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清末论文,中国历史论文,教科书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6—0146—08
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此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认识的形成较为晚近，从鸦片战争发生之时起，对其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有不同看法：“当时的人对于（《南京条约》）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清朝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① 民国时期蒋廷黻的这段话，道出了鸦片战争认识的发展。而鸦片战争在不同时期的“意义变化”，正反映了一定时代思想与社会情状。
一、“鸦片烟之战”：清末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述
认识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社会，历史教科书是个重要资源。历史教科书作为“新史学”出现后出现的通史性著作，其学术史意义不可低估。它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通过政府审定和由政府颁行的教科书，代表了一个国家统治者的史观及立场，其编写反映了国家或政府、学者对历史资源的态度。
中国教科书是由西方教科书的传入而引发的。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到自行著述的过程，政府设有专门的教科书编写机构，但民间书局一直是编写发行的主流。② 清末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从日本编译过来的，影响较大的有《支那史要》和《东洋史要》等。③ 《支那史要》的作者为市村瓒次郎。1888年，市村与人合著六卷本中国通史《支那史》，后将其缩写成两卷本的《支那史要》，作为教科书使用。《支那史要》与《支那史》分别于1902、1903年译介到中国，用做学堂教科书。其中，《支那史要》影响很大，稍后出版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1903年）、《新体中国历史》（1907年）等均改编自此书。
关于鸦片战争，《支那史》以“鸦片烟之战”为题作了介绍：“英吉利国，明时即通支那。清圣祖世宗时，来广东贸易，自是输入鸦片烟颇多，流毒极大。高宗仁宗二朝，前后再烧其函，其输入益盛。宣宗时，输入三万四千函。湖广总督林则徐疏论其害，帝以则徐为广东总督。”林则徐广州禁烟，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英兵遂进兵中国。英兵占领镇江后，南京大震，于是和英人议和。“帝初主战，至是知不可，乃起伊里布，与钦差大臣耆英，共赴英军议和，英等见英将，定条约七章，出银二千六百万两赔偿鸦片金，割香港为英国管辖，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港为互市场，互通俘虏，且约勿得擅刑英人。于是和议全成，两国均解兵。”④ 这里提及了南京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和领事裁判权等内容，但没有分析其影响。《支那史要》的叙述也基本相同。
几与《支那史要》同时出版的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该书“可谓东洋史之善本”⑤，首由东文学社于1899年印行，作为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广为流行。关于鸦片战争，《东洋史要》作了简要介绍。如江宁议和：“英索偿金二千一百万，开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口互市，割香港，用敌国礼，清诸帅闻英人扬言将攻城，皆胆慑，概许之。约禁鸦片章程，反一语不及。英人大喜，率船去。”⑥对鸦片战争未作评说。《东洋史要》不仅讲述中国历史，还包括东洋其他国家。鸦片战争放在“近世期”中，近世期为欧人东渐时代，分三篇：第一篇“大清初业”，第二篇“大清经略塞外”，第三篇“英人东渐”，鸦片战争在第三篇。第三篇又分三章：帖木儿后中亚之形势与蒙兀儿帝国之盛衰；英并印度；鸦片之战至各国与大清立约。从该书章节安排和《南京条约》描述来看，鸦片战争只是欧人东来后的一个一般性冲突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1903年后中国开始自编教科书，首先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教科书”系列，姚祖义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其中一种。⑦ 《中国历史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过程叙述较为详备，但与日人编写的教科书一样，对战争的影响也未提及。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另一种《中国历史教科书》以“林则徐禁毁鸦片”、“英兵来攻”、“宁波之战”等为题来讲述鸦片战争。如写南京议和：“复用伊里布、琦善驰援请和，遂令噗鼎查于江宁为盟书。其略曰：中国焚英鸦片，偿银二千六百万两，以广州、上海、福州、宁波、厦门为英国交易之区，香港永归英国。中英官吏，以同等交接。”⑧ 这里也只是简要地介绍了南京条约的内容。而1907年宏文馆《中国历史讲义》，“鸦片战争”放在“欧人东渐”中。“欧人东渐”分三节：一是元代后欧洲人的东来，西方的算学、天文、炮术等输入中国，中国的罗盘针、印刷术等也西渡彼地。葡萄牙然占据澳门，荷兰人据台湾；二是与俄交涉，订《尼布楚条约》；三是鸦片战争。“欧人东来，与我通商，已非一日，然未有居留地也。迨英人得印度，欲扩商权于亚洲，苦心经营。康熙乾隆间，屡遣使来，终不得要领。是时鸦片输入已多。”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订立后，“由是国势遂衰，内忧外患交迫矣”⑨。《中国历史讲义》认为从此中国逐渐衰落，是较早注意到鸦片战争对中国国势影响的教科书。
清末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大多认为它是清初以来中国诸多对外交涉事件中的一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中国历史进程也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时谈及中外订立的条约，也只讲述中英《南京条约》，与美法等国订立的条约多未提及。
二、“烟毒泛滥”：民国初年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述
