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唯物主义论文,学说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所使用的“唯物主义”概念，在内涵上是十分丰富的，但在马克思哲学的某些解释者那里，这一学说却被简单化、标签化了，仿佛谁只要承认“物质（或自然）是第一性的，意识（或精神）是第二性的”，谁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全部价值也就是在评价不同的哲学观念时，给它们贴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标签。这种简单化、标签化的做法既是对哲学研究的误解，也是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误解。本文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的考察，恢复这一学说的本来面貌，从而从总体上来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地位和历史作用。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历史性
马克思对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历史性的强调，是在批判传统的、抽象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谓“抽象的唯物主义”也就是把脱离一切感性事物的“抽象的物质”视为人类的全部意识或精神活动的基础。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在其《哲学对话三篇》中，通过对话者之一菲伦诺明确地提出：“哲学家所谓‘物质的实体’委实不存在，这是我郑重的信仰。”（注：贝克莱：《哲学对话三篇》，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页。）因为抽象的物质是无法感知的，因而也是不存在的。 不少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对贝克莱视物质为虚无的做法表示愤慨，其实，这种愤慨是缺乏理由的，在黑格尔的《小逻辑》中，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看法：“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已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因为就存在着的物质来说，它永远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事物。然而，抽象的物质观念却被认作一切感官事物的基础，——被认作一般的感性的东西，绝对的个体化，亦即互相外在的个体事物的基础。”（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5页。）与贝克莱一样，黑格尔明确地告诉我们， 物质作为抽象的东西，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费尔巴哈虽然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但他也对“抽象的物质”和“抽象的唯物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201页。）马克思对“抽象的物质”和“抽象的唯物主义”也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但他的批判却经过了以下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对马克思具有一定的影响。换言之，当时的马克思是从费尔巴哈式的感性和感性世界出发去抵御并反对抽象的物质和抽象的唯物主义的。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abstrakter Materialismus）；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355页。）在这里， 马克思把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亦即抽象的唯心主义）看作是同一个东西，这正体现了马克思深邃的理论眼光，因为他解构了传统哲学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谓争论，指出这两个极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写于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自然和自然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抽象物质的或抽象唯物主义的态度。他写道：“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在他看来， 真正的自然界不是哲学家的大脑中抽象或幻想出来的自然界，而是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在马克思的时代则以工业这一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界。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不光是自然界同人之间，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历史关系，“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abstrakt materielle）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象现在它已经——尽管以异化的方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在马克思看来， 真正的唯物主义并不停留在对“抽象的物质”的谈论上，而总是涉及到与人的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的、感性的事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die gruendung des wahren Materialismus）（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8页。）尽管当时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做了高度的评价，但由于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契入，马克思对抽象物质和抽象唯物主义的批判远比费尔巴哈来得深刻。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甚至认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人， 作为社会存在物，他的全部感觉器官的演化也是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真正的认识不可能停留在抽象的物质的层面上，而总是与具体的、历史的事物关联在一起的。
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因而对抽象的物质和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批判跃迁到一个新的高度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虽然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强调感性作用的唯物主义对传统的唯物主义的优越性，但又批评道：“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页。）乍看起来， 特别是相对于传统的唯物主义学说来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具有鲜明的感性的特征，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感性归根到底也是抽象的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与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一样，费尔巴哈也是以超历史的方式来谈论感性事物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写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合一，或唯物主义的历史特征构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从这一基本特征出发，马克思既不像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那样奢谈抽象的物质或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自然，也不像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空谈“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类废话，相反，他把自然理解为“人化的自然”或“历史的自然”；同时，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历史形态出发，考察了物质的具体的样态——商品，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成因，从而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还告诉我们：“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从不抽象地谈论“物质决定意识”的空话，而是注重从每代人所已然接受的历史遗产——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出发去揭示他们的观念的实质。比如，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发展时期中，如果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分享着统治的权力，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分权的学说，人们甚至会把这种学说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从这个角度出发去透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就会发现，它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实践性
马克思对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实践特征的强调，是在批判传统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马克思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批判意识，又是与他对国民经济学和人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分不开的。 那么，
究竟什么是“直观的唯物主义”（anschauendeMaterialismus）呢？马克思认为，“直观的唯物主义， 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5页。）也就是说， 直观的唯物主义不是从人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考察人的全部观念，而是以静观的、被动接受的、感性的方式来考察人们的观念。这种考察方式暴露出传统的唯物主义学说的致命的弱点。
早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实践观念在整个哲学立场中的重要性。他在强调异化的实践特征时写道：“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9页。）在马克思看来，不应该像黑格尔那样，只是在单纯精神的范围内来谈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异化的关系。不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异化关系借以实现的手段也是实践的。也正是出于对实践问题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本质及其扬弃异化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全可以说，实践成了马克思全部论述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这样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由于传统的唯物主义是以“直观”（Anschauung）为特征的，因而既不可能充分地肯定认识和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也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而至多只能做到对单个人的行为的直观，更不可能透彻地意识到：人的思维或观念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以直观的方式认识世界和解释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以实践的方式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注：必须指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常常引起人们的误解，似乎马克思哲学是只“改变世界”而不“解释世界”的。其实，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是统一在一起的。假如它不能“解释世界”，又怎么能动员人们去“改造世界”呢？事实上，《提纲》的第八条就深刻地揭示了实践的“解释世界”的功能。马克思这样写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5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集中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一方面，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通过直观发现的只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另一方面，费尔巴哈确信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所达到的感性世界也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人的历史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一方面，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实践的“解释世界”的功能，强调他的唯物主义学说“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马克思认为， 不仅人类所有的观念都是在他们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对旧观念的铲除也必须诉诸实践，不可能通过单纯的批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还令人信服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阶级以实践的方式支配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也就一定以理论的方式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在实践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人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为我们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进一步论证了实践的“改造世界”的功能。 他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denpraktischen Materialisten），即共产主义者说来，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世界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在这里， 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概念，并把改造世界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使命。
