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历史的空缺”还是空缺的历史?——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经济辩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空缺论文,马克思论文,历史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2)02-0040-04
近几年来，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近期的过渡纲领是现实主义的，远期的共产主义纲领是理想主义的，而两者之间的中间阶段应当怎么办却语焉不详，成了一个有待于人们填补的“历史空缺”，并认为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特点。这在美国的社会主义学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詹姆斯·劳勒认为，从各方面因素来看，马克思是主张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消灭的不是一切市场，而只是劳动力市场，因而马克思是主张利用市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他试图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重新建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企图填补这个“历史空缺”[1]。劳勒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过度地夸大了这个所谓的“历史空缺”。他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那段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认为过渡时期应包括两个方面——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经济过程；但他同时又视而不见马克思在这一个时期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过程的探索，因而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
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对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形势作了乐观的估计，因此他们只制定了一个近期的过渡纲领，就是劳勒所谓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思想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他们对过渡时期的长期性作了充分的估计，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转变过程，并对无产阶级政权向社会主义“如何过渡”作了深入的探讨。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以前对这一段话的理解过于片面，一般只从政治上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忽视甚至忽略了经济上的过渡。强调无产阶级的专政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从目的上来巩固这个认识，就显得有些偏颇。在革命转变时期确实需要从政治上保障已经在旧社会内部发展起来了的新社会的萌芽茁壮成长，而马克思更注重从经济规律上说明过渡时期是一个长期的培育新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过程。他说，“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2]
在过渡期间，“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3]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保障新社会因素的健康发展，经济的过渡显得更为重要了，因此必须利用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成长的生产手段，向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市场仍将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哥达纲领批判》这篇马克思主义革命文献中，马克思预言革命后的社会可分为三个时期。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无产阶级政权不能一夜之间消灭市场而进入按照共同的计划对生产进行共产主义式的调节，市场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依然长期存在着，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从他们早期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近期过渡纲领中可以看出：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
“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5]
我们应当注意到纲领中所用的关键词语，“一步一步地”、“逐步”，包含着深刻的涵义，意味着对经济逻辑和市场规则的尊重。恩格斯后来还特别地谈到，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资本主义被消灭之后的一定时期还将存在，至少在过渡期间还不能消灭地租和对生产资料的租赁——
“这些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用益权，至少在过渡时期难以无偿地转让给个人或团体。同样，消灭地产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把地租——虽然形式发生变化——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决不排除保存租赁关系。”[6]
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期，市场可能仍将起着调节生产的作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段意义极其深远的话，“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革命后的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而事实上的交换制度仍然存在，某种“市场”仍然起着调节生产的作用。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市场”才会连同全部国家机器一起，“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市场的作用才会最终消失。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表明他们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如何对待市场的态度相对于《宣言》而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但由于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家所注重。最近几年在国外理论界，有一些学者提出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是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有待商榷，但这个观点肯定了马克思利用市场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积极作用，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二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通过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他们并未给出这种“国家财产”的具体的占有形式，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实现形式没有作具体的规定，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未来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具体的探索。马克思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新的社会因素的出现，当股份制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展现出惊人的生产力时，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出它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认为它“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7]虽然股份制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它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直接的关联，它不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反映，相反，它恰恰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虽然只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的开始，但它的出现已经表征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8]马克思的这段话高度地评价了股份制公司出现的历史意义。
但当时马克思特别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股份制绝对不是“直接的社会财产”。股份公司的生产是“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9]它使得资本家“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10]股份制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新的工具，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个较为有效的实现形式出现和存在着，并且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马克思说：
“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11]
这段话对理解马克思的股份制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达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判断一个具体生产组织制度是否具有某种意义，必须完全认识与之相对应的生产方式的本身的性质，即生产条件的分配形式是怎么样的。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那么它就是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反过来，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掌握在劳动者手中，那么它就是劳动者增加自己财产的一个手段。马克思说，“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12]他主张的是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利用股份制这个社会化的生产手段“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由此可见，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以后，仍然可以用股份制的形式来组织社会生产，因为，那个时候，“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股份制就成为劳动者增加自己的财产的具体手段了。过渡时期必然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历史时期，股份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一样也作为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要剥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手段。
故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13]马克思似乎更为欣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极扬弃”的合作工厂，他曾经说，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合作社就是“‘可能的’共产主义”，[14]恩格斯在1886年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一封信中写道：
“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
“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15]
显然，这种独立经营的合作社是国家所有制的一个实现形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形式的具体实现，是通过市场交换制度来进行的。这表明国家占有生产资料不能绝对地排除市场的关系，无产阶级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劳动者之间还有必要运用市场的交换原则，更不用说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了。运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必定是以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为依据。在现代社会，追求剩余劳动仍是社会生产的目的，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只不过是把以前由个人或少数人运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攫取剩余价值变为代表社会的国家集团对剩余劳动的追求而已。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实质上是通过一个独立的组织，结构性地支配着劳动，从事着追求剩余劳动的生产，因而仍然在获取剩余价值的基础上运作，是资本体系的独特的历史形式。因此，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并不是能完全消灭资本，也不能完全消灭市场。鉴于这种现实情况，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探索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为社会主义的进步作出努力。
三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被消灭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必须运用市场手段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他对过渡时期国有制的强调只是强调这种所有制在过渡时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强调对其他经济成份的消灭。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6]这句话中“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一种生产关系自身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总和，而是几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任何社会都不是单一的一种生产的社会，必定有其他的一些生产的存在并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这有力地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期间，所有制的单一性是违背历史、理论和逻辑的；过渡时期必定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历史时期，因而市场还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个创新。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多的论述，在文字总量上不少于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并没有留下“历史的空缺”，只不过马克思没有提出一个详细的“过渡社会主义纲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明智之举，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之所在。对于未来的新社会的发展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只限于指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发展方向，他没有规定具体的细节，也反对规定具体的细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列宁一语中的地说，“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17]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认为要在落后的小农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若干无可奈何的迂回过渡，必须允许一定的私有制经济的存在，还必须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市场的作用不可忽视。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着商品和货币，是产品经济的社会。因而排斥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20世纪的社会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斯大林模式影响，留下了一段令人遗憾的没有利用市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空缺的历史”，使社会主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严格地说，直到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召开，我国才彻底地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不仅充分认识了市场在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作用，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市场过渡思想，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经济。
历史上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在英、法、美、德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诞生，而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的落后甚至非常落后的国家里诞生的，这个客观的历史存在，决定了必须随时随地以历史条件的转移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们在《宣言》的序言中不只一次地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的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在现实的社会中基本上完整地实行了《宣言》中的十项“革命措施”，甚至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过渡思想的误解。
总之，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应当是：研究马克思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方法，并运用这种方式与方法来观察和分析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在现实的社会之中领会、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正如邓小平所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教条化，而是一定要与我国的现实结合，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四大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又有新的重大的发展和突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这样一系列的突破和创新的必然结果，它也生动地、有力地说明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的必须性和重要性。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条件下，积极探讨社会主义与生产市场化、所有制多样化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寻找一条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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