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克鲁格曼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鲁论文,悖论论文,格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01)05-0003-05
一、背景说明及文献概述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发端，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体(ANIES)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骄人成绩为中继，东盟(ASEAN)及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变化为接续的整个东亚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先后继起、空间上依次传递的经济高速发展，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人称“东亚奇迹”。研究日本及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探索“东亚奇迹”的奥秘和根源，也因此成为东西方学者十分关注和倍感兴趣的话题。人们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和原因的分析评论，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持肯定态度者居多，各类赞美、褒奖之词不胜枚举，各种学术专著和论文如汗牛充栋，其中最有影响力和最具权威性的论著之一，当首推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认为东亚经济奇迹在于既保持了公平，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改进了经济发展绩效，并把日本、“四小虎”（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3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称之为“8个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
除众多的赞扬、肯定东亚经济奇迹或东亚模式的论点外，也有过一些对于东亚经济奇迹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发展成就和东亚经济发展前景的不同看法，这就是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的所谓“克鲁格曼质疑”。克鲁格曼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他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1994年11-12月号上的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和发表于日本《中央公论》杂志1995年1月号上的题为“虚幻的亚洲经济”的文章中。其主要观点是，东亚经济奇迹与其说是由于良好的计划和生产率的提高，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充足的劳工和资本。换句话说，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什么奇迹，只不过是加大投入力度的结果。克鲁格曼用大量篇幅分析了苏联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靠投入增长推动的，而不是靠效率的提高推动的，这种靠“流汗”(Perspiration)而不是靠“创新”(inspiration)的经济增长，其收益一定递减，增长不能持久。而东亚当今的经济增长与当时的苏联东欧国家一样，并不是什么奇迹，人们称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小老虎”，其实不过是“纸老虎”。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在人们对东亚经济奇迹的一片赞扬声中，克鲁格曼的质疑自然与主流的观点显得极不协调，因此引来了众多学者的批评和反驳。
1997年7月开始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便席卷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并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危机过后，国际社会、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及学术界，除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消除或减轻危机影响，防止危机进一步深化，刺激经济恢复和经济增长外，人们对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也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发表于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克鲁格曼质疑”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分析研究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和文章纷纷引用克鲁格曼的观点。其中一部分学者干脆认为，克鲁格曼早就曾经预言过东亚金融危机必然发生。甚至直到最近出版或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中仍有这种看法。
于是，我们不能不思考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或东亚模式的质疑，是否等于预言过东亚金融危机必然发生？第二，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或东亚模式的质疑，应该如何来评价？笔者试对这两个问题给以简要的回答，并同时介绍有关学者的观点。
二、悖论一：克鲁格曼并未预言过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
1.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首先提出了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的两个概念，认为经济增长可分为“投入驱动型的增长”(input-driven growth)和“效率型增长”(efficiency growth)，前者因无法摆脱“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必定难以持久，而后者的增长将是长期的。作者分析了五六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奇迹，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全是因为投入快速增长，也就是就业增加，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大规模增加物质资本投资而实现的。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神奇，没有什么惊人的。这种以投入品的增长为基础的盲目追求数量的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限制了以后其工业的扩大，收益肯定是递减的。8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国家生产大面积滑坡，经济一蹶不振，正是这种“投入驱动型增长”的必然结果。
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与苏联东欧国家一样，也主要是以劳动、投资资本等投入极不寻常的增加带动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多少改进。他指出，投入驱动的增长，其前景和后劲毕竟有限，苏联东欧国有的经济增长都如此，难道东亚国家或地区会例外吗？克鲁格曼还引用经济学家埃尔温·杨分析的数字为依据，以新加坡为典型做了分析，结论是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投入大规模增加的贡献，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其效率和生产率有所提高。甚至日本和中国也如此，日本经济增长在六七十年代的黄金时期，经济增长的确是在增加投入的同时，也依靠提高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实现的，但进入成熟期以后则走下坡路了，目前日本也只能靠加大投入力度来提高经济增长率。中国高速增长也主要得益于投入超常规的扩大，而增长绩效并没有估计的那么高。克鲁格曼认为，既然亚洲经济奇迹并不神奇，其增长后劲有限，那么人们认为随着技术扩散，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失去传统优势、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观点就站不住脚而值得怀疑。
