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演进轨迹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以下简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推动人类社会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孕育于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心线索，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方略为最高成果，在社科研究、社科普及、社科团体、社科阵地等主要方面，风雨兼程、厚积薄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发展之路。 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课题指南。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临救亡和发展两个历史性课题。自1921年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科学“文库”中的不同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比较、分析、鉴别，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①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总结，离不开对中国历史的归纳；中国历史的反思，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的求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主要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1]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主要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机遇和动力，快速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和前提，与时俱进为中国社会科学铸就了灵魂和生命。中国社会科学，在改革中体现中国特色，在创新中凝练中国风格，在传承中显示中国气派，演绎了美妙神奇的中国故事、浓墨重彩的中国经验、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 一、中国故事：与时俱进的理论生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到了一个重要转折点，思想理论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一是“破”与“立”地应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确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其中，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摒弃前嫌、团结一致等，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掉以轻心。二是“今”与“昔”的承接。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五千年文明古国优秀传统文化，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适应。如何“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承先启后”“推陈出新”，在传统文化与当代视野、古代文明与现代科技之间统筹兼顾，成为重要考验。三是“中”与“西”的对接。自中国近代学人提出“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以来，中西思想的关系就演变为中国各种思潮的重要张力。怎样使其保持在一定限度以内，很好地“吸收外来”，是当前和将来都需持续面对且必须深入研究和积极处理的主要问题。四是“魂”与“体”的联接。当代思想文化的塑造和重建包含两方面：一是文化制度和传承模式的建立；二是文化内涵和文化自信的培育，二者都需要杜绝邯郸学步、买椟还珠现象，避免“魂不附体”“体不载魂”弊端，这是契合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健全健康的重要基础。于是，中国社会科在将近40个春夏秋冬里，发生了许多重要的故事。 (一)1978～1982年的“补课”阶段：从真理标准到经济中心，实现了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 1.重要节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新确立思想认识和政治路线，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在价值取向层面的重大转变。社会科学研究开始摆脱“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2]事实上，早在1977年8月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明确“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就为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定位。同时，对于社会科学的“补课”，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特别作出了指示。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紧补课。”[3]社会科学之所以需要“补课”，主要在于多年来理论界和实践工作者对社会科学的忽略，使得对很多有关社会科学的思考和研究成为空白。例如，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有政治学的理论研究[4]，以及其他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恢复与发展。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必须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水平和企业事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科学研究与应用写入党的报告，对于推动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重要实践 (1)社科研究。社会科学“百废待兴”，面临着从何处着手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后，处于“补课”阶段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其中，社会科学规划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长远设想和总体设计，是一种战略性的全局部署方案。[6]社会科学“补课”从规划入手。1978年秋天，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预备会议召开，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1982年10月，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之后成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2)社科普及。社科普及与社科研究同步展开，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至上，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不同层次和关系。[7]社会科学工作者以破茧成蝶的精神状态、空前的政治热情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先后参与了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同时，通过发表文章、组织研讨会等形式推动了“真理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议题的广泛探讨、深刻理解与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社科普及“补课”内容。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发表，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随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蓬勃展开，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运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3)社科社团。作为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的重要群体，这一时期的社科社团发展迅猛。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活动使公民的话语表达、自治管理等权利得以释放，既为社科社团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制度土壤，又提供了空前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从1979年起，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中国政治学会、中国管理学会等一大批社科类社团在这一时期纷纷成立。[8]由于社科社团可以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要，因此业务活动相应得到扩大，其发展呈现出了数量增加、领域拓宽、分布更阔、影响提升、服务多样等特点。[9] (4)社科阵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期刊业进入空前繁荣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半期是期刊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1978年，我国期刊品种有930种，1985年已经发展到近4705种[10]，1979～1981年，期刊种数平均每年递增数高达42.5％。新刊大量涌现，期刊品种丰富，期刊质量提升显著，期刊内容更加丰富，学科分工趋于细化。与此同时，社科机构建设步伐加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由建院前的13个发展到32个；29个省(区、市)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文科研究机构在1982年达到94个，各级党校、干部学校、一些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也建立社科研究机构；各文科或综合性高等院校加强和完善了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截至1979年8月底，全国共有出版社142家，其中中央出版社70家，地方出版社72家。到1982年底，全国的出版社总数增加到243家。辞书编纂出版也逐渐恢复，在品种和数量上有较大增长，1977～1979年，全国新出中外文语文词书有80多种，比前10年出版总数增加将近1倍。[11] 3.重要成效 一是稳定了思想基础。社会科学“补课”的内容和方向建立在明晰“真理标准”的学理上，社会科学的发展建立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对于社会科学是什么、社会科学发展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如何发展社会科学等问题，尤其是对于党的一些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和办法，就都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由此，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成果，着力于关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迫要求，不断吸收中西先进文化的营养，较好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下的“团结一致向前看”。 