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关于世界史观念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观念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2-0070-08
全球史观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研究思考世界历史时的一种显著趋向。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新方法，这种说法并不恰当。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它表示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又得到恢复；在启蒙时代，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如同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是与关于进步的流行观点相适应的。”① 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世界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②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就一直不断试图从总体上认识把握人类历史，维柯、赫尔德、孔多塞、伏尔泰、康德、黑格尔、孔德、马克思、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都用各自的理论和方法阐述了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他们的思想是当代学者构建“全球史”的理论背景和智力资源，对于新时代的全球史观产生了或为直接或为间接的影响。过去几十年中，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沃勒斯坦、本特利等学者在探索全球史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出现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全球史或全球史观。
有一种看法认为，全球史是一种历史编纂方法。“全球史有其理论，但这种理论属于历史编纂方法论，确切地说是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美国当代‘全球史’代表人物之一本特利在说到‘全球史’时，也屡屡指出‘它是一种方法’。”③ 我们不赞同这种观点。这是一种简化论的提法。一切历史编纂无不是某种历史观念的具体体现，全球史也不例外。将全球史理论仅仅看作方法论，忽略了更为深刻丰富的其他内容。全球史既是本体论，也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本文拟从历史观念层面回溯近代世界史观念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并适当加以评论。
一、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普遍史观
20世纪以前的世界史观念，基本是属于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我们用“哥德巴赫猜想式”这一术语来概括，完全出于论述的考虑，以便与后来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哥伦布式的交流”形成对照，加深人们对不同阶段世界史观的总体印象。这个术语有一个缺点，似乎暗示该阶段的论述是有科学性的。事实上这并非本文的立场。我们知道，有些认识已被接受，有些认识已遭遇质疑和挑战。但这个术语同时也有一个优点，它至少能说明这个阶段提出的诸多“历史规律”具有猜想性质，仍需要人们做出更多的理论证明和实践证明。
按照何兆武的说法，读历史哲学绕不过康德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这一关的④。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提出了对人类历史的两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是合规律性，他说，“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禀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第二个看法是合目的性，他认为“个别的人，甚至于整个的民族，很少想得到：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⑤ 不过康德没有从这两条原则出发构建普遍史的体系，他谦虚地承认自己的看法是推测性的，因为人类历史行程太短，不足以验证他的原则。他说，“我们根据人类在这方面所曾经经历过的那小小的一部分还是那样地不可靠，还无法推断它那途径的形式以及部分对于全体的关系；就正如根据迄今为止的全部天象观测还无法推断我们的太阳及其整个的卫星群在广阔的恒星系里所采取的路径一样。”⑥ 他期待历史学有朝一日也能如自然科学一样，出现开普勒或牛顿式的人物。
康德期待的开普勒或牛顿至今尚未出现。不过在他之后不久，出现了三位对于普遍史思想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分别是引领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实证史学潮流的黑格尔、马克思与兰克。这三位碰巧都是康德的德国同乡，由此亦可略见德国学者对于体系的热衷。
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精神自由的过程。他说，“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地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整个世界的最终目的，是“精神方面对于它自己的自由的意识。”⑦ 黑格尔按照精神发展来审视人类各地区的历史，认为非洲“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到西方的过程，亚洲是起点，欧洲则是历史的终点。东方国家是历史的“幼年时期”，这里有理性的客观形式，但没有进展为主观的自由。中亚是历史的“少年时代”，那种属于孩童的安定和轻于信任已经不再显明了，而是喧扰骚动。希腊世界是历史的“青年时代”，因为这里有个性的形成。罗马国家是历史的“壮年时代”，国家开始有了一种抽象的存在。日耳曼世界则是历史的“老年时代”，是精神完满的成熟和力量⑧。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世界史观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的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⑨ 马克思的普遍史思想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当中。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发展动力的论述国内学者已十分熟悉，故在此不作赘述。近年来，随着全球史观对交往的重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重要论述重又引起学界的重视，即“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⑩ 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这段论述所强调的互相影响和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部分。受马克思启发，当代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更是发展出一套社会交往理论，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则从全球贸易的角度论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兰克的世界史观是经验性的。他反对抽象的概括，他说，“在对各个领域进行刻苦、有效的研究卓有成效之后，就不再会提出这些笼统的概括了。我们也不能返回来用那些人们在不同时代习惯接受的抽象范畴。历史成果的累积，以及对人类特征和德行的肤浅判断，恰恰不太可能导致全面的和令人满意的知识。”