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东干书面语言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犁论文,亚东论文,回民论文,新疆论文,方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亚的回族说，整个中国的回族都是故国的亲人，但更亲近的是陕甘地区的回民，因为这是他们的来源地。但如果要从细致的历史层面来讲，中亚回族书面语言和中国目前最亲近的、最相似的方言并不是我们常常笼而统之所讲的陕甘方言，而应当是新疆伊犁回民方言，这一方言虽是脱胎于陕甘方言而形成，但已带有自己明显的地域色彩，中亚东干语的根基即在这里。无论从历史联系、现实的认可度，还是从语言特点本身，这一点都能得到很好的证明。因此，在描写东干书面语言的基本特点时，我们应当将新疆伊犁地区回族语言的特点和与中亚东干人的历史联系考虑进去，准确定义语言的根基和性质，这样才有助于我们认识东干语言的发展脉络以及与中国回族语言文化的关联性。 目前我们所研究的用于创制东干书面语言的东干语方言被多数学者认为是甘肃方言，包括中亚学者也一直沿袭着这样一个观点，但实际上应当说是新疆伊犁方言，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中亚变体形式。这部分方言在伊犁地区就已形成具有新疆地域风格的方言特点这一历史阶段不容忽略。在涵化了甘肃、陕西的特点，形成伊犁回民方言后（这个过程应当从18世纪下半叶伊犁出现成批的回民算起，一直到东干人大批过境的1878-1884年间为止），再将这一有新疆特色的回民方言移植到中亚，并由操用这一方言的人确定为东干书面语的基础方言，进而形成了今天的东干书面语言的基本面貌。这一流变过程对我们以前将其粗略描写为陕甘方言的变体，或简单地说是甘肃方言，应当更进了一步也更符合这一人群历史与语言文化的传承脉络。 一、从历史角度看两地回族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中亚回族的族源可以上溯到陕甘回民起义的后裔，学者们对此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是东干人自述的“甘省人”这一部分，其来源多数并不能直推到甘肃，而应当直推到新疆伊犁，因为这部分回族过境之前在新疆已经有100多年的定居史了。在这100多年的过程中，主要来自陕西、甘肃，当然也包括青海、宁夏等地的回族在共居共生的环境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甘肃任何一个地方的、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方言了。支持这一论据的是，在有关伊犁地区回族的历史文献中，写到“伊犁现代回族人口的形成，起始于清朝统一新疆后”，文献还提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惠宁、绥在当时的惠远定、塔尔奇和宁远五城就有“内地回民”所建之清真寺，而这“内地回民”显而易见指的就是回族[1]（P9）。这部分回族过境在吉尔吉斯等地居住的时间则是在1881年到1884年间，“据1884年俄国方面的统计，从伊犁迁入七河省的回族1147户，4682人。他们被安置在叶尔坎特、恰林、阿拉木图、托乎马克、皮西派克（今比什凯克）、科拉木、喀拉苏等州”[1]（P17），也就是说，这部分人过境前在伊犁已生活有100多年，这部分人是今天中亚自述为“甘省人”那部分人的源头，也是形成今天中亚东干书面语的基础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来的年代中，也有不断来回迁徙的人群进进出出，所以今天伊犁回族的一些老户都有侨迁的历史，如今察布查尔县米粮泉乡的回族、霍城的老户回族，又都是从中亚回迁回来的，尤其是米粮泉回族民族乡的回族回迁后不仅保留了在中亚的谋生手段“刮稻子”，还采用了中亚回族一样的地名“米粮泉”，同中亚的地名“米粮川”一样。又如在今天东干语言中来自于维吾尔语的“阿郎阿郎”（勉勉强强）、“哈孜儿”（现在），这些词语也应当是从伊犁带到境外的，因为它和伊犁地区的回族使用的方式、发音是完全一样的。 再者，伊犁地区的回族话虽脱胎于甘肃语音，但实际上并不像今日甘肃的任何一地的方言，作者在平凉、兰州等地调研时也有人反映，说东干语言的语音、词汇也不能说完全是甘肃的，掺杂了一些陕西、青海等地的语音色彩。比如“尕”“碎”均为“小”之意，“尕”为甘肃方言常用，“碎”为陕西方言常用，而伊犁回族和中亚甘省回族均多使用“碎”，还有很多这样的词语，反映出东干甘肃方言出现的混合了新疆地域特色、陕西语言成分的特色。 