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生存：高等教育研究与政府决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高等教育研究的迅速发展使得两者的接壤成为必然趋势。比较中西关于研究与决策的关系发现，贯穿其中的线索是对研究有效性的信任与两者的合作地位是否平等；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在学术场域的不同逻辑中，需要在学术与实务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这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能更有效影响政府决策的资本。
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使得行政管理机构日益庞大，同时行政官员忙于应付大量日常事务，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研究一些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也缺少多种专业知识。因此，迫切需要动员和依靠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来支持公共决策。于是，各国政府纷纷转向大学、学术界和全社会范围寻求智囊的指点和额外的营养。由此，一方面是政府决策日趋科学化、民主化；另一方面又使得高等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仅以学科形态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获得合法地位为起点，多年来所“发表的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章，每年在15000篇以上，出版的专著，每年近百部”，“高等教育研究刊物（不包括一般教育研究刊物和大学学报）400多种”，“高等教育专职研究人员约3000名，兼职研究人员数以万计”，并且“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高等教育科学的学科群”。[1] 不过，两个领域的接壤与互动虽成为必然的趋势，但并不意味着能自然地成为现实。高等教育研究与政府决策的关系中已出现某种不和谐，例如时间问题，研究者（主要是院校中的研究者）忙于教学事务，而决策者对咨询报告的需求常常是急迫的；又如能力问题，决策者要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专业知识的支撑，但研究者以及大学机构是以学科分化的状态存在的；再如沟通的问题，研究者不能很好领会决策者的问题情境，决策者不能理解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等等。
一、关于研究与决策关系的中西比较
近二十年来，西方学者对教育研究与决策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他们归纳了研究与决策的关系模式。Janowitz将其区分为工程模式（engineering model）和启蒙模式（enlightenment model）；Weiss则将其细分为七种模式：线性（linear）模式，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模式，互动（interactive）模式，政治模式（political），战术模式（tactical）模式，启蒙（enlightenment）模式，研究为社会中智识事业的一部分（research-as-part-of-the-intellectual-enterprise-of-society）模式；[2] Husen又将上述七种合并为两种：启蒙或渗透（percolation）模式以及政治模式。[3][4]
我国学者对研究与决策关系的反思反映在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与依赖性问题的讨论中。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讨论是回应此前三十年间社会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围绕“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和“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品格”这样的设问方式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建设的努力，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古已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与品格；90年代的讨论区分了思考的内外两个向度，认为过去思维方式的实质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的外部因素，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也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这在根本上还取决于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时，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校立场。此后的讨论则从“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色色的“契合”所导致的结果。[5]
分析西方各种模式及其分类，其中隐含两个重要的关系维度：
一是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关系。工程模式和启蒙模式，线性模式、问题解决模式与启蒙模式，这样的分类从深层次看，涉及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工程模式、线性模式、问题解决模式等的共同性可归结为：研究的展开依照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应用的程序进行，社会科学家被希望提供实证证据或研究结论以解决既定的政策问题，社会科学被视为直接应用研究成果形成决定。而启蒙模式则认为：研究与决策是非线性的关系，社会科学常常以渗透方式进入政策领域，发挥启蒙作用的研究泛指一般研究，它可以帮助大众了解与思考相关的社会议题，也有助于决策者拓展视野，发现新的议题，形成新的政策。
