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下家庭环境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陈嘉钰 周 燕
(广州大学 教育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摘 要: “全面二孩”政策下家庭成员数量增加，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改变。良好同胞关系可以使儿童迁移相关经验，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做准备，而不良同胞关系会造成儿童社会适应困难；亲子关系在新家庭环境下可能产生隔阂，这不利于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发挥；祖辈参与抚养的家庭中，祖辈生活习惯、个性品质和育儿观念也会影响儿童社会化发展。文章从直接和间接关系变化的角度出发，阐述由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所形成的家庭环境作为一种社会学变量，对长子女的社会化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 “全面二孩”政策；儿童社会化；家庭环境；家庭功能；家庭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角色和位置构成的社会系统，家庭内人际行为相互作用为儿童社会化提供了良好环境〔1〕。家庭是儿童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最重要场所。它既为人们在社会生存和发展提供基本环境，也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基础桥梁〔2〕。我们对家庭环境的界定，既不单单指家庭中的物质环境，也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家庭结构稳定背景下所指代的家庭环境〔3〕。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家长期望、亲子关系、教养态度和方式等属于家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4〕。家庭各成员作为一种远位间接变量，通过家庭教养方式、教育期望等一系列中介因素对其他成员产生影响，同时也被其他成员影响着。在家庭成员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家庭功能发挥着“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的作用”〔5〕。 “全面二孩”政策下，新家庭环境会发挥与以往不同的家庭功能。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越差，子女行为异常程度越高，直接影响子女的正常社会化。”〔6〕在“全面二孩”政策下，家庭环境变化对儿童社会化会产生什么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下，家庭环境变化主要体现在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上。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家庭模式以父母和独生子女构成核心家庭为主。到21世纪初，“双独”“单独”政策实施，家庭规模扩大。“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四口之家”更为普遍。育儿压力增大让越来越多的祖辈加入育儿行列，家庭模式逐渐变成父母和两个子女以及祖辈组成的主干家庭，家庭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观点，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另外从“压力生活事件”理论来看，二孩的出现属于一种“压力生活事件”，会给头胎儿童及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带来各种心理和行为变化〔7〕。新增家庭成员会使家庭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同胞、亲子和祖孙等家庭成员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儿童社会化过程产生一定影响。目前多数研究关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人口学等宏观分析，政策势必直接影响承担生育责任的家庭。本文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二孩家庭环境变化角度出发，客观分析同胞关系、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对长子女儿童社会化的影响，阐述建立良好家庭关系、发挥家庭功能对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性。
二、同胞关系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一)“全面二孩”背景下的新同胞关系