我们知道东干书面语言的基础方言是中亚学者认同的甘肃（甘省）方言，但操用这部分方言的先民多数来自伊犁地区而不是甘肃地区。当然由于苏联时期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原因，陕西籍回族也有方言词汇加入到东干书面语言中，但基础方言的基本色彩显然是和伊犁方言完全一致的。因此，东干书面语言最初采用的就是和伊犁地区关系密切的这部分人的方言语音，从历史角度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历史并不久远，东干族甘肃人群和伊犁地区的回族还有许多人的亲属分居两边，现在也常来常往，使得这两地的居民在语言和文化上有高度的认同感，因而我们在审视东干语言的性质时，必须考虑到它的一个重要参照对象——新疆伊犁回族语言。 二、从语言本体角度看两者的一致性 1.声韵调的一致性 我们在调研中观察到，中亚东干甘肃方言和伊犁回民方言的语音系统基本一致。伊犁回族话也是3个声调，阴平和阳平在单字调发音时有合并现象，阴平和阳平发音的调值接近24调，和东干语一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年研究东干语语音的德国学者雷霭凯一直坚持东干书面语有4个声调，她认为阴平阳平并没有彻底合并，无论听觉还是语音软件分析都是可感知的，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东干书面语并不完全是甘肃话的论据①。当然，无论3个声调还是4个声调，东干语甘肃方言和伊犁方言的声调特征都是一样的。两者的声母系统也基本一致，尤其是东干语合口韵前的较有特点的双焦点辅音pf、pf’也完全一致，如pfu珠、pfu’出、pfan穿等等，合口韵前的sh音发成f，fo说，fu书，卷舌音r在合口呼前变为V，如van软、ven闰、ve
绒，尤其是伊犁回族也可以像中亚回族一样发出舌尖颤音r。例如“古兰”gu ran古兰经，“阿郎阿郎”arang-arang勉勉强强，这一方面反映出这一地区回族很早就借入了这个语音，并擅长双语的共性。当然个别声母也有不同，如鹅、恶的辅音不像东干语一样发
，而仍是零声母，东干语的
esuo恶琐（垃圾）一词伊犁回族说成nuo suo。两者的韵母系统也基本一致，但ang韵的鼻化程度似乎没有东干语那么强，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基本词汇的高度一致性 两地语言核心词和特征词都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核心词的比较容易进行，因为斯瓦迪士的200核心词已被认为是公认的用来作比较的标准词汇，操作与对比相对都要容易一些。刘俐李先生在她分析东干语言的核心词与关中语言的异同时，指出东干语和西安方言的核心词的相同率是80.9%，相异率是19.1%。东干话和焉耆话的核心词相同率是77.7%，相异率是23.3%[2]。我们再将调查的伊犁回族话和东干书面语言作比较发现，201个核心词语几乎鲜见有不同的，除了极个别如“皮肤”东干语为“皮肤盖”“如果”东干语为“但是”和伊犁话有所不同外，很难再找出不同的词语来，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如果用数据表示，两者相同率可达99%。如果说核心词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下文特征词的相同率中得到印证。 但特征词的确定的确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刘俐李提及特征词时，曾说道：“特征词是指方言特有词（未必是独有词），特有是指方言词汇的通行域窄，限于本方言区或除本方言区外极少数方言区使用。”[3]董绍克先生在方言间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普通话基本词汇的千词表[4]，但由于数量原因，本人还没有采用这一词汇表进行比较，主要参考刘俐李老师的特征词挑选和鉴别方法，自拟了部分特殊词汇进行了比较。在刘俐李先生的著作中，也列出了西安话特征词。刘俐李先生也尝试分析过东干语的特征词，但她的特征词来源是以关中话（陕西话）为基础的。她主要将陕西籍东干人群的词汇与焉耆、陕西关中话进行了对比，其中特征词（以关中方言为基础特征词源）东干语与关中话的相同或相似的比例为35.5%，相异的比例是64.5%。 本人根据刘俐李等编著《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中确定特征词的原则，结合东干语的基本词汇的情况，挑出了一部分东干语和普通话区别较大的词语，并参考其他方言确定的特征词的种类、原则和基本方法，选择了最能够代表东干语方言词汇面貌的词汇，确定了223个词语作为东干语言的特征词，和甘肃平凉地区②的回族方言、伊犁的回族方言进行了初步的对比分析，发现东干语言的这部分核心词与平凉地区的这部分词汇的相同的词语有149个，相同率为66.8%。