二是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心是将邓小平的政治观贯穿于社会科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2]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界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的政治观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百年都不能动摇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 三是设定了组织基础。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基本确定了组织基础，主要表现为：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成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制定并核查计划中若干重大科研项目执行情况。该时期全国各级社会科学研究及规划管理机构逐步得到恢复或成立。“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的各地方社科联相继恢复活动，贵州、陕西、重庆等地先后成立社科联，开展社科研究规划工作。这些都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1983～1991年的“探索”阶段：从经验积累到理性反思，实现了基本功能的本质回归 1.重要节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此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多方面体制逐渐展开，派生出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和理论观点，初步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同志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断，开始了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正确指引。一是充分肯定社会科学的战略作用。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3]的论断，克服了、摆脱了、走出了社会科学纯意识形态属性的认识误区。[14]二是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邓小平同志强调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演讲、表演教育和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历史”，“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三是社会科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15] 2.重要实践 (1)社科研究。社会科学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众多政策措施落地，发展道路进入快车道。一方面，完善机构设置。1986年我国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强调：“要加强和制定社会科学规划，切实注意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提高。”1991年6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负责执行和落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及相关工作。自此，长期由研究机构代管的社会科学规划开始归由党委部门主管，对加强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指导管理和统筹协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瞄准社会实践。在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研究回答事关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优秀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期出版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近13万部，发表学术论文近100万篇，形成研究报告近13万份，还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工具书、古籍整理和理论文章等。[16] (2)社科普及。一是探索社科普及教育新形式。积极鼓励学校教育、学前教育、继续教育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各类短期培训班、专业轮训班、职业培训班、知识讲座班以及学术报告等涌现出来。二是探索社科普及推广新形式。主要形式是政府部门组织干部和群众，集中时间、集中地点进行有目的的单项科普知识讲座，较多以行政指令和行政措施作后盾，如普法教育就是用行政手段组织普及活动的。三是探索社科知识推广的新途径。咨询服务是把科研知识的应用与社会科学的普及融为一体的重要形式。通过面向社会的社会科学咨询活动，把社会科学知识转化为物质的、精神的财富，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3)社科社团。社科社团发展主要表现为探索制度化建设与组织化管理。一方面，探索社科团体的组织化管理。国务院于1989年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成立必须提交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为社科团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空间。另一方面，探索社科团体的制度化建设。1989年之后，全国范围内针对社会团体启动了两次“清理整顿”工作，出台《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清理整顿社会团体请示的通知》，对加强社科社团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规范社科社团发展的正式规则主要有《民法通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政部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党组织系统的文件，还有各地制定的地方性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最重要的管理制度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逐步形成了机构健全、管理规范的组织体系，初步实现了社科社团相关制度的系统性和一致性。 (4)社科阵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出版业进入市场竞争的时期。1986～1994、年，中国期刊总印张数年均增长率为-2.1％，中国出版业经历了长达9年的调整和徘徊。[17]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期刊数量发展过猛，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越来越明显，从1987年下半年至1988年上半年，管理部门再次对报刊业进行整顿，这次整顿的主要内容是对期刊结构进行初步调整。整顿后，社会科学类期刊约占期刊总数的49.7％，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占50.3％。这一阶段，不仅新刊大量涌现，而且期刊的品种更加丰富。[18] 3.重要成效 一是树立了发展观念。社会科学如何适应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如何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问题，都是建立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因此，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成效，主要是促进改革进程的“探索”，围绕“发展才是硬道理”，从不同层面强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为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确立了主要任务。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立了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无前人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③因此，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自觉投身于改革的伟大实践，就需要社会科学深刻领会、准确解读和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对丰富多彩的生动实践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 三是建立了管理架构。1983年，全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成立。1986年，国家设立社会科学基金。1989年，国家设立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基金。1991年4月，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和社科基金管理工作转由中宣部主管。1991年6月，中宣部正式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过规范化管理使社会科学发展获得有力支撑。 (三)1992～2003年的“拓展”阶段：从适应需要到推动发展，实现了重要地位的根本确立 1.重要节点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中国面临着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历史使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拓展社会科学的视野和领域，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学科，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推上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使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大发展。[19]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开启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境界。党的十五大以后，随着对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封闭环境到开放环境“两个转变”的自觉认识，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20]，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就从各个领域解答这一重大问题。由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地位作用、方针原则、目标任务等内容。