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95——关于中国足球的认识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足球论文,难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硝烟已尽，激战刚息。1995年中国的甲A联赛， 伴随着绿茵场上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终于落下了帷幕。于是所有的悬念和跌宕都在最后一轮比赛后中止和平息了。
这一前所未有的一年，留给人们的激动、思考和认识将是全方位的。中国的体育史学家和中国的文学应当浓墨重彩地记下这一章——难忘的1995中国足球……
一、期盼真正意义上的冲出亚洲
1995年中国职业足球甲A联赛， 无数球迷曾对它倾注过巨大的热情——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巷尾，在拥挤不堪的公交车内，甚至在每个家庭的饭桌上，人们都在谈论“甲A”。
如今，那喜极而泣、悲极捶胸的狂热，眨时都已成过眼烟云，冷静之余人们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轰轰烈烈甲A联赛之后， 中国足球究竟有没有实质性的长进？
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极为现实和严峻的问题——在“黑洞”中痛苦徘徊了40多年的中国足球，曾给无数国人带来过遗憾、失落、悲哀和绝望，企盼中国足球的改观。跃进“黑洞”，是中国足球圈内几代人和亿万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期望。
虽然，那悲惨的“5.19”、黑色的“三分钟”早已过去多年， 但中国人却始终把它深深烙在心田，期待着“雪耻”的那一天，那一刻——而’95甲A联赛似乎使人们看到了这一刻的曙光。可是， 许多新闻媒介又以哲人般的姿态告诫人们：“警惕虚假繁荣”、“’95甲A 竞争激烈，水平不高”，进而又冒出了一个“泡沫足球”的新名词。
如何看待这一争论？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客观事实。
有人统计过，’95中国甲A 联赛的激烈程度（拚抢及攻防转换的速度、次数等），已超过了亚洲足球强国日本、韩国等国），整个联赛始终在高强度、快节奏中进行，不仅仅是申花，许多队都在“抢逼围”，真刀真枪地血腥厮杀，从而大大增强了比赛的观赏性，形成了球市火爆的局面。
然而，有数据显示，尽管比赛非常精彩，却掩盖不了球员技、战术水平尚欠火候。拿甲A冠军申花队来说， 一些年轻队员的个人技术尚显粗糙，还需精雕细琢。一位足球界人士告诉我，如果在定型前的提高阶段，忽略了技战术培养，对一个球员来说，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而没有技、战术水平做保证，中国足球将不能在亚洲及世界足坛立足。而中国足球的最终目标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当然，数据同时也显示出中国球员攻门的意识和欲望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观众常常可以在激烈的鏖战中看到那种离球门二、三十码处的一记刁钻的冷射，在禁区前沿迅疾快速的突破、继而打门，或在门前混战中鱼跃冲顶、凶狠地起脚，这些进攻，可谓是花色繁多，而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两翼齐飞，下底传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长足的进步。
眼下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和世界杯外围赛又将来临。1996年世界杯外围赛，由于中国队和土库曼、塔吉克两个陌生的球队排在一组，使得中国队的出线前景一下子变得凶险难测；而国奥队由于和韩国、哈萨克、沙特分在同一组而被称作“死亡之组”，前景也不容乐观。但只要中国队真正打出自己的整体技战术水平，打出顽强的意志品质和’95甲A 联赛中那股气势，即使出不了线，仍不失为一支希望之旅。
中国人期待着中国足球真正意义上的冲出亚洲，到了那一天，将是举国欢庆的时候……
二、真正的“职业化”路还很长
中国足球正处在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职业化的重要标志——职业足球俱乐部遍布全国。