(11)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从宏观角度思考世界历史。在为他赢得广泛声誉的《教皇史》中，他强调“脱离了世界史，任何历史都是写不成的。”(12) 《教皇史》从总体上阐明教廷是欧洲发展的一个因素。在《论大国》中，他写道：“世界历史并不像一开始所表现的那样呈现出如此的混乱和战争，以及国家与民族间的无计划的更替。……虽然它们（指各种力量）不能用抽象术语加以界定或是提出，但人们还是能够观察和认识它们。”(13) 在晚年出版的以拉丁及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七卷本《世界历史》中，他说，“我们不可能只依靠个别民族的历史。民族在时代的进程中承袭了一代代下来的遗产，这就是：物质和社会的进步，宗教与天才的创作以及把人类连接和统一起来的对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回忆。我们看到一种普遍的历史的使命，它在民族和民族集团之间不断地流传着。”兰克的世界史思想在两个方面对后世史学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是他从民族国家的历史出发，把世界历史看成大国间的斗争历史。伊格尔斯在论及西贝尔、特莱奇克时指出，新一代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他（兰克）把大国间的斗争看作是历史中心的思想。”其二是欧洲中心论思想，他对此直言不讳，“历史教导我们，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14) 这种观点为其后的诸多世界历史体系所吸收，也是当代全球史观所重点批驳的对象。
最后，我们捎带提及“世界史之父”奥古斯特·施吕策尔（1735—1809）的世界史观，他说，“人们能够了解一座大城市的各条街道，但如果没有一个总的图景或缺乏宏观的眼光，那么，就不会有对这座城市的整体感。”他认为新的世界史不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简单汇编，而是人类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只为哲学家所撰写的那种新型的历史，”其真正目的是要说明“地球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从过去演进到现在的。”(15) 施吕策尔的世界史结构分为六个时期，分别是：史前时期（Urwelt），从创世纪到洪荒时代为止；黑暗时期（Dunkle Welt），从洪荒时代到摩西为止；世界前史（Vorwelt），到波斯帝国建立为止；旧世界（Alte Welt），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中世纪（Mittelalter），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为止；新世界（Neue Welt），发现新大陆之后的历史(16)。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一个标志，是施吕策尔的一大贡献。不过与黑格尔、马克思、兰克相比，施吕策尔的影响要小得多。
二、普遍史观的批判与重建：哥白尼式的革命？
20世纪上半叶对普遍史观的反思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性的批判；二是思辨性的重建。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两个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柯林武德和斯宾格勒都分别声称给历史观念带来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前者是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取向，旨在从历史认识论角度揭示普遍史的困境。后者则是在修正一元线形历史观念基础上，重新提出了新的思辨体系。
（一）分析性的批判
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历史学家对隐藏在事件之后历史思想的反思和重演。他强调贯穿历史学家研究过程中的选择、构造和批评性工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他的思想有科学可靠性的基础。由此，他自称实现了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发现“历史学家远不是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使他的思想必须符合权威的陈述，而是历史学家就是他自身的权威；并且他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权的，享有一种他所谓的权威们必须与之相符的并且据之而受到批判的标准。”(17) 依照这种看法，此前一切权威的普遍史观就失去了权威性和正当性。柯林武德对历史认识主观性的过分强调和对普遍史观的否定显然受到了狄尔泰、克罗齐等人的直接影响。
狄尔泰并不否定各种世界观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否认存在一种可从总体上衡量人类历史的观念。他说，“每种世界观都在它自己的范围内反映了宇宙的某一方面。就这一意义来说，每种世界观都是正确的。然而无论如何，每一种世界观却又都是有其片面性的。要就它们的整体性来衡量各个方面，我们都还办不到，所以我们也只能在各种各样的残光余晖中看到真理的完美之光。”(18) 他认为普遍史观是形而上学的，是偏颇的，“有关这个世界和生命的目的论观点，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体系而得到人们承认的，而这种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则是一种片面的、即使不是偶然出现的也是以偏概全的、有关生命的见解为基础的。”要认识世界，必须通过主体的经验和理解来实现，他说，“人们通常所进行的尝试是，通过这个世界来把握生命。但是，从对生命的解释出发走向这个世界和生命的惟一一条道路，仅仅存在于经验、理解过程和历史性的领悟之中。”(19)
克罗齐更是毫不留情地把普遍史看作是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他说：“应该抛弃普遍史，这是一种源自编年史及其‘物自体’的主张。……普遍史确乎想画出一幅人类所发生过的全部事情的图景，从它在地球上的起源直到此时此刻为止。事实上，它要从事物的起源或创世写起，直到世界的末日为止，因为否则就不成其为真正的普遍了。”克罗齐不仅从理论上证明普遍史的不可能性，还指出了普遍历史编纂实践中的存在缺陷，“从对任何一部普遍史的简单瞥视中立即发现，普遍史在确乎是历史或就其确乎是历史的部分而言，实际不过是特殊史而已，就是说，它们的起因是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上的某种特殊兴趣，它们只理解组成那种兴趣和回答那一特殊问题的事实。”(20) 克罗齐把一切历史都看成当代史，因为历史思想通过各种方式留存到当代之中了。
除去历史唯心主义者狄尔泰、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之外，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与经济学家哈耶克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普遍史的不可能性。
