。
⑦舒新城：《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载《中华教育界》1924年第13卷第8期。
⑧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载《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6期。
⑨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载《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4期。
⑩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载《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6期。
(11)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载《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4期。
(12)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载《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4期。
(13)《新青年之新宣言》，载《新青年》1923年第A卷第1期。
(14)陈独秀：《列宁主义概论》，载《新青年》1925年第B卷第1期。
(15)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载《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期。
(16)腊狄客：《列宁论》，载《新青年》1923年第A卷第2期。
(17)陈独秀：《列宁主义概论》，载《新青年》1925年第B卷第1期。
(18)梨亚荫诺夫：《马克思与俄罗斯共产党》，载《新青年》1924年第A卷第3期。
(19)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载《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期。
(20)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载《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期。
(2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25页。
(22)屈维它：《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载《新青年》1923年第A卷第2期。
(23)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载《新青年》1926年第B卷第3期。
(24)张静如、姜庆明、孙文建：《〈新青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载《齐鲁学刊》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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