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研究综述（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前十年”的基本脉络和党的指导方针的演变
这是“前十年”宏观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也是迄今为止“前十年”宏观研究中进展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
《历史决议》公布后不久，党史研究中对“前十年”党的方针的变化，就曾经提出过两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一种是有的研究者把“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概括为六次较大变化，另一种是更多的研究者把“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的曲折变化概括为三个阶段。
所谓党的方针的“六次变化”，即是指：第一次在八大前后，党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这是“党在战略部署上的重大转变”；第二次是反右派斗争之后不久改变八大的方针，一方面是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经济建设上以急躁冒进取代八大确定的稳步前进方针，出现“大跃进”的全局性错误；第三次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努力，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实际上正由急躁冒进向稳步前进的方向转变”，但当时“没有把问题明确地提到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检查，没有公开地提出反‘左’口号”；第四次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中断了纠“左”进程，不但把阶级斗争引进党内，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也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再度盛行起来，使国民经济陷入更加严重困难的局面；第五次是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努力纠正和克服“大跃进”中的许多“左”倾错误，同时在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也作了若干政策调整；第六次是开始于八届十中全会前后，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①
所谓党的方针曲折变化的“三个阶段”，是指：八大之后，1957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段总的说是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上和理论探索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至1960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段党的方针偏离了八大路线，出现了严重失误，主要是犯了“大跃进”的全局性错误，其间虽曾努力纠正过已经觉察到的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但由于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根本解决问题，因此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左”倾错误再度发展，而且比1958年更严重；1961年至1966年春为第三阶段，就全局而言，这一段党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一系列正确政策，“领导思想在一些重要方面（不是一切方面）重新走上了比较符合实际或逐步接近实际的轨道”，使国民经济相继出现好转和全面好转的局面，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只是这个阶段的后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部分领域又继续发展，当时虽未达到支配全局的地步，但它的恶性发展却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②。应该指出，这里所概括的党的方针曲折变化的“三个阶段”，实际上就勾画了“前十年”历史的基本脉络。
十多年来，对“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的研究，其突出的特点是研究者紧紧地围绕着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主线，着重就探索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等等，分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前后变化，并就这种变化的利弊得失，正确或失误，力求作出实事求是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估。其中，对这个时期党在实际工作重心转移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的研究，则更为深入和明晰。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后，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这也是关系到党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的关键问题。研究者对“前十年”中党在这个问题上指导思想的变化，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论析。
首先，极大多数研究者都高度评价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和全国人民主要任务的论断，其中，有的研究者明确地指出八大的这一科学论断，“在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社会主义改造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这是党在新时期总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则进一步指出八大论断的着眼点，是“在于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④
其次，研究者又明确地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之后，由于党和毛泽东“重新把阶级斗争提到首位，造成了很长时间内未能很好地完成工作重点转移的严重后果。”⑤薄一波在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也指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而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⑥有的研究者则进一步从指导思想的角度，把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的发展概括为“四次升级”，即：第一次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导致对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更改；第二次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混淆阶级斗争与党内意见分歧的区别，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第三次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并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从而完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第四次是1964到1965年间，在社教运动中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指导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升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⑦
当然，研究者也指出，1957年以后党也并非完全停止了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努力。许多研究者都肯定，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同八大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就肯定：“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试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愿望。”⑧但是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一方面说党的工作重点是生产建设，一方面又说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这就使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状态。”⑨而这种状况不能不妨碍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研究者还探析了“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几次变化的原因，尤其对八大之后党的方针急剧变化的原因论述得更多更深入一些。有的研究者指出，八大仅仅开过一年多，党就偏离八大路线，在指导方针上发生急剧变化，“这在客观上是由于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主观上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及个人专断的发展和民主集中制的削弱。”⑩应该说，这样的分析现在已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同时，不少研究者还进一步从八大本身的局限性来论述八大路线未能坚持的原因(11)，有的研究者指出：“八大虽然提出了正确的路线，但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向前发展，思想、理论准备还是不足的；虽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方针，但也没有具体化。所以八大没有能够防止后来‘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更没有能够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12)也有的研究者不同意用八大的“历史局限性”来说明偏离八大路线的原因，认为“中共八大在当时的条件下作出了它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此，“要正确指出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的原因，必须从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作出实际的考察与分析。”这位研究者并试图从八大路线制定的历史背景和“对这一路线的正确性缺乏深刻的认识”，从“毛泽东对八大路线存有疑议”，从“传统思维方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惯性冲击力”，从“客观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客观形势变化的错误估计”等几个方面，对八大路线未能坚持的原因作了分析。(1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历史决议》公布十年之后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其第七章在总结“前十年”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时，提出了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的新论断，即“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是对“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发展变化的一种新概括。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列出这两种发展趋向的具体表现的同时，还明确地指出了十年探索中两个发展趋向并存的特点，即“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14)揭示这个特点的意义在于，它不但比较准确地表述了“前十年”时期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指导思想上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趋向，而且它不同于过去那种把党内不同认识归结为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路线的传统的“路线分析法”，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全党在共同探索中的成就与失误。这种新概括既符合《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又是在《历史决议》基础上的一种深化和发挥，从而把对“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
