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2)02-0017-07
一、问题的源起
地租征收率问题，本属于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范围，又因涉及面广，而成为一个及于农业生产、农村基层社会状况、农民行为、中国文化，以及如何看待历史资料（包括“典章制度”和“数据史料”二者）……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选题。
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曾是国内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近年史学学术化的发展，在有关问题的研究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进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针对地主经济即自然经济的旧说，提出地主经济不等于自然经济，而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某种结合；
第二，是过去认为占人口比重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土地的说法，估计偏高；
第三，是关于地租率，尤其是它是否在50%以上的问题；
对于前两个问题，据说已纠正了那些过时的论点，而对后一问题，则仍在争论之中。（注：陈廷煊：“近代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租佃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4。）
关于地租率的问题，过去惯常的一个说法是：农民有50%，甚至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当作地租拿走了。为此，不少学者已列举出各地的各种史料（如有大量的“地租额”散见于各种文集和地方志中），今天看来，再重复这种做法，还有没有必要？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另辟蹊径，看一看地租的实际征收即“实收率”的情况？事实上，一些新的研究正是如此入手的（如章有义等）。进而言之，如果地租不是或不能做到“足额”征收，甚至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那么仅有那些地租额的记录，又怎能说明“地租率”的问题？看来，对所有这类问题，我们都不能只作单面的解释，就好象一个计划的提出并不等同于它的施行，也往往更与其结果有异，对一种制度也不能只看它的规定，而不看其在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如一些租约规定：“不敢懒惰、抛荒”，“不敢少欠”，否则要“依数赔还”，“任业主别行招佃”。（注：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页47-48。）若单凭字面理解，好象上面如何定规，下面便如何办理执行似的（可惜好多学者就是这样做的）。其实这种事情，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当代中国，恐怕都不容易办到。因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处于另一方的农民的行为，这是提出农民抗租行为研究的主要原因。
对另一派重视农民起义，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的学者来说，也多少忽视了上述现象即农民日常的欠租抗租行为及其影响。“起义”或大规模的暴力反抗，毕竟不是农民经常的斗争，在“农民起义”中也很少提出土地和地租方面的要求。所以在农民的各种斗争中，抗租行为可能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而且，在各种反抗中，似乎只有它才是针对着所谓“封建制度”的。也可以说，农民一直在用他们的方法悄悄地修改着制度，也许，正是这些隐蔽半隐蔽的、静悄悄的行为，在推动着历史的实际演进，和起着更大的作用？
历史上的农民到底是怎样的？应怎样认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农民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地位和状况？所有这些有意思的问题，恐怕也都有待于这一研究的完成。
另外应该指出，与地租率密切有关的，还有人们往往忽略了的地租“征收对象”，即计租都涉及哪些耕地和哪些产量的问题。例如，在征收所谓“正租”时，南方的“小春作物”以及北方的“田头地角”，一向都是不计租收租的。如果考虑到这些，相应的地租率就大约是40%或略多一点（而不是假定的50%）。（注：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1994年。）对于地租实收率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这也是一个须要取得共识的“前进基点”。这类问题还有不少，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我们且把它们搁在一旁，先来考察地租的实收情况。
二、地租的实收率
了解地租征收量的升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1)以原额与实额（以及改订租额）对比；2)以租额（或最高实收额）与实收数对比；3)然后或可把它们每个都作成一个数列，并作出分阶段的对比。
1)原额与实额，以及租额修订前后的对比
中国历史上的租佃制度，除劳役租外，一向可区分为分成租与定额租（包括实物租和货币租）两种。清朝乾隆年间，一份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道，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大江以南，则多系计亩收租。（注：朱批奏折，乾隆四年八月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页10。）但据对清代档案研究，定额租制也在北方流行，不过南方更为盛行罢了。据统计，乾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888件档案之中，实物定额租有531件，约占总数的60%，当居主导地位。（注：谢肇华：“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发展变化”，《文史哲》1984年第3期。）定额租，顾名思义即按一个事先规定的数额交租，其中一种即所谓“铁板租”（注：福建瓯宁的实例见赵冈、刘永成、吴慧、朱金甫、陈慈玉、陈秋坤：《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1995，页98。），但能够这样做到的只是少数，多数地方并不能照额征收。这是因为，首先在许多地方都存在一种按原额折成交租的情况，前者称为虚额、虚租。