第一，界定了社会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积极发展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21]此后，又有“四个同样重要”“两个不可替代”“五个高度重视”等重要论断，同时又提出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④第二，重申了社会科学的方向和原则。是否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衡量中国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第三，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内容和方法。主要是加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和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要具备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视野，开展社会科学研究。 2.重要实践 (1)社科研究。1991年12月，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工作会议，制定颁布了《哲学社会科学“八五”(1991～1995)国家重点课题规划》和《国家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管理暂行办法》，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在遵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把拓展和深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以此带动各方面、各学科的研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正确方向。“八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共立项2770个(含教育、艺术、军事三个单列学科)，较“七五”期间的2055项增长了30.51％。已完成的“八五”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质量较好。在该阶段，社科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研究主题突出。以“市场”为主题的经济学蓬勃发展，经济学论文发表数量居社会科学论文之首。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研究内容的广泛化和深入化[22]，显著地突出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加强基础研究和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研究。⑤二是研究成果丰富。据中国知网(CNKI)统计，社会科学类论文1992年共有53338篇，2003年论文数增长到498217篇，年均增长9％以上。三是研究保障加强。国家教委社科司从1994年起开始推广使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系统”软件。1996年，全国已有465所高校的近3万名副教授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专家进入专家库，400多个博士点、重点学科和研究所(室)进入机构库。各级高教主管部门在工作中越来越多地利用社科统计数据为科研管理工作服务。 (2)社科普及。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论述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公布于众的指导科普工作的官方文件。[23]《意见》指出，“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是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事关经济振兴、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旺和民族强盛的战略高度重视开展科普工作。”⑥2002年颁布实施的《科普法》是通过立法机构把《意见》的内容法制化，对于进一步保障社科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不仅普及常规的社会科学知识，而且特别对转变、转轨和转型时期人们遇到的难点、热点、疑点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深入浅出的回答，这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艰巨的任务。 (3)社科社团。2003年底，国家民政部门共登记各类非政府组织26.66万个，其中社会团体与基金会合计14.2万个，基金会1300多家，民办非企业12.4万个。[24]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批国外非政府组织纷纷涌入，仅注册在案的就有500多家，另有逾千家外国商会和行业协会进入中国。1998年10月，国务院重新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一步理顺了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对包括社科类社团在内的民间组织实行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双重管理领导体制。大部分社科社团通过加强自身建设等方式，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科学普及、政策咨询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不过，从地方基层学会和协会的具体情况来看，大多数学会没有专职干部、经费拮据，活动难以开展起来，在一些地方相当多的学会有名无实。 (4)社科阵地。1992年以后，地市社科联乃至基层社科联纷纷成立，极大拓展了社科活动的范围，提升了社科活动的质量，为社科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1999年，教育部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994年国家科委制订颁发《科学技术期刊质量要求》《科学技术期刊质量评估标准》，199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制订颁布《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及《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及评估办法》，针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期刊，具体地规定了相应的质量标准及评估办法。始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各类期刊评奖，也为精品战略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宣部、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连续3次举办的全国科技期刊的质量评比，产生了广泛影响。1997年，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主持在社会科学期刊中实施“百刊工程”，从期刊整体质量入手进行评估。1999年始设我国期刊质量最高奖——国家期刊奖，至2002年已顺利举办两届评奖活动。2001～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主持开展“中国期刊方阵”建设，认真评选、审核、批准1518种期刊入选，其中“双高”期刊65种，“双奖”期刊107种，“双百”期刊192种，“双效”期刊1154种(见图一)。这些评优活动在期刊界乃至全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推动我国期刊提高质量起到了示范、引导和激励作用。[25]
图一 2001～2002年“中国期刊方阵”入选期刊种类 3.重要成效 一是支撑更加强大。由于地位的确立，社会科学的“拓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精神和政治支持。因此，无论在方向内容还是方针政策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贯彻落实成为社会科学“拓展”的指南。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开启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科学面临着如何拓展与深入讨论改革开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意味着要在探索基础上拓展新领域、新视野。所以，社科界能够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社会科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好咨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二是任务更加明确。首先，拓展了研究视野。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所涉及的所有制、经济活动方式和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度关注，拓展了社会关系的外在规定和属性，增加了对社会关系的内在利益和主题需求的关照。其次，拓展了研究层次。紧密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中国社会科学不但强调关注宏观层面的研究，而且注重关注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研究。最后，拓展了研究内容。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社会科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的研究领域持续得以拓展。 三是管理更加规范。这一阶段以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代表的社科研究平台发展迅速、社科普及制度化、引入新的社会科学管理统计管理系统、建设和拓展社会科学专家库，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持续增加、社科管理机构职能进一步明确完善，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科管理网络，这些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的取得都得益于社会科学管理的规范有效。 (四)2004年至今的“提升”阶段：从基层发力到顶层设计，实现了双向互动的整体推进 1.重要节点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基层发力推动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推动理论创新，通过理论创新推动改革突破，正是这样的从基层到顶层循环往复的双向互动，形成改革开放一步步得以深化的基本路径。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七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科学概括的时期。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进入继续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的发展呈现新情况和新问题，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产生全面统筹和协调持续发展的要求。针对这些情况、问题及要求，党的十六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战略下进行了部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于社会科学“提升”具有深刻影响。第一，社会科学成为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内容。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原理和学理的运用。