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与流变：我国近代报刊业务嬗变发展路径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近代论文,报刊论文,路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古代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邸报、京报满足了当时某些人士了解朝廷政事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信息传递的角色。但从新闻传媒的视角看，其传递的信息根本够不上“新闻”，邸报的产生过程也不具有现代意义的新闻采访、写作、编辑等新闻生产运作流程，我国所谓的“新闻业”潜伏于原始状态长达一千多年。“中国近代报纸是舶来品”，是外国传教士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序幕”。[1]我国近代报刊业务从外国传教士的传入和磨合，到我国早期报人的理解和接受，再到国人办报尝试、体验而最终定型，进而朝专业性和现代化方向发展，近代报刊业务的嬗变发展走过了长达百年的历程。 一、落地与接受：近代报刊业务的移植（1815—1872） （一）近代报刊形态“落地”中国 中国邸报自唐代开始，在中国绵延了1200余年的历史，垄断着中国的信息传播渠道。其间虽有小报出现，但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只能有限地发挥信息传播的作用。直至近代外国传教士东来，由于传教的需要，他们看中了报刊这一传媒形态。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率先在马六甲创刊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启了我国近代化中文报刊的历史，然后在周边和内地创办了第一批中文报刊，打破了邸报在中国信息传播的垄断局面。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报刊是在外报的启示下，吸取西报的形式，沿用中国古代报纸的内核，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再行设计的产物。”[2]这种见解无疑是深刻而有见地的。倘若不是传教士揭开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序幕”，那国人办报的“正戏”也不知何时才开始上演。 正因为第一批近代中文报刊的创办，中国近代报刊业务也随西报“落地”中国，首先落地的是新型报刊形态，它完全不同于中国19世纪以前的邸报、京报和辕门钞。因为旧式报刊形态既没有报头，几乎没有自采自编的新闻和言论，版面处于无标题、无栏目、无插画、无照片的状态，印刷装订又相当粗陋，受到传教士所办新式报刊冲击。虽然这些早期中文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还都是书册状的刊物，但比中国旧式媒体有着明显不同，不但有了自编自采的内容，版面出现标题，印刷也较清晰，较接近现代报刊的样貌。显然，这些近代报刊形态是西人直接“移植”到中国来的，而不是在原有邸报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不过，这些传教士引入近代报刊形态到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并非一帆风顺，他们经过不断地试探、摸索和磨合，调整自己，迎合中国读者，以乐于中国人接受的方式渐渐扎根于中国报业土壤中。 （二）采编、印刷、发行等业务流程附报“落地” 采编。中国邸报缺乏自采新闻，采编业务几乎为零。在华外报落户中国后，需要刊登新闻，西方近代办报的采编业务也无形带到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像《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基本上不登新闻稿，采编业务不太受重视。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开辟，在华外报逐步深入中国社会生活，对国内新闻逐渐重视，采编活动频繁，推动了采编业务较快发展。1853年8月，香港最早的中文刊物《遐迩贯珍》在业务方面就有了长足的进步，消息、短讯、通讯、评论等近代新闻体裁已初具雏形，还出现了连续报道等新的形式。一些报纸在碰到重大事件还派访员前去采访，如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曾派访员采访太平天国的战事消息，1872年《申报》也正式聘请本埠与驻外访员，增辟新闻来源。