“职业化”说到底就是一个“钱”字在起到推动足球发展的杠杆支点作用，也就是说要把足球引入市场经济的运转轨道之中，而不是靠过去由政府拨款的“皇粮”养活球队。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职业化”似乎是另一种形式的吃“皇粮”，改由政府主管部门拨款为企业掏钱，尚未从根本上达到“自身造血”、“以球养球”的目的，而球员的收入却在直线上升。
95甲A联赛过程中，观众已从赛场内直观到这一点。 当某场比赛还在进行，场边就有人拎着一只装满人民币的“考克箱”，准备镐赏得胜的球队。当然这里面决不是“零票”，而是张张面值一百元的大钞。一场比赛动辄奖十几万、几十万已不是新闻，重要的关键场次还可高达上百万之巨，不包括人们没有直观到的那些工资、津贴、出场费、奖金、风险基金、广告费、伙食费等名目繁多的好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期间，球员的收入问题，成了大会的热点之一，会上会下，大家把打听球员的收入作为一项工作任务，但问来问去，谁都讳莫如深含糊其词。会上，四川全兴俱乐部的总经理禁不住站了起来，他希望会议主持人要求各俱乐部能亮亮“底牌”，结果被支吾过去。现在，人们实在无法知道职业球员确切的最高收入，一些数字实在是不便说出，球员的确切收入似乎只有球员自己心中有数。于是乎，收入相对较低的四川全兴队便出现了有人不安心踢球的现象，使得俱乐部领导变得束手无策和疑虑彷徨起来。
俗话说“重尝之下必有勇夫”，使用经济杠杆作用促使足球运动发展，这在当今具有市场经济观念的人士看来也属正常。但凡事总有个度，特别是当今中国实行足球职业化尚属初级阶段，从中国国情、球情出发，球员的收入已明显高于球员的实际价值，球队的收入与巨额投入也不成比例，无怪乎不久前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对此亮出了“黄牌”：“要杜绝物质奖励的‘无序无控’，决不能忽视精神鼓励，让拜金主义思想抬头。”事实也正如袁伟民所说，我们国家运动员有所作为并非完全是个人奋斗所至，首先是国家花了大量的投资，所以决不能盲目同资本主义国家攀比。
应该看到，国外的职业球员的高收入都是公开的，而且是他们在创造了高额的利润之后，才有这种高收入。而我们的所谓“职业化”其性质与国外大相径庭，即俱乐部并没有真正“职业化”，追根寻源资金来源的“大头”仍是国家。只不过投入方式的改变，引起了一系列管理机制的改进而已。
但是，不久前上海大顺足球队一夜之间易帜为“豫园足球俱乐部”，就是对上述性质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革命。这一决定是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豫园公司总经理程秉海的共同商讨的结果。被誉为“足球市长”的龚学平感到，虽然申花队在’95甲A 联赛中取得了极度的辉煌，但就俱乐部本身的经营而言并不成功，就在辽宁股份制足球俱乐部提出设想后久久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上海却率先“吃螃蟹”，以期强化经营意识，推动足球的进一步改革。虽然，这一有力举措，带有很强的“长官意志”，（事实上，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初级阶段，这种领导参与“长官意志”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一决定使原来“大顺”一下子感到突然，从而出现了成立大会上在豫园向大顺赠送感谢锦旗时大顺方面竟无一人在场的有趣场面，只得请市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办公室负责人代表大顺接受锦旗。
在圣诞节的那天晚上，豫园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透露，“豫园’将完全按照国际规范运作，争取尽快打入甲A， 两年后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上市的股份公司，从而大阔步地走向社会，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断绝“皇粮”，自身“造血”，赚钱创利……
谈到“职业化”，如果只是单从“钱”字上去认识，那又是太片面、太肤浅、太不全面了。职业化对每一个运动员、 教练员、 裁判员都有着特定的高标准、严要求。