要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落到实处，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智力支持。只有从理论上把科学发展观与这些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清楚、说充分，才能使干部群众深刻理解党中央提出的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意义，才能真正把科学发展观学习好、领会好，不断向广度拓展、向深度推进。第二，科学发展观赋予社会科学以重要使命。科学发展需要发展科学，社会的科学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发展。没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知识传播、成果运用和方法掌握，人就不可能成为完全合格的社会公民和优秀劳动者，更不可能实现自身素质的自由全面发展。要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科学所内在具有的改善社会管理、协调社会关系、调节政治实践、指导文化建设、优化人文素质和增进社会文明进步诸方面的社会价值与效能。总之，既需要自然科学提供各种具体有效的技术手段，更需要社会科学提供新的价值理念、人文目标和发展模式。[26]第三，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科学思维范式转换和思想理论创新产生深刻影响。全面深入推进改革需要积极、有效回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繁荣发展社会科学开拓了更广空间。社会科学创新要围绕改革发展的实践，面对实践归纳的理论“热点”、经济社会的发展“重点”和改革推进的现实“难点”，从定性到定量、从单一到综合、从借鉴到原创，真正科学阐释改革本质、改革路径与改革方向等问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理论指引。2015年，中宣部实施“四大平台”建设工程，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宣传阵地，是社会科学全面发力整体推进的明显标志。 2.重要实践 (1)社科研究。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科技部《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就完善科技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和决策机制、优化中央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创新财政经费支持方式、推动产学研结合、健全科研项目立项及预算评审评估制度、强化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意见。目前，我国已形成既统一又有区别的各个层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管理制度，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以及各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管理制度和方法等。我国已形成与申报立项、结项、奖励各个环节相结合的资助管理制度。[27]社科研究得到全面发展，成绩斐然。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显示，从2004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近1280万篇。 (2)社科普及。社科普及工作以“提升”为着力点，从普及形式及普及载体两个方面进行了众多的社科普及活动。一是开创社科普及的活动形式。以“社会科学普及周”为主要活动形式在全国多数省份开展，并在“普及周”期间联合社会各界举办专家参与决策论证活动、举办社科知识展览、社科知识公益讲座、社会科学书市等，成为覆盖社科普及工作的有效载体。随着“百家讲坛”热播，全国以传播社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讲坛迅速兴起，例如北京“周末社区大讲堂”、重庆“精品理论超市”等。二是提升社科普及的工作载体。社科普及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在更大范围内普及社科知识。例如，深圳市社科联与电台、电视、网络媒体合作，开辟专版、专用频道。 (3)社科社团。社科社团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日益呈现出学术研究领域多样化、组织结构类型多样化、开展活动方式多样化、地域分布范围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科类社团发展体系。[28]一是创新发展模式，注重地方实际。例如《重庆市全市性社会组织评估实施办法》《广东省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等。民政部也与上海、重庆等地签订合作协议，设立改革创新试点，支持、鼓励地方探索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民政部于2010年制定《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重庆、江苏等地随后发布了具体的实施细则。二是学科门类齐全，注重差异化发展。社科社团的建设已经涵盖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整体呈现出门类齐全、结构完备、运转有效的布局。此外，具有历史特色、地域特色的社科社团也相当活跃。三是积极参政议政，注重智库建设。为承担政府职能转移，社科社团努力提升自身的承接能力。例如，重庆市智库发展研究会恪守“决策显微镜、战略风向标”的理念，该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创下新型社会智库建设的多项全国第一。 (4)社科阵地。1999年以来，教育部在66所高校相继设立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0多年来，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2885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8230多部，其中相当多的标志性成果获部、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伴随着国家新闻出版署实施“中国期刊方阵”，包括“双高”期刊、“双奖”期刊、“双百”期刊和“双效”期刊评比工作的开展[29]，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科学学术水平的发展，增强了社科阵地的影响力。图书出版发行出现重大突破，其中仅2012年的社会科学类图书出版种类就达到221000余种(见表1)。⑦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5年开始实施以建设“六大工程”、形成“五大中心”、发挥“四大作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把创新工程作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创新的发展。各地社科联也根据自身特点，结合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制定了切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3.重要成效 一是大力凝聚正能量。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发展是在“为什么要改革”、“朝什么方向改革”、“怎样推进改革”的基础上展开的。社会科学发展如何服务于改革开放？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随后启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5月，中央政治局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内容进行集体学习，同时中宣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的意见》，这些都在全社会以及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极大地调动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了社会科学工作者汇聚正能量、发挥正能量和传递正能量的热情。 二是从容应对新常态。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心从如何发展到如何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任务在社会科学领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此，各地方党委、政府积极鼓励学术界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鼓励社会科学界围绕“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展开研究，以深刻认识新常态，促进准确把握和正确引领新常态。 三是全面开创新局面。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发展具有创新主导下的社会科学全面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党和国家大力支持社科研究的“创新”是社科研究的关键动力，各地方积极创建各类创新协同发展中心；社科普及在建章立制、工作载体、传播载体以及普及内容层面有各种创新举措，2009年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将社会科学知识普及纳入地方《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明确地方社科联是科学技术两大普及主体之一，明确社会科学是科学技术普及内容。社科团体实施政社分离，社会组织在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与行政机关脱钩，厘清职责权限，逐步实现去行政化、去垄断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遭遇的阻力更加巨大，触及的矛盾更加尖锐，加上国家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多，“三期叠加”的出现，等等，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和治国理政的系列重要讲话，对中国社会科学已经并且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这个时候，往前走的每一步，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智慧；既需要激励成功，又需要包容错误；既需要脚踏实地，又需要仰望星空；既需要怀揣暖呼呼的“中国梦”，又要去啃冷冰冰的“硬骨头”。这是因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自主创新道路以及教育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等就是“中国梦”一步步从理想变成现实的过程。[30]正是如此，在大政方针确立的前提下，需要高度重视“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需要高度注意“细节决定成败”，所以需要以“严”和“实”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去化解和避免“宽”与“虚”的已然和未然后果。这是深刻的哲学反思，只有践行“三严三实”，才能不犯“历史性错误”和“颠覆性错误”。 近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面对许许多多思想观念的障碍、体制机制的痼疾，必然有一个阶段性的轻重缓急，有一个以点带面、由浅入深的时空过程，必须要以“片面的深刻”去克服“全面的肤浅”，实现“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问题是现在已到“否定之否定”的新阶段，所以就必须在“扬弃”基础上进行转化与升华，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片面、不畸形；全面深化改革，不片面、不偏废；全面依法治国，不片面、不任性；全面从严治党，不片面、不姑息。