卡尔·波普对普遍史观（即他称作的历史决定论）的驳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逻辑的角度论证了历史进程的不确定性。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一切把历史看作有规律性的历史决定论都不能成立(21)。二是从认识角度分析了总体历史认识的不可能性。他分析了“整体”一词的用法，认为“整体”一词有两层意义：a、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特别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联系的总和；b、该事物的某些特殊性质或方面使该事物表现为一个有机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堆积”。他认为b意义上的整体是科学研究的对象，a意义上的整体则不是。因而从全部的意义上，整体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与克罗齐类似，他也指出每一部成文字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发展的某些狭小的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22)。他对进步史观也持怀疑态度，认为“我们既能够写一部朝向自由的进步人类史，又能写另一部倒退和压迫的人类史。”(2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与波普持相同看法，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绝对不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可以观察到的全部现象的总和，它永远只能是被选择出来的某些方面：根据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同一个时空内的状况，可以包含着无数不同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头脑其实根本不能掌握某个真实情况的一切不同方面这种意义上的整体。他声称把这些思考运用于人类历史中的现象，将会“导致了非常重要的结论。它不折不扣地意味着，某个历史过程或时期，根本就不是一个单一而明确的思考对象，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对象，只是因为我们对它提出的问题。这就是说，根据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习惯于视为一个历史事件的东西，能够成为无数个不同的思考对象。”(24) 他提醒人们，人类要理性地理解自身的局限，“我们作为个人，应当服从一些我们无法充分理解但又是文明进步甚至延续所必需的力量和原理，这对于理性的成长至关重要。”(25)
后现代历史哲学更是将历史认识的主观性无限夸张。如后现代主义先驱利欧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说，承认“元叙述”的结果就是将知识合法化，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人们不再相信元叙述所揭示的历史过程及演变规律，也不再相信历史人物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叙述作为一种语言表达的方式仍然存在(26)。这种认识不仅否定了普遍史，连起码的历史认识也一并否定掉，最终导致了历史认识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二）思辨性的重建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于旧有普遍史观的批判与分析性的批判不同。后者在于否定总体性和规律性的历史认识，而前者则在于批判其线形发展观和以西方为历史主角的欧洲中心论思想。斯宾格勒指出，“由于把历史分成了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地空洞无物且又毫无意义的体系，可是它却完全主宰了我们的历史思维。……这种体系是简单地直线进展的，分配比例是无意义的，而且随着每一世纪愈来愈不合理，我们所不断知道的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它也无法包括进去。”(27) 他更是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著述严加抨击，“更坏的是，西欧的土地被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当作地面上一块独一无二的选定地区，理由似乎只因为我们住在这里；而千万年来的伟大历史和遥远的强大文化则都被迫极其谦逊地绕着这个极在旋转。这是一种太阳和行星式的怪想体系！我们选定一小块土地，把它当作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一切历史事件都从它获得真正的光，一切历史事件的重要与否都依它的透视而定。但是，制造这样的‘世界历史’幻景，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的。”(28) 他把以欧洲为中心的普遍史观称做“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号称要用“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来加以取代，“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29)
斯宾格勒的“哥白尼发现”，是把世界历史看作八种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他说，“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历史，那是只有在无量繁富的事实跟前紧闭双眼才能保持的。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30)
受斯宾格勒影响，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他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
斯宾格勒以雷霆万钧之势对线形发展史观和西方中心论展开了批评，他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无疑是深刻而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另一方面，悲观的历史循环论调和把德意志民族当成拯救世界历史的宿命，又使他陷入另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论”。汤因比则陷入了另一种宿命论。他说，“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力图透过人类的各种现象，深入到隐藏在现象后面的事物之中。我用上帝这个字眼试着称呼我所怀疑隐藏在各种现象后面的东西，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别的表达方式。……每一个人都感到人生是神秘莫测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都力图理解他所不可理解的东西。”(31) 通过求助上帝来摆脱理解人类普遍历史的无力，不啻是对其《历史研究》的最大嘲讽。
三、“哥伦布式交流”的全球史观
20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地区的往来和相互影响日渐扩大。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言，“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阶段；而这意味着，无论一个民族多么弱小，地处多么遥远，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不受影响而独自生存。”(32) 新的时代要求历史学家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全球史观念便应运而生。
“全球史”不是一个好的名称，它往往容易造成两种错觉：一是仿佛要对世界历史作包罗万象的整体性描述，由此被误解为总体史；二是似乎要把历史发展进程强行纳入某种模式或规律，由此被误解为普遍史。无论是总体史还是普遍史观念，都已在20世纪上半叶遭遇到批判。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的特性作出了如下论述，他指出：“当代史的一个显著事实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区的历史。因此，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这意味着，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并不仅仅是通过增加论述欧洲以外地区事务的章节来补救我们关于当代史的传统观点，而是对有关整个世界格局的各种传统看法和论断予以重新审视与修正。”(33) 这段话阐明了全球史观念的几个特征：一是全球性视野的世界历史，不是失之偏颇的（如欧洲中心论）历史。二是关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不是包罗万象的总体史。三是对传统普遍史观念的修正，而不是另起炉灶的完全独创。这几方面是当代全球史著作的基本特点。巴勒克拉夫还特别将这种世界史与过去的看法作了区分，“宏观历史已经如此长时间失去信誉，如今又回复到有利地位，但不是我们惯于将其与阿诺德·汤因比相联系的那种。”