“全面二孩”政策下越来越多的家庭迎来了新成员，在这个背景下的同胞问题又具有特殊性，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一，两孩年龄间隔大对同胞关系带来考验。伴随着尚未退出育龄期的70后人群进行再生育，生育间隔大将是我国近期不可忽视的生育特点〔8〕。一直处于家庭中心地位的长子女幼儿，自我意识和角色意识随着年龄增加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当二孩出生后，长子女能否顺利进行心理调适和角色转化，对长子女社会能力发展是一种压力，一种挑战。其二，由于父母本身作为独生子女，缺乏同胞关系经验，在儿童处理同胞冲突的问题上不善教导，让子女的同胞关系面临紧张局面。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育龄夫妇自己也是独生子女，缺少兄弟姐妹，缺乏与同胞共处、沟通以及情感交流的经验，况且自身仍存在娇生惯养、依赖父母等个性缺陷。所以当自己的子女和同胞产生冲突时难以提供恰当、合理的解决方法进行疏导，并可能以父辈对自己放任型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同胞问题采取回避、漠视的态度。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新增同胞关系对长子女的社会化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良好的同胞关系助力儿童社会化发展
同胞关系是影响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其质量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9〕。独生子女儿童由于缺少同胞关系，其父母承担起伙伴角色，致使部分独生子女儿童语言和行为过早成熟，出现“超前社会化”和“片面社会化”现象。另外，父母对他们溺爱和过度关注，会使独生子女在人际交往上普遍以自我为中心，可能表现出自卑、胆怯而又自负、骄横的矛盾心理，缺乏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而新增加的同胞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心理尚不成熟的儿童缓解社会交往困境，促进社会化顺利进行。长子女在与同胞相互交流中，能更加深入认识并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如需要、愿望、意图、情绪等，并能由此对相应行为作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即建构良好的心理理论〔10〕。儿童最初在家庭交往中习得心理理论及其相关知识，尤其是家庭中的同胞关系。它是儿童社会交往发展的基础，而良好的同伴关系反过来又能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
与独生子女相比，二孩家庭为儿童提供了与同胞交流的机会。若长子女在和同胞交往中能建立一种积极的同胞关系，将会表现出更多的分享、合作等亲社会行为的倾向〔11〕。儿童能将同胞互动中所获得的经验迁移到未来的人际交往中，对个体在以后不同年龄阶段的社会化起启蒙和奠基作用，为进行更广泛的人际交流作准备〔12〕。长子女在与同胞互动的过程中开始扮演和适应新角色，从独享父母全部关注到与弟妹共同“分享”父母关爱的转变，学会处理自己与弟妹、父母之间三者的关系并找到自己合适的角色定位，并习得在合适的时间用合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这无疑对长子女的情绪、情感、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具有积极影响。家庭要帮助、支持长子女在建立积极同胞关系上的作用，为幼儿形成良好的社会交往行为、发展积极的社会性情感以及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提供良好条件。
(三)不良同胞关系导致儿童社会适应困难
万历二十三年四月，玠檄重庆知府王士琦诣綦江，趣应龙就安稳听勘[3]1253。杨应龙以安稳多其仇民，请至松坎受事，士琦遂单骑往松坎。应龙果面缚道旁，泣请死罪，请治公馆，执罪人及罚金献庭中，得自比安国亨，士琦为之请于玠[3]1253。邢玠认为可行，按“昔年安国亨例，令其纳银赎罪，革职为民，伊子杨朝栋姑以土舍署印管事，候善后四事与其赎银完日，方许次子杨可栋放回，其首恶黄元、阿羔等如律处决”[14]，遂勘事成。此时朝廷正专注于朝鲜战场，无暇西顾，邢玠革杨应龙职位，准其长子杨朝栋承袭宣慰使之职，可暂时稳住杨应龙，将其次子杨可栋押往重庆做人质，意在督促杨应龙迅速完成听堪事宜，可谓深思熟虑矣。