当时一些报纸还采用公开征求来稿的方式扩大新闻来源，如《中外新报》、《上海新报》、《中外新闻七日录》都曾刊登过征求新闻的启事。这一时期的报纸编辑和京报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最明显就是一些中文日报开始使用标题，早期的标题虽然制作简单，编辑工作也只是就来稿进行简单的集纳，但这一小小的举措对报刊编辑的意义重大，它的开创意义对整个报刊界影响深远。 印刷。邸报的稿件，大部分是进奏官从门下省政府部门抄录来的，手抄是最基本的方式，到了明朝邸报开始出现手抄和印刷两种形式，但印刷技术基本没有运用到新闻传播上来。在华外报开始运用包括铅字、印刷机等在内的近代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印刷。19世纪30年代石印技术开始引入中国，1838年9月，《各国消息》就是第一张采用石印的报纸。鸦片战争后，英华书院开始采用中文铅字设备，1853年该书院在香港创刊的《遐迩贯珍》是中国第一家铅字印刷的近代报纸。1857年海墨书馆在上海创办的《六合丛谈》，是大陆第一家采用铅字印刷的中文报刊。到了70年代前后，多数中文报纸已经采用铅字印刷，只是因为印刷机还是手摇的，效率很低。到了1879年英文《大陆报》出版，第一次采用煤气做引擎的印刷机，成为中国报业使用机械力量进行印刷的开端，印刷效率大大提高。 发行。报刊发行是报刊生产流程中一个重要环节，采编、印刷得再好的报纸，发行环节中断，报纸就没有机会和读者谋面，就不能收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和利益回报。“我国报纸之发行，初系赠送不取费，次则雇人兜售，及托商店代售，远道则以信局为媒介，如是而也。”，[3]我国古代邸报、京报对现代意义的发行几乎不关注，而第一份外人所办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采用免费分送的办法发行，发行对象是云集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及中国本土的中国人，分送办法是“通过朋友、通讯员、旅行者及船运等”，[4]米怜还自称该刊曾分发到中国九省。报刊发行理念附随外报落地中国，开我国近代报刊发行之先河。 这一时期，除了采编、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引入对我国近代报刊业务发展影响较大之外，还有关于新闻写作应注意新闻与文学的区别，重视报刊言论等认识也附外报一起落地。所以，从近代报刊形态引入到“新闻”理念传播，以及采、写、编、评、印刷、发行等具体业务思想，这些在邸报、京报时代不曾有的内容，让国人对报刊业增添了全新的认识，近代早期一些报人从中受到启发，为国人自办报刊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必要的业务准备。 二、尝试与定型：近代报刊业务的发展（1873-1911） 19世纪70年代进入国人办报的尝试期，先后办有《昭文新报》（1873）、《循环日报》（1874）、《汇报》（1874）。维新变法后进入了国人办报高潮期，出现了两次办报高潮，国人在吸收外报经验基础上进行报刊业务实践。相对而言，在戊戌前的二十年国人办报中，报刊业务变革较为缓慢，到19世纪末，维新变法期间报刊业务开始有大幅度提升。特别在进入20世纪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报刊以及一些商业大报在实践中进一步提升办刊业务水平，积累了丰富的报刊业务经验，并形成自己的业务特色，报刊业务进入发展最快、改革最大的高峰发展时期。到民国成立前，无论是报刊形式，还是采、写、编、评及发行等具体业务基本得到定型。 （一）新闻采写开始受重视并不断提高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国人报刊和在华外报并存，越来越多的新闻性文字出现在报端，商业报刊更是如此。据统计，1872年一般只有数条新闻，十年以后增至十几条到二三十条，90年代初再增为四五十条。[5]1872年《申报》创刊后，曾花大力气招延访事，到1875年已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武昌等二十六个省会和重要城市聘有特约记者，及时报道当地新闻，对一些重大新闻派员现场采访报道。1874年6月特派记者前往台湾实地采访，1882年7月特派记者赶往朝鲜进行实地采访，1884年3月中法战争期间派出记者到实地采访，[6]这是有名的几次军事报道。