犹如清人陶煦（《周庄镇志》附《重租论》）所说：吴农佃人之田，私租有至一石五斗之额者，“然此犹虚额也，例以八折算之，小欠则再减”；或如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所说：“照田根立券者曰虚租，有予议折实米数，不论水旱者，曰实租”；而在江西赣县等地，据一项调查报告表明，租约内虽注明缴纳足谷若干担，不得短少颗粒等语，实际上均有折扣，或七折或八折不等。（注：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页39。）在明朝末年，据时人耿橘大说：江苏常熟田租之入，“最上每亩不过一石二斗，而实入之数，不过一石”，实额约为虚额的83%；又据陈继儒所说，计算地租折实率，约为76%。这些都是上等好田的情况。清代道光年间，据华亭县《张泽作善堂征信录》载，在中则田上，折实率高者为80%，低者为50%，平均约为62%，较上则田要低一些。（注：郑志章：“明清时期江南的地租率和地息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页45-46。）在档案中也有一些例证，如江西乐安县周端生佃耕业主杨天爵土地，一律是八折交租；安徽望江县陈以太佃田的租额，就有35石、32石和28石（实额）的三种说法。（注：谢肇华：“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发展变化”。）
据研究，在清代安徽徽州地区，实收租额与原定租额的对比是：十八世纪前期为77%；十八世纪中叶为75%；十八世纪下叶为69%；十八世纪下叶到十九世纪初为80%；十九世纪上叶为83%；十九世纪后期为71%，平均为76%；总之，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在这一期间下调了租额，幅度约为四分之一左右。（注:江太新、苏金玉：“论清代徽州地区的亩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页39-44、57。）
另据研究，安徽徽州在明末有几宗在近期改订租额的地租，新额相当于原额的80%多；其中有3宗为原额的85%，但改额后的实收率仍不过六七成，另有几宗也不过七成到九成光景（为原额的六成多）；一宗明末的租额，到清代十八世纪初下降了5%；另一宗康熙年间的，在雍正间增加了14%；到十八世纪中叶，休宁黄姓租簿中约定租额的十分之三有明显的下降；十八世纪下叶，租额的改动比较频繁，如祁门李姓租簿中有三分之二修定了租额，新额一律低于原额，最低为42%，最高为95%，平均为76%；同时或稍后，祁门廖姓全部定额租中，实额一律低于原额，差距最小的8%，最大的为50%，平均为原额的65%；十九世纪后叶，黟县汪姓修定租额为原额的84%；黟县孙姓在记帐期前已改租额为原额的84%，记帐期间改额的，为原额之66%；休宁隆阜镇冠记硬租为原租的88%，其中2件“折实租”，规定要再打八折交纳；祁门胡姓实租为原租的66%；综计十九世纪徽州14家地主292次改额中，1821-1844年以前改额的有165次，其中没有一次增额；1847-1893年以前改额的76次，内有增额9次；这241次合计，新额为原额的72%（前期较低，为64%）；另51次有更为明确的改额年份可考，合计约当原额的78%，其中十九世纪上叶为六成，其后约为八成左右。（注：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4，页61、65、101、149、181、200、303、393、435-442。）
在同一作者的另一项关于十九世纪的研究中，徽州休宁吴氏绝大部分田租在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年内降低过租额，其中没有一次提高，平均降低了32%，租额下降的现象颇为普遍和显著。而在其后大约一个世纪中，大部分租额没有变动，只有小部分改额。（注：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页80-88。）黟县孙姓租簿中，从1863年以前至1890年，20宗田地中有12宗17次改额，全部都是减额，新额相当原额的79%。（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21、206、171、289、87、207页。）歙县汪姓截至1887年为止的一段时期，有记录可考的13宗14次改额，全部都是减额，新额相当旧额的66%。（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21、206、171、289、87、207页。）十九世纪末，祁门汪姓有14宗15次减额，平均减少50%。（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21、206、171、289、87、207页。）黟县汪姓23宗31次改额合计，新额相当原额的70%，其中2号田连改三次，由407斤改为100斤；24号田连改四次，由170斤改为140、115、102、100斤；26号田由100斤改为80、40斤；27号田由160斤改为100、70、60斤。（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21、206、171、289、87、207页。）其间有几次增租，多不过恢复到道光年间或过去旧额的水平。（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21、206、171、289、87、207页。）
从上可以看出，租额调整并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直在不断地进行之中，虽然也有部分调高的例子——如福建泉州陈氏大宗祀田在万历初年租额平均增加了85%，若干学田、书院田、育婴堂田、军户田的租额在明清时期都有所提高（注：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页269、277-279。）——但总的说来，租额却是越来越低了。
以上所述，是租额的增减，但额租并不是说多少就能收多少的，它在实行中，往往要按照收成的分数交纳，很少能够十足征收。如陶煦所说，（实额例以虚额八折算之）“小灾则再减”；或乾隆《儒林六都志·土田》所述，“租额既定，丰年所还必足其额，其次则视年之高下，人之劳逸，而酌减之，谓之饶头”；或咸丰《南浔镇志·完租》载，“至丰之年，每亩不过一石左右，稍歉即减，有仅三四斗者”；或汪辉祖《双节堂庸训》所云，依额偿租，“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注：参见郑志章：“明清时期江南的地租率和地息率”。）这是影响地租征收情况的再一个因素。因此，为了解地租征收量的升降，必须进一步观察地租的实收情况，而不能仅依据其定额之多少。
应注意到，这些全是在同一块田土上作的比较，与各地粮食产量升降记录并不一定是在同一地亩上，其计量方法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2)实收数与租额（或最高实收额）的对比