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家庭始终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和场所。家庭功能发挥的关键是儿童与父母之间建立稳定、良好亲子关系，以满足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心理需要。父母是最大影响儿童社会化发展的“重要他人”，对儿童完善健全人格、发展情绪情感和社会认知以及维护心理健康的作用不可替代〔17〕。儿童早期与父母的互动经验会形成稳定的有关自我和他人的内在表征，形成内部工作模型。这个模型表明个体对依恋关系的认知、依恋互动经验和互动质量可以预测他未来人际关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亲子关系对儿童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的影响是深刻的、持久的。高质量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儿童形成稳定的内部工作模型，可以预估儿童更强的自我肯定水平、自尊行为表现及社会能力发展。大量关于大学生人际交往研究中，通过追溯学生幼年时期亲子关系的状况，也能阐明早期亲子关系与个体人际交往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早期亲子关系融洽的学生在大学期间能够保持积极的人际关系，且表现出较低的孤独感、攻击性行为以及焦虑水平。当二孩出生时，长子女虽然已经和父母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亲子依恋关系，但父母与长子女的亲密度、信任度以及沟通水平需要长期经营和维持。若在二孩出生后，亲子关系产生隔阂，长子女未能和父母继续保持一种亲密关系的联结，久而久之会降低对父母的依赖，引起一系列焦虑、不安等心理状态，导致儿童在同伴交往中出现自卑、敏感、胆小等社会退缩行为，不利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同胞互动是儿童社会化发展的重要经验，良好的同胞关系对儿童社会化具有促进作用，不良的同胞关系加以引导，也是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教育契机。以Bronfenbrenner(1988)生态系统理论观点和Rutter(1996)转折点理论观点来看，家庭新关系出现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常规的发展阶段，既对儿童带来一定的压力，也为儿童成长和发展提供机会〔15〕。所以二孩出生给长子女带来心理冲击的同时，也是为长子女提高处理人际关系能力提供锻炼机会。家长需要适时介入和恰当引导，及时解决长子女心理上的冲击和角色适应问题，为子女营造一个良好同胞关系的支持环境，充分发挥积极同胞关系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作用。
当二孩出生后，父母若未及时对长子女的消极反应进行沟通、疏导，让长子女长期处于敌视同胞的状态，则不利于子女建立积极的同胞关系，给长子女社会化带来消极影响。首先，二孩出生给长子女带来心理冲击，对长子女社会交往产生影响。当二孩出生后，长子女从以前只以父母为交流互动对象扩大到与同胞为互动对象，新增加的互动对象可能使长子女觉察到家庭氛围中的陌生感。与此同时，父母往往会给二孩更多的关注。长子女感到被忽视、被边缘化，失去“家庭中心”的地位。差别对待使长子女心理产生不适应，因此会表现出对父母依赖性增强、行为退化，例如以哭闹、任性、易怒等不成熟的行为来换取父母的关注。同时也会出现嫉妒、不满、失望等消极情绪，不安全依恋水平增加〔13〕。这种心理上的冲击和不适会使儿童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不自信和焦虑，不利于他们以后参与和适应集体生活。
三、警惕亲子关系产生隔阂，影响儿童社会化发展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早期公共托育服务缺失以及育儿方式日益精细化之间的矛盾日渐显著。祖辈退休后闲暇时间居多，便自觉地承担起照看幼儿的责任。据调查数据，我国普遍存在祖辈参与抚养幼儿的现象。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 60%-70%，其中 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18〕。广州市隔代教养的孩子约占总数的50%，北京市则高达70%，且孩子年龄越小，与祖辈家长一起生活的比例越高〔19〕。根据2017年数据统计，近八成(79.7%)城市家庭中存在祖辈参与儿童教养的情况〔20〕。祖孙相处时间增加，互动更为频密，因此，祖孙关系成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家庭关系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关系。
3）果实发育。大樱桃果实发育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谢花至硬核前。这一阶段结束时，果实大小为采收时的53.6%～73.5%。第二阶段，硬核和胚发育期。这个时期果实的实际增长仅占采收时的3.5%～8.6%。 第三阶段，硬核至果实成熟。这个时期果实增长量占采收时的23%～37.8%，在迅速生长的同时主要是提高果实品质。
