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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刚刚举行了30周年的庆典。其前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作为“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于1978年创建①，随后，又有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1979）、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1980）②、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1980）③等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相继诞生。虽然这个研究领域本身的出现较之研究机构要早得多，但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体系的自觉努力却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这些机构的诞生以及学科化的冲动，也产生了中国高校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化的先驱，笔者称之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早期学院派”。如果说1978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化和制度化的发轫之始，那么，业已遍布海内高校的教育研究院所，则昭示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已届硕果累累的而立之年。在此，回顾几位早期学院派代表人物的贡献，更觉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就来之不易。
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早期学院派的产生与代表人物
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至少有百年历史。早在1892年郑观应就在《学校》一文中，就西方的学制及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等进行了介绍。民国时期，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更是从政府到民间均有关注，甚至出版了若干论述高等教育的专著。④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有关部门、学校和个人由于自身实际工作的需要，进行了有关高等教育的若干研究工作。”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基本属于政策阐释、状况描述、工作总结一类”，具有“个别、零星、分散”等特点，规模小、数量少，而且“几乎没有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人员。”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前，中国基本上还没有产生专业性、学科化的高等教育研究。⑤
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兴起，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说其必然，是因为“客观需要，势在必行。”⑥ 众所周知，经过十年浩劫，中国高等教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高校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高等教育的地位一落千丈，也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非常混乱。正如潘懋元先生所指出的，“四人帮”的许多谬论“是直接针对高等教育而发的”，对此，除了要从政治上加以揭露批判，还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批判和清算，“这就需要全面深入地研究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具体地分析高等学校的教学方式与方法，……真正解决一些认识问题。”⑦
当时，对于如何办高等教育、如何办高等学校，很多单位确实感到茫无头绪；对于各学科的国际发展前沿，我们更是懵然无知。正因为如此，早在1977年，华中工学院就号召全校各专业的教师利用暑假到全国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收集信息，了解本领域的前沿发展状况。可以说，当时无论是在办学理念上，还是在办学方针和实践上，都需要拨乱反正。因此，组织一批专家对高等教育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其中规律性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复兴提供理论指导，这既是现实的使命，也是历史的必然。
说其偶然，是因为正好有那么一批长期热心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和领导躬逢其盛，如果没有他们的鼓与呼、支持与扶持，即使有了相应的客观环境和历史需求，高等教育研究也未必能那么快就在全国形成气候并步入学科化的轨道。
这些对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其代表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高校及学校相关部门的管理者，主要是一批校长、副校长、教务长（教务处长）、科研处长、学生处长等，他们在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制度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中坚和开山的作用，正是他们的远见卓识、不懈努力以及对高等教育研究的身体力行，才奠定了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良好基础，其代表人物如刘佛年、朱九思、潘懋元、刘道玉、顾明远、汪永铨、姚启和、蔡克勇、郑启明、薛天祥、王浒、王亚朴、李忠善等；一类是政府官员或政府智囊，主要是一批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或热心高等教育研究的领导，他们为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化、合法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他们的高瞻远瞩和热心扶持、理解与帮助，甚至亲自参与，才保证了高等教育研究制度化的尽快完成，其代表人物如张健、余立等行政界学者，以及郝克明、谈松华、周南照等一批政界智囊型学者；还有一类就是一批对高等教育研究充满热情的中、青年学者，这些人是当时高等教育研究的生力军，活跃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各个领域，尽管他们大多来自其它学科领域，但其中的很多代表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这部分人员为数众多，兹不一一列举。
笔者在此仅就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早期学科建设中起过奠基作用的朱九思、潘懋元、汪永铨三位学院派先驱略加评述。选这三位代表，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特殊贡献；称他们为“学院派”，主要是为了区别于那些兼做政府官员和政府智囊的学者。
二、早期学院派的特征与贡献
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是无数前辈艰苦努力的结果，其中，朱九思、潘懋元、汪永铨三位先生就是其杰出的代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和制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于个人风格及阅历的不同，其影响也各有差异。当然，学界对他们的评价会见仁见智，这里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不当之处，尚祈海内方家斧正。
