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东瀛文体”：晚清古文革新的挫折与回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东瀛论文,古文论文,文体论文,挫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4)05-0141-08 众所周知，晚清对古文冲击与破坏最大的当属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因其夹杂新名词与日本文法，故时人又称之为“东瀛文体”①。于此，学界大多从后来文学发展的角度予以积极评价，而对同时声势浩大的抵制“东瀛文体”思潮，却以逆流与保守眼光视之，未予足够重视。这不仅泯灭了晚清文学变革的复杂面相，同时也使辛亥革命前后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成为突兀而不可理解之事——仅将其归结为文人对传统的迷恋或革命失意后的自我颓放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因此，笔者不揣谫陋，拟通过晚清抵制“东瀛文体”思潮的全面考察，从反面对晚清古文变革作一新的透视。 一、“东瀛文体”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近代西学东渐，大量新概念涌入中国，由于本土缺乏相应义理，不得不创制新词以相指称。洋务运动时期，因主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虽有新名词出现，但“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1]127，故未引起士大夫的注意与警觉。甲午之战，泱泱大国清朝屈膝于撮尔岛国日本，辱国之甚为开国以来所未有，从而激起普遍的痛觉意识。对西方的学习开始由“军兵炮械之末”转移到“士人之学、新法之书”上来，而借途日本以通欧西之学也因此成为朝野士大夫的共识。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使明敏士人习其文字，数月而通矣，于是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士新得之学举在是，吾数百万之吏士识字之人皆可以讲求之。然后致之学校以教之，或崇之科举以励之，天下乡风，文学辐凑，而才不可胜用矣。”[2]263-264张之洞的《劝学篇》即吸纳了这种观点，并成为此后朝廷变法的指导思想。借此东风，“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1]127。 “东瀛文体”的泛行，梁启超厥功甚伟。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主掌上海《时务报》，“初尚有意为文，其后遂昌言以太、脑筋、中心、起点，湘报继起，浏阳唐才常、谭嗣同和之，古文家相顾惶恐”[3]。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文“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4]206。 梁启超“新文体”的迅速风行，虽因其文“别有一种魔力”，然根本动力仍在朝廷对西学的提倡，而科举的停废则是最直接的推动力量。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废八股而改策论，后虽因变法失败而搁置，但庚子事变后清廷谕行新政又恢复了此项改革措施。曾亲历乱后首次科考的河南士子魏少游说，“到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及各县院试，就废除了八股，考试策论、经义了”，“改试头场历史论五篇、二场时务策五篇、三场经义三篇”。[5]62-65朝廷断然改革科举，尤其是增加时务策一项，士子又如何应对?曾积极准备应试的晚清士子朱峙山壬寅年(1902)十月十八日的日记这样写道：“下午由袁夏生借到郑赤帆所购时务新书，如《中国魂》、《新民丛报》之类，可以开文派又一格矣。”十二月初十日又说：“午后将郑宅借来之《新民丛报》、《中国魂》二种，一一阅读之，习其文体，是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6]102-103这与柴萼清末观察到的情况完全吻合，他说“留日学生兴，《游学译编》依文直译，而梁氏《新民丛报》，考生奉为秘册，务为新语，以动主司”。而当时一些趋新的提学使与主考官对此也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著者江西典试吴士鉴“尤喜新词”，在其所拔取的解元熊元锷试卷上，竟直接批语称其“能摹梁文”。[3] 科举为国家抡才大典，同时肩负端正士风与厘正文体的社会职能，如此衡文校士，其导向与示范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时任陕西藩台的樊增祥《批学律馆游令拯课卷》就称：“今之少年，稍猎洋书，辄拾报章余喙，生造字眼，取古今从不连属之字，阄合为文，实则西儒何曾有此?不过绎手陋妄造作而成。而新进无知，以为文章著此等新语即是识时务之俊杰。