西方学者在探寻教育研究在决策中的发展轨迹时也发现，上世纪50、60年代，政府决策对研究颇具信心，因为当时普遍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教育研究能够提供科学与理性的基础来解决问题，研究的结果可直接作为决策的依据，而实证研究在教育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70年代，政府政策开始对教育研究产生信心危机，伴随着对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恰当和有效的质疑，质化研究取向开始被纳入研究与政策的关系探讨领域中来。Finch（1986）指出，英国社会研究的历史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偏实证量化的取向，尽管运用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但提供的仅是一些较为浮面的事实性资料。她呼吁使用质性研究取向，以使决策有更为完整的研究基础。[6] Trow（1984）针对美国一项深具影响的教育机会调查研究——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也提出类似的批评。[7]
二是研究决策之间合作与服务的关系。这是划分启蒙模式与政治模式的潜在标准。在此，我们用“合作”表达一种平等的关系，用“服务”表达决策在这对关系上的核心地位。在启蒙模式中，无论研究者是否受到决策者的委托，研究都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而在政治模式中，尽管辩论各方都能接触到研究结果，也能发挥澄清问题的功能，但决策者的委托研究仅为了支持自己观点，研究者在政治斗争场上，无法说清研究所发现的真正意涵。另外，研究者可能扮演的是政策阐释者的角色。
中国的反思则主要涉及第二对关系，特别检讨了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参与决策过程中，由于体制和传统而产生的一些问题。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与决策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正在走向脱离意识形态化的独立进程中，其自身的文化正处在逐步的建设与形成中，需要跳出“入世”或“出世”的二元思维，需要在关注社会、参与决策与坚持独立学术品格、发挥社会批判功能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实际上，西方也越来越多地质疑传统中纯粹为增加学术知识而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而是在学校与社会关注方面寻求有效的关系模式。
二、高等教育研究与政府决策关系中的问题
在当今社会，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性质越来越强：其自身被列入专业目录，成为高校中的专业设置的一部分，有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点，有了专职的教学与研究人员。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成为大学逻辑中的合法存在，成为学术研究场域的正式成员。同时，我们也察觉到这种接纳的“行政性合法性”也存在争议：比如在某种程序上，作为一个新成员，高等教育研究的资质和行为方式在不断受到大学中的学术研究逻辑的拷问；高等教育的研究人员不时感受到有关学校地位的压力。而大学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高等教育研究教化得日益符合大学的学术研究的规范。尽管大学组织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连接实践与决策的机构和平台，如在本世纪初开始全面启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时，为了得到大学的技术支持，政府（基础教育司）寻求与大学的合作（由于是在非隶属关系的前提下，所以是“合作”），在若干所大学中建立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这些中心或以实体的形式，或以平台的形式，建立了大学与政府和中小学在课程改革实践中的新关系。但之所以要在大学原有的构架中新建一个机构或平台，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学术研究的逻辑与政府决策的逻辑、中小学实践的逻辑的相对独立性。
另一方面，以学科获得合法地位为起点。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几十年，沿着学科建设和问题解决两条路径，已形成问题取向的特点。多元身份的研究者队伍、解决问题的研究取向，也使我们一开始在建立“自主”的高等教育研究时就保持了开放系统的态势，而且在与经济、政治等场域的关系问题上，所形成的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或控制关系。高等教育研究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毋庸置疑的贡献，其中包括对政府决策的贡献。但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在政府决策的场域中，我们在相当多，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政府决策上甚至没有拿到“入场券”。正如布迪顾厄所描述的那样，大学的学术研究与政府决策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两个场域，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在态度、交流和权力等很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研究者更多地以学科为导向，并不经常将知识和信息系统化；有时不愿意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有时不能识别决策者对研究和信息的要求。决策者则更多的是受行动驱动，而且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不能理解研究的价值；他们的决策经常受到教育问题之外的政治、社会和财政环境的制约。当代世界著名教育科学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 Husen）将造成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归结为“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平等的地位”、“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和“对学术的不同看法”等四个方面的因素。[8]
三、高等教育研究影响政府决策的资本
就高等教育研究而言，我们主张应该有关注社会实务、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使命感，应该有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责任感。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高等教育研究所面临的是如何在学术与实务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的问题，这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能更有效影响政府决策的资本。