其次，长子女在二孩出生后角色未能顺利转化对日后社会化产生影响。一方面，二孩对长子女来说是一种存在着“相互竞争”“共享家庭利益”的同伴角色。二孩出生后，父母对长子女角色期望提高，希望长子女能承担起照顾、包容、分享、示范的角色。但长子女在这个阶段比较容易对新角色产生认知偏差，不易掌握新角色的恰当行为。例如长子女要学会在合理的时间用恰当的方式向父母表达需求，掌握情感的表达与控制。如果长子女不能顺利适应新角色转化，一直未能跳出“独生子女”角色，在以后人际交往中可能缺少承担责任的意识，并逐渐形成嫉妒心过重、竞争性过强等性格，不利于儿童社会性良好发展。另一方面，二孩与长子女之间虽然形成了同伴角色，一定程度上同胞间的互动经验可以迁移到人际互动上。但同胞关系仍属于“首属群体”中的亲密关系，这种“我群体”中的交往规则不等同于家庭之外“他群体”的交往规则，若长子女在“我群体”中卷入过多情感，表现出界限黏结，构建了一种过分亲密感，或者对同胞具有强烈的控制感、主导权，建立起一种消极同胞关系，那么在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霸道、专横或者过度依赖行为，不利于长子女塑造良好个性和社会性发展〔14〕。所以，长子女若未能建立积极的同胞关系，将会对其社会化带来负面影响。
四、祖孙关系对儿童社会化影响不容忽视
双职工家庭中祖辈加入抚育行列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父母由于工作繁忙，与子女相处时间和交流频率减少，而祖辈与儿童之间交流更加频密。这使儿童对父母的依赖一部分转移到祖辈身上，亲子之间的亲密度也随之降低，产生亲子隔阂倾向。曾有学者调查发现，在调查对象中50%的子女不认为父母能觉察出自己的负面情绪，并给予关心，69.5%的儿童在隔代抚养家庭中曾多次与父母发生冲突〔16〕。另外，二孩出生后，父母给予二孩更多关注和照顾，与此同时和长子女的沟通时间将会减少，交流质量下降。这容易使长子女与父母产生冲突，导致亲子关系紧张。
358份报告中，静脉滴注所占比例最高（294例，82.12%），其次为口服（36例，占10.06%）。最短的用药2 min后出现不良反应。由于部分ADR/ADE在初期的症状较为隐匿，没有引起患者注意或重视，导致延误治疗和没有及时上报ADR/ADE。本次统计的药品不良反应从使用到上报的时间，并不能完全代表实际ADR/ADE发生时间。见表4。
祖辈是家庭系统中的成员，影响家庭功能发挥状况，并且祖辈的人格、品行、生活习惯、教养方式、育儿理念都会对儿童早期认知、社会性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1〕。首先，祖辈自身涵养对儿童社会化发展影响最大。祖辈自身素养较高，对孙辈宽严相济，并将自身谦虚谨慎、勤俭节约、诚实善良等美德传递给儿童，能让儿童形成正确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高尚品德可以塑造儿童良好的个性品质，让儿童在同伴交往中受到尊敬，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能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祖辈的平和心态，也能潜移默化地让幼儿习得对情绪的管理能力，形成稳定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对幼儿社会化产生积极影响。其次，祖辈具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育儿经验，能够为儿童不同阶段的社会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法，提高幼儿社会交往能力。
然而，祖辈不恰当的育儿观念、教养方式对幼儿社会化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祖辈对孙辈的生活习惯上缺乏严格控制。有调查表明，在祖辈与父辈两个抚养组中，儿童肥胖发生率分别为6.24%和4.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祖辈与父辈在儿童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教养均存在差异〔22〕。祖辈过度放纵幼儿的不良生活习惯，不利于儿童形成良好的自制力和生活常规。祖辈在生活上对儿童过分照顾，导致儿童缺乏必备的生活自理能力，不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另一方面，祖辈过于迁就孙辈的情绪情感。儿童的情绪控制能力和管理能力较差，当需求不被满足时常哭闹、发脾气，更可能存在撒谎等问题。而祖辈往往为了让幼儿保持愉快的情绪，尽可能满足幼儿的一切需求。这让儿童错失锻炼情绪管理能力的机会，又未能让儿童形成正确的、稳定的自我认知，这影响个体在发展中获得内在的持续感和统一感，即自我同一性。调查发现祖辈参与抚养的过程中，对儿童生活照料的参与率高于对儿童心灵关怀方面的参与率。祖辈通常只扮演“生活照料者”“儿童看管者”的角色，对儿童的生活起居照顾得非常细致。但较少关注儿童的心理状态，如情绪管理、自我评价、自我调节能力等。这种“只养不育”的祖辈角色给幼儿提供的生活环境较为单一，缺乏刺激幼儿大脑的相关事件，会延缓幼儿的社会化发展进程。
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3-4].近距离无线通讯一般采用WiFi、蓝牙、Zigbee等通讯技术，Zigbee是一种采用近距离、低复杂度、自组织、低功耗、低成本的双向无线通讯技术，在无线物联网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相对而言，WiFi、蓝牙技术存在功耗相对较大，传输距离较近的缺点[5].XBee模块是美国DIGI公司的一款基于Zigbee协议的无线传输模块，实验证明，XBee无线模块的传输范围是一般基于Zigbee协议无线模块的2～3倍，具有更好的通讯距离和抗干扰能力，能有效避免信号盲点，且功耗更低[6-9].