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既提出了“锦囊妙计”，又提供了“心灵鸡汤”，通过理论自信而坚定了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在坚持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的过程中，给人类文明贡献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经验。 二、中国经验：核心价值的逻辑彰显 近40年来，国际社会理性风云变幻，中国硬实力空前增强、软实力明显提升。其中的原因是多维度的，社会科学显然功不可没，发挥了理论指导实践、软实力促进硬实力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比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就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为改革开放定向导航。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还担负了应对西方文化交锋、兼收并蓄世界文明、承接古今思想精华、提升中国话语权力的艰巨任务，担负了倡导科学精神、凝聚社会共识、汇集各方力量、引导价值取向的艰巨任务，担负了为“两个文明”、“四个现代化”、“五个发展”等改革发展稳定伟大实践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的艰巨任务。显然，这背后一定有着深刻的缘由。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在灵魂，始终追求“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的辩证统一”，“一般进程与特殊条件的辩证统一”，“生产力发展要求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辩证统一”，“时代主题变化与自身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简而言之，就是始终围绕学术与政治、理论与实践、适应与引领、继承与创新等重大关系，摸爬滚打、皓首穷经，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 (一)保持学术与政治的张力，坚持发展至上 中国社会科学逐步克服了“学术政治化”与“政治学术化”的纠结现象，特别是走出了二者互不信任的倾向，建立起了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承认二者的区别、尊重差异、保持距离。政治渗透着统治阶级的意志、情感和要求，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和价值性，而学术强调的是科学和理性，侧重于探求客观性和真理性。另一方面，更看到它们的共生性、统一性，做好互补。学术研究为政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鲜活的思想素材和精神资源，学术研究的主体又总隶属于特定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研究中注入其价值取向和情感诉求。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过“白猫黑猫”的争论，再到“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的确立，学术走出了书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政治与学术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民族大义中，达成了高度一致。 因此，让学术活动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说出“硬道理”，是中国社会科学获得发展的宝贵经验。一是注重学术与政治在主体上的一致性。现实的政治生活如果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政治就会较为人本、民主、开放、包容、公平，就会与学术发展趋于一致而支持学术，进而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反之，现实的政治生活如果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政治就会较为官本、专制、封闭、狭隘、封建，就会与学术发展趋于背离而压抑学术，进而损害和瓦解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二是注重学术和政治在目的上的一致性。现代政治学通过揭示政治活动的发展规律，以及政治与经济等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从而可以帮助人们事半功倍地实现政治目的，并且实现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因此，不论是学术还是政治，唯人民与时代不可辜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最大的底气和最强的动力。三是注重学术与政治在实践上的一致性。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存在原则界限，就看是否涉及国家政权，以及用何种方式涉及国家政权，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处理得好，学术就会繁荣发展，政治就会昌明稳定；处理得不好，学术就会凝滞划一，政治就会封闭落后。关键是要把握好“度”。正如我们在强调党高度一致的政治纪律的同时，也要注重市场经济的充分自由一样，我们在强调充分的学术自由的同时，也要强调党的政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前提是必须能够保证和推动发展。 在方法论意义上，要注意几个重要关系：一是既服务党委领导又服务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最大特点，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十分明显，既表现在政治上层建筑的权力上，又表现在思想上层建筑的理论上。所以，学术研究始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术成果必须既转化为领导的决策参考，特别是通过高端智库转化为顶层设计，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坚持服务党委领导与服务人民群众相统一，既鼓励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又主张统一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归根到底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二是既坚持政治方向又注重学术方法。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在于学术上古有朴素辩证法、今有唯物辩证法，古代强调大一统、今天遵循一元论，这就为我们统一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此，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既有方向感，也讲方法论，既实事求是，又一分为二，还要趋利避害，以此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政治性、先进性与群众性的有机统一，始终“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三是既强调政治定力又强调学术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要看长期表现，甚至看一辈子”。为此，需要在纷繁现实前坚持正确的方向，在大是大非上坚持准确的原则，在现实空间中坚持精确的坐标，从而不断增强因势而谋的预见能力、把工作做在改革开放的点子上，增强应势而动的实践能力、把工作做在人民群众的需求上，增强顺势而为的创造能力，把工作做在时不我待的举措上。 (二)保持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坚持改革导向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既基本又根本，并且早有明确结论。第一，实践对理论具有本源地位。列宁讲：“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31]他们都道出了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动力和目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和成熟。第二，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恩格斯讲：“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没有旧中国向新中国的伟大转变；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引领，就没有落后中国向逐步现代化中国的惊世跃迁。归根到底，我们的认识论派生于本体论或世界观，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正确处理，来自于物质与意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取决于决定作用与能动作用的正确界定。 所以，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到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再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是新时期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表明了理论在与实践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转化为思想导向的巨大作用，这是中国社会科学获得发展的又一重要启示。一是有“接地气”的作风，正视改革问题。“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植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直面中国正在发生的万千气象，从而汲取思想养分、提出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邓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致公认的“实事求是”的中国经验，来自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反映了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二是有“连天线”的意识，研究改革路径。“天线”包括实践前沿和学术前沿。一方面，加强对改革中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重视理论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精准性，不断破茧而出、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坚持跟踪学科发展，强调理论的宏大视域和境界，认识中国改革发展的时序与规律，未雨绸缪，搭建符合中国改革发展范式的新结构和新框架。三是有“敢作为”的精神，推进改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这样，就避免了因理论研究上的狭隘造成学术思想上的偏颇，就能够低调务实、少说多干，敢于担当、积极作为，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逻辑，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逻辑，做到了“胆子要大、步子要快”。 (三)保持顺应与引领的张力，坚持大局为重 在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即坚持决定性与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在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即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社会发展始终是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选择。通常情况下，如果说一般群众是更注重“需要什么”的现实主义，知识分子是更注重“应该什么”的理想主义，那么党政领导就要成为更注重“能够什么”的马列主义，做好兼顾、不致极端，必须遵从共同思想基础这个重中之重，那就是“大局为重”。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为领导干部提供了权力行使的弹性空间，其实也对其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必须把握大局、顾全大局，举旗抓纲、纲举目张。一方面，顺应是基本，引领是根本。顺应是引领的基础和前提，引领是顺应的目标和要求。党的领导首先是思想的引导，是理论的先行。理论工作不是“自我玩味”和“自娱自乐”，而是站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高度，认识客观的规律、引导人们的需求、引领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帮助人们分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从而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思想，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树立主心骨。另一方面，基本要坚持，根本要坚定。没有对国情、现实与实践的准确了解和正确把握，就谈不上顺应，更遑论引领；而没有前瞻性的认识和规划，没有顶层设计，只能是亦步亦趋的被动适应，难以实现赶超和胜出。所以，坚持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与众望所归结合起来，把规律性与目的性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获得发展的关键所在。 把握思想理论顺应与引领的大局，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好文章：一是关注历史主体这个大众。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和主人地位。中国社会科学近40年的发展，印证了这个思想观点生根、开花和结果的历程。无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说明一个道理：任何科学行为都不是为了纯学术和纯理论，而是为了积极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一定要很好顺应这个主体，特别要注意民生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能犯“精英主义”的错误；与此同时，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发挥好引领作用。二是关注社会进步这个大义。社会主义倡导集体主义。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发展，需要在理论指导下形成“合力”，以避免“理性+理性+理性=非理性”、“目的+目的+目的=盲目”的无序状态。一方面，“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2]。“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回顾党的历史，没有一次成功不是靠理论的引领才获得——第一次，“弃”掉“城市中心论”，探索创造出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弃”掉“苏联模式”，探索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胜利。[33]三是关注世界潮流这个大势。社会主义指向共产主义。人类是一个整体，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同时又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所以，社会科学应该拥有国际视野、紧扣时代脉搏、瞄准重大问题，努力推出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应该着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社科理论研究数字化平台，推动建立全球社会科学专家数据库和学术成果检索平台；应该加强国际交流，加大成果和人才的双向交流力度，推进全方位、多层面、实质性的学术对话，催生更多具有国际影响的社科领军人才；应该提高传播能力，打造具有强大公信力、影响力的中国学术传播平台，推动实现国际“话语权利”向“话语权力”、“学术大国”向“学术强国”的飞跃。 (四)保持继承与创新的张力，坚持思想解放 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推陈出新，科学社会主义的风雨兼程、吐故纳新，中国共产党的前仆后继、破旧立新，改革开放以来的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我们始终能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因为秉持着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相信尽管人道沧桑，但是天道酬勤；相信只要博采众长，就能后来居上。归根到底，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思想解放就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解放才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第一，继承是不忘本来，创新能开辟未来。解放思想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善于继承传统，使延续性与创造性有机统一，才能实现对已有思想的批判发展。否则，解放的就不是思想，而是欲望。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老祖宗不能丢”。改革开放一定要与“四项基本原则”相提并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善于自省、敢于开拓，抛掉老黄历、摒弃旧观念，跟上新潮流、接纳新事物，还要推进手段信息化、管理科学化、形式多样化、内容时代化，去宽就严、增强原则性和约束性，去堵就疏、增强鞭策性和激励性，去繁就简、增强科学性和实效性。第二，继承是尊重历史，创新要谋划未来。人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既是预言者又是实现者，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和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社会科学的价值所在，就在于其高瞻远瞩，站立于实践之前，而不是跟在实践之后。从当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步走”发展战略，到现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新常态”“供给侧”的论述，等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科学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谋划着人们如何超越自身及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局限，谋划着人们如何在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高雅与庸俗之间作出明智的抉择，谋划着人们如何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谋划着人们如何早日实现“我的梦、中国梦”，成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力量源泉和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正在为引领谋划人类如何创造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的共同未来。 在继承与创新相互包含、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不断以解放思想推动着思想解放，也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重要体现。一是对传统要有新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中国社会科学正是这样，望远于世界而先着眼于中国，环顾于未来而先关注于历史，孜孜以求于现代化而先设身处地于传统性。为什么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二是对事物要有新认识。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体外进化”，诚如牛顿所言，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升的过程。一方面，没有对中国过往及西方思想理论成果精华的继承和累积，就不会有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另一方面，“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继承又必须以创新作为目标和目的，如果墨守成规、刻舟求剑、因噎废食，思想理论将难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要求，最终被时代和人民淘汰。三是对问题要有新办法。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创新”。就学理而言，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具有相对性；而时代在变、国情在变、实践在变、问题也在变，变化着的世界需要我们把握新的趋势、进行新的创造。就现实而论，破解发展难题、寻求独立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实现民族复兴，也需要我们加强创新。江泽民同志认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如果讲改革、讲开放、讲发展，不讲创新，我们同样会前景堪忧。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具有太多的唯一性，好多东西学都学不到；因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的原因，好多东西买都买不来。对此，任何后发国家都应保持头脑清醒，丢掉幻想、及早规划，脚踏实地、自力更生，攻坚克难、开拓创新。 近40年的中国经验，渗透中国思想、体现中国立场、突出中国主张，最深层次的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让我们“正”而不“偏”；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让我们“治”而不“乱”；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让我们“聚”而不“散”。这24个字，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更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遵循。顺理成章的是，随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内的不断深化，“中国价值观”必然在对外关系中呼之欲出，即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指引下，凸显“人本、民主、共享、和谐”的中国价值。人本，即以人为本，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核，又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取向，同时是社会科学的逻辑归宿；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既是国体的体现，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心要义，同时是社会科学的逻辑归宿；共享，即公平正义、共同拥有，既是党的根本宗旨，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同时是社会科学的逻辑归宿；和谐，即存异求同、和而不同，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理想和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同样是社会科学的逻辑归宿。 中国社会科学这种发展逻辑也同时体现在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的变化过程中。从近年课题指南条目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见表2、表3)，中国社会科学正在从政治学、法学、史学等方面去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方面去揭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人口学、文化学、国际关系等方面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且致力于在哲学上的殊途同归，最终指向“情景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最终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贡献新的中国智慧。