从实际发生的角度看，高等教育研究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大致有三类方式。一类是以研究者与决策者的疏离为基础的。长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传统认为，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学术知识，尤其是抽象的理论知识，但不直接参与影响决策的过程，也不以影响决策为目的。但它生产的概念可能发生扩散性效应而对决策产生影响。第二类是以研究者的直接参与为基础的，研究者扮演社会评论家的角色对公共领域中的议题进行讨论，通常更多的是长期性的政策议题。第三类也是以研究者的直接参与为基础的，不过研究者扮演的是政策咨询者的角色，咨询研究的展开是为了解决实务工作者面临的问题，尽管问题的形成与解决之道均由研究的赞助者决定，研究者被要求提供实务工作者所需的相关知识或资讯，但咨询者是以独立学术人格和专业化知识发挥决策活动的积极促进者的作用。因此，在这三种途径中，研究都保持着相对独立性。
近二十年来，我国也建立了一些决策咨询机构，如设在政府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内部的行政性教育决策咨询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下属的研究机构、咨询委员会等准行政性教育决策咨询机构；民间性咨询机构，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院校下设的高等教育教育研究所（中心、室）等。行政性咨询机构虽然能够及时掌握信息，熟悉决策者的情况，但这种设置容易使咨询工作变成政策诠释的研究而缺乏独立性；另外，民间性咨询机构的作用发挥还比较有限。与此同时，目前高等教育研究与政府决策的关系也正在发生重要转变，转向更具市场性质的平等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关系的密切需要经历一个两者重复博弈、逐步建立信任的过程，其重要的特点就是“经验的传递性”，即双方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沟通、了解，逐步培养起信任感。
事实上，研究机构要获得政府和社会信任的资本，最为基础的还是能否进行卓有成效的专业化知识生产，专业化知识的生产不力必将遭遇不信任，甚至在一阵热闹之后招致被“清场”的命运。正如西方教育研究与决策关系史上所呈现的那样，决策对研究的信赖与否取决于对研究所生产的知识是否有效的判断。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并非成熟的领域或学科，新的专业化知识的生产既是来自实践的需求，也是高等教育本身的理论发展需求。在我们思考高等研究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问题上，也需要将自身的理论建设纳入到视野中来。周川教授提出，高等教育在新事实的发现、新理论的形成、新方法的产生中尚存在问题，呼吁高等教育要有理论追求。[9] 他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理论建设，研究方法问题至为重要，而目前高等教育研究缺乏的正是规范和方法单一等。徐辉和季诚钧分析了2000年、2001年《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所有文章（书评、会议综述除外共286篇），他们发现，高等教育研究中方法意识淡薄；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10] 耿涓涓分析1997年至2005年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关键词的期刊文章发现，关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讨论进展有限，若干年来没有生发出新的主题，研究方法视野狭窄。从纵向看，对教育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等上级学科的方法进展关注不够，比如说质化研究作为一种西方重要的教育研究范式，应该与量化研究一样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但在高等教育中非常鲜见；从横向看，对其他学科以及多个跨学科领域的充满生机的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同样远远不够。[11] 这些直接影响了新事实的发现、新的组织性概念的创造等。
因此，高等教育的理论建设有赖于多元研究方法的运用。与西方实证量化研究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不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长期以来重思辨和个人感悟，近年来虽然量化研究逐渐增多（如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但在教育政策领域仍不多见；而质化取向的研究更为鲜见。所以，多元运用量化与质化研究，以便提高高等教育专业化知识生产的有效性，为政府决策提供较为完整参考依据，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同时还必须加强研究规范的建立，界定我们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恰当行为方式，包括研究的态度品格、研究的程度方式等等。
当然，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可理解性也相当重要，这关系到高等教育研究能否很好地扮演“决策咨询”的角色。高等教育研究为政府提供咨询实际就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及人员作为顾问，用其专业化知识（包括相关研究成果）进入政府决策过程，帮助政府更好地解决相关领域的问题。在这里，除了专业化知识的可信任性外，还涉及可理解性。决策者往往希望专家学者能转变话语方式，用可理解的表述参与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是一个刻意产生变化的活动，是咨询者和被咨询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顾问使用咨询知识将高等教育的专业化知识带给决策者，帮助他们解决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如果说研究人员在扮演“高深知识的生产者”时不需要考虑非学术界的理解问题的话，而在扮演“社会评论家”的角色时则需要采用“大众”的话语方式。扮演“咨询顾问”的角色需要具专门的咨询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类似于从事某学科教学活动的教师所具备的教育学知识，而且正如我们对教育学知识的实践性质的新近理解那样，咨询知识的获得需要顾问参与和理解真实的决策领域的实践。
总之，高等教育研究要想更多地影响政府决策，既要检讨自身的研究方法与规范，自主且有效地生产和积累专业化知识，又要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场域的活动，在博弈中逐步与对方形成信任与合作的关系；既要珍惜局外人的自由，弘扬高等教育的理论追求，也要学习入场规则，转变话语方式，学习和运用咨询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