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还是悖离
——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改造”
马云志 陈 宇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鲍德里亚揭示了消费社会中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解、人与物主客关系的颠倒以及符号差异性对整个社会的奴役与控制，对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度解读。无疑，其消费异化思想是对马克思劳动异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然而，鲍德里亚却把自己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改造”——这个“改造”既包括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外在补充，也涵盖对马克思劳动异化内涵的误读以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批——看作是自己对马克思的空前超越。殊不知，他已在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悖离中落入了形而上学的陷阱。因此，鲍德里亚最终只能退回到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在象征性交换的虚无之中来寻求真实的关系。
【关 键 词】 鲍德里亚 马克思 消费异化 劳动异化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剖析和批判了生产社会中人的劳动异化现象，揭示出异化产生的深层根源——私有制。并透过私有制所导致的异化劳动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关系，从而为人的自由解放探寻了出路——共产主义社会，后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系统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完成了对劳动异化扬弃之路现实性的完善。进入现代社会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人类走出了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但与之相随的则是消费社会的到来和消费异化的出现。鲍德里亚批判了消费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表现出对个人主体性丧失和共同体没落的深深担忧。但与马克思不同，鲍德里亚为陷入异化深渊的人类所寻得的光明是复归带有浓厚原始社会意味的象征性交换。那么，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改造，究竟是实现了颠覆与超越，还是倒向了误读与悖离，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丰裕与匮乏——消费社会的神秘面纱
鲍德里亚在《物体系》《消费社会》等著作中所揭示和批判的消费异化，正是长久以来笼罩着消费社会的神秘面纱：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极大丰裕，资本主义社会逐渐由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却逐渐受到物的包围和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深深地掩藏在“物体系”之中，成为一种高悬于消费之网上的虚幻性存在。可见，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确象征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但这种丰裕不是真实的丰裕，隐藏其后的是由于消费异化而带来的人类精神世界的真实匮乏。由此，对消费异化也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
在鲍德里亚的语境中，消费异化现象集中体现为真实之物的死亡与主客双方的颠倒。大体说来，消费社会中的一切商品都不再是商品的客观存在本身，而成为了一系列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编码，是资本主义特有存在方式的普遍投射。换言之，物本身没有意义，符号成为一种贯穿始终的中介和能指，是繁芜丛杂的消费社会里具有高度统摄能力的“一”，它内含了现代消费社会最根本的生成原理和运作机制。鲍德里亚在洞悉了消费社会的能指游戏之后，却发现现实的具体所指业已踪迹全无，只留下由一串串编码和符号所建构起来的指涉物，而这些指涉物不过是受控的指涉物，是资本主义内在价值体系所制造的镜花水月。因为在符号逻辑的支配下，真实之物已然死亡。至于商品，它既然是人造之物，则自它降生之日起就理应附属于人。但在消费社会中，一切逻辑和现象似乎都颠倒与错乱了——人被人造之物所包围、侵蚀并完全控制，人的物化使自身成为物下之物，物的人化却使其成为人上之人。而这种主客体的易位最终导致了人的先验性的终结和真实自我的迷失，“主体不可能再次成为总体的人，他不可能重新发现自己，今天他已经失去了自身”[1](P153)。虽然在马克思所分析和批判的生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地受到现实存在的物与物的关系的遮蔽，但拨开实体之物的幕帘，一切本真依稀有迹可循。反观鲍德里亚所言及的消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受到的却是符号化了的物与物的关系的遮掩，由于这种符号化了的关系只在空洞社会的能指意义下运作，故其真实存在再难以觉察。
马克思曾经说过：“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1]616而这些在进行理论抽象时所“撇开不管”的“矛盾”，却是人类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要一步一步地经历其形成、发展和解决的全部过程，因而这必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人类生活现实中社会发展取向的偏离，人与社会及自身的协调严重失衡，产生人类困境和生存危机，就是忽视个人之为个人的特殊性、具体性和独立性，就是离开个人的发展空谈社会，实际上就是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然而，探寻隐藏在“死亡”和“颠倒”之后的虫洞，可以看到的恰是使用价值的消解与符号区分的意义。商品的原初意义在于由物本身的有用性所建构起来的使用价值，在于其对主体“必需”的满足。所谓主体的“必需”，指的是维持人的基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即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对使用价值的必要消耗。