三、中国智慧：民族复兴的理想追求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它们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现在，思维方式的作用越来越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为常态。其中，政治领袖和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和思维能力又逐渐成为决定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精准思维、底线思维以及互联网思维，成为广大党政领导学习的榜样，也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同时更是提供了政治与学术有机结合的典范。重庆市提出的“八个辩证看待”，即“辩证看待经济运行的波动，更加注重看整体、看主流；辩证看待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更加注重看质量、看内涵；辩证看待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取舍，更加注重看潜力、看可持续性；辩证看待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更加注重看后劲、看协同性；辩证看待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更加注重看苗头、看规律性；辩证看待经济发展环境中的利弊，更加注重看大局、看长远；辩证看待城乡区域发展的差距，更加注重看统筹性、协调性；辩证看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更加注重看关联性、互动性”，则是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典型案例。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34]放眼望去，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必将秉承中国特色和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方面，展开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要研究，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学理支撑，谱写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一)创新发展中的“道”“器”并举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哲学社会科学既有“形而上”方面，又有“形而下”领域，是抽象与具体、理念与方法、科学与技术、主张与路径的结合体，既作用于上层建筑，又影响着经济基础。因此，需要按照“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逻辑，处理好基础性与实用性、前瞻性与当下性、战略性与操作性等关系，文理兼修、软硬共进、体用结合，不断创新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在由“道”入“器”的创新过程中，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创新研究方法。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自然科学和其他先进研究方法，利用信息化、大数据等先进手段，打造数字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断拓展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要把对因果性的揭示与对相关性的探求结合起来，把对微观机理的分析与对宏观效应的把握结合起来，把对个别事物的论证与对一般问题的反思结合起来。二是创新管理体制。改变目前以成果发表刊物级别而认定成果级别的畸形做法，创新成果评价机制，建立成果质量优先机制；改变目前简单以成果数量论英雄的考核机制，创新人才考核机制，建立起以学为上、以德为先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考核机制；创新社团管理体制，完善社科社团权利、义务、地位以及作用的制度体系，简化审批程序以降低准入门槛，加强对日常活动的持续监管，不断提升社科类社会组织的创新能力。三是创新学科体系。支持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协同创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支持基础学科开展长期自由探索研究，推动集成创新；加强高端社会科学平台建设，鼓励社会科学团队攻关，面向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争取资源；推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更紧密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国际化进程，使整体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立社会科学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保障制度。四是创新学术观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倡导学术批评，鼓励进入新领域、创立新学说，推进原发性创新；梳理归纳、清除附会，推进阐释性创新；全面继承、补充修正，推进修正性创新；深度挖掘、推陈出新，推进发掘性创新，以便在观点和学派的碰撞中接近客观真理。[35]五是创新转化方式。完善顶层设计，通过立法强化职能，提升社科机构的执行能力；增强针对性，根据不同人群设计项目，对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对群众搞好宣传普及，提升社科工作的实效性；引入新媒体，树立数字化传播的理念，采取互联网、手机APP和动漫等多种形式，使数字化传播应用成为社科转化的基本方式。 (二)协调发展中的“纵”“横”捭阖 时空可以转化，纵横可以捭阖。人类最大的智慧就在于对时空进行有效的掌控与运用，总体把握、达到平衡。在时间的纵向维度，经济、政治、文化等有一致性，也存在不同步；在空间的横向维度，地区、部门、行业以及人与人之间，有相同性，也存在差异，有的还很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时空兼顾、协调推进，优化配置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空间上分清轻重，时间上注意缓急，把握本与末、主与次，补短板、守底线、增后劲、促和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要“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在苦练内功、增强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既要有厚积薄发和循序渐进的谋划，又要有主动发声和积极竞争的举措，努力在时空转换的各种维度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中央提出的在城市工作中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提高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提高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提高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积极性”，就是很好的体现。 归纳起来，社会科学协调发展的统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社科研究的协调。统筹社会科学研究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统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统筹学科与教学研究[36]，鼓励形成跨学科、跨机构、跨部门和跨地域的联合研究机制。二是社科基地的协调。综合考虑地区、行业、学科布局，形成国家、省级和高等学校的纵向研究基地体系；逐步新增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导向的高水平综合型研究基地，实现在重要的研究领域做到基本覆盖，形成经济、政治、社会、外交、法律、国防等领域的国家级“智库”和“思想库”，提高基地的党和政府决策咨询水平。三是社团治理的协调。推动依法自治，首要的是遵守外部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制度由外而内的转化，实现内外制度有机衔接；同时基于公正、效率原则的考虑，按照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要求，完善会员管理、财务管理、重大事项报告、民主集中等内部制度，提高自我治理能力。四是社科普及的协调。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要求，积极将社科普及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社科普及中将普及知识的要求和大众知识的需求结合起来，将理论知识的严肃性和大众知识的趣味性结合起来，将社科普及的传统形式和知识传播的现代手段结合起来，协调多种需求和模式，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让人们于事有力量、办事有效率、遇事有主见、谋事有思路，不断增强社会理性，为党的执政理性打下科学基础。 (三)绿色发展中的“天”“人”合一 在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都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倾向于以“天”合“人”，道家倾向于以“人”合“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对象性存在，自然性与社会性、物质性与精神性、规律性与目的性等，都可以在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实现统一，是人认识世界(内化)和改造世界(外化)的实践过程及其结果。归根到底，世界都是人的世界，人都是世界的人。因此，在态度上，一方面要尊重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不能拔苗助长、追求短平快；另一方面又要发挥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由“人”及“物”，推动全面发展。