定额租中实收量与实额的对比，即为“实收率”。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份观察报告中说：米租分为“实租”、“额租”或“正租”两种。实租系按契约规定数量全部缴纳，额租或正租则较契约规定数量少纳约四分之一。但由于佃户对租额的拖欠，地主实收田租一般不超过上数的十分之八。（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北京，1957，页266。）据说，这种“正租制”，是要视当年年成，少收部分的，这被称为“让租”。（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农业经济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89，页324。）清人王炳燮说：（苏州）“实收租米，多者不过五六成，少者才及三四成。是所谓租额，不过纸上虚名”（注：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北京，1982，页404。）。在分成租中，往往也不能“足数征收”，不过因为没有额数的参照，只好取一个最高数额或一个相应的基数，与之对比了。在不少定额租的材料里，因缺少租额的记载，也可用这个办法处理。不过其中的最高额，有时等于租额，有时距离租额还有不小的差距，也有个别的高出租额，那是因补交原先欠租的缘故（根据现有的材料，这类补交的数额都相当低，故多可略而不计）。现把各地情况分时期简述如下：
1、十六世纪下叶，明朝万历年间：
安徽歙县某姓公堂租簿(1579-1585)，实收数为租额的八九成（83-91%或更低些），且呈下降趋势，它在6年中下降了8个百分点。（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43页。）
2、十七世纪上叶，明朝末年：
安徽歙县胡姓公堂租簿(1620-1640)，实收率为七成多到九成（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63页。）；其中有3宗最近改额的，实收率仅六七成（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63-65页。）；内有数宗定额租皆呈下降趋势，实收率平均为78-88%。（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4；《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64。）
3、十七世纪下叶，清代初期：
安徽祁门十八都某祠租簿（约1666-1680），呈下降趋势，“实收额指数”（假定最高实收数额为100；再说一遍，它不一定是租额），平均为85%；（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104页。）
祁门十八都分成租簿，实收额指数平均为91%（参照各年收租最高数字，所谓最高额与之相差约20个百分点，其指数当为76%）（注：江太新、苏金玉：“论清代徽州地区的亩产”，表1。）；
祁门十八都黄福坑某祠定额租簿(1666-1680)，正斜率，即收租数量呈上升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1%（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4、116。）；
安徽休宁吴姓祀产，此阶段后期(1694-1705)较前期(1681-1693)增加了12%，其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4%。（注：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页253、445-446。）
4、十八世纪上叶：
安徽休宁黄姓祀租簿(1697-1746)，呈下降趋势，实收率绝大部分为约定租额的七成多到八成多，简言之八成左右（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158。）；其中部分定额租亦呈下降趋势，以期初数为10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4%（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10；《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150-152。）；
福建龙溪县(1715-1743)，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4%（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福建闽清县(1718-174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7%。（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5、十八世纪中叶：
山东汶上县美化庄孔府收租总帐(1736-1775)，负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小麦52%，高粱56%，豆类47%，杂粮41%。（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6、十八世纪下叶：
安徽歙县仁和堂分成租册(1754-1790)，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0%左右（从早期的74%下降到七八十年代以后的56%）（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定额租册，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2%（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福建龙溪县(1753-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1%（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福建闽清县(1756-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2%。（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7、十八世纪末：
安徽祁门李姓亨嘉会租簿(1783-1800)，趋势有降有升，平均实收率约为78%（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185-186。）；
歙县亨嘉会分成租簿(1783-1800)，负斜率，趋势不明显，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4%（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浙江嘉兴某姓租册(1784-1796)，负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为90%。（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4、125、124、97、93-105、116、124-125、125、105、93、123、95。）
8、十九世纪初：
安徽祁门廖姓租簿(1798-1828)，实收数变动幅度不大，实收率为87%左右（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204-205；《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17一件似即其中之一，吴下降趋势。）；
徽州五都廖姓分成租册(1807-1828)，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77%（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9。）；