有20个词语发音人反映仅隐约在老话中听过，现在已不见使用，而其余54个词汇都不一样，不同率为33%③。但在和伊犁地区的回族方言作比较时，223个词语中203个都完全相同，比例高达91%④。仅有20个有所不同或个别完全不一样，不同率仅为9%。而且有些我们认为带有东干语独有色彩的词语，未来得及收入到特征词中的如“马来（仆人，跟班）”、“巴家（挑担、连襟）”、“脚程（交通工具）”、“吆子号（外号）”、“糖馍馍（糖点心）”、“主腰子（短夹袄）”、“海莲（泛指城里头）”都是完全一样，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 再者，还可以有一个反向比较的数据来说明。根据马兆林先生收集的伊犁回民方言的材料[1]（P472-499），本人粗略的将其与东干语言的词汇作了比较，发现102个特殊名词仅有不到10个和东干语有些出入，106个特殊动词有5个左右有些出入，43个特殊形容词仅有3—4有些出入，24个副词基本都完全一样。因此，在基本词汇层面两地语言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3.典型语法句式的一致性 东干语在“把”字句，对比类句式，正反疑问句，无双宾语句，形容词善用后加描写等句式都有自己的显著特点，而伊犁回族语言的表现形式也都一样。例如下面一些方言调查的典型句式，东干语和伊犁话都是完全一样的表达句式： （1）这个话按老回话咋么说呢？ （2）我没做到位份上，把他对不住。 （3）哪一个好些儿？ （4）哥哥连兄弟一样高。 （5）好好地走，再别be跑哩 （6）我买菜蔬去呢。 （7）他给我给了一本书。 （8）将说哩一遍，可说哩一遍。 （9）茶也好，糖也好，我都不爱。 （10）桌子上放的一碗水。 （11）画的好看得很。 从这样一些语句可以看出，两地回族的基本语法结构的相似度是很高的。当然两地居民的语言认可度也极高，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原籍霍城的回族马永俊先生在短暂学习了东干文字后，很顺畅地转写了东干著名诗人亚斯尔什娃扎创作的两大部现代诗集。马先生认为，这两种语言几乎完全一样，他的母语语感完全能够帮助他顺利阅读并转写东干语文学作品，没有任何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两种语言的一致性程度之高。 三、从文化遗产的传承角度看两者的一致性 同一地区的人群往往拥有同样的文化传承形式和内容，这一点上，东干人群和伊犁地区回族也同样有着很高的一致性，尤其是传统文化继承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地域色彩。可以说，我们在中亚东干语文献中看到的传统歌谣几乎在伊犁地区都可以找到，如《兰巧担水》《十道黑》《五哥放羊》《绣荷包》《出门人》《珍珠倒卷帘》《五更盘道》《孟姜女哭长城》《张良卖布》等等。伊犁地区的专家们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收集整理工作。 澳大利亚学者斯维特兰娜曾研究过东干人的十二月歌即《珍珠倒卷帘》，在苏常德先生收集到的伊犁回族歌谣中就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珍珠倒卷帘》。伊犁回族也有类似的《十二月歌》《兆惠将军征伊犁》等歌谣传唱[5]p157），是十二月歌的各种变体，这一形式也是本地区歌谣传唱的重要格律形式。20世纪80年代哈萨克斯坦曾出版了一部黑胶唱片，主要收录了传唱在东干人中间的一些小曲，如《五哥放羊》《十道黑》《五更盼到》《南桥担水》《小寡妇上坟》《绣荷包》《张良卖布》等。在今天的伊犁地区，就在笔者去察布查尔县米粮泉乡调查的时候，这些小曲也都有民间艺人在活灵活现地演唱，和中亚地区回族人群中流传的小曲内容基本一致，文献中也可以见到这些小曲的收录[5]（P155-185）。 在20世纪收集的东干民间故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也都流传在伊犁的回族中间，如上文所述的《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中的故事《弟兄们》《瓜女婿》《人心不足蛇吞象》《阿洪带狼》《白狐狸》《珠珠精》《秃子》《儿媳妇》《怕老婆》等都有流传，有些流传的名称虽不完全一样，但故事情节也基本一致，如《老回回的县官》叫做《木木子县长》，《蟒姑娘》叫做《蛇精》等⑤，也有类似《程咬金编抬把子》《康熙王的故事》等和上述故事集中情节近似的不同版本的故事的流传。