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新文化与民初上海文化生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上海论文,化与论文,新青年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6-0094-10 《新青年》在近代史上所起的那么大的影响，是与跟《新青年》有关联的一系列事件综合产生的，包括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改革、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包括白话文倡导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生、共产党成立，而这些事件的发生，每每与上海的城市环境、文化生态、京沪两地的文化差异、文化人的互动有密切关系。 一、《新青年》创办与上海出版市场 陈独秀当初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是有着创办一大型出版公司、兼营杂志的一揽子规划的。他原先在日本帮章士钊编《甲寅》杂志，因妻子高君曼在上海生病住院，乃于1915年6月回到上海。回沪途中，他就酝酿了创业计划。他的理想愿景是：联合上海安徽籍的出版商汪孟邹(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叔潜(通俗图书馆老板)，湖南籍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群益书社老板)，成立一家大书局，以出版《青年杂志》为旗帜，再把安徽人胡适从美国请回来，负责编译工作。回沪第二天，他就陆续与一些同乡、好友进行商量。湖南人章士钊、安徽人柏文蔚、张己振等都曾参与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这一宏大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出版杂志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得以先行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一揽子计划，群益书社才会在并无赚钱胜算的情况下，每月慨然投入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来出版《新青年》。①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陈独秀与汪孟邹在1916年11月专程到北京招股筹款，勾留月余，筹得十余万元。他认为，以筹得之款，加上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的资产，总共三十余万元资本，可以先开办起来，再徐图发展。②就在他在京筹款之时，蔡元培找上门来，邀他到北大任职。诚如陈思和所说，如果不是横道插进蔡元培三顾茅庐把陈独秀请到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这个计划没准就实现了。③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也还没有放弃这一宏大计划。他只答应蔡元培暂时承乏，做三个月，然后南返上海，继续努力出版事宜。④ 陈独秀的这一计划，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有着很大的可行性的。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中国出版中心，全国出版业的80%以上集中在这里。这里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从著书、编书到印刷、发行，都相当齐备。这一时期，上海出版业发展飞快。以书局数量而言，辛亥(1911年)五月前，上海有116家书店。1912年新开业的就有中华书局、尚古山房、中华图书馆等35家。此后，亚东图书馆(1913)、中外舆地局(1913)、泰东图书局(1915)、广仓学会(1915)相继开设。以出版业产值而言，前清末年，大概每年四五百万元，到民国初年，翻了一倍，约一千万元，其中商务占十分之三四，中华占十分之一二。⑤外资的广学会、申昌书局等尚不在内。从前景看，时人普遍认为，中国出版业潜力巨大，前途广阔。⑥陈独秀谋求在出版行业进行发展，既有他此前从事过报纸、杂志的经历有关，更有他对上海乃至全国出版前景的乐观判断有关。中华书局就是一个现成的榜样，它自1912年正式开张，不到五年时间，便成为上海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公司。 办出版社，以书籍、杂志并行，杂志为旗帜，书籍为后盾，这是当时上海大型出版公司的通行做法，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1904)、《教育杂志》(1909)，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1912)、《大中华》(1915)等，都相当成功。商务与中华，都有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杂志。商务有针对幼儿的《儿童教育画》(1908)、针对少年的《少年杂志》(1911)与针对青年的《学生杂志》(1914)，中华则相应有《中华童子界》(1914)、《中华儿童画报》(1914)与《中华学生界》(1915)。这种经营模式对陈独秀自有影响。他的一揽子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商务、中华等成功模式的复制。有论者注意到陈独秀《青年杂志》与基督教青年会《青年》杂志的关系，其实，他的想法可能受商务、中华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大。他想在上海出版行业进行竞争，大干一场。汪原放回忆录里引当事人的议论，可以折射出陈独秀等人的心态： “群益过去好，近来听说也不很好了。