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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处在全方位变迁中的阶层
中国工人阶层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工人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成为一个正处在变迁中的阶层。
第一，阶层人员结构发生变迁。主要表现为人员结构的迅速分化和重组：在结构分布上，由原来的单一型开始向多样型的演变。以往工人大都在单一的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劳动，现在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而且发展为超过第二产业工人的比重。在人员流向上，工人也由过去单一的公有制企业向多种所有制企业移动。据统计，“1978年在公有制企业的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99.9％，到了1997年，公有制企业的工人下降为44.9％，而乡镇企业的工人占到了45.4％，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人占到9.6％”[1]。在人员范围上，一改过去的单一产业工人的理念，把商业工人、农业工人、和为生产服务的工人都包括其中。另外，随着农民工的崛起，我国今天的工人还包括农民工。
第二，劳动特点、就业方式及分配方式的变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劳动特点也发生了由过去体力劳动型向智力劳动型的转变。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是特指工业体力劳动者，工人的劳动也特指体力劳动。而现在的工人较多是体脑相结合的复合型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也较多的是体脑相结合的复合型劳动。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工人的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也发生变化。表现为：工人在就业方式上发生了由过去计划型向契约型的转变。改制前，我国工人的就业方式主要是计划分配。即由政府制定招工计划，再把招来的工人按计划分配到各企业中去，其工作岗位相对稳定。现在则被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契约化的合同制方式所取代，其工作岗位的流动性也随之增大。这种变化导致工人在个人收入上由过去基本平均型向差别较大型的改变。改制前，我国工人工资级差也由政府制定，工人工资收入差别不是很大。改制后，由于个人拥有资源存在差别和企业在改制中存在的效益差别，工人之间的收入出现了较大的差距。经济效益较好企业中的工人和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的工资收入高出于一般工人，而经济效益较差企业中的工人、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改制后，虽然工人的收入有了一定提高，家庭财产也有较大增加，不少工人已拥有企业的股份。但就总体而言，工人的收入水平是不高的。
第三，生存方式的变迁。改革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型给工人带来的种种变化最终导致中国工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即由原来的整体生存转向单体生存。在转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由于资源配置方式是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导，中国工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人的生存方式某种意义上是政府行为的一种方式。表现为：工人劳动岗位的设置、劳动者与劳动岗位的结合方式、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等都有政府包办。这种整体生存方式表现为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很少有利益上的争夺，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是很悬殊。因此，给工人阶级以一定的安全感和稳定性。在转型后的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方式是以市场为主导，并实行了政企分离。政企分离后工人劳动岗位的设置、劳动者与劳动岗位的结合方式、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等都不再表现为政府行为，而主要表现为企业行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主体行为表现得更加独立化、单位化和个人化，导致了工人的生存方式由过去的整体生存转向了单体生存。表现为：工人不得不凭借自己拥有的有限资源去选择职业和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不得不通过个人行为同社会经济组织及个人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并建立合同关系；工人的权力及权益也不再作为整体单独处于政府保护之中，而是处于国家法律法规的普遍保护之中。这种单体的生存方式使得工人与用人方存在较大的利益争夺，也使得工人拥有的法定权力和权益也变得扑朔迷离。综上所述的种种变迁是改革进程中的必然，也是改革带来的阵痛。
一个在变迁中弱势初露端倪的阶层
改革开放及体制转型，使中国工人成为动荡变迁的群体，这是必然现象本来不足为奇。然而，中国工人在变迁中弱势却初露端倪，如果发展下去中国工人阶层有可能成为又一个弱势群体，这不能不引起关注。
（一）劳动力资源的低廉态势将长期存在。
工人阶层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拥有足够的能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资金，它首先拥有的是劳动力资源。劳动力资源具有天然性，它天然地属于劳动者，是工人进行职业选择和生存方式选择的依据之一。但劳动力资源中内在地存在着弱势，原因就是劳动力资源是非希缺性资源。中国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非常充足。这种充足性可以从绝对和相对二个方面来认识：中国人口众多，存在着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这是绝对充足；在绝对充足的前提下又由某种原因造成的充足这是相对充足。目前大体有三种原因造成了劳动力的相对充足：（1）农村中不断产生着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剩余劳动力；（2）企业改制中不断产生着大量下岗人员；（3）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后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在我国，劳动力资源的这种充足态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从而决定了劳动力非希缺弱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是劳动力资源的非希缺性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弱势：第一，交换前谈判中的不公平。由于劳动力资源的非希缺性，工人往往是顶着就业竞争的压力同用人方进行谈判的，谈判能力十分低下。谈判时同用人方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劳动力价格完全由对方决定。第二，交换实施中的不公平。价值规律告诉我们，只要劳动力资源是非希缺资源，劳动力市场就会存在供大于求的矛盾，劳动力价格就会处于低廉状态。工人总是在价格低于价值的状态下用自己的劳动力资源同用人方进行交换，交换实施中默默地吞下这种不公平。第三，生产中的附加性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主要表现在私营企业中，由于劳动力资源的非希缺性和所造成的就业竞争压力，用人方常常利用这种竞争压力来威胁工人。迫使工人接受额外的甚至不合理的要求，如，额外的加班加点。
（二）技能文凭资源的局限性弱势显现。