关于“前十年”的基本经验教训
“前十年”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积累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正确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不但是“前十年”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指导我们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宝贵精神财富。1987年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15)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和推进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曾反复地不断地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包括“前十年”在内的二十年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并用以教育全党。15年来，党史界对“前十年”历史经验的研究，与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面拨乱反正相结合，特别是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逐步深化并不断取得进展。
首先是《历史决议》公布后不久，在学习决议的基础上，研究者以“着眼于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再认识”为特点，对“前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这种“反思”和“再认识”中，从多方面初步总结了“前十年”的基本经验。例如有的研究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前十年”探索中的基本经验教训：（一）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对历史经验所作的高度概括，是我们多年来付出了巨大代价才领悟到的一条最基本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二）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从国情出发，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可能性。”（三）指出十年中发生的曲折对我们最大的教益就是要端正思想路线，谨防头脑发热，要永远记住“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四）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一定要正确估量形势，采取谨慎的方针(16)。这些分析，反映了多数研究者在学习历史决议基础上所形成的共识，也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逐步形成和人民对这一理论认识的日益深化，在党史研究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就愈益深入与清晰。1993年6月出版的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概括，集中地反映了对“前十年”历史经验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水平。该书第四十三篇以一个整篇的篇幅，从阶级斗争、经济建设、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总结了“前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积累的13条经验与教训(17)。这个总结，不但内容全面，而且其显著特点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败得失，评述公允，立论可信，并体现了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内在联系与发展。例如，该书总结“前十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探索中前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应该保持有效的宏观调节”；“确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强”；“经济决策不可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等论断，就是历史经验与今天的认识的结晶。又如，该书着重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失误，指出“前十年”党在处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年犯错误的根本症结所在”；“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水平，不停顿地去变革生产关系，这是当年犯错误又一症结所在”；“真正认清平均主义的危害，从思想上划清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界限，是我们吸取农村人民公社化教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都反映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新审视历史后的新的认识水平。
1993年10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南，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根本依据。《文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其中，以下三点对研究1958-1978年二十年历史经验，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一是从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8)又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二是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的角度，总结了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教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强调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0)。三是从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指导方针上，总结了二十年所犯错误的主要特点是“左”的干扰。邓小平反复指出，“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21)“‘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22)正是由于“左”的干扰，“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这些深刻论述，精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必将推动对包括“前十年”在内的历史经验的研究。
责任编辑注：本文（上）见本专题1995年第3期152～157页。
注释：
①③参见周承恩：《试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指导方针》，载《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3期。
②参见裴棣：《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指导方针》，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第134-150页；另参见陈雪薇：《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概貌及其地位》，载《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352页。
④(14)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平装本，第335、405-406页。
⑤⑨⑩参见裴棣：《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指导方针》，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第136、139-140、141页。
⑥⑧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3、658、1257-1296页。
⑦参见张亦民：《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由来和发展》，见《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2期。
(11)参见张弓：《八大的历史意义及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年第1期；孙力：《也谈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年第4期。
(12)陈雪薇：《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概貌及其地位》，载《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359-360页。
(13)张星星：《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15)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235页。
(16)参见陈诗惠：《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再认识》，载《中央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第546-548页。
(18)(20)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116页。
(19)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21)(23)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22)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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