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融合：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序言：理念缘起 产城融合是近年来提出的新理念，缘于对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之探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城镇发展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大城市的快速膨胀导致了各种“城市病”，地租上升和环境恶化会削弱大城市对居民的吸引力(Krugman 1996)[1]，急需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知识密集型、服务功能型和生态节约型是未来大城市产业转变的方向；其次，新型卫星城或者新型园区本应具有承接大城市辐射带动的作用，但因其前瞻规划及后期公共服务设施的缺乏，出现产城脱节现象。这就需要在规划初期考虑到产城融合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另外，中国小城镇建设普遍存在产业结构雷同、产业效率低下等现象，小城镇的发展也要解决好产业发展问题，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转型要求。 产城融合理念最早由张道刚(2011)[2]提出，认为城市与产业需要双向融合，其实质就是“平衡”两字，产业活了，人的需求就活了，城市的内在活力也就激发起来，城市形态也就有了“魂”；反过来一样，城市功能的完善、品位的提高也会为发展产业提供条件，增强竞争力，这才是城市和产业的本义。在国外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并未直接有产城融合这一提法。因此国内外对于产城融合还缺乏足够科学、系统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城市和产业发展跨入进一步完善功能、提升质量的发展阶段，对于产城融合的研究日益重要。本文主要根据已有产城融合方面的相关文献，以产城融合研究的逻辑关系为导向，尝试进行产城融合的内涵、理论基础、经验行为、测度等问题的研究，并以此剖析和梳理产城融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发展动力与局限，为后续的拓展研究和政策决策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 二、内涵：百家争鸣 关于产城融合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主要表现为以新城区产业促进新城发展、新城与老城的产城互促、城市与产业的协调发展、强调以人为本的产城需求匹配及系统性考量的产城功能性融合等。 陈云(2011)[3]提出产城融合主要是服务于集就业、居住和休闲于一体的相对独立的新城建设；杨芳等(2014)[4]认为产城融合是在产业功能基础上的新区增强综合服务功能，在居住功能基础上的新区加强产业功能的产城一体化发展，以产业兴旺城市，以城市促进产业发展。这些都将目标定位在以新城产业区建设促进新城发展，虽有明确定位，但未免因其只涉及新城建设而有狭义之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产城融合的研究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不仅局限于新城，而且包括不同层级的城镇，呈现出产城融合的广义性理解。 周海波(2013)[5]认为产城融合的发展实质就是形成以服务业集聚的老城和以制造业集聚的老城为中心——外围的功能互促、产城互动进而和谐发展的城市；刘荣增等(2013)[6]认为产城融合中的“产”既指的是产业的概念，也是指产业聚集区概念，既强调产业的竞争力和社会服务功能，又强调产业自身与老城和城市新区的融合及其辐射带动作用。这些观点考虑了新城与老城的产城互促，研究范围有所扩大，趋向于产业空间结构协同发展，但缺乏产业和城市同步演进思路的内涵界定。 秦智等(2013)[7]认为产城融合强调的是城市与产业的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的发展状态，以产业的集聚带动人口的聚集，同时以城市的功能改进为产业发展和人口集中提供支持；苏林等(2013)[8]认为产城融合是一定区域范围内产业与城市功能协同发展、良性互促的状态，是城镇化与高科技产业化结合的理想形态。此类观点强调的是城市与产业的协调发展，为探索产城融合的协同演进提供了研究思路，但在实证方法上缺乏具体建议。 李学杰(2012)[9]认为产城融合的本质就是一种城市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内在含义包括城市功能的有机协调，基本单元的相互联系，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刘瑾等(2014)[10]提出产城融合就是建设一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体现其以生态环境为依托、以现代产业体系为动力、以生产性和生活性融合为功能关系的多元复合性；孙红军等(2014)[11]基于系统视角认为产城融合具有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内涵，这一系统是在实体要素与虚拟要素作用下，逐渐实现各要素之间及结构与系统之间各层次良性互动的过程。这些观点的共同点在于系统性考虑了产城功能性融合，全面形成了产业优化与城市功能发展之间的互促状态，但是对于以产业优化为城市功能发展提供充足经济保障和以城市功能发展为产业升级创造条件的具体内涵还缺乏探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产城融合是在综合考虑城镇承载力和产业空间结构及可持续发展基础上，使产业发展定位于符合城镇整体功能扩展，通过城市、产业、人口的有序发展驱动城镇更新和完善城镇服务水平，形成城镇功能优化与产业发展协同共进与良性互动的科学动态过程。产城融合的内涵主要包括：布局与功能的统一、城市与产业的共生、居住和就业的融合、生产与服务的互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 三、追溯：理论基础 要实现产业和城市的融合，除在实践中的诸多现象及问题中提炼经验规律和探寻创新方法外，传统相关理论的基础作用也不容小觑。产城融合的实践模式和创新机制更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持，对传统相关理论的追溯过程也是认识研究产城融合的关键所在。产城融合的相关基础理论包括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关性理论、城市空间经济理论、田园城市理论、区域规划理论、自组织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Hollis Chenery(1975)[12]提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理论，对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和测度，得出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一般变动规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工业化发展将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进而带动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城市空间经济学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包括克鲁格曼等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基于空间理论对城市发展研究提出过相关建设性的成果，反思了主流经济学对于空间因素的漠视，探索空间结构与城市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在经济运行中的演变规律。