他们的《英汉辞典》、《英汉双解辞典》，不如以前了。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要向他们配不少《辞典》，据说月月结账，要用笆斗解不少洋钱给他们。后来商务出了《英华辞典》等等，价钱比群益便宜，内容也很好。群益也急哩。” “中国图书公司都搞不过商务，群益怎么搞得过。而且，中华书局也在出《英汉小字典》等等了。群益实在很危险，搞不过资本大得多的商务、中华的。” “恐怕子佩翁、子寿翁有眼光，和亚东一并，靠湖南、安徽的资本来大干，也来一个大公司，也说不定。”⑦ 从陈独秀经营《新青年》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对于陈独秀的事业也是有实际意义的。《新青年》创办以后，前两年在上海编辑、印刷、发行，自不用说。即使陈独秀到北大任职、《新青年》编辑部移京以后，其排字、印刷、发行地点仍是上海。 二、新文化人才与上海的渊源 清末民初的新文化人才，多与上海有所关联。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清末便是活跃沪上的新派人物。蔡元培自1901年以后至1906年8月，在上海南洋公学教书，是南洋公学学潮的主要支持者。他是新式团体中国教育会的会长，爱国学社创始人，也是反清团体光复会的会长，参与办报、张园演说、试制炸弹等活动。上海是蔡氏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出发地，也是他结交新派人物的重要场所。陈独秀于1903年从安徽来到上海，参与《国民日日报》编辑工作。这份报纸是章士钊等人在《苏报》被封禁以后创办的刊物，以宣传自由民主、鼓吹反清革命为宗旨，号称“苏报第二”。陈氏在这里结交了蔡元培、章士钊等人，参加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正是从上海，陈氏踏上了政治活动的征程。1913年，他在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从安徽亡命至上海，穷困潦倒，依靠替亚东图书馆编书济急。胡适1904年从安徽到上海求学，在上海呆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读书，“胡适”这个名字也是在上海改的。胡适自称，在上海的这六年，是他一生的第二段落。他在这里初步接触新学，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上起了激烈的变动，开始了白话文写作，由一个乡巴佬变成了新青年。没有上海这一段，胡适不可能出国留学，也不可能有日后那番举世瞩目的成就。 北京大学文科教员中，相当一批人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新文化运动起步的契机，而蔡得以出长北大，正是沈步洲、马叙伦、范源濂、汤尔和与夏元瑮等人在北京策划的结果。⑧这些人，大多是蔡在上海时的学生、同志或朋友。其中，关键人物范源濂，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在十几年以前，与蔡同在上海从事爱国活动，共同参加拒俄运动。⑨沈步洲、马叙伦、汤尔和、夏元瑮都是蔡在上海南洋公学和中国教育会的同志。蔡到北大后，他所罗致的人才，相当一批人在上海工作、生活过。比如，钱玄同与刘半农，都是在上海接受了新思想，开始了白话文训练。钱玄同1904年在上海参与创办、编辑《湖州白话报》，1905年在上海南洋中学学习。刘半农1912年到上海谋生，参与《中华新报》笔政，为中华书局编译员。他曾在剧团工作，认识了新剧家徐卓呆，开始通俗文学创作。日后，他与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串演的双簧戏，所谓“王敬轩事件”，典型的海派风格，便得力于他在上海剧团当过编剧演过戏的经历。黄晦闻，1902年到上海，参与编《政艺通报》，1907年在上海筹组国学保存会，办《国粹学报》，宣传革命，1917年后执教于北京大学。章士钊，1903自南京退学到上海，入爱国学社，后参与《苏报》、《国民日日报》笔政，一度担任《苏报》主笔，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活动家。叶瀚，1894年以前便参加上海格致书院的课艺，1897年来上海办《蒙学报》，后参与中国教育会工作。锺观光，1902年以后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工作。沈步洲，南洋公学学生，爱国学社成员，曾在张园演说。刘三，上海人，晚清因收葬革命烈士邹容尸骨而被称为义士，南社成员。朱家骅，湖州人，15岁(1908年)即到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同济大学前身)读书，后参加反清起义，为敢死团成员，1914年以后留学德国，1917年执教北大。 这么一长串的名单，是蔡氏担任校长时北大文科的主要师资，他们身上都留有上海的印记。 清末民初，作为帝国京师，北京以守旧出名，上海是新兴城市，以开新著称，两地文化氛围很不一样。1916年以前，北京大学亦以保守、腐朽闻名，官场习气严重，乌烟瘴气。蔡元培担任校长以后，厉行改革，引进新人，革新课程，订立新的规章制度，整顿校风。蔡氏如此行事，固然与他曾留学德国，熟悉西方国家的教育情况有关，而他在上海从事新式教育工作以及推动军国民教育的经历，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蔡氏在北大的改革，是将上海的新人物、新风气、新文化引进到了北京。发生在北大的冲突，其实是京沪两地文化冲突的体现。 三、新文化从上海发轫 新文化运动中对儒学礼教的批判，对妇女解放的倡导，对白话文的提倡，在清末上海都可以找到其起始点。 对于孔子与儒教的批判，在上海早已有之。1903年上海出版的《童子世界》便有一篇《法古》，批判矛头直指孔子。文中指出： 孔子在周朝时候虽是很好，但是在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那些民贼为什么这样尊敬孔子呢？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尊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若是因为他已经被独夫民贼称过“至圣”，我们必定要学他的言行，那种见识，我却不敢附和。