“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家庭环境包括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变化，并由此会引起家庭关系的变化。我们必须客观看待家庭各种关系变化对儿童社会化带来的影响，努力建立良好家庭关系，及时疏导长子女心理不适状态，营造利于搭建良好同胞关系的环境，加强亲子之间沟通意识和沟通能力，重视亲子关系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姜学清.儿童发展的社会学观点——帕森斯等人的家庭系统理论〔J〕.心理发展与教育,1989(1):41-45.
〔2〕风笑天.论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特征〔J〕.社会学研究，1992(1):108-116.
〔3〕周燕.学生心理与行为问题的社会学研究〔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3(7)：46-47.
〔4〕季慎英.当前城乡中小学生家庭心理环境的研究〔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1(4):9-20.
〔5〕Miller I W , Ryan C E , Keitner G I , et al. The McMaster approach to families: theory,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research〔J〕.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0, 22(2):22.
〔6〕郑希付.行为与家庭〔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15.
〔7〕Hawkins A J . The second child: family transitions and adjustment by Robert B. Stewart〔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91, 53(3):823.
〔8〕张翠玲,刘鸿雁,王晓峰.中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6，40(1):69-86.
〔9〕董颖红.同胞关系对大学新生适应的影响〔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7，5(7):394-402.
〔10〕Happé Francesca, Winner E , Brownell H . The getting of wisdom: theory of mind in old age〔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8, 34(2):358-362.
〔11〕Furman W , Buhrmester D .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the qualities of sibling relationships〔J〕. Child Development, 1985, 56(2):448-461.
〔12〕陈陈.家庭关系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2):141-143.
〔13〕Teti D M, Sakin J W, Kucera E, et al. And baby makes four:predictors of attachment security among preschool‐age firstbor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siblinghood〔J〕.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2):579-596.
〔14〕赵凤青,俞国良.同胞关系及其与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17,25(5):825-836.
〔15〕Rutter M. Transitions and turning point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as applied to the age span between childhood and mid-adulthoo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996, 19(3):603-626.
〔16〕李亚妮.隔代抚养下的亲子关系分析〔J〕.学理论，2010(9):53-54.
〔17〕风笑天.“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对年轻家庭亲子社会化的影响〔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4):5-11，146.
〔18〕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5.
〔19〕陈璐，张跃飞，陈传锋.幼儿隔代教养的利与弊:对祖辈、父辈和孙辈的影响研究概述〔J〕.幼儿教育,2014(12):52-56.
〔20〕岳坤.父辈为主、祖辈为辅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中国城市家庭教养中的祖辈参与状况调查〔J〕.少年儿童研究,2018(1):3-20.
〔21〕Denham T E . The influence of grandparents on grandchildre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sources〔J〕. Family Relations, 1989, 38(3):345-350.
〔22〕赵广英，魏煌忠，程郁离.隔代抚养与学龄前流动儿童肥胖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57-59.
作者简介： 陈嘉钰 ( 1994-) ，女，广东广州人，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社会学;
通讯作者: 周燕 (1965-) ，女，湖南株洲人，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社会学、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基金项目： 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全面二孩’政策下广东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编号： GD16CJY09) 。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76( 2019) 10-Y010-05
(责任编辑：陈华扬)
标签：“全面二孩”政策论文; 儿童社会化论文; 家庭环境论文; 家庭功能论文; 家庭关系论文;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