歙县后坑坞相公凸分成租簿(1820-1830)，负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4%（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6。）；
歙县古庵后相公凸分成租簿(1820-1830)，正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1%（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3。）；草塘充相公凸定额租簿(1820-1830)，正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7%（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18、94。）；
歙县培元老收租簿(1804-1828)，定额租，正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为92%（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4、117。 ）；
福建闽清县(1803-182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59%。（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5-126。）
9、十九世纪中叶：
安徽祁门郑姓分成租册(1821-1858)和定额租册(1821-1846)，负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分别为75%和82%（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3、94、100、111。）；
休宁祁门吴姓、郑姓公堂分成租册(1827-1845)，正斜率（但上升趋势不很明显），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7%（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1、93。）；定额租册（1827-1845和1838-1858），负斜率，平均实收额指数分别为93%和90%（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94、111-112。）；
休宁吴姓启贤堂定额租簿(1827-1858)，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率69%或62%（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90、93。）；
福建龙溪县(1801-185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53%。（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5。）
10、十九世纪下叶（太平天国起义及其以后）：
安徽黟县佚名公堂租簿(1847-1890)，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率分别为91%和67%，合计为81%；（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265。 ）其分成租部分，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9%（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1。）；
黟县汪姓租簿(1857-1873)，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率分别为73%和75%，其中一部分由九成多下降为六七成（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310；《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2一件似即其分成租部分，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0%。）；
黟县孙居易堂租簿(1865-1888)，平均实收率，谷租为79%，豆租为75%（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374-375。）；其分成租部分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2%（期末降至四成多）（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3。）；
休宁冠记定额租簿(1866-1875)，平均实收率为65%左右（包括谷租钱租）（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394。）；
黟县佚名分成租册(1864-1885)，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0%（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2。）；
福建云霄县(1865-1911)，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4%（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5。）；
福建闽清县(1856-190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58%。（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6。）
11、十九世纪末：
安徽祁门胡姓租簿(1882-1896)，呈明显下降趋势，平均实收率分别为55%和58%，其中部分从八成降至四成（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412。）；
祁门汪姓、江姓公堂租簿，下降趋势，实收率分别为80%和47%（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177-178。）；
江苏吴县吴畲经栈收租记录(1893-1918)，斜率有正有负，平均实收额指数，祭号85%，公号75%，庆号86%。（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23、96。）
此外，直隶旗地中的八项旗租地，在十八世纪末已完数占额征数的三成到五成不等，平均为34%；到十九世纪末，据说未完之数各在二三分以上。（注：衣保中：“清代八项旗租地的租佃关系”，《洛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江苏吴县、长洲、元和三县，“绅等仰体皇仁，永减租额，计每亩约以一石为率。佃户依限交租者十有四五……三限不交，始由账船催收。佃户赴船交界者十又二三，交不足额，亦或情让了结。除抛荒无着，以及顽佃锢抗，统扯上腴，仅及七成，中下之产，不过四五成、二三成而已”（注：光绪七年苏绅公呈，载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页290。）。