如若有人说这样的话，我必定要杀他骂他，剥他的皮，吃他的肉。我但望吾童子不要被那种放屁的话惑住。⑩ 此文对孔学批判之激烈，并不逊色于五四时期。 同年，章士钊等人在上海主办的《国民日日报》上，有《箴奴隶》、《说君》、《道统辨》等文，批评儒学不遗余力。《道统辨》指出：专制君主之御民，必托黜邪崇正之名，以束缚臣民思想，儒学的倡导，三纲定名分之说的确立，都是从有利于君主专制出发的。文章认为，道统之说，助长专制之焰，阻碍学术发展，阻碍思想自由之发展，“中国之君主，与教皇不同，其所以信道统之说者，名为信道，实则阻思想之自由耳，名为尊孔，实则借孔教为奥援耳”。(11)1904年，蔡元培等人所办的《警钟日报》上，有《论孔学不能无弊》、《论孔学与政治无涉》等，批评孔学执己见而非异说，独尊儒学有碍学术自由。 此后，于右任等人在上海主办的《民吁日报》、《民立报》上，也都有指名批判孔子、儒学的文章。“这种反传统的文化革新的思想，讨论范围所及，由政治制度，到学术思想、社会伦理、风俗习惯，表现了相当彻底和全面的思想解放的要求，而态度也激烈”(12)。 清末对孔子思想的批判，当然并不限于沪上一隅，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巴黎创办的杂志，也多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就国内而言，则显以上海为最。 妇女解放是新文化运动中广泛讨论的议题，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都有文章发表，涉及的问题有妇女贞操、男女社交、婚姻家庭、女子教育、女子经济独立与职业、废除娼妓等。这些问题，在晚清上海大多讨论过。从1870年代起，上海的报刊对于妇女问题就比较关注。从1870年代到1890年代，《申报》发表过多篇文章，从阴阳调和、中外比较等角度，批判缠足陋习，批驳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讨论女子教育。二十世纪初年，上海出版的《女学报》、《女子世界》等众多妇女报刊，以不同体裁(论说、诗歌、小说、剧本)，宣传男女平等、批判男尊女卑。其中，最有系统性、最能代表那个时期思想水平的是金天翮所著的《女界钟》。此书系统论述女子的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方法、权利和婚姻进化论，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讨论男女平等问题，论述男女不平等并不是人类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认为女子应当恢复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与婚姻自主之权利，倡导妇女教育，倡导女子参政，呼吁妇女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就理论上而言，在男女平等、婚姻、女子教育、男女社交等方面，五四时期并不比晚清提供更多的东西。两相比较，晚清谈论较多的缠足问题，在五四时期比较少谈了，而代之以贞操问题。这一消一长，正好反映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的演进轨迹。 白话文的倡导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这在晚清上海已有相当可观的表现。“白话文运动兴起与维新启蒙同步。在维新人士看来，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挨欺被打，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民众没有觉醒。要唤醒民众，就要讲民众能够听得懂的道理，写民众能够看得懂的文字。于是，文字改革、小说改良、诗歌改良、戏剧改良、画报、演说、白话文，都被赋予维新启蒙的意义，也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而追波逐浪。白话文运动兴起的另一个动力，是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白话文报刊最大的读者群是城市居民。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从农村来的移民。这些人大概有一半人粗识文字。他们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种运动争取的对象。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他们的。”(13) 上海是晚清白话报的发祥地。晚清最早的白话报纸是1876年3月30日创刊的由申报馆出版的《民报》。此报每逢周二、四、六各发行一张，卖半个铜板一份，用白话写成，每一句末尾空一格，人名和地名的旁边，均以竖线号和点线号表明，为的“是使它可以达到《申报》所不能及于的阶级，譬如匠人、工人和很小的商店里的店员等。”(14)上海也是晚清白话报最为集中的地方。1911年以前，全国标名“白话”、“俗话”的报刊，连同那些无白话报之名而有白话报之实的报刊，共约140余份，其中至少27份是在上海出版。有些从报名看本该设在外地的，如《宁波白话报》、《湖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也设在上海。 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的健将，有些本来就是晚清办白话报、写白话文的活跃分子，如胡适等人所办的《竞业旬报》，历时三年，共出41期，是晚清上海历时较长的白话文刊物。胡适便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从事白话文运动的生涯，他日后回忆说：“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15)。 陈独秀曾经论述白话文与上海城市的关系，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16) 四、五四运动的上海因素 五四运动的发生，原因很多，与此前《新青年》的先锋宣传自有内在关系。