民国成立，宣布共和，对教科书编写提出新的要求：“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⑩ 民国刚成立时，部分教科书改编自前清，修改了教育部明令删除的尊崇满清、避讳抬头字样，以期养成共和国民。此期教科书，在鸦片战争叙述上，与清末有所不同。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新制本国史》，对鸦片之战争写道：“道光时申禁，英商勾结内奸，百计私售。宣宗命林则徐赴粤查办，以兵吓英商。”鸦片战争由是爆发，清朝战败，签订《南京条约》。“法美俄等国，皆援例缔约交涉始多，而鸦片之禁至咸丰时竟弛之，而征税矣。于是流毒遍于中国矣。”(11) 《新制本国史》是民国成立后较早的一部本国史教科书。相较与清末，这里对鸦片战争的叙述，有两处变化：一是在中外条约上，除了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外，还提到了法国与美国与中国订约。二是在鸦片战争的影响上，注意到鸦片战争未能禁止鸦片、以至于鸦片流毒中国。与以前教科书单纯描述战争经过和记录《南京条约》内容不同，开始注意到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玉森《共和国本国史》，该书详述了鸦片战争。关于《南京条约》，书中写道：“约既公布，法美亦援例缔约。独是中国全权及内外大停，对于战争原因之鸦片禁令，均未只字争及，于是臣民吸用之习蔓延益甚，英商鸦片之输入依然盛行，及文宗奕泞时，遂公然弛禁，以洋药之名征收关税，由是吸食鸦片之弊风，不啻为法律所默许，而诸外国人反而丑诋之，且或携我国一二烟具陈诸博物馆，以为清国人民风俗之代表矣。”(12) 1922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赵氏的《新著本国史》，该书教育部审定为：“取材列目斟酌合宜，敷议亦尚平正，可以疏论学生读史之心胸。应准予审定作为中学校历史教科书用。”(13)《新著本国史》以“毒物的蔓延与通商大局的发展”为题讲述鸦片战争，持论与《共和国本国史》相同。鸦片战争影响主要是鸦片烟毒的泛滥，对于由此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形象深为痛心。
20世纪20年代初，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白话本国史》“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14)。该书以“五口通商”为题讲述鸦片战争，注意到鸦片战争后中国外交上的变化，显示了与当时一般教科书编者的不同视界，但在论及鸦片战争的影响上，还是对没有约禁鸦片、导致鸦片泛滥表示惋惜。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陆光宇的《本国史》，以“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为题叙述了鸦片战争，分“鸦片之战”、“林则徐”、“鸦片战争后之中英南京条约”等几个层次，对《南京条约》的内容做了详述，认为“约既公布，法美亦援例缔约，而条约中关于战争原因之鸦片禁令，均未只字提及，于是国人吸食之习，蔓延益甚，英商鸦片之输入，依然盛行。文宗奕泞立，遂公然弛禁，以洋药之名，征收关税，由是吸食鸦片之风，不啻为法律所默许”(15)。其中“战争原因之鸦片禁令，均未只字提及”一句，特别用着重号标出。陆光宇认为这是导致当今鸦片泛滥的主要原因，对此极为痛心。
192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李岳瑞、印水心《（评注）国史读本》，论及鸦片战争时，认为鸦片之战后“外患日迫”，“此次战争，本因鸦片而起，而议和时，中国全权大臣，及内外大僚，对于战争原因之鸦片禁令，故未只字争及，于是臣民吸食之风，蔓延益甚。英商鸦片之输入，依然盛行。及文宗咸丰时，遂公然弛禁，且从洋药之名征收关税，是吸食鸦片，不啻为清律所默许。而外国诸人，反从而丑诋之，或且携我国一二烟具，陈诸博物院，以为清国人民之代表矣。呜呼，辱国病民，不亦甚哉。”(16) 《（评注）国史读本》原为李岳瑞编著的《国史读本》，清末用做教科书，1926年印水心把它进行改编，加上了自己的评说。从印水心对鸦片战争的评论来看，基本是借鉴同时期其他教科书中的评说。
民国成立后一直到20年代后期，教科书中对鸦片战争的影响，主要是从“鸦片烟泛滥”方面来论述，尽管《南京条约》中有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内容，也提及法美等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但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现代意义”，对战争可能引起的其他社会变革没有注意。在清末民初史家看来，鸦片战争的最大遗憾是未能对鸦片烟有个限定，以至烟毒泛滥，流毒中国。
三、“帝国主义侵略之始”：20世纪30年代后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述
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实行新的教育政策，修订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趋于模式化。此后编写的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叙述与前有所不同。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金兆梓的《高中本国史》，即以“满清外交失败第一步：江宁条约”为题来描述鸦片战争，对战争的经过与《江宁条约》的内容做了详细介绍，其中“协定关税”对中国影响最大。(17) 与以前叙述不同的是，开始确立了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始：“中国自清代后半期以至今日之局面，皆由清政府与欧美日本各国所定不平等条约有以致之，而首定此项条约者则为英国”，“且自此约定后，法美等国，亦均援英例订约，于是满清之统驭力失坠，中国门户洞开，实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第一幕”。该书后经几次修订，有多个版本，都坚持了这一看法。
与金兆梓对鸦片战争的定位一样，1930年，北新书局出版杨人梗的《高中本国史》也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为我国外交失败之始，也就是帝国主义铁蹄加在我国人身上之始。”《南京条约》公布后，各国都相率派公使或领事来广东，法、美二国派全权公使，与我国定通商条约，外人在中国取得裁判权。鸦片战争“为鸦片而起，条约上反于鸦片无一字限制，于是英人利用协定关税，将鸦片大宗输入，直至今日，依然受鸦片流毒，言来实堪痛心”(18)。这里突出了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第一步。
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郑昶《新中华本国史》分“欧人东渐”和“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两章来讲述鸦片战争。“一、中英鸦片交涉和江宁条约：第一个陷害我国于次殖民地地位、开不平等条约恶例的是英国人。（1）割让香港于英，五口为商铺，许英人居住贸易，并得派遣领事专事商贾事宜——这是各国在这个派驻领事的开始。（2）秉公议定关税则例——又开了协定关税税则的恶例，侵夺我国的关税自主权。这条约定后，法美等国也都在后援例订约。从此中国门户洞开，实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第一页。”自从中英鸦片战争订下种种的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还是战败国寻常所受的辱；但如江宁条约中的规定的关税协定，使我国关税不能自主；天津北京两条约及芝罘条约，更增添领事裁判权、内地传教、内河行船等规定，这一来却使我国的主权不能完整，帝国主义者便可以处处置我死命了。郑昶认为，“种种不平等条约中，最可痛恨的要算片面最惠国条款的规定，各国利益一体均沾，中国如有什么举动，非得各国一致同意，而且此项最惠国条款，各国都是毫无条件的取得，可以坐享我的权利，不必向我尽任何义务，这真是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的了”(19)。