在方法上，一方面反对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提高社会科学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要有“浇灌”意识，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强调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推动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和持久发展。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既要当好绿色发展的“主力军”，更要当好绿色发展的“先行者”。一是打造自身发展的绿色机制。利用挂职锻炼、项目带培、研修交流等形式，设立各类专门人才培养工程，为社科人员提供优良的研究环境；完善体制机制，优化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环境、成果转化环境、人才成长环境和期刊生存环境，逐步建立起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财尽其力的社会科学发展环境。二是紧盯社会发展的绿色问题。规范与保护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目标、考核、奖惩和补偿等机制体系，不断拓展和传播诸如绿色经济、绿色管理、绿色金融、绿色消费等新概念，为社会科学创新研究提供崭新命题，为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困境提供智力支持。三是推出生态环保的绿色行动。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理念，运用现代新兴技术，努力推出绿色专栏、绿色专刊，改革社科期刊评价体系，积极推进各种出版物在学术、艺术与技术上的绿色生产，倡导崇尚生态、保护生态的绿色观念。四是营造清新爽朗的绿色风气。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落实到社科界的个人行为当中，使大家都怀有对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和进取之心，凡事诚谨、不务虚名：反对学术领域的“山头主义”、快餐消费和能人腐败；抵制粗制滥造、抄袭模仿和机械化生产，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 (四)开放发展中的“内”“外”交融 中华文化几千年开放交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兼收并蓄的优良品质。与开放相对应的是封闭，封闭必然导致僵化、走向灭亡，这既有历史上无数的文化例证，也有现代系统论证明的科学道理；与开放相一致的是开明、开通，交流、交融，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这种开放性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内外兼修、研究视野的内外兼具、适用范围的内外兼容，并且用自己的实践为人类发展举起了东方文化的明灯、贡献着中国文化的力量。因此，在中国声音越唱越好、中国故事越讲越美的国际大环境下，世界对中国智慧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期望也就越来越大。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势，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一是创建研究共同体，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利用政策引导、项目资助，重点建设国际问题研究基地，打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等一批影响重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体系，推进全球问题、国际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二是创建阵地共同体，增强国际话语能力。不仅要继续加强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建设，而且要利用各种途径面向国外翻译、出版和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与精品著作，建设国际性研究数据库、外文学术网站以及外文学术期刊，努力发挥《中华典籍外译》《当代中国学术精品译丛》等项目的带动作用。三是创建社团共同体，展开对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举办国际学术组织、学术活动，加强与国外多领域、多层次的社会科学交流与合作，吸收、借鉴其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社会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欧廉政智库高端论坛”，围绕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等议题进行研讨，就是社团发展的有益探索。四是创建普及共同体，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发挥各层次社科联的互补作用，兼顾社科普及和内外宣传工作。对内，加强理论、理念、理想的宣传普及，让人们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树立起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中国自强；对外，利用好电视、报刊、广播等传统介质，拓展网络、手机、数字电视、IPIV、博客和播客等新一代传播载体，在尊重、学习和使用国际学术通用规范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推行“中国标准”。 (五)共享发展中的“利”“义”兼得 共享是对财富的占有方式及占有状态。占有的出发点是“利”还是“义”、是个人私利还是集体公利、是江湖道义还是人间正义、是偏重一隅还是兼顾二者，就对社会科学提出了重要课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过境迁，通过“扬弃”，形成了社会主义“义利统一”的义利观，不仅肯定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而且强调道德对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调节作用；不仅强调“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不仅强调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公平竞争和相互协作，还体现以义导利、以义取利、见利思义等价值取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中国社会科学需要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受欢迎的普及服务、更有水平的阵地建设及更加健康的社团发展，促进社会科学的共建共享。一是成果共享。不断完善社会科学成果发布和转化机制，满足人民群众的紧迫需要；不断适应社会科学成果的复杂性与个性化、作用的间接性、效果检验的长期性等特点，保护科研成果转化参与者的各项权益，提高科研成果转化参与者的积极性；不断拓展成果转化渠道，加大研究成果报送力度，努力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服务。二是人才共享。在社科战线的所有工作者都是社科人才。要把他们都纳入社科人才队伍，建立起全方位的社科研究专家库、社科普及专家库、社科咨政专家库，服务于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于社会各界、服务于人民群众，从而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熟悉国情、视野开阔、甘于奉献、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三是知识共享。要及时回应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面对社会热点难点增长、群众理论需求增多，需要增强为民情怀，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按照人性化、对象化、主体化的方式，既提供雅俗共赏的普适性内容，又提供雅俗共赏的对象化内容，引导普及对象成为参与普及活动的主体。[37]四是资源共享。构建开放协同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对区域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才、阵地、机构、运用等各方面数据，进行全方位的动态采集、建档入库，形成完整的数据储备；把单纯数据库建成知识库，把单纯数据管理转变为知识管理，把一般信息管理转变为全方位信息服务；统一全国规划管理数据标准，促进数据共享。比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利用不同数据库的资源互通和期刊资源共享，推进了学术资源的公益使用、开放共享，真正实现了“知识开放获取、学术走近大众”的建设目标。[38] 四、结语 子曰，“四十而不惑。”魏源说，“世昌则言昌，言昌则才愈昌。” 荟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20多个学科为一体的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人民认识人类社会的理论结晶。尽管尚存困惑，但已成就巨大，并且势头良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确，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新的征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继续坚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坚定不移地广泛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积极成果[39]。中国社会科学正在凝聚和释放“理论”的力量，主观把握客观，在多变性中树立主心骨；中国社会科学正在凝聚和释放“理性”的力量、宏观统领微观，在多样性中弘扬主旋律；中国社会科学正在凝聚和释放“理想”的力量、乐观战胜悲观，在多元性中把握主导权。总结中国实践、阐释中国立场、凸显中国价值、高扬中国主张，中国社会科学责无旁贷、时不我待，使命崇高、前景辉煌。 注释： ①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8/23/c_1116344061.htm，2015-08-23。 ②《〈哲学社会科学“八五”(1991～1995)国家重点课题规划〉说明》，http://cpc.people.com.cn/GB/219457/219555/219556/14587922.html，2011-05-09。 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http://www.gov.cn/test/2008-06/26/content_1028140.htm，2008-06-26。 ④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12/08/content_1218316.htm，2003-12-08。 ⑤刘云山：《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工作暨项目评审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4月22日。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4年第32期。 ⑦《2012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http://www.gov.cn/guoqing/2014-04/22/content_2664027.htm，2014-04-22。
标签：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政治学论文; 时政论文; 教育部社科司论文;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演变轨迹与发展趋势_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论文
下载Do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