1.他们大多具有丰富的高等学校管理经验，对高等教育的规律性问题有深刻体悟和独到见解。
朱九思先生，1916年生，江苏扬州人，早年在武汉大学求学，未及毕业便前往抗日军政大学，从1953年开始，主持华中工学院工作30余年，其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70年，他就开始反思中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的问题，认为‘当时全国不过十几所国立大学，都办得不错，如能冷静考虑，是可以不调整的。为什么要把北京大学的农学院、医学院分开独立出去，以至于把生物系和农学、医学分开？我看这样做没有多少科学依据，大可不必。’”⑧ 而且，他一直认为文理分家、理工分家、教学和科研分家等“与迅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严重不相适应，必须改变”。⑨ 1979年6月，他在向教育部汇报赴美、加、日三国考察高等教育的情况时，正式提出了“大学的学科结构要综合化”的主张。⑩ 正是在这样的办学思想指导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华中工学院创办了新闻系、中文系、外语系、经济管理系、社会学系等，在全国理工科高校中开创了办文科的先河。经过朱先生的努力，“华中工学院积极创办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终于在1984年底，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前，使华中工学院具有了理工文管相结合的新型综合性大学的雏形。”(11) 陈海春有一句话概括得很好：“朱九思是一个从职业革命者转到教育战线的老兵，他有着独特的优势：比官员更懂得教育，比学者更懂得管理。”(12)
潘懋元先生，1920年生，广东揭阳人。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在早期学院派中是少数教育学科科班出身者之一，改革开放后不久，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顾问、海外教育学院院长等管理职务。在长期的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中，他自觉地从理论的视角，特别是从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区别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早在1957年，他就指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高等教育问题和普通教育问题中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呢？主要是由于下列两个因素：①高等专业教育，就其性质而言，是专业的，内容复杂，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直接联系。就其系统而言，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高等教育。②大学生是十八九岁以上的青年人，已经达到成人阶段，他们的身心发展特征与社会经验不同于中小学生。”(13) 同时，他在上世纪50～60年代还对高等学校的教学原则问题进行了探讨，如1956年，他提出了高等学校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原则”，1964年又提出了“少而精教学原则”。1959年，他还探讨了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涉及到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的本质与规律问题。
汪永铨先生，1929年出生，湖北鄂州人。他和中国早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多数学者一样，是“半路出家”的，他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入北京大学。他从青年时代起，历任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系主任、电化教学中心主任、教务长等职，长期从事高校基层的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并在1970年代就“开始结合工作潜心学习和研究教育学理论”。(14) 他深知处理好学校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曾经指出：“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行管理和控制既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但必须指出，……这只是说明政府的管理和控制是有根据的，不可避免的，而绝不意味着它可以是随意的、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的，也决不意味着否定高等学校自治与学术自由论的合理内核。”“因此，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控制必须是适当的、合理的。否则，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达不到目标要求，而且会受到损害。”(15) 由于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他深知我国当时本科教育的问题所在，特别强调大学本科阶段通识教育和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往往需要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不能仅仅依靠单一学科的知识。……本科教育必须有通识教育的部分。”(16) 而且他还从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大学毕业生一般至少可以工作30年，如果由于教育工作上的短视，使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存在某些严重缺陷（例如过分的专业化），那么他将在未来的工作中就不能适应社会、科技发展与进步的要求（例如知识不断更新，职业变动等）。这将不仅给个人发展造成障碍，而且会给整代人和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和损失。”(17)
2.他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位先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化、制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九思先生可以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标杆性人物，他完美地做到了教育理论与办学实践的紧密结合。其特点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往往能于头绪纷繁的复杂矛盾中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要害。笔者以为，九思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贡献主要在于两点：
第一，为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尤其是高等学校管理理论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高等学校管理案例。