江南某县，从1894-1903年，平均实收指数，麦季为87%，稻季为91%，且呈下降趋势（其中小麦下降了一半以上）。（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页754。）
江西建昌郡城书院，租甚轻微，道光年间，一律清完，咸丰以来，颇形短绌，同治间尚有七成，光绪年间不过三四成而已。（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页753。）
江西于都书院田租，每岁仅收十之二三。（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页754。）
江太新、苏金玉的研究，展现了从康熙到乾隆年间长时期的收租情况，并明确指出，实际交租数量与租额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不能“信手拾来”，“抓来就用”。在其引用的一批屯溪档案中，有许多十成交租的实例，比较罕见（特别是在光绪年间竟占据了2/3的比重）。遗憾的是，在所有这些计算中，都排除了“受灾年份”，这可能是出于估算亩产量的需要，但对农民的交租行为来说，“灾害”云云却可能是大有名堂的（详说见后）。
《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还有一些安徽十九世纪下叶，以及数家合计的材料（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06-109、114-122。），都关系到实收比例情况，以上于此皆未计入。
3)分阶段的对比：
综上所述，地租的租额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在大多数时期，下调幅度一般是在20个百分点以上（只在十九世纪略有不同）。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是：
明代末年：80%多；
十八世纪上叶：77%；
十八世纪中叶：75%；
十八世纪下叶：69%，76%，65%；
十九世纪初：六成左右，69%；
十九世纪中叶：83%；
十九世纪下叶：八成左右，71%，79%，66%；
十九世纪末：50%，70%。
按道理来说，租额的变化是累加的，即下一个改动要追加在前一个改动之上，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可惜的是缺少这样长期变动的记录。所以我们只列出各个时期的百分比，而不作追加的计算。就是这样，地租额的变动也是很可观的了。虽然它们多是就调整过的租额而言，不一定计入了该租簿的全部地租。
另一方面，不但地租的原额和现额之间存在对比，实际征收到的数额（以“实收率”或“实收额指数”表示），也由于种种情况，出入很大。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是：
十六世纪下叶至十七世纪上叶的明代末年，约为八九成；
十七世纪下叶至十七世纪上叶的清代前期，约为七八成；
十八世纪下叶，约为六七成；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叶，约为七八成；
十九世纪下叶，约为六七成；
十九世纪末，降为五六成左右。
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应引起注意，即实收率和实收额指数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距，如在十八世纪下叶，祁门十八都的分成租簿之中，所谓最高额与各年收租最高数字相差15个百分点；十九世纪中叶，祁门吴启贤堂、休宁郑世德堂的定额租平均实收额指数为90%多（注：《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页111-112。），而在同期有租额可考的租簿中，前者实收率只有69%，后者只有73%（注：《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页90-91。），所差也接近20个百分点。
另外，十八世纪中叶的五成左右和十八世纪末的三至五成，取自山东孔府和直隶旗地档案，未列入此一排比。另据研究，明清江南一些地方地租率在32%至48%之间（多在40%上下），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如据成化《新昌县志·风俗》载，田在远乡等处者，取租“或四分，或三分”，“较岁以为常，若古之员法也”，（注：郑志章：“明清时期江南的地租率和地息率”。）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已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中国历史上地租的实收率要低于租额很多（大约以七成左右为最常见），因此《安吴四种》说，苏松各处田租，“看收成定分数，大率不能过八分”，乾隆《（广东）增城县志》说，岁纳之租，“十常不及七八；（注：方行：“清代前期的封建地租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2。），——如果把这两个数列（关于租额调整的和实收率变化的）“拧”在一起，不难看出，实际收租数额将会更低；而且这一实收比率是越来越低，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大约到二十世纪开始有新的趋势出现）。这是我们研究土地和租佃制度时，不能不予以重视的。
另一方面，上述史料在时间上主要是从明代末年到清代末年的。实际上，类似的情况从宋代就出现了，如据《吴学续置田记》等记载：“本宅优润租户，减退租额六石四斗六升（原额三十七石一升）。”“榷白粳米一石二斗，今减作一石……榷白粳米一石，今减作八斗……每亩榷白米八斗，今减作（七斗三升）。”其减少幅度分别为17.5%、16.7%、20%和8.8%不等。（注：周藤吉之：“宋代的佃户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中华书局，1993。）
三、小结
如果接受本文的上述论点，似乎便可得出如下的一个初步结论：如果说地租实收率只有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即70-80%），地租额约为土地产出的40%的话（即连同“正产物”与“副产品”合计亩产），如此计算起来（即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30%的样子，或是略多一点（如按陈正谟所说租率为43%计（注：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页24、94-95。），实际地租率约为32%），而远不是一向所说的50%。
对于地租征收量下降的原因，一向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不管这一原因是些什么，地租实收率即地租征收量相对租额比率的下降，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不过，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问题，我们还须考察主佃之间是如何达成这样一种局面，特别是农民一方都做了些什么和他们是怎样做的，等等问题。
［收稿日期］200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