从以上我们对克鲁格曼质疑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提出亚洲会发生金融危机，也看不出任何预言亚洲会发生金融危机的暗示。而仅仅是对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做了分析和评论，并对东亚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观点表示怀疑罢了。同时，既便是在对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提出异议的同时，他仍然认为对东亚经济实力不可低估。“除非发生灾难性的政治动乱，东亚的经济成长在未来10年及10年以后将会继续快于西方的成长，只是超越的步伐不会像近年那么快速”。只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克鲁格曼才撰文批评东亚国家盲目投资股市和房地产业，引发经济泡沫，而且认为东亚应实行金融管制。1999年年初，克鲁格曼在另一篇题为“重温大萧条经济学”的论文中甚至明确指出，西方舆论界将金融风暴归咎于东亚本身的弱点的看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东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并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总之，克鲁格曼并没有预言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学术界一些人士得出克鲁格曼早就预见到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的看法或推论，应当说证据不足，或者说是曲解了克鲁格曼的原意而有张冠李戴之嫌。
2.克鲁格曼发表于1994年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的初衷，或者说出发点，是要通过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分析，从而得出东亚地区是否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结论。克鲁格曼认为，东西方经济成绩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个政治问题。该文所以用大量篇幅分析五六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并得出东亚经济奇迹与苏联东欧国家一样，都是投入驱动型增长，而非效率驱动型增长的结论，其要旨在于告诫美国政府不要重蹈冷战时将战略重心一度置于对付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上面而造成不必要的相互消耗的覆辙，现在又把对付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和地区置于美国战略重心之中，并认为这样做得可笑的。至于东亚金融危机会不会发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克鲁格曼质疑的出发点。
3.退而言之，如果克鲁格曼的这篇论文中真的有关于东亚金融危机将会发生的预言（或者哪怕是暗示性的），相信我们在上文列举的认为克鲁格曼预言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学者们肯定会注意到而且一定会引用的。而且，如果克鲁格曼真有这种预言的话，恐怕国际舆论界的炒作要轰轰烈烈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克鲁格曼对东亚或亚洲奇迹的质疑，既然并没有包括他预言东亚金融危机的预见性的内容，而笔者却将这一内容作为悖论之一，对克鲁格曼的质疑进行评论，这对于克鲁格曼教授本人而言，似乎有些不公平，不恭敬，也有张冠李载之嫌。但是，关于克鲁格曼预言东亚金融危机的说法，又确因“克鲁格曼质疑”而起，在同一篇文章中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也只得如此处理了。
三、悖论二：亚洲（东亚）奇迹并非神话
克鲁格曼作为一位国际知名度很高的经济学家，他发表的文章及提出的观点，自然会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而他作为挑战东亚奇迹论的经济学家，当然更会引起国际上作为主流派观点的东亚奇迹论学者们的不满和批评。在众多的批评中，有些是不善意的攻击，但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应当说是有道理的，或者说，克鲁格曼关于东亚模式的论述确实存在着一些片面性。
1.东亚地区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之一，这已经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及东盟诸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长期以来曾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地区之一，自50年代中期以后至90年代中期的几十年中，东亚地区先后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浪潮和经济实力的迅速壮大，成为20世纪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和奇观，是西方许多国家所没有想到的，所以称之为奇迹。目前，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之一，成为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不相伯仲的世界经济三极之一。据统计，1998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NP为89,144亿美元，欧盟（不包括卢森保）为82,919亿美元，东亚地区（不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文莱及朝鲜数字）为63,360亿美元。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进程非始于今天，而是早已开始，虽然东亚金融危机使这一进程有所放慢，但这一趋势并未改变。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东亚研究热，包括克鲁格曼在内的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所做的分析、研究、论述和批评本身，充分证明了东亚奇迹或东亚模式的实在性。克鲁格曼告诫美国政府不要把战略重心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如果是出于希望美国不要试图遏制某些国家的意图，应当说这种劝告是一种忠告。如果是认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值得美国关注和重视，对美国没有什么影响，希望美国不把东亚地区作为战略重心的话，则这种劝告会成为一种误导。
2.与东亚奇迹比较所选择的两个参照系的不科学性。克鲁格曼在对东亚奇迹提出质疑时，为了说明他的亚洲奇迹不过是神话，选择了两个参照系与东亚地区进行比较，其一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正参照系，文中用了美国另一名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R·索洛教授的数据，认为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有80%来自技术进步，只有20%来自资本投入的增长。众所周知，美国在要素禀赋方面与东亚各国和地区有着极大的差异，经济增长又处于不同阶段，显然具有不可比性。而且，比较的时间跨度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引了埃尔温·杨(Alwyn Young)对1970-1985年118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认为新加坡的高速增长与50年代的苏联一样，是通过大量投入和消耗资源实现的，而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的。其它几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率增长也不快。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M·萨利尔用更长时间的数据来研究经济增长，他把东亚资本存量基期定为1900年（资本存量为0），计算结果则不大相同，1960-1990年亚洲“四小龙”劳动力就业增长并不高于世界其它国家，1975-1990年资本积累率（除韩国外）也不高于其它国家，但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除新加坡外均高于其它国家，其中香港、台湾和日本的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度还高于美国。瑞士UBS银行进行了与埃尔温·杨类似的但时间跨度更大的（1970-1990年）计算，但结构与杨也不大相同，在所计算的104个国家中，全要素生产率居前列的国家和地区共12个，其中东亚地区就占5个，即香港、泰国、新加坡、韩国、台湾。
克鲁格曼在论文中还选择了五六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作为与东亚，尤其是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增长进行比较的负参照系，同样不是科学的。我们姑且不论克鲁格曼对苏联东欧国家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的分析和评价正确与否。即便是正确的，拿来与东亚地区相比较也未必科学。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苏联东欧国家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指令性计划安排要素投入而非市场决定，而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发展中的要素投入是以市场取向为主的行为。而“只要资本投入经得起市场的考验，亦即其回报率大于成本，则资本投入所带来的快速成长是十分有益的”。新加坡正是属于这种情况，作为一个资源缺乏的后发展国家，新加坡选择了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大量吸收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在增加经济总量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从而不断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福利水平。