社会新闻报道从以前的里巷琐闻转向了案件报道，时人孰知的“杨月楼”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申报》做了连续报道，而且在写作上不仅仅停留于案件过程报道，只达消闲目的，而是比较注重政治考虑，尽量做到“用事实说话”。如《申报》对“杨月楼”案的报道最初是猎奇，后来则发展为对相关酷吏腐败的讨伐，对中国法律酷刑逼供问题的批判，甚至有关于新闻自由问题的讨论。[7] 国人办报也很重视新闻采写，王韬把《循环日报》的第二版、第三版设置为新闻版，其新闻刊登顺序为：“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遇重要新闻还刊印“号外”，在当时是一项创举，这是中文报印行“号外”之始。[8]维新变法之后，报刊在注重政论作用的同时，新闻的采写也受到较多的重视，新闻栏目增多，如1907年于右任创刊的《神州日报》，各版设有固定的新闻栏目：一版“专电”；二、三版“要闻”；四版“各省通信”；五版“本埠新闻”和“商业新闻”。这一时期消息比重加大，数量明显增加。一般大型日报，每天都刊有二三十条新闻，多的时候达50条以上。[9]消息样式逐渐增加，既有短讯，也有长篇新闻，既有专门报道，还有综合报道。新闻写作有较大发展，消息写作按事实重要程度安排内容，采访时善于捕捉细节，写得生动活泼。 （二）政论的起步和大发展 国人办报是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开始的，他们办报不得不用政论形式广泛议论时政，以唤起人们的觉醒。创办《循环日报》的王韬每天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一篇论说，议论时事以图国家自强，开启了中国报刊的政论时代，王韬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到19世纪末，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维新变法与革命运动相继开展，政论报刊勃兴。随着两次办报高潮的到来，两派报刊都充分利用政论文体，使政论获得大发展。这时的报刊大都设有“社论”、“社说”、“论说”、“时论”、“代论”或“来论”等栏目，还非常流行“时评”栏目。这种尖锐犀利的评论形式可追溯到1899年《清议报》上出现的“国闻短评”，“稍具时评之体”，1902年《新民丛报》将之继承下来，并于1903年设一子栏目“时评”，1904年《时报》首先将这种文体移植于日报，配合当天重大新闻，发表短论，分版设置，抢其时效，深受读者欢迎。 早期国人办报另一突出贡献是大胆革新报刊政论写作。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充分发挥“办报立言”的功能，其政论言之有物，密切联系现实，有感而发，摆脱八股文的羁绊，纵横驰骋，无拘无束，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政论文写作提供了重思想而不拘泥于形式的指导原则，时人称之为“报章文体”。维新变法期间，为了宣传变法主张，梁启超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他在《时务报》上运用这种新文体，以半文半白、平易畅达和饱含感情为特点，传播新思想，冲击着国人的思想和视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时人以《时务报》之名而称之为“时务文体”，后来许多报人深受其影响。 （三）新闻图片开始出现 19世纪70年代以后，报纸上出现了配合文字报道的新闻图片，最先刊登图片的是《申报》。早期时事图片运用得比较突出的是1884年广州出版的《述报》，借助石印技术，常常刊登中法战争的图片。1900年前后，照相铜版制版技术传入中国，铜版照片影像逼真，上海《大陆报》是较早刊登铜版照片的报刊之一。国人最早使用照片的是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日俄战纪》和《东方杂志》。1906年轰动一时的“南昌教案”，北京《京话日报》于3月29日在显著位置刊出《南昌县江公召棠被刺的照相》，用事实有力地戳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谎言。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与清军交战的照片也时常出现在报纸上，引起业界和读者的共同重视。这一时期报纸开始变得图文并茂，耐人阅看。 （四）报纸版型与编排渐次变革与定型 早期的大部分报刊还都是书册状，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报、刊不分。从1828年创刊的《天下新闻》开始，外报突破中国古代报纸的书册式，用铅印单张印刷，此后外报约经历了40年从书册式发展为近代报型。