(34) 事实上，传统的普遍史往往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哲学思辨，要对历史作规律性的概括和未来发展趋向的预测。全球史似乎没有这种奢望，只在于对过去历史作经验性的分析和总结。这与传统普遍史观念的认识主体以哲学家居多，而当代全球史观的认识主体以历史学家为主不无关系。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地理、历史和美洲研究的荣誉教授，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Jr.）1972年出版了《哥伦布式的交流》（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一书。该书关心的是1492年后，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而开启的新旧世界生命形态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所产生的生态上的决定性影响。此书三十周年的再版收有历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的序言，其中即指出，克罗斯比提出的“哥伦布式的交换”即是一种“生物学的交换”，这个概念给历史学家提供一种新视野、新范式，以检视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态交往，比如亚洲内部各地或欧、亚两洲之间。本特利也说，“‘哥伦布式的交流’这个词是1972年问世的，其洞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1492年以来美国和世界史的理解。”(35) 回顾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全球史，我们发现，麦克尼尔与本特利说得没有错，把不同地区的交往与交流作为关注重点，的确是当代全球史观念的一个显要特征。
著名的全球史学者麦克尼尔指出了汤因比《历史研究》的缺陷，认为汤因比没有充分认识到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的文化人群之间的交流接触是促使文明演变的主要动力(36)。他的《西方的兴起》（1963）就有意识地克服了汤因比史著的不足，分析了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各种文明的兴起、发展及相互联系，把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传统的接触视为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2003年，麦克尼尔与其子约翰·麦克尼尔共同出版了新著《人类之网：世界历史鸟瞰》，进一步发展了《西方的兴起》中的主要思想，书中强调，早期各个文明在世界范围的人口增长、生态变化的压力和推动下相互间结成越来越密、越来越延伸的信息网络，在每个文明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精神生活领域中，实际上都有着其他文明逐步渗透的痕迹。在近五百年来，这种人类之网以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效率的趋势将地球上所有的社会联结起来(37)。
另一位全球史的代表性人物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把不同地区的交往和相互影响看成在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特征。他在《全球通史》（1970）中写道，“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确实，这种相互影响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进行海道探险之前，是时断时续，微不足道的。哥伦布、达·伽马及其后继者在短短几十年间使世界各地区开始直接交往，这种交往日益频繁，持续至今。与此相反，1500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早在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漫长数千年中，人类各部分实际上已在相互影响，只是相互影响的程度随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在述及《全球通史》的结构时，他指出，“本书论述1500年之前的历史时期，本书的主题实质上就是由这一时期中人类各部分相互影响的详细情况构建的。1500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以加速度日益缩小，现在，竟被人们称为‘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或‘地球村’。”(38)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所著《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2000），明确把各民族和文明之间的“传承”和“交流”确立为该书的主题。该书以上述两大主题为主要线索，将全球史分为“早期复杂社会”（前3500—前500）、“古典社会组织”（前500—500）、“后古典时代”（500—1000）、“跨文化交流的时代”（1000—1500）、“全球一体化的缘起”（1500—1800）、“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1750—1914）及“现代全球重组”（1914年至今）七个时代，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向读者揭示了全球史的内在逻辑。作者强调每一种文化在人类共同体中都是独立的存在，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在2009年《光明日报》组织的一次以《在互动中建构世界历史》为题的讨论中，本特利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他说，“当今世界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同国家、社会和地区的人们相互之间高度的交往和影响。……为了分析跨文化的交往过程，全球史家认同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替代民族国家和单个社会。基于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手段的局限性，全球史家设想出了一个替代的概念，以经济、环境和文化区域为单位，而不是以民族国家为界限。历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连接不同陆地的海和海洋上，他们通过印度洋、大西洋、中国海、加勒比海等海域来研究贸易、移民、生物扩展和文化交流。”(39)
中国学者刘新城把通史编纂和专题研究中全球史学家表达的“互动模式”归纳为以下几种：一、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二、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如1500年以前覆盖“旧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欧亚非世界体系”、8—15世纪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环印度洋贸易网络”或以南亚大陆为中心的“南方世界”等等。三、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比如论述中国宋代三大发明以及货币地租制度如何先后影响“伊斯兰世界”和“地中海世界”，刺激欧洲市场，并最终影响了“地理大发现”；又如论述近代早期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白银开采如何影响了欧洲、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四、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说明全球化时代任何局部地区的变化都折射了世界发展趋势。五、“地方史全球化”。美国历史学家菲力普·柯廷1995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之后，倡导在国别史、地区史研究中引入全球视角，主张把区域性历史事件放在全球整体运动的背景下重新考察，重估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历史意义，使“地方史研究全球化”。六、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如跨国别、跨文化的妇女史、商人史、移民史、疾病史研究，旨在通过比较异同，说明“互动”的历程与机制。七、生态史、环境史研究。八、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40)。