1932年，开明书局出版周予同的《开明本国史教本》，以“帝国主义侵略的开端与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为题，从“英国产业势力的膨胀、鸦片的输入与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及其影响”等几个方面来讲述鸦片战争：“这媾和条约称为《中英修好条约》，亦称《南京条约》或《江宁条约》，实为中国与欧洲订立的第一次不平等条约。自《南京条约》签布后，欧美各国商人争请通商，以求与英国均势。公元一八四四年，成立中美条约，继又成立中法条约，对于民刑事裁判权也竟行让于。一八四六年，因广州延期开放，又与英国订舟山列岛永不割让与他国的条约。从此以后，外患内乱相逼而来，不仅清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即中国民族也随而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20) 周予同另编著有《初中本国史》等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看法基本一致。
1933年，世界书局的《初中本国史》也认为，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外交史上平添了一页损失的契券；而中华民族的身上又加上了一根牢不可破的铁链，这是多么痛心的啊”，“从此中国政府做不成天朝的迷梦，一切顽强自大的态度，只索变成异懦畏葸的迁就政策了”。(21) 与民国初期教科书对鸦片泛滥深感痛心不同的是，现在痛心的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把中国现阶段的落后与困难归因到这场战争。
从上面的论述可见，20世纪30年代后，历史教科书大多以“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等为中心来详述“鸦片战争”，强调了中国战败和《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始，《南京条约》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近代史开端：“清初”的参照意义
对鸦片战争认识的考察，还须放诸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脉络中。今天讲述鸦片战争，很容易想到它是中国近代史开端。不过，从清末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历史教科书来看，近代史开端主要有“清初（明清之际）”、“元初”两种分法，30年代以后教科书统一以“清初”作为“近世”的开端。考察“清初”近代史开端对认识鸦片战争有个很好的参照意义。
民国初年，一些史家在划分时期时就声称：“所分时期，与东西洋史时期，互相参校，翼归一律，俾免学生将来讲授东西史时，因分划之过差而生误会，引起教授上之困难（按历史普通分期之法：上古止于西罗马亡；中古止于东罗马亡。日本人所著东洋史，于中国时期，上古于战国，秦汉以下即为中古。夫西罗马之亡在南朝宋苍梧之时，上距六国之灭亡已六百数十年。东西相差之距如此，易致误会，而生错谬。今划国史时期与东西史时期务期大略相等。虽不能十分一律。亦须相差之度不甚悬殊，盖即历史每期事实亦不能毫无出入也）。”(22) 1926年，印水心改编李岳瑞的《国史读本》，李书未分期，印在改编时做了划分，“其时期划分，皆与东西洋史时期，互相参校。俾学者于研究东西洋史，不致发生误会”(23)。这里是按照西方的历史分期来划分中国历史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学课程标准的历史分期也是如此，其划分中国历史为四个时期：上古、秦统一之前；中古、秦统一到清初；近世、清；现代、民国。此后，中国历史教科书都以“清初”为近代史开端。
通过与西方历史的参照来划分中国历史时期，就会把近代史的开端定在“欧人东渐”（或称西力东渐）的清初（明清之际），注重“西力东渐”对中国的影响，“西力东渐”在教科书中占有重要的篇幅。教科书对新航路的发现，欧人来到东方、特别是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占领澳门，荷兰人占领台湾等都有详述。1913年，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叙述了“新航路”开辟的原因：自元时跨有欧亚，东西交通，欧罗巴人慕中国之富饶，渐思东来。后来由于欧亚陆路通道受阻，于是欧人注意别辟新航路，而欧亚交通起矣。(24)当明中世，葡萄牙人，先通商于印度，已而掠南洋诸岛侍为根基，进至中国与日本，广为贸易，遂握东方之商权。“葡人租借澳门为通商口岸，是为欧人在中国设有租借地之始。”(25) 欧人东渐，不仅仅是葡西商人的到来，还有俄国的东侵，“我们与欧洲列国正式之交涉，自清初之中俄交涉始。俄见黑龙江富饶，趁清兵入关时侵占雅克萨，筑城驻兵。圣祖毁雅克萨城。中俄和议，订尼布楚条约。我们交涉史上最荣誉之条约也”。(26) 欧人东渐后，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大门，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加强，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巨大变化，中国开始被纳入到世界舞台。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可以作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开端。清初（明清之际）的“欧人东渐”和清中叶的“鸦片战争”都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理由”。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在民国时就有明确的表达：“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见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原动力；故近世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以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此故”；“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27) 选择“西力东渐”的清初还是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则反映了是在“世界历史”中还是在“中国历史”中安置中国近代史的问题。西方近代史开始于新航路的开辟，把中国近代史开端定于清初，可以与西方历史保持同步，把中国纳入西方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从而赋予中国历史现代性特征。(28)
“近代”是西方迅速发展并取得世界霸权的时期，而对中国史家而言，中国近代史最让他们焦虑。近代中国不再是往昔世界的中心，而退居边缘；富强复兴，是近现代当然的使命与希望。将中国近代史开端定于清初（明清之际）的“西力东渐”，可以与西方历史发展同步；但这个起点显示的是“世界”的中国近代史，而非“中国”的中国近代史，无法体现中国历史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以“西力东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无法为30年代以来日趋高涨的反帝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供正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性的“近代”起点与中国史家当初运用历史分期策略建构中国民族历史的初衷是相违背的。(29) 因此，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始的鸦片战争，其地位需要重新界定。
