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拨乱反正论文,理论上论文,真理论文,周年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前，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在省委机关刊物《理论与实践》8、9期合刊号上发表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署名文章，深刻阐明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对刚刚兴起的这场讨论给予了热情支持。20年过去了，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全党解放思想，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和“两个凡是”的禁锢，恢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起到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巨大作用，其历史功绩和深远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为什么会发生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分析其原因，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以下两个情况：其一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阐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为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选择了一个切入点。其二，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积极的、旗帜鲜明的支持。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讨论进行的实际状况，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紧密联系起来，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度评价了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确指出，这场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斗争，很有必要，意义很大”。邓小平同志鲜明的态度和高度的评价为这场讨论的展开和深入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但是，正如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一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决不仅仅是一篇重要文章就能引起的，甚至也决不仅仅是因为有了伟大人物的支持与推动就能迅猛发展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内在的条件的；或者说它的发生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无庸讳言，从50年代后期起，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过分夸大领袖的作用，鼓吹个人崇拜，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过分夸大理论的作用，鼓吹理论万能，贬低实践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左”的错误达到了顶点。在林彪、“四人帮”的鼓吹下，诸如领袖是“天才”，领袖的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领袖的话是“最高指示”，必须“紧跟”“照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荒唐的说法，充斥于各种媒体和书籍，成为规范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准则。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中“左”的路线和政策，非但不允许反对，而且不能进行任何否定的思考。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有理由期望这种思想禁锢的局面会有所改变。然而，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却提出了与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相背离的“两个凡是”的主张。所谓“两个凡是”，即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种主张，邓小平同志难以出来工作，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法参加中央工作，大量的冤假错案仍将被继续搁置，许多“左”的理论和政策不能得到清理和纠正……因为这一切，曾经被视为和仍将被视为属于“两个凡是”范畴的观点，是不可更改的。面对这种情况，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来一次思想的大解放，要求对文化大革命中乃至“文革”前的一些重大政治是非问题，重新进行认识；要求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乃至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重新进行总结；要求对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乃至“文革”前一些时间处理过的人和事，重新进行研究和处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思想要解放、历史要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场讨论的直接表现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争论，实质上是我国从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思想禁锢与思想解放、实行“左”的政策与纠正“左”的错误长期矛盾斗争的必然发展。它表明，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在一定的时期里，这种意愿和潮流可能处于潜在的积聚状态，但是“畜之既久，其发必速”，当历史赋予它所需要的条件的时候，它就将猛烈地迸发出来。
二、理论力量的充分显示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讲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或者说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由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它成为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切入点，成为人们戳穿“两个凡是”禁锢的锐利武器，它的强大威力充分地显示出来。
首先，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通过讨论人们认识到，检验事物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一切理论、思想、指示、决策、计划、主张等，都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与实践具有同等意义而与之平行的标准。因之，离开实践的检验，孤立静止地把领导者曾经做过的指示和决策，套用于任何时期和任何情况，并让人们遵循照办的做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是完全错误的。依据这样的认识，所谓“两个凡是”的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人们的否定；所谓“唯上、唯书、不唯实”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理所当然地遭到人们的抛弃；所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革”前已有“定论”的一些事，理所当然地需要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再认识和再思考。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头脑中的陈年固锁，使人们的思想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
其次，它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行。应当说，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恢复毛泽东同志多年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本身就是拨乱反正，而且是重要的、根本的拨乱反正。但是这种拨乱反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思想理论自身的范围。因为拨乱反正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不论在任何领域，在实行过程中都存在一个以什么标准看待“乱”与“正”的问题，或者说都存在一个拨向哪里才算正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了一套极“左”的路线和政策，几乎把一切都搞乱套了，拨乱反正是否把这被搞乱了的一切拨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样子就行了呢？显然不是这样的，也不应当是这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们懂得，不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切，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从理论上讲，都存在一个实践检验的问题，都需要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思考、重新得出结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应当说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然而就基本路线的各方面内容来讲，哪一点也没有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而是大大地发展了、前进了。各行各业的拨乱反正，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的推动下，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原则，没有恢复过去的老样子，而是走上了符合实际发展、体现实践检验最新成果的崭新道路。
再次，它为改革的实行做了必要的思想理论的准备。我国所进行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总题目进行的。这首先就涉及到一个用什么标准来界定是与非的问题，即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对与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建设，曾经以苏联的经验为模式，曾经以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为定论，把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奉为神明。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模式和定论虽然在某些方面使我们的事业有所前进，但始终没有使社会主义建设走上坦途，没有使我们摆脱曲折发展甚至停滞不前的困境。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本身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而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创造、不断调整、不断修正的过程。有了这样的认识，接受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就比较自然和顺理成章了。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这段历史，最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理论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但是理论力量的显示是有条件的。其一，理论必须具有真理性，必须是彻底的，决不能是似是而非的；其二，理论必须能够适应和满足社会需要，决不能是言不及义的空泛说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理论的力量和作用，但也绝对不可以脱离社会实践去空谈理论的万能。
三、解放思想的伟大楷模
如果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那么邓小平同志就是这场运动的伟大旗手。他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卓越代表，是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的光辉典范，是解放思想，勇于开拓的伟大楷模。不论是在领导工作方面还是在理论创造方面，邓小平同志处处表现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风格。邓小平同志主张必须承认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但是反对把这些真理模式化，特别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认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就为我们党认识与实行社会主义，创造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行为空间。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我国建国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党自身的历史经验，尊重前人，但是反对因循陈规旧路，强调面对事实，敢于否定过去的错误认识和错误作法，大胆创新改革，开拓前进。他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运用于建设与改革的是非判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纠正了从原则出发、从模式出发判断是非的陋习，使人们进一步走出原则和模式的束缚。邓小平同志主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反对闭关锁国，强调学习与借鉴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大力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全面对外开放。他主张我们与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不仅有相区别、相矛盾的一面，而且有相联系、相一致的一面。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不但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管理，而且可以引进市场经济，从而使我国的经济生活与世界和全球贴得更紧，发展的天地更为广阔。邓小平同志主张必须坚持基本原则，但是反对从原则出发，强调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和锐敏地反映实际生活的最新发展，顺乎世界潮流，使政策和工作具有灵活性。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邓小平同志的这些精神和风格，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