从这些民间文学的流传也可以看出，伊犁回族文化就是中亚回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和出发地。 四、从双语能力看两个群体表现出的一致性 值得一提的是两地回族群体高度一致的双语能力。伊犁地区的回族兼用维吾尔语的现象非常普遍，伊犁回族不仅在回族日常生活中夹杂有不少的维吾尔语借词，还有不少人能够非常流利的兼用维吾尔语进行生活和工作，日常交流中维汉语的语码转换现象也很常见。应当说伊犁回族早期居住在这一地区后就开始了主动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过程，东干书面语言的早期维吾尔语借词就是通过这样的情况进入到东干语中的。同样，双语能力强善于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这一特点在中亚回族身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了我们共知的东干族兼用俄罗斯语的情况外，东干人完全继承了伊犁回族善于学习其他民族语言的良好传统。在李福清、尤苏波夫先生收集民间故事过程中，记载的东干故事讲述人信息里多次提到这些民间语言大师们多兼通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的情况[6]。今天在东干人群中这样的多语人也是很常见的。这样的语言能力反映出了多民族聚居区回族人群呈现的共同的积极的文化适应态度。也反映出两地回族群体擅长学习语言的共性。 五、由此得出的几个论点 （一）东干书面语言是隶属于陕甘方言的中国新疆伊犁回民方言在境外的变体 在我们定性东干书面语言时，多笼统称之为陕甘方言，在理清语言文化的历史关联后，也许我们应当这样定义东干书面语言：东干书面语言是以新疆伊犁地区方言为基础语音体系，以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东干作家20世纪50—80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及语言规范为基础语法体系，结合散布中亚的其他地域的陕西回族语言特色形成的文学语言，是中国新疆伊犁回民方言在境外的变体形式。对于这样的提法，目前还没有其他学者提及，也许这一论点可以为东干语言的研究带来新的领域和视角。 （二）对伊犁方言的深入研究对进一步认识东干语性质大有裨益 虽然学界都比较清楚东干语言的来源，但是国内将其与新疆尤其是伊犁回民方言结合的研究成果很少。而且，原苏联时期由于双边无法开放，原有研究成果也有很浓的历史印记和境外学者的理论特点。而现在的研究和内地一些回族方言的对比成果较多，但结合新疆方言的成果还相对较少。而对伊犁地区调查的便利也能使我们对东干语的一些语言现象的研究找到最恰当的参照物和出发点，尤其像一些语言材料的转写、记录和方言本字确定都是大有帮助的，对东干语言的研究也应打破原有的隔阂和神秘，将地域特色结合起来考虑，这对全面认识东干语言的特点极为有利。 （三）研究伊犁方言对回族语言文化跨境发展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作为跨境而居的两大群体，伊犁回族和中亚回族所经历的外界变化也有了很大不同，如俄语的影响问题，社会体制，生活方式，周边环境，邻居民族等外部因素的变化，也会给这两个原本同源的语言社团带来很多的语言变异和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这些变异现象的研究能为回族语言文化的跨境传播的流布方式提供最好的实例。尤其是双边居民来往密切后，伊犁地区回族语言文化对东干语言文化的强势影响问题也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①雷霭凯女士还根据自己的研究编写了标有4个声调的东干语课本，目前也在部分东干语聚居村庄试用。 ②选择平凉为观察对象的原因是东干语专家伊马佐夫先生自述祖辈来自平凉。但实际平凉回族方言是中原官话，因此处不涉及语音，故只进行了词汇对比。当然这一历史信息也印证了所谓甘肃话的笼统性。 ③平凉词汇数据由本人调查所得。发音合作人为世居的回族，50岁的海新安先生多年从事农业及养殖业，平日使用的也是当地回族方言。 ④本人调查数据。调查发音合作人为伊犁察布查尔县米粮泉回族乡世居居民阿布都，为世居的回族，方言受外界干扰较小。 ⑤伊犁地区民间文学收集整理专家苏常德先生阅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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