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步引起注意。当时中国积弱，又陷于帝国主义国家压迫侵逼之下，先其所急，学者多致力于中外关系史、外交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外人在华特权利益、不平等条约、租界、治外法权以至种种丧地辱国之历史，颇以激励国人，唤醒民众为职志。(30) 研究近代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31)。在此背景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迅速提升。
20世纪30年代，是鸦片战争取得重要意义的关键年代，鸦片战争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开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出现在多个史家著述中。此时出现的几种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如陈恭禄、李鼎声、蒋廷黻与李平心等所著的《中国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讲起，尽管他们持有不同的立场，对中国近代社会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化或反侵略革命的历史。(32) “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是近代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确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经济上，在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33) 李平心这段话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30年代出版的二十多种中国近代史著作大都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二是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始，如上所述。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对中学历史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强调初中要“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高中要“注重历代外交失败之经过及政治经济之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我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34)。此时的“鸦片战争”正是以反抗西方侵略和中国民族觉醒的姿态出现在教科书中，它分欧人东渐后的“近世”为两个阶段：“近世史可分为两个小时期。西力业已东渐，而我国冥然罔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保守其旧样子，为前一期。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觉，不容我不起变化，为后一期。五口通商，就是前后两时期的界线。”(35) 北新书局的《高中本国史》也认为：“在近世期中，则以鸦片之役为划分时期的关键。鸦片之役以前，西力虽已东渐，但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尚能保守旧日的规模；鸦片之役以后，外力侵略日深，便不能不起到急剧的变化了。”(36) 30年代后，教科书仍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转折点”的看法逐步彰显。史家著述和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论述，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地位。
与国民党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与国民政府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却是一致的。持唯物史观的史家从经济与社会（生产方式）角度重新划分中国历史时期。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37) 这四种社会经济形态，再加上必然到来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相一致，从而表明中国社会符合马克思在其关于欧洲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的“普世”法则。(38) 郭沫若的分期影响深远。稍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以社会矛盾为判断近代社会的依据，认为有史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变化，近代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它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39)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分期方式更加强化了先前被国民党政府逐渐推崇的鸦片战争“转折点”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史学界基本接受了毛泽东的看法，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开端。
五、余 论
对鸦片战争的讨论，必须面对的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即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鸦片战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民国时期的对中国近代史的划分，无论是以清初还是以鸦片战争作为起点，都注重通过与西方历史比较来进行研究，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体系中。这种分期方式所体现出的历史模式，与稍后出现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历史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冲击—回应”和“传统—现代”模式实为一致。近年来，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正越来越引起更多的关注，这种研究倾向于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于清初（明清之际）。(40) 其实，清初起点与鸦片战争起点所体现出的中国历史模式并无多少不同，所谓的清初起点也只是20世纪上半期的提法在今天的回响。