(17)五四运动以民众运动的形式爆发在北京，其运动方式有一部分伏根在上海。集会演说，散发传单，通电抗议，罢课罢工，抵制洋货，这些抗议方式在清末民初上海已不止一次被运用。 由于上海租界的存在，清政府的统治权力在上海事实上行使得很不充分，不满意清朝统治的志士仁人便利用这一特点，在上海发起了许多针对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抗议活动。在1900年至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上海绅商多次在张园集会演说、散发传单、发表通电、募集捐款。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上海绅商除了运用集会演说、散发传单、发表通电等方式外，还约定不当美国人的雇工，不卸载美船货物，实际上已属罢工行为。清心书院、中西书院的学生已有罢课举动。上海学生组织“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相约抵制美国进口的文具、衣物、食品、玩具，还每日调查美货牌号，登诸会内，供众知晓。吴趼人等人在上海演说之后，还游历杭州、宁波等地，计划联合各地拒约会，结成一个大团体。这种商学结合、学生由学校而社会的运动方式，为五四时期学生所继承。1915年3月因反对“二十一条”，上海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到4月上旬，发展为罢工斗争，杨家渡、日清、三菱公司、浦东日商新老大阪公司、洋泾三井煤栈等码头工人都投入了这一斗争。 美国华子建(Jeffrey Wasserstrom)的研究表明，五四运动的许多抗议形式与此前上海社会有关，列队、奏乐、升旗、演讲、游行、呼口号、罢课、抵制外货，都与租界的庆典、体育活动有一定关系，与清末上海绅商、学生活动有一定关系，“当我们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起点时，应该看到1919年的抗议者是在继承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抗议传统。”(18)1919年的五四运动，实际是此前上海抗议运动的重演、放大和发展。 五四运动5月份在北京表现为学生运动，6月份在上海则表现为市民运动，工人、商人都被卷了进去。“三罢”之中，罢课影响固然不小，但罢工、罢市作用更大。之所以是在上海首先形成“三罢”局面，与上海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清末民初的上海，人口超百万，是中国最大城市，其中商业、工业人口占了很高的比例。自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以后，上海绅商已在社会活动中占居领导地位。“在经济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移民人口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海绅商在全国性爱国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19)诚如民国初年人们所说，“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20)北京工商业规模不大，难以掀起具有全局意义的罢工罢市运动。 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是曹、陆、章三人被罢免。这是全国运动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上海的作用至为关键。北京《晨报》披露三人被免职的经过： (曹、陆、章免职命令之发表)实分为三次，其第一次发表者为免曹令，盖日前已内定者也。乃该令发表之际，即得天津罢市之消息，同时上海各银行又电京行报告上海罢市绵延多日，形势日益重大，政府如不能尽本日将罢免曹、章之命令发表，则沪上金融无法维持，危险万状云云。京行得此电报，遂联合向政府声明，并请速定办法。政府无可如何，遂于昨(10日)午后将陆宗舆免职令发布，以为如此，似可餍足商学界之人心，而镇压眼前之危险。孰意下午复得上海中国各银行团体及商会电，略称：政府如能将曹、陆、章三人同时罢免，则彼等可担任向商界竭力疏通，劝其于明日开市，如不能完全办到，则商民有所借口，前途将益纠纷，安危所系，只在一日，专候明示云云。……政府迫于无法，遂答应再将章宗祥免职令发表。(21) 北洋政府对曹、陆、章三人采取的是能保则保、不能保则一个一个抛出的办法，三个人分三次抛出，每抛一个，都与上海的动向有关。北洋政府之所以特别重视上海的动向，诚如时人所说，“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22) 五、政治刊物与上海环境 《新青年》迁京以后，一度成为北大教授同仁刊物，由相关人员轮流编辑。1919年下半年，编辑部同仁在杂志编辑方针方面发生分歧。10月，陈独秀收回《新青年》主编权。1920年2月，陈回上海定居，《新青年》也随之被带到上海编辑。同年4月，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建议，秘密组建中国共产党。9月，《新青年》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报。此后，《新青年》编辑部除了一段时间因陈独秀到广州工作而移到广州外，主要设在上海。这既与陈独秀工作地点有关，更与当时上海政治环境有关。 如果作为一份普通青年杂志或学术刊物，《新青年》无论办在上海、北京，均无关宏旨。但是，作为一份政治刊物，特别是作为中共党组织的机关报，《新青年》编辑部便以设在上海最为合适。这是因为，北洋政府在北京等地对出版物的控制比上海更为有效。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以后，鉴于晚清政府疏于对报刊的管理而影响政局的稳定，便尽力加强对报刊出版的管理。