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五四时代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思潮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总习惯于站在“革命”、“激进”的立场上获取并滥用着自己的话语权力，遂使公正地评价任何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力量成为不可能：来自强权意识话语的压力逼迫学术界轻易地放弃了科学地解析和认知“五四”乃至各个时期各种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努力甚至是念头，一概诉诸于否定的批判，这当然极不正常。现而今，“告别”了革命，反思了激进，但凡保守的东西忽然又特别吃香起来，让人感到一讲“保守主义”便有一种趋时之嫌：莫名其妙的书市运作竟然让辜鸿铭这类极怪异的“保守”者大行其道，吴宓也因此风变成了“公众人物”，这实在也是极不正常。要正确地认知“五四”以至各个时期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必须排除来自强权意识话语和盲目的时尚趣味这两方面的干扰，以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解析之，把握之。
在缺乏历史的态度与科学的精神的学术前提下，将“保守”视同于“反动”乃是常见的现象，因为在相当多的历史联系中人们已习惯于将诸如“国故派”、“甲寅派”、“学衡派”、“新月派”等保守文化派别看作反动于“五四”新文化的力量，在近期的现实观照中人们更带着某种愤激情绪冷对各种以“保守”姿态和面目出现的异类。其实这些观察或判断建立在极端僵化的“对立统一”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相对于“进步的”、“革命的”思潮的所有反对的抑或是保留的态度，都没有性质的区别，甚至没有层次的分别，而是一概划入“顽固保守”的族类之中并对之采取简单的否定与批判。这种僵化的“对立统一”认识论不仅长期左右着人们对诸如“甲寅派”、“学衡派”以及“新月派”等保守主义文化的评价，而且也助长了那种对非激进、非进步、非“革命”的对象不进行深入考察，不进行具体分析的简单批判之风，从而导致许多历史问题认识上的肤浅、牵强和单薄，这些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化和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要克服这些学术痼疾，就必须倡导对保守主义文化进行科学的认知，这番工作自然首先得从正确地认识“五四”保守主义思潮开始。
正确认知“五四”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必须给保守主义以较为科学的“正名”。就“五四”这一特定时代而言，保守主义并不是像我们的文学史或文化史家所描述的那样面目狰狞，“妖”气十足，这只要想象一下刘师培、黄侃等人的长布大衫，梅光迪、吴宓等人的胡须“弥漫”，胡适、徐志摩等人的深度眼镜，就该知道保守主义也确实属于“文化”的范畴。一般而言，保守主义往往因对历史的文化积累具有更多的价值负担，而对于历史的文化进步和各种“革命”行为持某种慎重或保留的态度。从进步或“革命”的意义上说，“保守”显然是大逆不道的，但从历史的价值功能甚至从历史的进化理性意义上分析，保守主义则未必就那么面目可憎。究其实，保守主义，特别是“五四”时代的保守主义，不过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思潮，它在相对于当其时某一进步的乃至激进的势力而获得了特别的角色意味。
这种相对性的观察对于正确地认知和区分“五四”时代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一时代的保守主义文化形形色色，种类繁多，而且交错变衍，层出不穷，在历史叙述上从未能给出一个清晰细致的耙梳；贯彻好这种相对性的原则则至少有助于了解历史叙述上对这些保守主义文化集群语焉不详、混沌无序、杂乱无章的问题。当我们站在以文化“革命”、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五四”激进主义立场上环顾“国故派”、“甲寅派”、“学衡派”以及宽泛意义上的“新月派”时，显然就很容易将它们视作铁板一块的保守主义势力，甚至为了清算胡适的“整理国故”说乃至“问题”说等保守主义腔调而导向对他文学革命功绩的否定。可当我们以相对性的原则考察这些保守主义文化现象时，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及其变异情形，从而对这一时期的保守主义和出符合历史主义态度与科学精神的界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不少复古派、“国故派”人士是在相对于白话文倡导的意义上确立其“顽固”、保守地位的，刘师培、黄侃等人主办的《国故》以及严复、林纾等人捍卫古文的议论，主要便是冲着白话文而来，他们惊于“尽废古书，行用上语为文字”的白话文潮，认为这样必然导致“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的局面（林纾《致蔡鹤卿太史》）。继起者为章士钊流的“甲寅”一派，他们带着某种“反思”的架势于新文化运动发动五周年之际公然发难：“今之后生，竞为白话，其嚣尘上，遮国学不见”，“事越数载，文厄益深”（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而悍然宣布为“文体纯正，不取白话”（瞿宣颖《文体说》）。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老牌的“国故派”还是后起的“甲寅派”，都不是孤立地宣扬反对白话文的论调，而是挟带着较为厚重的文化思考，张扬起古代文明的旗帜“全势以进”；但无论如何，他们的逻辑重音都在于倡导文盲，反对“国语运动”。他们一定意义上可称为语言层面上的保守主义文化论者。