九思先生自觉地把高等学校管理与高等教育研究紧密结合，努力探讨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管理原则，他的一些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三本著作之中，即《高等教育刍议》（1984年版）、《高等教育散论》（1990年版）、《竞争与转化》（2001年版），这些著作汇集了他本人在不同时期关于高等教育的一些讲话和论文，其中很多观点都揭示了高等学校办学规律的问题：如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管理也是教育”、“全面提高质量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大学要“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等，他还具体就高等学校的管理原则与办学方向问题、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办学特色问题、教育质量问题、教师培养问题、学科建设问题、学生工作问题、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等进行了阐述。与此同时，他还于1983年组织学校相关领域的学者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管理》专著，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学科化作出了铺垫。
他不仅善于思考高等学校的管理问题，还自觉把这些思考运用于管理实践。作为解放后我国高教界为数不多的著名教育家之一，朱九思先生用自己的办学实践阐释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又用自己的办学理念指导了他的办学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朱九思就没有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他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自觉的、卓有成效的，如对前苏联办学模式的改造、学科综合化的建设等。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华中工学院从一所纯粹的工科大学转变成了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从一所默默无闻的小型院校转变成了一所规模宏大的著名学府；从一个地域性高校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重点大学。如果要研究解放后中国高等学校管理的成功案例，笔者认为，朱九思时代的华中工学院最为典型。
第二，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化建设了一支学者队伍，并建立了相应的学术平台。
李均博士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一书中指出：“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展相对平稳，在国内高教研究界的影响相对有限的话，那么1996年该所取得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管理）博士点以后发展迅速，后来居上，成了与上述三个（厦大、北大、华东师大）高教研究所相提并论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18) 如果以是否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来衡量一个研究机构影响的大小，这段话当然是正确的。但笔者以为，华中科技大学高教研究所在全国同行中地位的确立远在取得博士点之前。主要根据是：首先，早在1995年前这里就涌现了一批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著名学者，如曾经或当时正在华中理工大学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全国知名学者，除了朱九思以外，还有姚启和、蔡克勇、文辅相、涂又光、刘献君、冯向东、李汉育、陈昌贵、赵炬明等，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所学校拥有这样一支队伍在国内都是少见的，而这支队伍正是在九思先生的带领下成长起来的。其次，该所出版了我国最早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著，1982年和1983年，分别正式出版了《高等教育简史》（蔡克勇编）和《高等学校管理》（朱九思、蔡克勇、姚启和主编）。这两本专著为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史和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九思先生还以高远的战略眼光，早在1980年和1983年就不失时机地分别创办了《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两份专业期刊，而这两份期刊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发表成果的重要平台，这一点即使现在也没有任何一所学校能与之媲美。因此，早在1995年前，华中科技大学就已经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化作出了关键贡献，他们的研究特色也在那时就得以确立。如果说今天华中科技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有什么特色的话，笔者以为，如今已享誉海内、引领前沿的“院校研究”就是其一，而“院校研究”的深厚传统就肇基于朱九思时代。
与九思先生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职业管理者不同，潘懋元先生出于专业的敏感性和使命感，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创立、发展和建设，并创建了自己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可以说，潘先生既是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研究的“扛大旗”者，更是取精用弘、创造性地总结当时国内学者对高等教育规律的探索与思考的集大成者。潘先生对高等教育研究的贡献，笔者以为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主导建构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第一个理论框架，并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潘先生就开始主持编写《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文革”后不久，潘先生等又开始尝试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1978年初，就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组，虽然人员少，资金不足，但毕竟是一个艰难的开始，当年8月更名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标志着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室诞生。在建立机构的同时，还着手创办《外国高等教育资料》期刊，计划编写《高等教育学》，这显示潘先生已经明确地开始了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化的努力。1983年正式出版了《高等教育学讲座》。1984年7月，由潘懋元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问世，这一专著第一次系统地建构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向学科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一著作，也许还有许多可以完善的地方，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不仅非常难能可贵，而且对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都具有开拓引导的意义。在厦门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倡导下，经过全国同行的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也在1983年成立，它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网络的形成。1984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正式取得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年，又取得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9) 这为后来其他高校获得高等教育学科的硕士、博士点起到了示范作用。要而言之，第一次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框架，以厦门大学为据点，率先建立高等教育研究室，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化和制度化进程中发挥开拓、创导、推动作用，这正是潘懋元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