目前流行的哲学教科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仅仅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换言之，仅仅承认实践概念在认识论中的优先地位和作用。这就完全忽视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学说的本体论维度。众所周知，本体论所关注的是存在的真理的问题，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要阐明的根本之点。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劳动时这样写道：“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这段重要的论述告诉我们， 马克思一开始就不是从认识论，而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确定实践活动的地位和作用的。正是实践的本体论含义决定着它的认识论含义，甚至决定着认识者是否具有自己的认识或直观的能力。这就启示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只沿着认识论和科学技术的角度谈论实践概念，最根本的是揭示实践概念的本体论含义，并把这方面的含义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蕴含的最根本的含义；另一方面，应该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康德所开创的实践理性的学说结合起来，从而凸现政治实践、法律实践、道德实践和宗教实践在人类全部实践形式中的基础性的作用。只有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即从本体论而不是从认识论出发，才能真正领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特征的真谛。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人文性
马克思对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的人文性的强调，表明他批判地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重要传统。然而，在目前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中，却存在着一个影响深远的神话：“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即唯物主义）+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其实，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的哲学遗产，与其说是唯物主义，不如说是人本主义。
如果我们返回到费尔巴哈那里去的话，就会发现，他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实质常常缺乏明晰的认识。在《未来哲学原理》的一个注中，他写道：“在这本书里，唯物主义，经验论，实在论，人文主义之间的区别，当然是无关紧要的。”（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40页。）然而，在稍后出版的《反对身体和灵魂、 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一文中，他却以坚定的口吻写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生理学、心理学都不是真理；只有人本学是真理，只有感性、直观的观点是真理，因为只有这个观点给予我整体性和个别性。”（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05页。）也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费尔巴哈并不在乎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哲学，但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他更倾向于人们把他的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学。事实上，马克思更多地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而不是从他的唯物主义那里得到灵感的。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人道主义与异化，这使他的唯物主义学说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文性。马克思不仅指出，“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是一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72页），而在整个国民经济学的视野中，“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7页。）；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性的沦丧，并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天然的联系。在《巴黎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以更确定的口吻写道：“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4页。）充分显示出马克思的哲学与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简要地论述了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史，强调在培根那里，唯物主义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它变得片面了，尤其是在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页。）这就告诉我们，唯物主义并不天然地与人文精神合拍的，既存在着与人文精神一致的唯物主义，也存在着与人文精神敌对的唯物主义。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差别，所以马克思又指出：“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den mit dem Humanismus zusammenfallenden Materialismus），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在这些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明确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唯物主义学说，而且公开地表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实践上与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还对费尔巴哈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表示赞赏，认为他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批判的要点。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马克思转而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人”的概念的抽象性，但这决不表明马克思抛弃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抛弃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精华，恰恰相反，马克思仍然是这一传统的伟大的继承者，马克思不过是把人的问题奠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阐明而已。马克思以后思想的发展也一再向我们证明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491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又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其剩余价值的学说， 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始终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人文性始终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重要特征。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夸大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以致竟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即人们把人性、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精神通通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加以否定，仿佛马克思哲学是从来不屑于谈论这些东西的，它关心的只是阶级斗争、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由于这样的思维定势的形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遭到了严重的曲解，即它被变形为马克思本人批判过的霍布斯式的、“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种误解对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发展来说是灾难性的。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辩证性
我们在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辩证性与通常所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并不是一回事。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是辩证法和一般唯物主义的结合，而我们则认为，在马克思哲学中，并不存在着一般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本质上也就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我们这里提到的“辩证性”决不是以抽象的物质或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为载体的，而是以人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为载体的。一言以蔽之，我们在这里讨论“辩证性”时，强调的不是“辩证性”本身的内涵，而是它究竟是以什么东西作为自己的载体。也就是说，我们是从本体论，而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思索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特征的。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写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也就是说，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性不在于强调抽象的物质是如何运动的，而在于强调人的本质是如何在劳动的辩证过程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决不是“物质或自然自身的运动”，而始终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载体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这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那种机械论的唯物主义不同，它始终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人的活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流行的哲学教科书总是把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自然作为辩证法的载体，这样一来，人的活动和人类社会这一最重要的基础就被抽掉了，辩证法成了某种类似于诡辩的东西。恢复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辩证性，就是要把人的活动和人类社会作为辩证法的真正的载体。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历史性、实践性、人文性和辩证性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事实上，也只有充分地认识这些基本特征，才能领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特殊性，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划时代的革命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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