“学衡派”虽然也属于“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语声”中的一脉强调，力主“白话不能全代文言”（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可“以文化为体，以文学为用”的思维框架决定了他们的逻辑重音在于思想文化方面。他们清算“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者最痛切的乃是其对于“欧美一部分流行之学说”的“模仿”；即奖杜威、罗素等“有势力思想家”“奉为神明”，又对“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尊若圣经”，在文学上“则袭晚近之堕落派”，等等。（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由于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用力攻击新文化运动，他们并没有过多地重复反对白话的声腔，而是标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学衡〉杂志简章》）的原则，以求得在思想评论和文化批判层面上稳固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
当胡适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他已经注定彻底告别了激进主义的文化阵营而取于保守主义的态度。问题出在这时候也特别“努力”，自己参与创办并主编《努力周报》。经过多年来以倡导白话文为中心的“闹腾”，“暴得大名”（这是他在1959年一次私人通信中的自述）的胡适之似乎真的想坐下来“努力”做点事了，于是竭尽全力思考“问题”，不禁对依旧闹腾得沸沸扬扬的“主义”们皱了几许眉头：一面又倡导读“国学”书，“整理国故”，完成了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人格自铸。然而他仍是相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相对于新文化运动“政治化”的时代潮流，相对于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政治思潮。联系到他与新月社同人共同倡导的“好政府主义”，这种社会政治思潮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文化特征就更其显著了。
在相对性的观察中，“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现象当远远超过上述几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梁启超的西方衰微论固然是相对于西方文明运动的保守主义观念，在文学艺术上，创造社为代表的“艺术派”、“唯美派”言论相对于越来越普遍的文艺社会化运作又何尝不体现着保守主义美学态度？而梁氏乃近代著名的改良派人士，创造社作家也一向则被视为“五四”狂飙突进的先锋，是典型的激进派的代表。由此看来，通过较科学的观察方法审视“五四”时代的保守主义文化派别，确能发现许多更其复杂的现象。
这种复杂现象至少体现在这样的历史真实之中：“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并不像人们所想象或确认的那样壁垒分明，彼此绝缘，或许更常见的是犬牙交错，相互转化。创造社在西方化的文化运作中扮演的无疑是激进派角色，可在文艺社会化的美学语境中则拒绝激进姿态，而一往情深地沉迷于相对保守的境界，这便展示了激进与保守在同一主体身上的交错效应。同一主体身上的交错效应在胡适的文化态度中也很容易窥见：他在白话文的倡导上力主激进，可以对诸如“国粹”、“国故”的态度上并不讳言保守。这种激进与保守的交错有时则表现为相互间的转化，特别是从时序性方面。胡适由白话文乃至“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到“整理国故”的鼓吹者，先是引起不少人的疑惑；创造社由“五四”时代的某种“保守”转化到了大革命时代的无比“激进”，以至贤如鲁迅也大骂其“投机”。再作进一步的观察，则能发现，激进（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进步”）与保守的交错与转化在那个时代及其前后甚至是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早年林纾积极译介西方文学，表明他在对待西方文学方面的通达及“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的态度，但彼时在相对意义上他便有理由被视为西方文化激烈的拥护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古代文言之美的陶醉与卫护，以至于在对白话文学倡导者的争持中不惜“赤膊上阵”，毕现凶险，竟然想借助“伟丈夫”镇压鼓吹新文化的“妖人”。严复译介西方文化贡献更大，他所翻译的赫胥黎、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新文化建设者，但他后来居然也与林纾相似地坚定地站在反对白话文的立场上，只是他的表现要比林氏沉稳得多，也世故得多，不仅没有显示出林纾式的粗暴和浮躁，而且还借进化理论老谋深算似地断言白话运动的必然失败；因为天下事“全属天演”，既然白话并不比文言更优，则“优者自存，劣者自败”；在此前提下他主张不宜对白话文运动大动干戈，应视其“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认为“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严复《书扎六十四》）。除此而外，他还曾参加筹安会，公然拥护袁世凯称帝，进入到了当时保守主义的最顽固层次。