技能文凭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技能文凭资源是后天资源，它是在实践和学习中获得的。工人阶级通过实践和学习拥有了一定的技能文凭资源，它也是工人进行职业选择和生存方式选择的依据之一。但是，工人拥有的技能文凭资源比较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和经理者所拥有的技能文凭资源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正是它的弱势所在，表现以下方面：第一，工人技能文凭资源的承担功能具有局限性。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层次也比较低，工人凭借技能文凭资源只能解决局部性的低层次的技术问题。另外，工人凭借技能文凭资源解决问题后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也具有局限性。也就是说，工人凭借技能文凭资源解决问题后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比不上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解决问题后给企业带来的效益。这种效应上的局限性决定了工人在企业中的非决策地位和领导层的非倾向性理念。在企业中，领导层在生产上会更多的去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不是工人；在分配时会更多的倾向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不是工人。第二，工人凭技能文凭资源所从事的岗位边际生产力较低。也就是说，工人在其所处的岗位上所能支配资源的数量较少，只支配本岗位涉及的生产资料资源；所能支配资源的影响力也比较低，只能对该岗位有联系的部门产生影响。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岗位支配整个企业的资源，（包括人、钱、物）产生着全局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岗位边际生产力要高于工人的岗位边际生产力。这就决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必然要高于工人。
（三）政府强助退出后，工人在政治向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
工人在政治的向上发展是指工人阶层群体中的成员向管理层、领导层的流动。在经济体制转型前，由于社会目标主要是巩固政权，政府在对管理层、领导层人员的挑选中自然把政治标准即对政府的支持和支持程度放在第一位。而中国工人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等品格，是政治上最靠得住的阶级。它自然就成为了领导阶级，在社会群体中具有至尊地位，也决定了其成员有着很大的向上发展的流动性。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目标开始转向经济效益。政府的支持对象也开始转向拥有较高技能文凭资源的群体，使得这些群体人员具有很大的向上发展的流动性。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拥有较高技能文凭资源的群体在政治上向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他们可以进入管理层、经理层和领导层。而工人阶层这个群体在政治上向上发展空间反而越来越小，变得相对凝固。
（四）为收入付出的代价日趋沉重。
转型前的经济体制是政企不分的，政府既是企业的管理者又是分配的主体，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由政府来操作。由于工人是领导阶级，在政府的强助下工人拥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源，该资源参与分配时也使工人获得了分配中的一点点“特权”。那时期，工人和管理层、领导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很大，收入也比较稳定，工人为收入付出的代价并不是特别沉重。经济体制转型后，至少有以下理由使工人为收入付出的代价日趋沉重：第一，社会目标由政治转向经济后，政府对工人的强助退出。加之政企分开后社会经济组织及管理者成为分配主体，政治资源不再参与分配，工人原先在分配中的那一点点政治资源“特权”也随之丧失。由于工人能参与分配的资源中内在地存在弱势，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开后的不利方一定是工人。第二，工人工资是企业成本的组成部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降低成本是企业的必然所为，因此，把工人工资压到最低线也是企业的必然所为。尤其在私营企业中，业主则是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利润为最终目标，必然将工人工资压低到不能再低的生存线水平。第三，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为工资收入将付出更为艰辛的劳动。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主要在私营企业中就业，他们与私营业主的关系就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私营业主虽然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有所区别，但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们同样以投入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为其经济活动的目的。
一个需要在变迁中重新认识自己调整自己的阶层
中国工人阶级一经产生就具有许多其他阶级所没有的优秀品质和先进性。当代中国工人阶层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由于政府强助的退出，拥有的资源中存在的内在弱势及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等因素，导致这个阶层权力、地位、收入的明显跌落，也使得工人社会态度发生了变化。表现为：地位的失落感、社会不公平感、再次被剥夺感；对社会、对政府、对官员的不满意情绪也在增加。这就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和调整自己。
首先，理性定位自身。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不是政治范畴。在建国初期，由于巩固政权的社会目标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因素，我们把阶级当作政治范畴来理解，工人阶级因此穿上了政治服装。现在，随着社会目标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工人阶级脱下政治服装，回归经济范畴，这并不是跌落而是理性回归。中国工人只有正确定位自身，抛弃那些不必要的情绪，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
其次，放下先进性包袱，用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营造自己。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工人阶级具有别的阶级所不具有的先进性。但是，先进性不是凝固的，新时代附于先进性以新的含义，也给中国工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工人具有：知识的全面性、理想的坚定性和思维的敏锐性。只有具备上述品格才不失其先进性。
再次，努力学习提高适应能力。当今时代是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知识经济取代工业经济的时代；是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要熟练运用先进的科技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去攻克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技术难关，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向前发展，这就需要不断的学习。
第四，坚持自身价值标准。在高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工人阶级要保持其先进性，成为领导阶级，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要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