国人办报直接“移植”这一报型，《循环日报》创刊时就用洋纸两面印刷。进入70年代，大部分日报版面也开始由书册式改为单页式，报纸编辑随之复杂起来，在原来对稿件简单集纳基础上有了整理和分类。90年代以前的二十年间，报纸形成了一种流行编排模式，即：“首论说，次上谕或宫门钞辕门钞，次为各省各埠要闻，末为本埠新闻”。这种版式后来多遭人诟病，但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分栏。标题制作也比以前进步，以地域为基础制作成四字标题，让读者一看便知。到了维新变法前后，报纸编辑有一项重大改进，就是版面分栏、句读加点，即改变了以往一排到底的形式，每版分成三至四栏，显得眉清目秀，方便阅读。汪康年1898年办的《时务日报》开始每版上下分为四栏，并首创新闻分类编辑方法，从此开始引起国人报刊的重视。新闻标题进一步改进，从地域性标题变为抓取新闻事实的“一事一题”。 20世纪头十年，报纸版面和编排发生重大变革而逐步定型。首先，版式的变化。我国报刊书册式一直统治到19世纪末，当时多数报刊是期刊，单张的日报也还按书籍的版式排印，就是双面印刷的报纸也不是对开形式。1904年《时报》创刊打破书册式版式，印成两面印刷的对开报纸，各报陆续仿行，民国成立后书册式完全被淘汰，这种报型一直延续至今。其次，版面的变化。《时报》继续《时务日报》的版面改革并加以发展，栏数增加，栏目多样，还分版设置“时评”，与新闻栏相映衬。再次，版面编排的变化。《时报》突破陈规，打破“首论说，次之……”的编排框框，率先提出：“本报编排，务求秩序。如论说、谕旨、电报及紧要新闻，皆有一定之位置，使读者开卷即见，不劳探索”。字体也按稿件重要程度不同加以区别：“其最要紧之事则用大字，次者中字，寻常新闻用小字”，以“务求显醒”。[10]标题制作较戊戌时期更有进步，出现主题、副题的多行题。版面经过这些革新，已经和今天的报纸状貌颇为接近。 （五）发行业务迅速发展 国人吸纳外报经验，办报一开始就重视发行。早在1872年4月陈蔼廷创刊了一份中文报纸《香港华字日报》，很重视发行工作，该报社告中写道：“事所初创，为费为钜。兹拟每季收银壹员，以为纸墨印工料之需”，并宣称：“凡蒙诸君光顾者通知本馆，派报之人即当按照送上为误”，该报重视发行可见一斑。1872年《申报》创刊初期，卖报送报的人数不多，无报贩之名。1893年《新闻报》问世，全市约有数百报贩，每人都有固定订户，发行成为谋生职业，后来报贩还发展成为能够掌控上海报纸发行通道，其势力不容小觑。1896年3月，清政府正式开办国家邮政，邮政递送成为重要的报刊发行方式和渠道。为了扩大报馆在外地的影响和打开外埠发行，一些大型报馆就设法在外地开办分馆或代销处，如《新闻报》、《申报》和《大公报》都设有分馆和代派处，更多报纸发行到外地。进入20世纪后，一些报刊由派人专送改为批给报贩零售，利用批零差价鼓励报贩多销，还有报纸采取赠送礼品的方式增加销数。如《民呼日报》向读者赠送过价值两元的“精印世界六十名人画册”，《中国日报》、《民立报》也曾向订户赠送过月份牌。 （六）副刊性文字出现与正式副刊诞生 副刊是我国报纸颇具特色的内容，具有符合我国读者对象的文人特性。我国的正式副刊诞生之前经过了几十年的孕育期。1833年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曾发表过一组五言诗《兰敦卜咏》，这是近代中文报纸上最早的文艺作品。[11]1857年的《六合丛谈》、1861年的《上海新报》等都刊过笔记小说、杂谈、游记和寓言故事，还刊登过诗词、对联等。《申报》、《新闻报》创刊后也不断刊登类似副刊性文字，只是这时报刊上还没有开辟固定的栏目和版面，也无固定的编辑，常以“余兴”、“杂俎”、“补白”等名称自限于“报屁股”地位。 1897年11月24日《字林沪报》出版的专登文艺内容的《消闲报》，每日一张，随报附送，为我国正式副刊之始。其功能定位于“遣愁、排闷、醒睡、除烦”，[12]实属我国娱乐或文艺报纸之鼻祖。20世纪以后，大部分报纸设置了副刊，在当时较有影响的有《中国日报》的《鼓吹录》、《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等。1900年后，一些副刊突破“消闲”定位，开始关注时事政治，用诗歌、戏剧、小说、杂文等形式讽刺和揭露清政府的腐败，为五四时期副刊转型埋下了伏笔。 三、专业性与现代化：近代报刊业务的深化（1912-1919） 民国成立后，社会急剧变革给报刊业带来一系列变化，包括：政论衰退、新闻时代到来、记者地位进一步提高、报业走向职业化、新闻专业主义开始萌芽。这又带来记者采访业务娴熟、新闻来源增广、写作水平提高、通讯文体定型、发行成为谋生职业等报刊业务上的一系列变化，最终导致一批名记者出现。随着新文化运动发起，报纸版面再次革新、副刊实现转型，近代报刊向现代化方向演进，为中国报业步入现代报业阶段指引了方向。 （一）政论的衰退与新闻报道的重视 国人在救亡图存背景下创办的政论报刊开启了我国报纸的政论时代。