由上可知，对全球性交流或交往的重视，是全球史观最为重要的贡献。过去国内学者论及全球史观时，往往过于强调其对西方中心论批判的历史意义，而较少重视其对交流互动的建设性研究工作。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着重关注通史性著作，容易忽略那些从全球视角进行研究的地区史、断代史和专题史成果。
四、本文的结论
对以上三个阶段的任何概括性结论都有失之偏颇的危险。不过作为一篇文章的结尾，我们还是要尝试说几句总结性的话。总体而言，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普遍史观念是一元的、进步的和乐观主义的历史观念，思辨多于分析，并通常带有目的论指向，其提供的睿智与偏见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哥白尼式革命”的普遍史观既有怀疑和否定的一面，也有多元的、循环的、悲观的历史观念，经验性分析与思辨性阐述占据了同样重要的篇幅。“哥伦布式交流”的全球史观，经验性的分析要远大于思辨性的反思。回溯世界史观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知识看似越来越丰富了，认识也看似越来越公允了，但却对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缺少想法了，理论反思的张力在逐步减弱。人们常说，人生童年的问题是哲学性的，成年的问题是科学性的，老年的问题是技术性的。与之对照，世界史观念的各个阶段，似有某种相近的特性，第一阶段的看法更具哲学性，第二阶段的看法追求某种科学性，第三阶段的看法则显现出技术性。这真是令人沮丧的结论。难道人类历史思维已经迈向黄昏，再也提供不出富有启发性的认识？康德对历史有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推测是否就此要终结？或许我们还是应当如康德一般谦逊，先不必根据已知的几千年历史为无尽的未来做出断语。尽管当前尚没有出现共识性的世界史观念，但今后未必不会出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未来。我们不能做到的事，他人未必不能做到。当前不能做到的事，以后未必不能做到。
［收稿日期］2009－12－02
注释：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序言，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郭小凌：《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载于沛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页。
③ 刘新城：《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页。
④ 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⑤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
⑥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页。
⑦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0页。
⑧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05－117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11) 转引自海登·怀特：《元史学》，陈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12)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2页。
(13)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1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15) 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33页。
(16) http://dic.academic.ru/dic.nsf/enwiki/316669。
(17)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0页。
(18) 转引自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347页。
(19)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20)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9－40页。
(21) 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2) 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60－64页。
(23) 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下册），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
(24) ［英］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25)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第96页。
(26) 转引自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27)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页。
(28)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32－33页。
(29)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34页。
(30)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39页。
(31) ［英］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王少如、沈晓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4－65页。
(32) ［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33)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2页。
(34) G.Barraclough,“Return of Natives”,The New Yrok Review of Books,2(1983),p.3.
(35) ［美］本特利：《当今的世界史概念》，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62页。
(36) 邵东方：《汤因比与麦耐尔的“文明观念”》，《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第86－87页。
(37) D.Christian,“World History in Context”,Journal of World History,December 2003,pp.448－450.
(3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39) 《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理论周刊”。
(40) 《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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