伴随着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的论争，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也开始从“革命史”向“现代化”转移，“新范式与旧范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仅仅视为一场‘革命史’”，其原因则是所谓的时代精神的不同。今天，“‘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41)。两种范式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有所不同，但对鸦片战争的关注却未稍减，都注意到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转折意义。和革命史范式将鸦片战争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始相同之外，现代化范式还认为鸦片战争开始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鸦片战争认识变化中不变的，是近代以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要求。
在国家认同建构中，民族的苦难与历史上的光荣同样重要。一个成功的民族史叙事，应该是兼顾光荣与挫折的双重叙事。一方面要发扬历史上的荣光，来形成民族的自信心，一方面要善于注意历史上本民族遭受的苦难，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光荣、也有屈辱，有征服、也有被压迫。可是真正能够巩固成员的感情和认同的，绝对是屈辱和悲情。”(42)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论它是中国革命史——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帝反封建的开始，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对中国民族而言，它都意味着一场灾难，也是现世落后与抗争的一个原由，突出其中国历史转折点以致近代史开端的地位，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
但是，仅仅知道历史上的苦难可以共同为革命史或现代化范式提供支持，尚不足以了解两种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缠结。一个民族对历史上苦难及由此产生的悲情的不同态度，则关系到民族的不同走向。历史上苦难对民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痛苦和在痛苦中的迷失，一方面是对苦难的反思和重新振起，两者可以以不同的比重出现，也有不同的结果。对一个民族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民族灾难中获得新生。(43) 两种范式中同一的鸦片战争起点却有着不同的意味。对革命史范式而言，更注重鸦片战争给民族带来苦难的一面，但是，过多的注重民族苦难可能会将自己孤立，导致对世界的信任出现危机，从而将自身封闭起来，逐渐疏离于世界之外，最终会导致整个民族的迷失。现代化范式更多的是把这场灾难看作民族振起、实现现代化的起点。它不仅仅停留在感知苦难上，而是将苦难作为民族奋起的契机，并从中加强了自信，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这种评价差异成为两种范式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44)
20世纪30年代后，一般史著多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历史教科书直至新中国建立前一直坚持“清初（明清之际）”为起点，尽管教科书突出了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重要一环的作用。这里要注意到历史教科书的特殊性。历史教科书“把既存的历史知识规训为既符合统治要求，又不违背竞争时代潮流的‘近代化’知识”(45)。从知识传授的方面来说，很难对教科书与一般史著作出明确的区分；从教科书的性质来看，它传授的是经过选择的特定知识(46)，代表了国家和政府的意志，与一般史著有着很大的区别。教科书与一般史著关于近代史开端的“矛盾”，可能恰恰是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对于国家采说，采取“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对于史家来说，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无论是“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也无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说”，实则是这一问题的一个延续。
注释：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②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第3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③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史学》，见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3。
④ 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支那史》（第六册），第29—30页，上海，教育世界社，1903。
⑤ 《审定书目：书目提要》，载《学部官报》，1908年6月19日（第57期）。
⑥ 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第8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原书未见出版时间）。
⑦ 该书对鸦片战争作如是描述：“英人自与我通商，其商货大宗，首推印度之鸦片，流毒日盛。道光时，林则徐上书，请申禁，宣宗嘉之，命林则徐任其事。则徐至广东，严谕外国商人，尽出所藏鸦片，焚之，且约后有犯禁者，罪至死。各国皆允。而英商尚有私售者，则徐以故禁其通商。于是英人愤激，突率兵舰犯广东。则徐战守甚固，英军不利。改犯他省。朝廷忽归咎则徐，竟除其职，更命琦善至广东议和。琦善尽撤各地之兵以媚敌，然其议仍不协。英人乘我无备，再犯江浙，东南大震。道光二十二年，复遣使至江宁议和，偿巨款，割香港，且开上海、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五口为商铺。是为江宁条约。”见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卷三），第37—3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⑧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下册卷七），第1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