消费社会虽然满足了人作为动物而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必需”，但资产阶级或是为了更好地处理由生产过剩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物的堆积，或是为了实现对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真实关系的有效操控，建立了商品之间的象征意义。于是，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消费社会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资本主义符号价值体系为人们建构了愈来愈多的“必需”，对这种基于符号意义上的“必需”的追求终于将商品自身的使用价值消解于无形。在社会的价值取向由以有用性为主导的使用价值系统向以差异性为特征的符号价值系统转变之际，人的异化便加深了。这里，符号作为整个消费社会的能指，代表着一种差异性结构，具有其自身特殊的区分意义。因为符号是建立在原始社会“夸富宴”现象的社会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原始社会的“夸富宴”以馈赠的形式实现对自我财富的炫耀，从而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显然，消费社会中“夸富宴已经消失了，但它们的原则并没有消失，它作为物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而被保留了下来”[2](P4)，这就是符号的逻辑，即每一种商品都有其特设的编码体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和等级序列，人们通过对这些商品的消费获取的已经不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其内含的符号价值，并以符号价值实现对自身的社会定位与再塑造，或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社会群体的归属，或是仅仅为了在这个由仿真和模拟组织起来的虚幻社会中证实自我的客观存在。
【病因】由原生动物的纤毛虫，贪食迈阿密虫（Miamiensis avidus）寄生所引起。该虫为长20～45μm的泪滴形，全身有纤毛，运动活泼。在鳍条基质、体表鳞囊内、真皮下的结缔组织和脑等高密度寄生，用显微镜观察各组织抹片或压片标本可以检出该虫。未见报道脑内寄生的其他纤毛虫。该虫为条件性寄生，池塘中剩下的饵料、死鱼是其喜爱的生存场所。
从生产之镜的破碎到象征交换的复归，鲍德里亚在对马克思的劳动、生产、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的激烈批判中远离了共产主义的前行之路，建构了自己以象征性交换为基点的理论大厦，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系列概念最终没能逃离由资本主义社会所构建的这种抽象的编码和符号的游戏，“概念在无限的换喻过程中唤醒着自己，这个过程表现如下：人是历史的；历史是辩证的；辩证法是物质生产过程；生产是人类存在的活动；历史是生产方式的历史”[1](P31)。通过对自己眼中“形而上学”的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批判，鲍德里亚骄傲地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胜利者和超越者的神圣城堡。
鲍德里亚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消费社会及内含其中的现代性进行了碎片化解读，认为自己已从理论内涵、现象认知和解决路径等各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的全面超越。殊不知，在他激烈地抨击和批判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形而上学”性的同时，真正落入资产阶级罗网之中的却是他自己。鲍德里亚在把消费社会和现代性打成碎片之后，吸收借鉴了莫斯以给予和回馈的循环交换为主要特征的“礼物”理论和巴塔耶以单向耗费和无目的性支出为主要特征的“普遍经济学”，提出了他所谓的象征性交换构想，自认为寻找到了一条通往自由王国之路。然而，他没有看到自身理论学说的致命缺陷——历史倒带的零可能性。因此，他所寻找到的自由王国是荒谬的，也终将使自己走向虚无。
二、前行与复归——生产概念的实质“突破”
也正是鉴于此，他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实践基础上的共产主义道路。在他看来，马克思根本无法从资本主义的深层牢笼中逃脱，因此其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其生产实践也仍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实践。所以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剖析和解读，对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强烈批判，无非也只是为了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组织体系和生产关系，为了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故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的理论学说看似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现存占有的批判，却反而会起到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发展和巩固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鲍德里亚才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解放之路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和发展。在这之后，鲍德里亚也为真实之物的再现和真实自我的回归开出了他的药方：复归原始社会的象征性交换。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使用价值的功能逻辑、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符号价值的差异逻辑和象征交换的逻辑。与之对应的四个不同原则分别是有用性、等同性、差异性和不定性。”[2](P144)可见，在四种价值逻辑中，鲍德里亚最终选择的是彻底拒绝和排斥一切价值渗透的象征性交换。作为鲍德里亚思想的阿基米德点，象征性交换代表着本真的社会交换，是对包括消费社会中披着符号外衣的一切经济性交换的彻底否定，也是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回归的原点。