“五四”时代保守主义文化的如此复杂现象不仅应该有力地阻止各种对保守主义进行简单化判断的企图，而且也必然将谈论“五四”保守主义文化的话题引向深入。由上述各种保守主义文化现象的简单揭示可以确认，保守主义都只是相对于某种文化时潮或某种激进观念而存在的，并不带有某种先天的“反动”属性。一种文化主体在文化观念的理性上可能趋向于激进，可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则完全可以选择保守的态度，反之亦然；而一个政治上趋于激进的文化主体则有可能在文化上坚守保守主义的立场，一如“五四”之前的革命先驱者如章太炎之辈所操持的那样，反之亦有可能。换句话说，至少在“五四”那种充满文化虔诚的时代，任何保守主义都只是在相对性意义上通过某种方面性展示出来的，因而在讲求科学、讲求历史主义的条件下，任何追究保守的文化主体其“反动性”的企图都可能遭受挫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或许应该借鉴学术界、思想界长期以来对于章太炎等人所采取的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使得人们习惯于将章太炎他们视作复杂的历史文化主体并尽量避免对之进行任何简单化的概括与判断。“五四”时代的保守主义文化派别更多，情形更复杂，人们应该有同样的勇气和真诚面对它们。
在面对“五四”时代保守主义的复杂状况时，通常的毛病除了追究其主体的“反动性”而外、便是武断地断言其主体的“矛盾性”。正像人们习惯于将创作社既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又宣扬文学的阶级性归结为一种矛盾现象，人们也常用这种简单化的矛盾说解释胡适的既鼓吹白话又“整理国故”，严复、林纾的既译介西方又死守经典文言……应该说这样的“矛盾性”的判断较之“反动性”的指责要理性得多，但确实流于简单化，因为“矛盾”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任何一种现象只要被冠以“矛盾性”便立马奏效，根本不需要更复杂的学术分析。只有当我们以相对性原则观察、判断这些保守主义文化现象时，才可能有效地扼制乃至克服那种无往而不适合同时又十分苍白无力的“矛盾性”的简单批判。
从相对性意义上观察“五四”时代的保守主义、就能顺理成章地揭示出它在复杂状态下的明晰的层次性。既然所有的保守主义都是在特定的相对条件下显露出历史地表的，则当这些相对条件显示出一定的层次感时，保守主义的层次性也就被历史地凸显出来了。正如上文所示，基于语言层面持保守主义态度的文化主体与基于文化倾向层面持保守主义态度者在“保守”的层次感上就有明显区别，于是尽管林纾拼命反对白话文运动，但其在更高层次上对于新文化（取法于西方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倾向于实事求是地评价这类人物的历史依据。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到严复在语言层面上反对白话文，在政治层面上拥护帝制的保守主义倾向，但这些保守主义倾向并不在文化方面展开，而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则仍应肯定他在西方文化引进这一特殊层次上所作出的贡献。
注重“五四”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层次性，其意义还远不在于历史地评价上述对象，而且更在于保证充分地评估高层次上的保守主义的历史作用。在相对性意义上，我们可将“五四”时代的保守主义文化较为清晰地分析为基于旧文化层面的保守主义与基于新文化层面的保守主义两大层次，前者显然是较低层次的，而后者则是较高层以次的保守主义。旧文化层面的保守主义者立志守成的是旧文学和旧文化传统，在其价值观念上必然承担，且要求激进论者予以审慎对待的也是旧文学和旧文化因素，而新文化层面的保守主义者则努力将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传统在一种理性化、秩序化的运作中积淀下来，希望激进的人士能够在稳妥的推进中给新文学或新文化有一种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机会以健全自己的价值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对那种永不止歇式的新锐开拓持保留态度。很明显，“五四”时代的“国故派”、“甲寅派”以及部分“学衡派”属于旧文化层面的保守主义文化派别，他们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保守”态度体现为一种低层次的抗拒；而胡适为主要代表的“努力社”乃至“新月派”则是以新文化为基本层面的高层次保守主义文化派别。他们鼓吹“整理国故”，其价值指向和逻辑重心已与前此出现的“国故派”大不一样，胡适们的要害是“整理”，而非回复“国故”；他们强调“国故”不过是看到了“国故”中的文化意义及其于新文化建设的滋补性价值，其立足点乃在于新文化，他们鼓吹的“好政府主义”也与严复等人的拥护帝制拉开了文化层次的距离，一如前面所论述到的，分别基于新旧文化的层面之上。此后，新月派倡导“秩序”、“纪律”，并有条件地反对“独创”、“革新”，都是在维护新文学和新文化传统的层面上展开的，较之鼓励“独创”、“革新”的激进派言论，显然属于保守主义文化，可我们应更能清晰地看出，这是一种高层次的保守主义文化态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化运作常常令人迷惑地显示：尽管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始终是激进主义占据着舞台的中心，可高层次上的保守主义往往要比激进主义更有价值，更有长期的魅力，因为它体现着在一定的历史进步观念基础上人们的一种成熟欲望和守衡要求，包含着复杂的历史理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激进主义往往以庸俗化了的不断进化观念为先导，只讲究开拓，只强调速度，不讲究成熟和稳定，导致破坏性很强而建设性很弱，从而给现代文化的历史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历史地考察还能发现，高层次的保守主义在“五四”以后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又必然趋于一元化，而高层的保守主义能够促进容忍的精神，宽容的局面，最后导致多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