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出版法》，对出版物作出八条限制，即：“甲、淆乱政体者；乙、妨害治安者；丙、败坏风俗者；丁、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戊、轻罪重罪之预审案件，未经公判者；己、诉讼或会议事件之禁止旁听者；庚、揭载军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机密之文书图画者；辛、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政府还规定办报需得警署许可才行。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政府于1916年9月由内务部警务司颁布《检阅报纸现行办法》，重新启动对于报纸的检查。1918年，北洋政府设立“新闻检查局”，规定其可以对新闻报刊上刊载的新闻信息及其他内容进行检查，并有权利对不法出版予以处罚。1919年10月，内务部颁布《管理印刷业营业规则》，规定“凡印刷营业者无论专业兼业，均应先行呈报，得该管警察官厅许可，给予执照后方可营业”，警察官厅如认为有违反禁止出版之情况时，应禁止其印刷。这些法律条款与政府规定，大多用语笼统、抽象、含混，且缺少实施细则，弹性很大，为政府压制言论自由提供了方便。 在北洋政府高压下，民间出版、结社之类活动受到多方面限制。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乐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警察厅逮捕，被关了三个多月。1920年2月初，他在武汉发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提出要改造社会就要打破不合理的阶级制度。北洋政府命令警察厅在陈独秀到达北京时加以逮捕。陈闻讯，只好避地上海。 在上海，尽管租界有时也会根据北洋政府的要求，对民间出版进行限制、查封，但那主要是从妨碍社会治安角度进行管理，不是作为政治犯罪案件来对待，被处分之当事人不致于有生命危险。上海两租界对报刊的管理，采取的是西方国家通常实行的追惩制。在这种制度下，出版物可以自由出版，行政机关不审查原稿而审查出版物，如发现出版物有违法内容，通过法律途径制裁。在上海租界，报纸言论只有被证实有以下几种情况时，才会被追究或者惩罚：一是有关道德风化；二是造谣诽谤；三是煽动叛乱或鼓吹杀人。从下面三个案件中，可以看出上海租界是如何处理报刊方面诉讼的： 一是戴季陶案。1912年5月20日，《民权报》发表短评《杀》，反对向四国银行团借债，宣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公共租界以鼓吹杀人罪名将主笔戴季陶拘捕，判罚洋30元。(23) 二是鼓吹暗杀案。1919年4月，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向会审公廨控告《民国日报》“有鼓吹暗杀张敬尧等情”，主笔叶楚伧被传讯，报纸被处罚停刊两天。 三是侮辱总统案。1919年9月15日，《民国日报》刊登一篇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文章，仿家谱形式，列出当时亲近日本的段祺瑞政府，将段祺瑞排成日本人儿子，大总统徐世昌则是段祺瑞的私生子。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法庭上，叶楚伧说报纸文章“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并无侮辱之意义”。本报与作者是在希望中国有良好之政府，国民享和平自由幸福。法庭最后判决邵力子、叶楚伧各罚款一百元了事。 在法租界注册的《时事新报》转载过这篇文章，因此，北洋政府委托的律师穆安素又到法租界巡捕房控告，法租界方面派律师为《时事新报》辩护。《时事新报》经理张云雷是国会议员，法租界律师以国会议员受法律保护，“凡是国会议员，非通过国会，不得随意控告”，将原告驳回。原告指控《时事新报》转载文章是“侮辱总统”，被告律师表示总统是国会议员选举的，他怎么会“侮辱总统”？非但如此，由于原告擅自起诉国会议员，被告律师还要求原告负担张云雷从北京到上海来应诉的路费。结果《时事新报》并未被惩罚，这场诉讼也就此结束。 在这三个案件中，戴季陶、邵力子、叶楚伧都没有生命之虞，也不像陈独秀那样被北洋政府处罚之重。 这方面，陈独秀自己在上海租界也受到过拘禁处罚的经历。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罪名是宣传“仇父公妻”，“煽惑他人犯罪”，危害社会。经审讯，被罚款100元大洋。1922年8月9日，陈独秀以参加共产党罪名，又被法租界逮捕，结果被判罚400元大洋了事。这两次，陈独秀被羁押时间都不长，处罚也不算很重。 所以，《新青年》办在上海，虽然也会遭到租界当局的压制，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安全的。 六、陈独秀对上海城市的复杂心态 如前所述，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事业起步在上海，基地在上海，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他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许多方面，又极不喜欢，甚至极为厌恶。就在《新青年》上，他连续发表专论上海社会的短文，包括《上海社会》、《再论上海社会》、《三论上海社会》与《四论上海社会》，几乎把一切能用的坏名词都送给了上海： 象上海这种龌龊社会，居然算是全中国舆论的中心，或者更有一班妄人说是文化底中心；上海社会若不用猛力来改造一下，当真拿他做舆论和文化底中心，那末，中国的舆论和文化可真糟透了；因为此时的上海社会，充满了无知识利用奸诈欺骗的分子，无论什么好事，一到了上海，便有一班冒牌骗钱的东西，出来鬼混。(24) 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糟蹋新文化，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所以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呜呼！上海社会！