这是鲍德里亚对整个理性主义和人类文明的非历史反思之后所寻得的终极归宿，也是他自认为对马克思思想理论的更深层次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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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认为，自己完成了对马克思劳动异化的内涵扩充：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着重批判了生产社会中人的四重异化——人与物的异化、劳动或人的生命活动的自身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异化。然而，1929—1933 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彻底把资产阶级从单纯依靠生产进行资本积累和增殖的酣梦中惊醒了，在这之后消费环节开始引起资本家的注意。随着生产力的长足发展，社会逐渐步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极大丰裕，生产的作用遂被逐渐消解，而消费最终成为实现资本增殖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所以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生产之镜已然破碎，故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不再适用，推动着整个社会运转的是符号的逻辑，“消费的过程演变为吸收符号和被符号吸收的过程”[5]，因此人的异化集中体现为消费异化。鲍德里亚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异化的内涵将不断变化，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资本主义社会在对资本增殖和扩张方式的不断调节中“优化”着阶级剥削形式，企图以更加隐蔽的手段掩盖其剥削实质，而人的异化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加深，异化的内涵当然也随之变更。所以，鲍德里亚自认为他的消费异化理论是对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在资本主义新的历史演进阶段上的实时发展和全面超越。
鲍德里亚的确深刻地洞悉了消费异化的实质并果敢地揭开了消费社会的面纱，这成为他自以为实现了对马克思异化思想完美超越的逻辑起点。其后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及其以生产为基点建构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激烈地批判。鲍德里亚认为，生产之镜业已破碎，马克思的生产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却仍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架构，所以这些概念不过是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特殊言说，而唯有他自己才是彻底的和革命批判的，于是鲍德里亚自认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内在结构和经济关系的洞察比马克思更加敏锐。在此基础上，他否定了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寻找到的人的自由解放之路，提出了以象征性交换的价值逻辑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的回归。在他看来，这是自己在对整个现代文明和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之后所能找到的纠治异化的最好路径。反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却需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之上，故仍未能脱离生产的狭隘眼界。由此，鲍德里亚更加确信自己已实现了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实质突破和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空前超越。
令人诧异的是，虽然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劳动异化及其背后深藏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却仍遭到了鲍德里亚的激烈批判。在鲍德里亚的逻辑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始终囿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之中，因为作为其一切理论的逻辑支撑点的生产和实践，不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非历史普遍投射。所以鲍德里亚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所进行的一切理论思考与建构，都是在这个毒太阳的普照之下进行并完成的，因此，其思想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也就成为必然。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归纳鲍德里亚的思考逻辑：马克思一方面痛批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行逻辑下的劳动异化，控诉了资本的罪恶——“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P871)，一方面却高度强调劳动和生产的重要意义。殊不知，正是这种生产本体论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石并铸成了资产阶级牢不可破的统治根基，正是这种所谓的进步的历史观导致了人的异化的不断加深并使人最终走向沉沦。显然，鲍德里亚认为自己已然窥见了资本的奥秘和马克思理论学说的破绽与偏见，因此在《生产之镜》中将资本的“真理”和劳动力的“本质”一语道破：“将劳动力看作‘具体的’社会财富的来源，是对劳动力抽象操控（abstract manipulation）的彻底表达：资本的真理在这种把人看作价值生产的‘根据’中达到了顶点。”[1](P5)可见，鲍德里亚认为一切生产、劳动、进步等概念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行逻辑和价值体系的产物，正是这些看似正面和积极的概念愚弄了马克思，使马克思深陷资本主义的泥潭却不自知。鲍德里亚自认为他洞悉了资本游戏的规则与本质，从而摆脱了阶级性的局限和历史观的狭隘，从本质上实现了对马克思的超越。