于是通场之中，人人如此，毕生所作，篇篇如此……中国文字自有申报馆而俗不可医，然犹不至于鹦鹉改言从靺鞨，猕猴换舞学高骊也。迨戊戌以后，此等丑怪字眼始络绎堆积于报章之上，无知之物承窍乞余，相沿相袭。”如果说八股改策论促成了青年士子对“东瀛文体”模仿的话，那么朝廷对西学的提倡则直接导致了西学新词在公私书牍中的泛滥。樊增祥该文即提到“南郑禀牍用起点字”，虽“经抚宪切责”，但其本人却“自鸣得意，以起点二字示其学有本原”。[7]161张之洞主掌学部期间，也因“往来公文禀牍，其中参用新名词者居多，积久成习，殊失体制”，而“通饬各司”，“嗣后无论何项文牍，均宜通用纯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词”。[8]更有甚者，宣统元年“颁行先朝宪典”，秉笔者徐世昌竟使用了“四万万人”这样的新名词。 总之，因报章的流通风行，朝廷对西学的提倡，尤其是科举的停废，使“东瀛文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迅速崛起，其影响所及已到了“学者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的程度，不待主张白话之声起，“而中国语文已大变矣”[3]，古文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东瀛文体”与古文根本不相容。首先，新造词语多与中国本义不相通，由旧学出身者难以索解。康有为就说：“日人之于华文训诂，多所未愜。如自由、经济等词句，皆与中国本义相反。即体操二字，在中国文法，只可曰操体乃通。而其行文又习于佛典之重文，若慈悲、勇猛、坚固等字，必用双名。由是主名百物，多用双字。如教主立教之教，而必曰宗教；教学之教，而必曰教育。此今人译述日文而视为确然不刊者，实考之而皆极不通者也。”[9]331904年颁行的《新定学务纲要》也举“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认为它们“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10]其次，文法长累芜杂，不合古文规范。1908年年底恽毓鼎偶看编书处财政三卷，觉“文笔冗漫，虚字多不通”，遂发议论道，“学生译东文书，最喜用‘之’字、‘而’字、‘然’字，有一句而四五‘之’字者，‘而’字、‘然’字往往不通。文法之弊一至于此”[11]417。除虚字外，中国古文本以单字成文，而东文新词则为双语，“既牵汉文，又加英文法”，“文法长累过甚”[12]140自是不得不然。因此，在古文家眼里，东文根本无文法可言，刘师培即言“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中国。其始也，撰书译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13]3583。恽毓鼎说得更为直接，他认为“近来新文体、新名词盛行”，不但古文“义法失传，十年之后将一通文理者而不可得”。[11]377最后，“东瀛文体”通俗鄙俚，与古文的雅驯存在根本冲突。《新定学务纲要》明确指出：“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10] 因此，“东瀛文体”的兴起使晚清士大夫对古文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深切隐忧，徐珂《清稗类钞》即录时人言云：“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14]1724称“东瀛文体”为“文章之革命军”，并非耸人听闻，恽毓鼎就预言“若无通人学士保持，不及十年，国文亡矣”[11]614。而“中学则以文为主，文之不存，周孔之教息矣”[15]353，对于晚清的士大夫而言，无论是守旧还是趋新，这都将是无法容忍的结果。 二、抵制“东瀛文体”：晚清维护古文的朝野努力 “东瀛文体”产生影响始于梁启超主持《时务报》时期，因此它首先遭到了湖南士大夫的抵制与攻击。叶德辉戊戌年四月撰写的《〈长兴学记〉驳义》即称：“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16]103-104科举改试策论后，此种抵制更趋激烈。王先谦曾直接致书湖南巡抚陈宝箴，称：“自时务馆开，遂至文不成体，如‘脑筋’、‘起点’、‘压、爱、热、涨、抵、阻诸力’及‘支那黄种四万万人’等字，纷纶满纸，尘起污人。我公夙精古文之学，当不谓然?今奉旨改试策论，适当厘正文体，讲求义法之时，若报馆刊载之文复泥沙眯目，人将以为我公好尚在兹。观听淆乱，于立教劝学之道未免相妨，此又一说也。”[17]865规责之意溢于言表。而同时由湖南士大夫发起制定的《湘省学约》甚至将“辨文体”作为重要一条列入其中，称“文所以载道也……国朝沿明之旧，以制艺取士，法律綦严，近时风气大非，或剽窃子史，或阑入时事，甚且缀缉奇字怪语，不知音义，无可句读，文风几于扫地。乃持衡文者，大半茫昧，动为所欺。此以是投，彼以是取，辗转仿效，循而不变，必至科目无一通人，宜朝廷以时文积弊太深，改策论也。然试场策论，非有学术能文章者主持之，其弊殆比时文更甚。观《湘报》所刻诸作，如热力、涨力、爱力、吸力、摄力、压力、支那、震旦、起点、成线、血轮、脑筋、灵魂、以太、黄种、白种、四万万人等字眼，摇笔即来，或者好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阅不终篇，令人气逆。