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平静中回旋——’96中国文坛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中国论文,平静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文学之流流到1996年，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跌宕和湍急，告别了喧闹和咆哮，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从容和平静。较之1995年“二王”（王蒙、王彬彬）赤膊上阵式的“捉对厮杀”，“二张”（张承志、张炜）“大战风车”式的“抗战”战叫，以及充满火药味的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群情汹汹，1996年的中国文坛确实显得平淡甚至冷清。没有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也没有了耸人视听的“新闻”。作家评论家们仿佛突然都奉行起了“不争论主义”，不再廉价地在各种笔墨官司中投注激情或愤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平和明澈的心境，一种雍容忍让的气度，一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务实作风及各行其是，该干什么干什么的自信和沉着。偶或有《你是流氓，谁怕你！》（简评著，见1996年5月6日《新民晚报》）这样的尖锐檄文出来叫阵，也是应者寥寥。
这大概也可以算得是区分’96文坛与’95文坛的一个显著标志吧。
如果说，’95文坛是以论战的众声喧哗而造成了自我热闹的话，那么，’96文坛则是靠创作的悄然嬗变而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个嬗变的特征就是所谓“现实主义的回流”。在这个回流中，中篇小说推波助澜，位居潮头。
1995年以中篇《年前年后》、《天下荒年》等作品崛起于燕赵大地的小说新秀何申、谈歌、关仁山在1996年度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相继发表了《大厂》、《大厂续篇》（谈歌）、《穷人》、《穷县》（何申）、《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关仁山）等新作，遂被舆论称之为河北的“三驾马车”而成为’96文坛一景。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把笔触切入当下的现实生活，及时而真切地描写出了大中型国有企业或基层农村在改革的艰难进程中的窘迫与生机、苦斗与希望，具有生活本身的严峻、厚重和活力，以其贴近现实，关注底层的当下品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给人们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和信赖感。他们的优势在于生活的稔熟和扎实，但局限也在于此，沉溺其中而难以超拔。严格讲来，还缺乏对生活的进一步提炼与穿透，形象大于思想，或者叫形下有余而形上不足。此外，他们美学追求上的定位还显得暧昧，艺术上稍嫌粗糙，因高产而带来的自我重复也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陷阱。和他们风格类近因而引起文坛注意的新人新作还有张继的《黄坡秋景》、岳衡寿的《跪乳》、丁凯的《荣调前后》、彭瑞高的《本乡有案》、刘益令的《仕途》、柳建伟的《都市里的生产队》等等。
其实，如果细究起来，我们将不难发现，八十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说”堪可称作当前现实主义回流的先声。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刘醒龙、毕淑敏、闫连科、周大新等一批作家都在坚持现实主义追求的道路上留下了阶段性的足印。而且，他们与前述诸位相比，更加显出了一种成熟和老到，一种吸纳了此前各个文学探索阶段积极成果的丰富与开阔。他们在1996年度发表的新作，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池莉的《午夜起舞》，闫连科的《黄金洞》、毕淑敏的《源头朗》、迟子建的《白银那》等等，都既保留了一种视点下沉、关注底层的现实品格，同时又坚持了个人性和探索性的艺术精神，显示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多样、开放与发展。
感应现实生活的召唤，始终在现实主义潮流的沉浮起落中破浪前进的还有一批中老年作家。只不过与年轻一代作家的“平民化”书写不同的是，他们更关注的是知识层、是文化人在社会转型期的心态失落和人格变异。李国文的《涅槃》、李贯通的《天缺一角》、梁晓声的《学者之死》等中篇，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勾勒出了世纪末中国文人生存景况的窘迫与尴尬，读来令人慨叹唏嘘。与此形成意味深长的对照的是，颇富新潮色彩的、一向以描写知识分子见长的青年女作家徐坤，也在本年度突然捧出了《沈阳啊，沈阳》、《四月的诗篇》等两部反映普通工人生活的中篇，以平实的叙述手法取代了奇异的文本追求而令人们刮目相看，并进而想到，这仅仅是她个人对写作套路的一种尝试呢，还是多少也表明了作家们面对当下生活的严峻挑战所作出的一种回应和调整？
真正称得上是’96现实主义文学回流的压卷之作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年底隆重推出的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这是周梅森在徐州市挂职深入生活两年之后写出的呕心沥血之作。它以平川市九十年代所创造的人间奇迹为宏阔背景，谱写了一曲当代中国艰难起飞的悲壮凯歌。周梅森以他一贯的磅礴大气和充沛激情，有力地打消了由部分作家视野局促，气象狭小，精神软化所带来的对于现实主义道路广阔性的种种疑虑，接续上了八十年代由《沉重的翅膀》、《新星》等作品形成的新社会历史学长篇小说的优良传统，将改革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境地。与此相呼应，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先后出版了《惑之年》（母碧芳）、《栖凤楼》（刘心武）、《大都会》（俞天白）等一系列快速跟踪都市生活步履的现实主义长篇新作，加上作家出版社推出的王家斌的《百年海狼》等不俗之作，都初步预示了中篇和长篇此消彼涨的某种可能。
对于创作界现实主义的回流，理论界表示了审慎的欢迎和响应。从年初《新华文摘》转载1995年第5期《时代文学》关于“现实主义重构论”的两篇文章（李广鼐：《拓宽现实主义文学之路》，王光东：《现实精神·现实意识·叙述话语》），到年底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作家出版社和《文学评论》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在京召开的“当前现实主义文学问题讨论会”，一年中间，诸多理论批评家对这一现象作出了多种描述和研究，但比较达成共识的看法是：当前的文学创作正在迎候着一个现实主义新浪潮的到来。而这一浪潮是近十年来文学发展进程水到渠成的结果。与此同时，人们对目前创作中典型人物的匮乏和经典作品的缺席普遍表示了不满，并且对近年来一度回避现实的“边缘化”和“私语化”写作提出了有节制的批评。
综上所述，虽然说现实主义回流已成趋势，但它毕竟还未形成高潮，甚至也很难说已成为“主流”，它还远不能涵盖’96文坛多元并存的活跃与丰富。比如以“边缘化”写作为特征的何顿、鲁羊、邱华栋、朱文、韩东、张旻等一批晚生代作家，依然在以独特的感悟和灵气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处活跃地“游走”；而以“私语化”写作为特征的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一批女性作家则风头尚健、风韵犹存，还正在顽强地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学话语空间。再比如以畅销书定位的“布老虎”也频频“出山”，《情爱画廊》式的梦幻，《猎鲨2号》式的传奇，都以和现实生活的对抗而在大小书摊上占有一席之地。还比如精英文学的孤军深入，不靠人多势众，只求鹤立鸡群。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韩少功的长篇处女作《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全书23万字，由113个词条连缀而成，它对传统小说的经典定义譬如线性叙述、时间顺序、因果关系、典型人物、故事化、情节性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颠覆和消解。它的接受层面也许狭小，但它明晰的理性精神和新颖的结构形态却无疑对中国作家具有警醒意味。
总体看来，经过九十年代前半期商品大潮的洗礼和社会转轨的动荡之后，作家们似乎重新获得了平静，找到了回应现实挑战的勇气和逼近世纪末的紧迫感，渐渐地又凝聚起了一股精气神。这可能是结束近年来文学低迷与徘徊的一个先兆，而现实主义则正是文学突围的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