戊戌变法前后，政论进一步发展，一直延续到民国成立，长达近40年的历史。二次革命前各报还普遍设有社论、设说、论说、时评等栏目。二次革命以后，政论开始衰退，报纸上政论所占的篇幅逐渐减少，有些报纸很少发社论，有些只写不痛不痒的短评，还有的报纸根本不发言论。其原因主要是袁、段等封建军阀的言论禁锢和民国后蜂起的政党报纸多以言论对付政敌，互相丑诋令人生厌。这却反而导致了新闻报道长足的发展，促使我国报刊向新闻时代演变。 民国后的新闻报道不但表现在新闻数量增多，而且还在于新闻质量的提升。从数量上看，消息比重比以前增大，特别是民国后政府开始实行新闻专电的优惠政策，各报纷纷利用电报进行报道，大大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黄远生开创的新闻通讯，颇受读者青睐，该文体通过民初一批记者的实践而定型，成为日后一种重要的新闻文体。从质量上看，为了发布真实、准确、有时效的新闻，各报馆普遍认识到访员的重要性，一些报纸除增设本埠访员和外部通讯员外，还竞相争聘一流的驻京特派记者采写中央政治新闻，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都担任过上海报纸的驻京记者，他们采写的独家新闻、内幕新闻、新闻通讯，以及以事实为依据的专电，成为上海报纸的抢手货。随着新闻时代的到来，至五四前后，一些报纸广辟国际新闻来源，聘请国外特派员，丰富报纸的国际新闻通讯。1918年秋，《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胡政之赴法国采访巴黎和会，为该报发回一批专电、通讯。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筹经费，向美、英、法、德、俄等欧美5国一次派出7名特派员，开辟国外新闻来源。其中派往俄国的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3人，成为我国采访报道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实际情况的第一批新闻记者。 （二）摄影、图片的运用和发展 19世纪70年代图片开始运用于报刊，一直受到欢迎。辛亥革命后一两个月内，报纸上的时事照片激增。民国成立后，摄影图片的运用有了进一步发展，并渐趋常态，致使图片报道越来越成为报纸的一项重要内容。1912年6月在上海创刊的《真相画报》，以“讨论民国真相”为宗旨，是中国摄影照片图画杂志的先驱，其所刊登的有关宋案的十几幅照片，有很强的新闻性。民国后规模较大的报馆还设立了铜版部。1920年，《新闻报》添设照相制版部，专制铜版锌版铅版，及各式照片，各种铅字铜模。1921年，黄伯惠接手《时报》，注重新闻照片，使版面图文并茂，新闻图片与社会新闻、体育新闻一起成为黄氏时期《时报》的主打内容，《时报》也以摄影和制版设备精良著称。 （三）报刊印刷效率提升 20世纪以前，我国报刊印刷从手摇印刷过渡到使用机械力量进行印刷。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报业发展越来越快，报馆越来越多地采用自己独特的印报机，经历了从平版印刷机到滚筒印刷机、再到轮转印刷机的提升过程。民国成立后，中国各大报馆采用轮转印刷机在增多。1914年7月15日上海《新闻报》第一次使用轮转印刷机，是中国新闻界首次使用此机器。《申报》后来居上，从1915年起先后购置了法国、日本、美国等新式印刷机，大大提高了印报效率。在1915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各有实力的报纸均添置了高自动化的印刷设备，如《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特别在一战刚结束的几年间，受世界新闻技术发展的影响，中国报馆出现了更新印刷设备的一个小高潮。机器设备的更新对报纸发展意义重大，不仅直接提升印报速度和质量，而且对争取时效性也至为重要。 （四）版面编排朝人性化方向改革 维新变法之后，中国报业在版面和版式上实现了大变革，报刊形式向现代报纸大大靠近。民国初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报业在版面编排方面进一步向现代报纸转变。主要体现在稿件选择、版面分栏、行款改革及“竖”改“横”的倡导，尤其在版面行款改革方面，钱玄同首次提倡汉字竖写改为横写、报刊竖排改为横排。《新青年》对其部分内容进行了横排的尝试，并对文章分段、每段起头空两格、横行排版等形式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使报刊版面豁然醒目。 这时还有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对白话文的重视和推广，以及新式标点符号的运用。