若不共惩此弊，吾恐朱子欲废三十年科举之说，将行于今日”[16]153。此话竟不幸言中。 事实上，朝廷诏改科举并非对此没有担心，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张之洞与陈宝箴《会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在文体上明确要求策论“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氏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馆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严加屏黜，不准阑入”，如此“则八股之格式虽变，而衡文之宗旨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18]765这些建议基本都被清廷所采纳①，但无所依傍的士子为应急之需，偏偏拿康、梁文体作为模仿对象，完全违背了朝廷厘正文体的初衷。这一点立即引起了在朝士大夫的警觉，遂试图通过科场衡文加以纠正。癸卯年(1903)吴蔚若提学四川，鉴于当下文章新名词泛滥，浅陋之士“偶见译本西书，不达其事理而反学其字句，且以施之经义史诠之中，连篇累牍，杂出不伦，举向时抄袭八股文海之故智，而用以为西学”，遂饬谕诸生“吾中国士人不宜独忘其本，且以此不经见之文字用之场屋……学文字，览周秦两汉魏晋唐宋之文，求其明于事而达于理焉可矣，毋以译本书时报纸为口头禅文字障也”。[19]同年湖南乡试副考官吕珮芬也私下听人谈及，张之洞“阅特科之卷，其不取者有三：一、蹈袭康梁之书例；二、引用西书不择典正者；三、誉外太过，立言失体者，均不入选。众皆服其宗旨之正”[20]130。端方主持鄂闱期间，亦“详加戒谕，如改良、起点、反影、特色之属，概不准阑入卷端”。张之洞门人樊增祥在陕为官时，不仅发誓“以天帚扫此垢污”，并声称部属以后“凡有沿用此等不根字眼者”，“必奋笔详参，决无宽贷”，盖“矫枉不嫌过直也”。[7]161 1905年科举彻底停废，学堂兴起，中西并修，通过科场衡文以阻止“东瀛文体”的发展显然已不再可能。为“存国文，端士风”，《新定学务纲要》特别规定学堂应“戒袭外国无谓名词”，要求“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搀杂。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且徒贻外人姗笑。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10]。既要修西学，又要防止外国名词的阑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学堂教育并未按照《学务纲要》严格执行。不唯如此，甚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还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可见端正文体已成一纸具文，张之洞就曾指责学堂流风所及，“论说文章、寻常简牍，类皆捐弃雅故，专用新词，驯至宋明以来之传记词章，皆不能解，何论三代?”[21]1766为此，他首倡创立存古学堂议，并引起各地督抚的积极响应。江苏巡抚陈启泰《奏仿设存古学堂折》称：“新学灌输以来，此邦硕彦，类能率作兴事，取精用宏，亦由中学素知体要，故能发挥旁通，觥觥称盛。各属所办之学堂随时增益，亦复日异月新，唯课程注重普通，自于国文晷刻稍促。风会所趋，人心厌故，后生小子于中国文字率多疏略，甚或试在优等而一经未能成诵，全史从未寓目，词章不知体裁，辄用新词自喜，文义格塞，字体讹谬，驯至年满卒业，转相授受，势必译西书莫究其义，述科学莫畅其词，不及十年，将求一能授国文之教员而亦不可得。及今图之，犹未为晚。”[22]四川督抚递呈学部的《奏筹设存古学堂折》亦称：“立国于世界，其政治、学术、风俗、道德，所以经数千年递嬗而不可磨灭者，莫不寄于本国之文字，其优美独到之所在，即其精神根本之所在，非是则国无以立……比年以来，朝廷罢制科，广设学堂，采东西各国科学，期于取长补短，宏济时艰。而风会趋新，后生厌故，学校虽逐渐推广，国粹反日就湮微……且各种科学多用译本，学子操觚率尔，非特捃摭新词，竞相仿效，即文法词句，亦受病于无形。川省向为文学渊薮，乃所见考试优、拔诸生文艺及各学堂国文试卷，明通瑰玮者间或有之，而俚俗窳陋触目皆是。循是以往，窃恐不及十年，中等以上学堂可任讲经课文之教师不易觏觅，而入大学经科、文科、通儒院之资格更无其人。道微文敝，中国所以立国之本，渐趋于弛坠。”[23] 视“东瀛文体”为洪水猛兽并非身居庙堂者然，民间亦无不如此，故其对“东瀛文体”的抵制之力似亦不让于政府。1905年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其机关报《国粹学报》公开宣称：“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24]4为该报撰稿的若邓实、黄节、马叙伦、章太炎、刘师培、陈去病、王国维等，皆一时学界翘楚，其影响自非碌碌者流所可比拟。更重要的是，新兴的大众媒体也参与进来。