国内也有学者针对产业和城市互动发展等问题从空间经济学角度进行过多方位的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形成的机理与城市经济运行的关系及经济运行中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公共政策等问题也成为研究目标。 关于新城建设及运行与管理等内容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城市学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该理论涉及城市各方面的发展规划及安排。新城建设理论随着城市发展也在不断地更新变化，从田园城市理论到区域规划理论再到新城市主义理论，新城的建设与发展逐渐超越以缓解大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等压力为目的阶段，达到注重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自组织理论是系统由一种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或由低级有序状态向高级有序状态的演变过程(Nolfi 2005)[13]。用自组织理论来探析产城融合的发展过程，可以将产城融合看做是一个动态系统，由城市、产业和人口环境为主要要素组成，它的发展既是一个有序状态的实现过程，又是各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同时还是产业与城市环境高度开放融合的过程，产城融合发展应该具备这种自组织的能力，才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新的突破。 由“增长极限论”而展开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是产城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改变传统发展模式，由资源型经济过渡到技术型经济，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转变为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Goodland 1987)[14]。 四、策略：经验行为 目前，关于各地产城融合的实践行为还在探索之中，针对已有产城融合的经验分析不难发现，虽不同地区的产城融合策略各有侧重，但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城区发展 济南高新区东区因其实际工业产业基础较好，工业化程度较高，提出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城区发展，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经济实力，增加济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城区的建设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10]。上海宝山北部新城建设和发展提出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结合宝山实际努力提升带动能力，对北部新城传统工业实行协调发展[15]。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既能带来产业发展的多重契机，又能有力地推动劳动力向高新区的集聚，实现人口的转移和居民居住点的空间集聚，提升了城市化质量水平。 2.以产业集群带动城区发展 景德镇市作为陶瓷产业的代表性地区，城市发展离不开陶瓷产业集群的直接推动作用。以陶瓷工业园区为代表的产业集聚区，集中了景德镇陶瓷产业的主力，众多与陶瓷生产相关的企业形成了区域产业集群，支撑着区域内的生产活动[16]。在广西柳东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采取以产业的集群化带动整个新区的开发，从而增强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业整体竞争力[7]。这种模式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形成以地方产业为特色的产业集群，进而带动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兴起，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的同时，也加快了城市规模的扩张。 3.以综合服务功能带动产城发展 “一个成熟的产业园区，一定是个性十足的城镇社区，国外的纽约曼哈顿、国内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等范例可为例”(张道刚2011)[2]。济南高新区东区建设针对产业、居住等空间进行统筹考虑，统筹构建道路交通体系及基础设施体系，统筹规划建设济南园林绿地及生态景观系统，呈现工业园区与居住园区的协调一致的生态发展格局。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新城建设提出借鉴新加坡城市综合体的发展模式，让居民在小区内就能够解决医疗、教育、商业等绝大多数生活问题[17]。由此可见，产城融合的统筹布局至关重要。 4.以创新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成都天府新区提出推进文化产业化，使区域文化资源通过技术嫁接和科学应用渗透产业创新服务，以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来增强产业的竞争力，提升产业的附加值，推动产城融合发展[18]。殷德生等(2014)[19]以韩国的大德科技园区、中国台湾的新竹科技园区以及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为例探究产城融合创新模式，提出“三区联动”的模式创新，有效地整合了校区、园区与城区的创新资源。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基础的联动体系，依靠市场的利益驱动机制和政府的引导保障机制以及人才支持与文化引领机制，构成产城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以创新作为产城融合的发展推动力，通过新兴产业、现代产业、高端服务业和休闲度假旅游及都市农业等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 五、问题：纷繁复杂 无论是新城区建设发展还是老城区优化升级，产城融合的问题始终存在。这些问题纷繁复杂，目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规划缺乏严肃性与合理性 由于城市总体规划缺乏严肃性与合理性，致使产城难以形成有机联系的体系。这会造成城市功能协调不畅，同时还会带来产业与城市的融合不足，进而影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任领导、一种思路”，三五年一调整，缺乏连贯性(陈云2011)[3]。