更深层次而言，正是商品逻辑的普及和符号价值体系的建立铸就了消费社会的虚幻。在消费现象充斥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究其根源，消费现象的普遍性恰源自商品逻辑的普及化。在商品逻辑的支配下，任何东西似乎都可以成为交易的商品，不仅是有形的客观物质产品，甚至文化、人脉乃至性等均可以或明或暗地被贴上价格的标签而登上交易的舞台。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言：“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致个体的幻想和冲动。”[3](P197)可见，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宗教的批判一样，在这个“泛商品化”的消费社会中，琳琅满目的商品乃至灯红酒绿的繁华，也无一不是装饰在“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用其华美的羽衣掩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中“被压迫生灵的叹息”[4](P4)，牢牢地束缚与支配着它的信徒和奴隶们。只是不同于宗教的锁链，在现代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里，这种锁链是一种来自于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符号之锁，它贯穿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始终，并借助符号的自我再生产，建构起一种虚幻的繁华，使置身其中的人们无所遁形，从而将人的异化倒向深处。鲍德里亚看到了商品逻辑和资本主义符号价值体系对整个社会的支配与控制，而人在商品逻辑所建构起来的海市蜃楼中已然失去了对真实自我的认知与判断，彻底沦为物的附庸。
三、肢解与“建构”——鲍德里亚的历史虚无
从“物体系”到资本主义符号价值体系的建构，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其作为真实之物而存在的内在本质已经消解和“死亡”，取而代之的符号差异性带来的是现实社会关系中人与物的主客颠倒和人的真实自我的迷失。同时，基于符号所特有的等级序列和区分意义，社会的阶层界限由此被划分，而人与人的真实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易于操控。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极度荒芜反比式地并存，消费社会的神秘面纱就这样被鲍德里亚无情地揭开了。
具体说来，鲍德里亚的消费异化是对马克思劳动异化在资本主义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超越这一观点，本身便不足以令人信服。诚然，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他们的思想理论都立足于自身所处社会的真实境况。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批判，体现了他对彼时工人阶级生活境况的真实关注，而鲍德里亚对消费异化的解读，也同样体现了其人文主义情怀。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与消费本身都是实现资本增殖和扩张的必要手段。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两个重要环节，彼此密不可分，生产系统与消费系统的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从而加速其资本原始积累而不惜采取了使人异化的手段（超时工作、雇佣童工等）。在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为了进一步实现资本的增殖和扩张，资产阶级用其精心编织的符号之网牢牢操控着整个消费社会，人的异化被深藏在了资本主义符号价值体系所建构的“自由”童话之中。因此，无论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异化，还是鲍德里亚所解构的消费异化，都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历史进程中人的异化的具体表象。尽管他们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异化的深层本质总是一以贯之的，并不随外在呈现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尽管鲍德里亚的消费异化理论是以马克思未曾置身其中的消费社会为基点而建构的，但消费异化与劳动异化内在本质的一致性已然证明了鲍德里亚仅仅做到了对马克思异化思想外在形式的补充。
而鲍德里亚关于自己对马克思生产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则是他相当引以为豪的地方。鲍德里亚从根本上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的逻辑，在他看来，生产本身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它所支撑的是一切罪恶的源头。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理论情绪，使鲍德里亚变得异常敏感，所以当他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之时，不自觉地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批判反而会成为麻痹劳动人民的工具，从而有助于资产阶级通过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因此鲍德里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种理解中，马克思主义有助于资本的狡计。它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在出卖劳动力时被异化的，这样，在审查更为激进的前提时，他们相信自己作为劳动力可能被异化，而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时是‘没有异化的’。”[1](P12)显然，鲍德里亚曲解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他所抓住的仅仅是后来被马克思放弃了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他没有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制性弱点、对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物化等方面的深刻批判[7]。正是这样的深层误读，使鲍德里亚陷入了自己理性的臆想之中：马克思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陷阱，因此其在资本逻辑束缚之下的理论学说也不具有纠治异化的现实力量，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虚伪的、不彻底的。