五四前夕，《新青年》最先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并身体力行，逐渐把自己改成了全部用白话文的刊物，使我国报刊文风一新，为报刊界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数百种报刊纷纷采用白话文。同时，《新青年》还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从4卷1号起，带头试用新式标点符号。7卷1号特公布《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规范、统一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共13种。此后许多报刊也都相继采用。这些措施促使近代报刊进一步向现代报纸转变，版面和版式与现代报纸已相差无几。 （五）报纸副刊实现转型和公共性凸显 清末以来，中国报纸副刊自萌芽到成型基本上都以“报屁股”自限，一度成为供人消遣的“雅兴园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许多报纸副刊弱化消闲定位，变成介绍新思想、新知识、新文艺，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传播马列主义，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并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四大副刊”。受其影响，各地报纸副刊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突破了报纸副刊低级趣味占统治地位的状态，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使副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公共讨论空间”。副刊打破长期以来的桎梏，实现了副刊从“雅兴园地”到“公共论坛”的转型，开启了副刊公共性之门，为办好我国报纸副刊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经验，也为我国报纸副刊奠定了光荣传统。 民国成立后，我国新闻传播业务开始朝专业性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不过这在当时还只是刚开启了这扇门，引领着我国现、当代新闻传播业务的发展朝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行，虽然途中充满荆棘，甚至有迂回和反复，但总的方向还是在朝专业和现代的业务演进路径前进。 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嬗变发展过程长达上百年，现在看似习以为常的报刊样貌，其实每一步业务改进在当时都是一项创举。诚然，近代报刊业务演进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华外报的推动是最直接的外部驱动力，国内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文化水平是内部驱动力，外加报人的探索和科技的进步，共同给力推动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嬗变发展。外因虽然重要，但内因终归起决定作用，因为这不仅要求国人具有业务探索能力，提升报刊业务水平，如对新闻采写业务的步步改进就是不断探索的结果，如新闻与文学的分野；而且要有突破陈规、富于创新的能力，如报纸的版式、版面和编排的不断变化；更要有革新的勇气，因为有时报刊业务上的重大变革需要冲破传统习惯势力的阻碍，如报形从书册式完全转变成对开两面印刷就过渡了几十年，报章文体摆脱八股文羁绊和报刊从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都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当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报刊业务演进不可或缺的重要驱动力，如报刊印刷、电讯稿出现都需要技术作支撑。总之，中国近代报刊业务革新与发展是报刊业自身与社会发展互动的结果。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论文; 新闻报论文; 新青年论文; 上海新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