(25) 上海社会除了龌龊分子以外，好的部分也充满了戴季陶先生所谓曼且斯特的臭味。偌大的上海竟然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是算盘声，铜钱臭。(26) 陈独秀说出来的都是事实，但是，还有些事实他没有说出来。清末民初的上海，如同一个无所不有的大超市，城市的乡村的，西方的东方的，激进的保守的，高尚的卑鄙的，新的旧的，红的黑的，好的坏的……什么多有。象陈独秀这样的由传统读书人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的感觉也是五味杂陈。他要办出版公司，发展文化事业，离不开上海；他办《新青年》，要刊登商业广告，离不开上海；他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仁，宣传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上海；他要创建共产党，要在工人集中的地方谋发展，搞活动，离不开上海；他要逃避当局的镇压与迫害，寻找相对安全的庇护所，还是离不开上海，他在安徽、北京、武汉遇到麻烦以后，都是以上海作为最后避难所的。但是，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商业气、铜臭味，没有好的大学与公立图书馆，充满各种流氓、政客，又是那样地不合他的胃口。对于这里的社会空气，他不赞一词。 陈独秀如此，鲁迅、茅盾等人何尝不是如此！上海对于他们，犹如臭豆腐，闻闻臭的，吃吃香的，心态比较复杂。美国学者白鲁恂认为，在民族主义背景下，近代上海人是“被污蔑的口岸华人”，上海城市是被污名化的城市。尽管租界的统治者是外国人，但租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华人，上海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城市。但是，在民族主义笼罩下，这些都被忽略或丑化了。(27)任何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都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建设，都需要有一个对立面才有实际意义，都需要有一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象征物。在印度，英国人是什么样子，印度人都很清楚，殖民主义是很具体的东西。在中国，正如白鲁恂所说，一般中国人与“帝国主义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对他们来说，所谓外国渗透的威胁和“不平等条约”的恶行，只是没有体验的抽象概念。当他们发展出民族意识的时候，上海租界便成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主要象征物。(28)上海城市也就难免成为臭豆腐尴尬形象了。 综上所述，陈独秀当初创办《新青年》，并无到北京发展的打算，而只是其出版事业中的一个方面。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改革，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众多新派人才，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孔学儒教、倡导白话文、倡导妇女解放，都与清末民初上海城市的清新文化、新派人才有密切关系。五四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与这一运动继承此前上海已有的民众抗议方式、与上海工商界深度介入有直接关系。所以，无论研究《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还是研究共产党的创立，都需要考虑其时上海城市社会环境、文化生态的重要价值。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问题，引发文学史学界热烈的讨论。(29)王德威指出，在研究中国文学来龙去脉时，应重识晚清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以小说为代表的晚清文学，已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他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作为一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来看待，从而破除将五四作为突兀现象研究的传统框架，指出现代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王德威之问很有启发性。这一发问移植到思想界，同样适用。2003年，美国加州大学普莱斯等学者，举办“五四范式之外：中国现代性研究”讨论会，便从经济活动(报刊业、书籍出版等)、社会组织(同乡会等)、思想观念(政治观念、女权主义)等多方面入手，探讨了晚清与五四的差异与联系问题，很有创获。(30)不过，我以为，如果将王德威之问，加上地域因素，可能更为全面，也更有助于人们对晚清与五四问题的思考。因为，无论王德威还是后来加入此讨论的其他学者，所征引的晚清史料，包括《申报》的论说、《点石斋画报》、《海上花列传》、《游戏报》、《新小说》与《绣像小说》，大多出自上海；所述及的晚清文人，无论韩邦庆、吴趼人，还是李伯元，也大多生活在上海。离开上海那么特别的环境，很多文化现象是难以想象的。 ①③陈思和对此有具体论述，见陈思和《重读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下)——〈新青年〉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上海：《上海文化》，2015年第6期。 ②陈独秀在1917年初致信胡适：“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万余元，南方约可得数万余，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余万，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二百。”