第二，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才。
美国著名教育经济学家亨利·莱文教授曾经在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说过：衡量一位教授的贡献，不仅要看他的学术贡献，还要看他培养了多少高质量的学生。笔者以为，在这方面，潘懋元先生的贡献在本领域无人出乎其右。自1984年厦门大学获得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和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以来，在潘先生带领下，先后培养了一大批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也通过一批批弟子将其影响带到了全国。仅潘懋元先生个人就培养了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100余名。(20) 桃李遍天下之誉，实不为过。
笔者非常赞成陈洪捷教授的观点，和以上两位先生不一样，汪永铨先生属于那种“困惑型”学者，“汪先生从来不满足于一些流行的结论，对许多看似正确的理论和说法总是要问个究竟、追根溯源，并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而且‘经常不得不为某个在头脑更有条理的人看来并不存在的问题思考出一个答案’（哈耶克语），无论得出什么新的结论，都是为其付出大量努力重新论证的结果。这样，困惑当然在所难免。”正因为他的“困惑”，所以他总是强调“文章千古事，下笔需谨慎”，很少发表自己的作品。我想这也是他一直不愿意出版其高等教育研究专著（其实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几次把出版其著作列入计划，他都婉言谢绝了）的原因之一吧。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慎思笃行”，“述而不作”，典型地践行了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训。令人遗憾的是，汪先生不仅没有多少鸿篇巨著问世，甚至也未能做到“弟子三千”，但在笔者看来，他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其贡献是独特的，主要体现在：
第一，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和国际化开风气之先。
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完全是在中国学术界与外界隔离多年以后从本土成长起来的新事物，其研究范式从理论到方法都不免带有一些不成熟之处，主要表现在：在理论内涵上，借鉴普通教育学的理论多，反映高等教育本身的理论研究不够；在方法上，思辨因素多，实证成分少，经验描述多，科学论证少。
汪先生一向强调，对于学术研究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所谓“从大处着眼”，就是在思考高等教育问题时要有宏观的视野、系统的观点、战略的高度、国际的眼光。他很少就教育问题谈教育问题，而总是把问题放到一个大系统中去论述，如关于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的论述就是如此。他善于通过国际比较的框架从战略上把握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讨论中国面临的问题，而很少就中国论中国。如他关于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的研究就是如此。他非常注重研究团队成员的知识互补和国际视野的拓展，如在他的研究团队中，既有研究英美问题的专家，也有研究俄国问题的专家，还有研究日本问题和德国问题的专家，他自己也有很好的英文和俄文基础。所谓“从小处着手”就是研究的问题不要“虚”和“空”，要从具体、实际的问题出发，研究“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要“小题大做”、“小题深做”。
汪先生特别强调要“在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水平上下工夫”，尤其是方法，绝对不可忽视。他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与高等教育的理论同等重要。他强调，研究方法要“实”，要言之有据，而不是靠拍脑袋、玩思辨，这大概与他长期从事物理学的研究不无关系。他强调的实证方法包括“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两个方面，他常常说“任何运动状态都表现为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而这两方面又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各自孤立的。因此，在科学研究中，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是不能截然分离的。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一段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描述性、思辨性成分较重，注意定量分析不够，对质的研究结论缺乏量的规定的支持。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极大改变，但又有唯定量研究为科学的倾向，……有的定量研究就只是将某些数据用已有的数量化方法进行计算，等于做了一道大习题。所以如何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是今后高等教育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问题。”(21)
同时，在研究范式上，他还特别强调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他认为，“高等教育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它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生理、心理发展密切相关，因此，高等教育理论不可能是就教育论教育的一种理论，而必然与这些相关领域的理论有联系。”他在肯定“我们的研究工作确已引进、借用了许多相关领域的理论，因而推动了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的同时，指出“这种引进和借用常常有全盘搬用或者把教育理论与其它有关领域理论简单、机械地加以叠加的现象。因此，如何把有关理论真正在高等教育这一运动形式上有机地融合，形成与高等教育这一特殊矛盾相对应的真正的跨学科的高等教育理论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22)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本人在研究中“一方面积极组织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课题，另一方面从不同专业出身的人员中吸收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者，避免使高等教育的研究局限于某一单一的专业视野之内。”(23)