1904年，《东方杂志》所刊之《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称：“自庚子以后，译事日兴，于是吾国青年各拾数种之新名词，以为营私文奸之具……吾国未有新学以前，国中士夫，虽黑暗，虽腐败，然旧道德犹存也。即有败类，要其举动，犹有顾忌。自此种新名词出，于是前此之顾忌讳饰而为之者，今则堂然皇然，有恃无恐。是则未有新学，犹有旧之可守，既有新学，并此几微之旧而荡亡之矣。孰谓近来风气之有进步耶?”[25]1906年6月30日，《申报》发表《论文字之怪现象》一文，对新名词的产生、流行及其问题作了颇为精当的概括：“原夫新名词之初入文字也，在译东西书之学子一时翻译华文，无恰当之名词以易之，故仍而不改。其继阅译本书多者，新名词日积月累于胸中，故临文时取之即是，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卒也，不学之徒见新名词之可喜也，以为用新名词即可以冒称新学家也，于是尽心模仿，极力搜罗，一若用新名词愈多即新学问愈博者然，至是而新名词遂大行于今日之文字矣。所可异者，往往有一篇之中强半用极陈腐语，而于新名词亦三致意焉，官场禀批公牍亦往往有于俗不可耐之文词中，杂以三五新名词，可嗤孰甚……尤可怪者，更有未解新名词之字义，而强以杂凑成文，骤视之似有异样精彩，细观之则实难索解。”[26]因此，《申报》也与《大公报》一样，将新名词的使用与民德之堕落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民德之堕落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当数年以前人民虽无新智识，然是非善恶尚有公评，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27]。 由此可见，“东瀛文体”在晚清的发展并非学界想象的那么顺利，而是出现之初即遭到朝野士大夫的强烈抵制。虽然这些阻力未能遏止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但绝非螳臂挡车，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瀛文体”的演进轨迹，使晚清古文革新表现出回环往复与多样化的复杂态势。 三、从激进到保守：晚清古文革新的挫折与回潮 甲午战争以后，中学不济时用，甚至“存中学”，亦“不得不讲西学”，大体已成朝野共识。在此情势下，张之洞适时地提出了其“中体西用”的观点，并期望通过改科举、兴学堂，达到以“中西经济救时文”[28]9750之弊的目的。这种“采中西之学术于一炉而冶之”的想法，在晚清士大夫普遍认为“道微文弊”的情况下，无异一针强心剂，激起了他们复兴古学与古文的热情。 既然“东瀛文体”是对古文的“革命”而非促进，那么在此之外寻找新的融合中西文的途径便成为时下之需。应运而起的严复，为此树立了典范。虽然他也认为“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29]156，但并不赞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在他看来，“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30]559因此，他主张“假自它之耀以袪蔽揭翳”[15]234，也就是借新学发旧学之潜德幽光。在如何以古文承载西学方面，他开辟出了一条与梁启超迥异的道路。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31]11译文求雅自是维护古文的基本要求，而他认为“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又显然是针对“东瀛文体”而发。严复曾多次批评新名词的模糊歧义，如《宪法大义》言：“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以吾国训诂言仲尼宪章文武，注家云宪章者近守具法。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来者，每多此病。”[29]238可见，对于严复的翻译理念，如果仅从纯粹文本翻译方面去理解，似未尽其意，他显然也有维护古文、抵制“东瀛文体”的现实目的。因此，严复宁可“贻艰深文陋之讥”，而不肯改其求雅之道，梁启超曾劝其译书“改以通俗”，他答书则称：“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庞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30]516-517 因此，严复的翻译文章赢得了古文家的一致赞赏，吴汝纶甚至誉其“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31]7。这使同时担心“西学一昌，则古文之光焰熸”的晚清士大夫，看到了复兴古文的新希望，林纾就曾不无乐观地说：“予颇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尤不能曲绘其状。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或谓西学一昌，则古文之光焰熸矣。余殊不谓然。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融为一片，彼严几道先生不如是耶?”