没有合理规划的城市在发展中会呈现无序状态，造成城市之间和内部布局混乱，进而由于负外部效应迅速上升，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不合理占地等问题突出(王小鲁2010)[20]。城市发展是不断探索的复合系统工程，科学、合理的规划将对城市发展具有超前指导作用，对推动城市发展意义重大。 2.“有城无产”或“有产无城”造成产城分离 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但是现实中忽视产业支撑和城市构成的现象屡见不鲜。上海在20世纪末提出郊区要成为新世纪上海工业的主战场，并在实践中取得快速发展，但由于过分强调工业的集聚而忽视城镇建设导致园区见物不见人，缺乏产城融合的社区单元，使园区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大大减弱[21]。还有一些地方提出通过政府机构搬迁来推动新区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流主城区人口，缓解人口压力，但是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开发带动新区发展的短期经济效益观，将使新区因忽视产业基地的培育和产业环境的搭建而出现产业带动乏力并产生较高住房空置率，进而出现有城无产的虚假城镇化问题，导致新区变成空城的局面[22]。 3.配套设施落后难以实现城市功能的有效集聚 城市发展需要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保障，配套设施落后将难以实现城市功能的有效集聚。部分新区公共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商业服务设施匮乏，住宿和餐饮业不发达，缺乏综合性商业购物中心和多功能商务中心，产业发展挤占城市公共设施发展，无法保证生活性服务中心的建设。城市新区由于受到政府自身财力、物力及管理方式的限制，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综合服务设施的定位偏低或者配套设施不具备规模效应等问题，因而难以推动城市资源共享与城市经济发展。 4.新老城区功能难以互补和融合 在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新老城区功能之间存在着诸多难以互补和融合的问题。刘荣增等(2013)[6]以郑州为例，指出新老城区功能衔接的问题，郑州老城区生产服务设施经过几十年建设与发展，从布局到功能基本比较合理和完善，而郑州新区的区位与规模表现为和主城分离且规模相当，对主城资源的利用度非常有限，造成新老城区功能难以互补和融合，新城实现繁荣发展和功能完善还须时日。 六、测度：计量研究 对于产城融合的定量分析较早的是高刚彪(2011)[23]提出4层级4方面26个指标的产城融合发展评价体系。产城融合度的评定分为高度融合、良好融合、基本融合和产城失调四个类型，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对产城融合进行量化评价，并以河南省商水县为例测算出结果为基本融合的产城融合度状态，与良好融合和高度融合标准还存在很大差距。 苏林等(2013)[8]以上海张江高新区为例，构建了4个层级和4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针对高新区的产城融合度进行了综合测度。测算结果表明，上海张江高新区的产城融合已达到较高水平，城镇化发展中经济发展、园区配套、创新活动、城市化水平这四个方面的指标对高新区产城融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孙红军等(2014)[24]对于产城融合的程度评判制定了3个层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了空间融合、人口融合和功能融合3个方面的目标层及6个指标层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保产城融合度评价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构建一套产城融合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王菲(2014)[25]提出产业集聚区的2层级12指标的产城融合发展评价体系，同时基于组合赋权和四格象限法对郑州、洛阳、许昌和新乡四个城市中20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产业集聚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各地综合产城融合度。创新之处为提出了产城融合发展的四格象限分析法，这对识别及定位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类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认为，产城融合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应结合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设计目标层和指标层，不宜过多过繁，也不能太少太简，目标层最好控制在3～4个，指标层控制在20～30之间。目前关于产城融合测度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而且主要是针对新城的产城融合测度，作为广义产城融合的普遍适用评价标准还有不足，今后学术界应考虑结合产城融合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统一的产城融合评价体系。 七、结论：启示展望 产城融合是解决区域产城分离主要手段，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有效方式，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路径。产城融合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保持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吴振明，2012)[26]，是推进产业集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和层级，实现区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产城融合的有效发展可以促使城市和产业体系紧密联系，相互共生，城镇化的发展必须要以工业聚集和产业发展为支撑(林勇等，2014)[27]，逐步提高城市经济的发展质量，增强城市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动力。目前对于产城融合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内涵和发展方式的探讨，对发展机制、测度、溢出效应及实施策略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较少且零散，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研究。因此，今后应结合区域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更加系统与科学的研究，探索产城融合的发展机理及影响因素，加强对产城融合的定量分析，并从空间结构、产业选择、功能布局、溢出效应等方面进行规划探索，提出产城融合发展的规划思路，以期为区域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