第二，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北大学派”发展奠定了基石。
笔者认为，在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百花丛中，开放得最鲜艳的奇葩当属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与上述三位前辈当年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
笔者在这里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称为“北大学派”，未必能得到全国其他机构学者的认可，即使是北大学者也未必人人赞同。称之为“学派”，理由之一是为了阐述的方便；理由之二，更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原高教研究所）确已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是国内同类机构中一个独特的学术共同体。长期以来，北大教育学院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实证，而且始终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紧密结合而不偏重偏废，目前这在国内同类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是少见的；在研究领域上，注重国际比较高等教育、教育经济与财政、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等领域的研究，承担了大量的国际、国内相关重大课题，并在这些领域形成了传统优势，20多年来，硕果累累；在学术观念上，一向不盲目从众，在众多问题上坚持独立见解，因而屡有创新；其研究团队形成了多元化的梯队组合，学源结构良好，既享有共同的学术理念和学术传统，又崇尚独立不倚，个性发挥；在学术共同体的内部治理上，中西结合，既遵循国际惯例，较好地体现了“民主”与“自由”的原则，也充分考虑对中国实际的适应和对本民族优秀学术传统的继承。
由于北大教育学院具备了以上特征，姑且称之为“学派”。追溯这个“学派”产生的基础，笔者以为与汪先生密不可分。汪先生在北大口碑甚好，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仅知人善任，而且甘为人梯，又极富战略家眼光。他曾不遗余力地培养和扶持青年教师，大力引进人才，致力学科队伍建设；同时，很早就开始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等单位合作，推进中国的教育经济、教育财政以及高等教育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这些学科在今天的北大已经茁壮成长；汪先生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机构合作，共同研究和培养博士生，如他一直紧密与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加强宏观政策和管理研究，并共同培养博士生，使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实际。
笔者有理由相信，在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会有更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新“学派”产生，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进一步走向繁荣。
今年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制度化以来的30周年，回顾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成果卓著，可庆可贺。同时，笔者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尤其是继承、光大前辈们开创的事业，寄予极大的期望。在我们这个崇尚GDP的时代，如何真正做到“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冒昧地提出了两个概念：“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早期学院派”和“北大学派”。前者代表人物甚多，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且“学院派”之说也不全面，尚祈有关学者和学术流派海涵；后者准确与否也无把握，亦盼海内方家赐教。至于笔者在文中选择三位前辈妄加评论，实乃大不敬也。好在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作为学生有什么过错，大概都能得到原谅吧！
［收稿日期］2008年7月
注释：
① 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页，http://210.34.22.89/
② 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页，http://www.gse.pku.edu.cn/xykk.asp?last=1
③ 见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研究院主页，http://www2.bust.edu.cn/jky/pages/xygk.asp
④ 如1929年，南华图书局出版的郑若谷所著《明日之大学教育》、高等教育司编印的《高等教育概况》，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中的相关文章，1932年北平著者书店出版的《大学教育新论》，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孟宪承所著《大学教育》，1938年战时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梁欧所著《战时的大学》，1941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的王觉源所编《战时全国大学鸟瞰》等等，具体参见李均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3页。
⑤(21)(22) 参见汪永铨“《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几点思考》，载《教育研究》1999年第10期。
⑥⑦(13) 潘懋元著：《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⑧⑩(11) 姚启和著：《姚启和教育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⑨ 具体参见朱九思著：《对目前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我见》，载《光明日报》1980年7月10日第二版；以及“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1977年10月。
(12) 陈海春：《朱九思在1978年前后》，http://blog.sina.com.cn/s/blog-5407eob90100965f.html
(14)(23) 闵维方：《汪永铨教授的治学道路与风格》，载陈洪捷编，《社会、经济与高等教育》，1999年版，第2页。
(15)(17) 汪永铨：《关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载《上海高教研究》1988年第4期。
(16) 汪永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载《东西方大学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8)(19) 李均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289页。
(20)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8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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