[32]223这显然有点过于理想，事情的发展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西学之昌不但无助古文复兴，且有使其日渐式微的趋势，清、民之际世事的巨变，令严复幡然悔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熔中、西文一炉而冶的理想既已破灭，那么唯有旧学则“尽从其旧，而勿杂以新”。[30]605至此，严复所代表的正统士大夫革新古文的实践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是卫道者最后的坚守。民国时期林纾就不无感伤地说：“当此风雅销沉之后，吾辈措大，无益于国，然能存此国粹，为斯文一线之延，则文章经济，虽分二途，即守此一途，于世亦无所梗。是在好古君子加之意耳。”[33]6340 事实上，在严复、林纾积极开辟古文革新新途径的同时，一些古文家“为斯文一线之延”，也默默地进行着努力。恽毓鼎在新学势盛之时，即“斤斤以文法授子侄”，并与同道往返讨论古文义法，称“今日新说簧鼓，旧学将芜，古文一道，几成绝响，倘得二三同志讨论而发明之，或可任一线之传”[11]273-274。樊增祥在陕西创办官报《秦报》，甚至以“行远”期之，自称“若抉择无方，取盈篇幅，野言尘牍，触目生憎，虽强令州县购阅，不过人掷数金，增多炉灰一寸耳，遑冀行远乎?是故俯仰随人，而无特立之帜者，在人则为李志曹蜍，在物则为泥牛瓦狗，在音则为腐木湿鼓，在味则为白蜡空螯，在文则为今日无味之报章而已矣”，因此该刊增入“关中文录”一门，“俾读者生欢喜心，除尘俗气”，以达到“言文行远”[7]169之目的。 当然，影响更大的则属早期古文革新者的回转。康有为本为“东瀛文体”的始作俑者，但宣统年间却移书梁启超，指责他“久于东中，又声名已成，有意开新，乃摭拾东文入文……以致波荡成风。文字则芜漫，文调则不成，千古文章之入于地狱恶道矣”，要他“作一文自忏而攻东文者”，“如辟革命然，免援后生以口实”，并说“汝观吾文，曾肯用一日本字否?日本变新制可采，若以中文造恶俗字则不可从也……至学韩非子报体，颇宜。以汝之学，无所不可。为今之计，不必求增美，先求释回，但扫尽埃秽，清光大来，然后渔猎酣醉于古人，无所不可耳”。[34]151康有为自言为文不“曾肯用一日本字”，颇有点大言欺人的味道，但由此却可说明他对“东瀛文体”的态度发生了逆转。梁启超虽未对乃师这一规诫做出明确回应，但其后为文似亦有较大转变，胡适就称其中年文章“把早年文章的毛病渐渐的减少了，渐渐的回到清淡明显的文章”[35]117，连批评其报章文字颇为激烈的胡先骕也不得不承认“其研究学术之著作”尚能传之久远[36]。 曾经是“东瀛文体”传播中坚的留学生，此时也大批回转。高旭《愿无尽斋诗话》有云：“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林少泉往年以一书寄我，所言，可谓先得我心矣：‘……国事日亟，吾党之才足以作为文章、鼓吹政治活动者，已如凤毛麟角。而近人犹复盛持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之说。下走以为，此亦季世一种妖孽，关于世道人心靡浅也。吾国文章实足称雄世界。日本固无文字，故虽国势盛至今日，而彼中学子谈文学者，犹当事事丐于汉土。今我顾自弃国粹，而规仿文辞最简单之东籍，单词片语，奉若邱索，此真可异者矣。……’”[37]544-545高旭与林少泉均是当年积极提倡与实践“东瀛文体”的著名留学生，此时却宣称此种文体“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确实颇具吊诡意味。由此亦可说明，他们始初提倡“东瀛文体”，主要目的在开启民智的政治宣传，内心实际并未将其作为真正意义的文学来看待，若“蚍蜉旦暮之已化”，不必期其留名行远也。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就曾坦言：“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38]107这种心态自然就为他们日后反对与抵制“东瀛文体”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刘师培清末所撰《论文杂记》，于通俗报章之文与古文分而视之的态度，更能说明晚清文体革新的复杂问题，他说：“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若夫废修词之功，崇浅质之文，则文与道分，安望其文载道哉?则崇尚文言，删除俚语，亦今日釐正文体之一端也。”[39]89以报章为主要载体的“取法扶桑”之文，为近今中国“启瀹齐民”不可或缺之急务，然不可施之载道行远之古文。这是晚清提倡古文革新者的基本态度，所以当“东瀛文体”一旦侵入，危及古文的根本存在时，当初的提倡者便遽尔转变，成为“东瀛文体”的反对者了。明晰此点，晚清古文革新发生由早期激进到晚期保守的变化，便不难理解了。 正是对“东瀛文体”态度的急遽变化，晚清古文不仅出现了回潮，同时还出现了极端复古的现象。在这方面，章太炎是典型例子，他认为要做到言文无歧异之征，就必须“一返方言”，也就是通过小学训诂，明达字之古义，方能收言文一致之效。因此，他为文多古言古字，生涩难懂，以致被胡适称为晚清古文的极端复古派。[35]127即便如此，章太炎的文章在当时仍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不少人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古文。