《致胡适信》，《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 ④钱玄同1917年日记，1月6日：“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足庆得人，第陈君不久将往上海，专办《新青年》杂志，及经营群益书社事业，至多不过担任三月。颇闻陈君去后，蔡君将自兼文科学长，此亦可慰之事。”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8页。 ⑤⑥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费逵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7、398页。 ⑦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⑧关于蔡元培出长北大的经过，马叙伦、张星烺、沈尹默等人说法不同，但都提到一个人，即范源濂。范当时是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他与蔡元培在1903年是从事拒俄运动的同事，民国初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他是教育次长。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1992年，第47页。 ⑨(12)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28～46、120页。 ⑩君衍：《法古》，上海：《童子世界》第31期，转见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32页。 (11)《道统辨》，《国民日日报汇编》，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版，第1集。 (13)(19)熊月之：《五四运动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14)《六十年前的白话报》，《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321页。 (15)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135页。 (16)陈独秀：《答适之》(1923)，《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5页。 (17)陈思和：《重读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上)——〈新青年〉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上海：《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 (18)(美)华子建：《正确的抗议策略是从哪里来的——上海学生运动传统之演变》，《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下)，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 (20)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21)《晨报》1919年6月11日，《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0页。 (22)《6月8日卢永祥等电北京政府请力顾大局、明令准将曹、章、陆免职》，上海：《新闻报》，1919年6月10日，《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18页。 (23)会审公廨的判词为：“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惟值此过渡时代，国基未固，建设方兴，尤贵保卫公安，维持大局。苟政府措置失当，亦宜善言规导，使之服从舆论。该报措词过激，捕房以鼓吹杀人具控到案，迭经讯明。应依照中华民国新刑律第二百十七条，妨害秩序罪减五等处断，罚洋三十元，此判。”(《审讯民权报案详志》，上海：《申报》，1912年6月14日) (24)陈独秀：《上海社会》，《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7页。 (25)陈独秀：《再论上海社会》，《独秀文存》，第589页。 (26)陈独秀：《三论上海社会》，《独秀文存》，第595页。 (27)(28)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 (29)问题由王德威提出，见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于文学史界讨论的情况，参见李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周丹：《评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武汉：《华中人文论丛》，2014年第1期。 (30)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Edited by Kai-wing Chow,Tze-ki Hon,Hung-yok Ip,and Don Price,Lexington Books,2008.标签：新青年论文; 陈独秀论文; 青年杂志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上海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国民日日报论文; 新文化论文; 胡适论文; 时事新报论文; 白话文论文; 北大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