据统计，从1960-1995年，新加坡的GDP从9.93亿美元增长到836.95亿美元，而人均GDP则从440美元(1959)增长到26,750美元，位居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第八位。1996年新加坡成为OECD成员国。据世界两大国际竞争力评估组织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开发管理研究院的评估，1991年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排序中新加坡名列第一，而在1994年以来的全球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中，新加坡连续5年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美国经济学家J·肯德里克1961年在《美国生产率趋势》一书中曾指出，生产率是产出与投入的比率，本质上反映了人类自身摆脱贫困的能力和努力。瑞士世界经济论坛把国际竞争力定义为一国能够实现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表示的持续高经济成长的能力。人们几乎很难相信，新加坡在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如果仅靠大量的要素投入而生产率没有提高，人均GDP能增加近60倍，国际竞争能力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3.从投入驱动型增长（外延型增长）到效率型增长（内含型增长），是各国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趋势。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实际上提出经济增长的两种方式，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经历了或正经历着由第一种方式向第二种方式的转变，这是普遍的规律。各国在各自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两种增长方式的不同组合，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所达的规模和水平，采取哪种经济长方式，只要符合本国情况，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就是合理的。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或递减，从理论上讲是不正确的，但实证地看，却又具有普遍性。克鲁格曼在文中提到东亚各国和地区由于经济增长是“投入驱动型增长”，所以会受收益递减规律作用，增长速度会不断下降，无疑是事实。但“效率型增长”的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递减，这也是事实。如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率70年代为9.9%，80年代为7.7%，90年代上半期为7%；同期美国、英国及德国三国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9%、2.3%和1.8%，同样呈下降趋势。由此看来，克鲁格曼单独指出东亚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的事实，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
4.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兴起的关于经济增长核算的一种方法。在实践中，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无法直接计量的困难，一般都采用“余值法”进行计算，即把全要素生产率中增长率定义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后的“余值”（亦称“索洛余额”），前文中提到的埃尔温·杨正是采用这种方法测算出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吉姆·罗沃所言，全要素生产率“所表征的东西不可能直接测量，因此它的计算值是众所周知地不准确的”。首先，从理论上讲，生产率作为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其变化不仅受投入要素总量变化的影响，而且要受投入要素结构变化的影响。因此，只有把产出量与全部要素投入的数量及其结构联系起来考虑，才能真正把握生产效率的全部变化，这两者的比率才是全要素生产率。从实践中看，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劳动力技术水平、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投入资本的技术含量的增长，这些投入要素的结构变化及技术水平的提高与生产率的提高是正相关的，而不是对立的，或者说是生产率的提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余数，即生产率中不能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增加所解释的那一部分，恰恰忽视了投入要素结构及其质量的变化，所以在计算结果上往往有很大出入。其次，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由于基期和时间跨度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计算结果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样是对东亚国家的同一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世界银行计算的1960-1985年的25年内，东亚成长的大约1/3来自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为香港，为56%，最低的为马来西亚，为13%），而埃尔温·杨的计算结果，这一时期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降低1%，东亚其他地区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另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D·索洛1957年对美国1909-1949年统计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美国GDP平均增长率2.9%的一半(1.41%)是由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增加的贡献，而另一半(1.49%)是由技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的贡献。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D·乔根森，计算出美国1947-1985年间资本投入是产出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占44.2%，劳动投入占34.1%，两者投入共占经济增长的几乎4/5，而生产率则仅占21.6%。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增长中投入要素的贡献度并不低，而全要素生产率也并不高，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最后，克鲁格曼在他的论文中，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也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认为“从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很难解释中国的繁荣兴旺”。实际上的问题，是对中国的统计数据表示怀疑，认为这些统计资料的“可信度不大”；理论上的问题，是计算基期的难以选择，克鲁格曼认为，如果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计算，则“经济效率大大提高”，如果以文革前的1964年为基期测量中国经济增长，则“效率只有微小的提高，绝大多数增长是由投入驱动的”。显然，克鲁格曼在怀疑中国统计资料的可信度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怀疑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真实性，因为不同的基期会有不同的结果。验证和比较这些极不相同的结果，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计算，本文引用这些资料，其意在说明，这些结论是可以商榷的。也说明克鲁格曼所坚信不疑的包括埃尔温·杨的计算在内的这些数据，其实并不具有什么“专制”性和权威性，而只具有相对性和可质疑性。
四、简短的结语
笔者从两个方面对克鲁格曼关于东亚奇迹的质疑及与之有关的观点进行了简要评论。限于篇幅，一些涉及到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不能从理论上展开论述，只是点到为止。其意在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克鲁格曼的观点尽管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他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注重经济增长的质的方面，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对我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1-01-12
标签：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金融风暴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生产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