⑨ 徐念慈：《中国历史讲义》，第217—218页，上海，宏文馆，1907。
⑩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篇上），第428页，日本学术振兴会，1973。
(11) 钟毓龙：《新制本国史》（第三册），第103页，上海，中华书局，1913。
(12) 赵玉森：《共和国本国史》（下卷），第4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
(13) 赵玉森：《新著本国史》（下），书后版权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14)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7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5) 陆光宇：《本国史》，第164—16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16) 李岳瑞、印水心：《国史读本》，第92—93页，上海，世界书局，1926。
(17) “江宁条约既开协定关税之恶例，剥夺我国关税自主权，且自该约成，我国应偿之款为二千一百万元，先交六百万元，余以关税作担保。英国遂派商务监督及领事于五口，实行管理海关，而海关行政亦受其干涉。自是各国援例，亦各自征收其国的进口税，以交付中国。后虽曾一度收回此项行政权，然于民国前五九年，因太平军之役，税关不能行使职权，仍许各国领事之请，将海关归于外人保护之下，又与英美法领事协商，于三国侨商中选代表各一人，协理税务。一年后，更派英代表李氏Lay为总税务司，自是海关行政遂落外人之手，中国反不能过问。民国前十四年且以正式公文向英国承认总税务司必用英人矣。”见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第2册），第76—79页，上海，中华书局，1929。
(18) 杨人楩：《高中本国史》（下册），第55—61页，上海，北新书局，1930。
(19) 郑昶：《新中华本国史语体》（下册），第18—20页，上海，中华书局，1931。
(20)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下册），第75—76页，上海，开明书店，1932。
(21) 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初中本国史》（第3册），第40—42页，上海，世界书局，1933。
(22) 赵玉森：《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卷），第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23) 李岳瑞原编、印水心修订：《（评注）国史读本》（第1册），第3页，上海，世界书局，1926。
(24) 叶维善：《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41页，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3。
(25) 卢文迪、姚绍华、范作乘：《历史》（第2册），第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26) 赵玉森；《（新著）本国史》（下册），第9—1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27)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75页。
(28) 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第26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9)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21—3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0) 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3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4页。
(32) 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比较》，载《近代史研究》，2002(2)。
(33) 转引自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154—15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34)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36年6月修正），见《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册），第3910、395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5) 吕思勉：《复兴高中教科书·本国史》（上册），第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6) 杨东莼：《（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3页，上海，北新书局，1946。
(37)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8)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149—15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9)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0) 参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等著述。
(41) 冯林：《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第2页，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42)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第153—154页，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43) 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第193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44) 参阅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29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5) 孙江：《连续性与断裂》，见《时间·空间·书写》，第21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46) M·阿普尔；《教科书政治学》，第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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