其著者，如周氏兄弟，以古文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钱玄同称其“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40]382。周作人事后也称当时是“主张复古，多用古奥难懂，超出‘宋元诗词’的文句”[41]190。这种复古之风甚至还蔓延至通俗文学领域，使晚清后期古文一度表现出繁盛的发展势头。1908年徐念慈称“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42]。这一市场反应说明晚清后期文言小说创作较白话小说盛行，目前学界也大体认同了徐念慈的这一观察。通俗文体尚且如此，其他文体就更可想见。毫无疑问，晚清后期古文创作的这一回潮与繁荣景象，为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正统古文维持“最后的体面”①奠定了基础。 综上可见，晚清抵制“东瀛文体”的并非食古不化的守旧者，同时还包括倾向西学的开明士大夫，甚至曾经提倡“东瀛文体”的也最终倒戈成为反对者，这说明晚清抵制“东瀛文体”思潮绝非一股无足轻重的逆流。在此种思潮下催生的种种古文革新主张及其实践，不仅使“东瀛文体”受到极大的挫折与挑战，古文甚至还因此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虽然这一回光返照是短暂的，却为古文做了一个很光荣的下场②。 四、余论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体的革新与变动显然触动的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从晚清到“五四”，正是中国文学由文言向白话转变的关键时期。但晚清提倡白话，似乎并未激起朝野士大夫过多的非议。究其原因，乃在于文言与白话并行不悖的传统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晚清主张白话文学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35]149此话虽略显刻薄，但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晚清士人夏曾佑倡导白话小说时说得非常清楚，“中国人之思想嗜好，本为二派：一则学士大夫，一则妇女与粗人。故中国之小说，亦分二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43]一向被视为晚清白话文学革新先驱的严复，宣统末年在《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中也说：“汉文食品之珍馐，而国语拼音则菽粟也，珍馐固为精美，而非人人能用，今保珍馐而弃菽粟，此富室之所能，而齐民之不幸。”[44]134白话既不阑入古文，自然不会对古文造成根本威胁。而“东瀛文体”则不同，它直接侵入古文，其影响正如时人所言“不待妄人主张白话，而中国语文已大变矣”，因此晚清语言变革的焦点问题是“东瀛文体”。围绕“东瀛文体”，晚清古文生发出种种革新趋向，构成了晚清古文变革的复杂面相。从根本上讲，“东瀛文体”之争的背后是中西学之争，这样它实际可以看作“五四”文白之争的预演与前奏。所不同的是，晚清传统文学的势力似乎还占据上风，因此抵制“东瀛文体”思潮导致了晚清古文革新的挫折与回潮。揭示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不仅使晚清文学变革的内在逻辑得到清晰显现，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得到进一步凸显，而且晚清与五四文学变革的本质与区别在此种视角下也会烛照得更为清晰。 注释： ①“东瀛文体”是晚清西学东渐的直接产物，其主要特征是捃摭新名词与夹杂外国文法。虽然这些未必皆出自日本，因其时学习西方多借途日本，移译日本书籍较他国为多，故受日本文体影响最巨，时人因习惯将类似的“新文体”统称为“东瀛文体”，或“倭文”“东文”等。 ②关于此点可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相关论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③刘纳语，见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刘纳在描述此一时期古文创作的繁盛景象时，也以古文撰译小说名世的林纾为例证，可以参看。 ④此借用的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评章炳麟古文语，见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7页。标签：梁启超论文; 古文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体论文; 日文字论文; 晚清论文; 士大夫精神论文; 时务报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