而唯有像他鲍德里亚这样跳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框架，才能彻底摆脱束缚，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制高点，洞悉假面之下的一切。显然，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和自身的评价都不过是脱离实际的无稽之谈。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鲍德里亚以不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象征交换的逻辑呢？如前文所述，鲍德里亚的象征性交换以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和莫斯的“礼物”交换为主要理论来源。但鲍德里亚并不完全赞同巴塔耶所主张的单向耗费，他指明了交互的必要意义，认为对太阳的祭祀并不是单纯地付出，而是一种对神的挑战的回应，以此来求得富裕，但“这种交互性并不来自于某种理性的、价值的逻辑的强制性，而是充满了神圣性，这种交互性的结果也并不带来所谓的生产与进步，而是以耗费本身为目的”[8]。而莫斯的“礼物”理论则阐释了物的神性力量可以使交换行为在价值逻辑之外得以持续进行。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鲍德里亚建构了象征交换的逻辑，彻底拒斥价值的渗透以及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企图以此来实现对异化的扬弃和回归人与人的真实关系。显然，这仅仅只是鲍德里亚基于自身的主观臆想和理论冲动所迫不及待地为纠治异化寻找的路径。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本质上是批判马克思对生产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承认，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所谓的以支撑象征性交换行为持续进行的物的神性本身就是空中楼阁，而马克思所坚信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前行也是使得他所推崇的原始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生存模式最终解体的根本原因，整个人类历史正按照马克思所预想的方向演进。历史没有回头，鲍德里亚的这一思想并没有现实的可行性，他所提出的象征性财富与交换的复归也必将化为幻影。其实，就连他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又曾在《消费社会》中指出：“一切异化的理想解决办法都被无情地击碎。异化是无法超越的：它就是与魔鬼交易的结构本身。”[3](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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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现实社会中人的生活境况的深切关注到对真实之物与真实自我的追寻，马克思和鲍德里亚都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所在，并皆为寻找根治问题的方式和路径做出了努力。然而，马克思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的坚守，寻找到了扬弃异化的现实路径，但鲍德里亚却自认为自己摆脱了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束缚，摆脱了马克思的束缚，他在将现实社会全面碎片化以后，“建构”起了象征交换的逻辑，从而自认为实现了对马克思的空前超越，但他没有意识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已然深陷形而上学的泥潭。
其实，异化思想早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就已初现端倪，却由马克思将其系统化完善化。马克思在《手稿》中深刻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这标志着其异化思想得以正式确立。无疑，鲍德里亚的异化概念源自马克思，两人异化思想的回归点都是生活与关系，但鲍德里亚却最终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层误读并进行了激烈批判，从而在寻求异化的扬弃之路上与马克思分道扬镳。究其根源，恰在于两人对生产和实践之理解的根本性差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P501)正是立足于此，他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说，把对异化的思考和批判从其早期人本主义的思辨性逻辑之中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的视域之下，从而在以人为实践主体的尘世生活中为实现人的异化的扬弃指明了方向。鲍德里亚却不然，他虽然看到了消费社会中所谓丰裕与匮乏的实质——“建立在区分基础上的消费社会永远不会是一个丰盛的社会，因为生产得越多也越感到匮乏，交流总显示的是个体的不足，而我们却用浪费展现了一个丰盛的神话”[9]。但他在成功地洞悉了消费社会的能指游戏并提出了“符号的焚烧”之后，却由于失去了现实的根基而退回到了原始社会象征交换的逻辑之中。显然，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改造”无所谓超越，其实质不过是一种深层的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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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565.59；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03-0031-06
* 本文为2018 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项目编号：18YJ A710037）；兰州大学中央高校自由探索项目“共产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L Z U JB W ZY078）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马云志（1963—），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陈宇（1994—），男，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张美玉）
标签：鲍德里亚论文; 马克思论文; 消费异化论文; 劳动异化论文;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