正因为我国的足球“职业化”尚处初级阶段，我们的许多球员对此还处在“朦胧”状态，最明显的莫过于屡见报端的个别所谓大牌球员，因为囊中鼓鼓，比赛一完就带着一帮“小兄弟”上KTV、 酒吧大肆挥霍、尽情享受，甚至彻夜不归，把“职业化”看成是“扒分”的“短期行为”，置球队纪律于度外。有的甚至还讨价还价罢练、罢踢，这些都是与“职业化”崇高的内涵相违背的。
所以，全国足球会议在上海举行之隙，国务委员李铁映亲赴世博国际会议中心，并为此作了重要讲话，李铁映同志严肃指出：“我们宁可损失几个球星，也要把足球职业化纳入法制轨道。你要么不踢，要踢就得好好踢……”一番话使全体代表受到极大的震动。说到底，中国的职业足球需要严格管理，严格治队，这是提高中国足球总体水平的根本保证。
另外，实现“职业化”后对教练的要求似乎也更近似苛刻。’95甲A从去年开赛以来，就发生了多起“炒教练”事件，广州、辽宁、 吉林等队教练频频“走马换帅”，即使像风头出足的徐根宝，也有过满脸阴云密布，怀揣“辞职报告”上阵指挥的遭遇。一次比赛结束，徐根宝对几名记者发表过如此的感慨：“我现在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说在巴西最差的职业是当足球教练！”言下之意便是足球教练随时有被炒的可能，今天你可以是“英雄”，明天也可以是“狗熊”，主教练这把金椅如同一把“灾椅”，谁坐上谁倒霉，而且活该！在中国，折腾得轰轰烈烈最后却不得不辞职的事情还少吗？当初的徐根宝如此，更不用说四川全兴的余东风了。看过甲A第14轮川沪大战的人， 谁不为四川全兴将士奋不顾身地拚杀而震撼呢？当这支损兵折将却作困狮之斗的勇悍之旅，在吴承瑛那记带有“天意”的入球中战败后，全场四万球迷捶胸顿足地怒吼：“余东风下课！”而余东风则瘫坐在教练席上无言以对。若不是之后的“保卫成都”成功，余教头的下场可想而知。“胜者为王败则寇”，这似乎已成了绿茵场的格言。然而，在处理教练去留问题上，是以一时成败论英雄，还是看教练的总体水平和素质？对甲A联赛来说， 辞职的现象是否太多了一些？
另外，“职业化”了的足球，对执法官裁判来说，要求则更严、更高了，裁判象征着公正，也象征着真理，为了公正，国外甚至连比赛期间裁判的“人身自由”也要受到某种限制。有人说：“我们看比赛，是在那里寻找公正。”如果在体育场上看不到公正，那么体育比赛也就失去了意义。可是，裁判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导演一场比赛的，在关键时刻，裁判的一声哨响，会决定一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因此，国外赌博集团贿赂裁判的丑闻时有所闻。如今的“职业化”就是要强调法制化，就裁判而言，须遏止拿黑钱、吹黑哨的事情发生。
据报载：’95甲A联赛期间， 某主裁判在赛前同对阵双方两位教头在同一时间、同一酒店、同一餐桌“不期而遇”，三人共进早茶，谈笑甚欢；某队主场战胜客队后，来到郊外的一家宾馆畅饮狂欢，当前去采访的记者赶赴现场时发现主裁判也在席间“欢庆胜利”，这也许是个“巧合”，但裁判应当知道“避嫌”。另外某些裁判借执法之便，收取红包，报销私人发票、多收劳务费（足协规定每场主裁300元，巡边200元，某些俱乐部往往10倍以上甚至更多）的现象屡禁不止。应邀去包房唱卡拉OK，洗桑拿浴更是平常之事，故比赛执法中屡屡吹出让人惊心胆颤哨音便是在情理之中了。
95岁末，袁伟民谈到裁判的“黑色收入”，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出有因……
中国足球开始走上了“职业化”，但离真正的“职业化”路还很长。
三、可敬可爱的中国球迷
’95中国甲A，重新点燃了中国球迷的热情，在全部132场比赛中，314万球迷浩浩荡荡地涌进了体育场， 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更是数以亿计。“一二三”评球，“二四六猜球”、星期天看球，已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各地球迷又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四川球迷的热情向来以他们“麻辣火锅”著称，并有众多的女球迷，记得我曾去成都采访，球场内“雄起”的呼喊，几公里外都能听到。
去年的“成都保卫战”，引发了一场舆论界的争论，面对全兴濒临降级的危险，人为地保卫西南地区这块足球热土，可谁来保卫中国足球呢？于是最后一段“全兴”对“八一”，成了整个甲A 联赛中最震撼人心的决战。一方将士舍命进攻，一方将士奋力防守。当全兴队在全场观众惊天地，泣鬼神的呼喊中终以“1:0 ”的结果实现了“保卫战”的成功时，全场再次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时间共持续了十几分钟！事后一家报纸以泪水顿作倾盆雨，感谢亲人解放军”题，报道了这一赛事的全过程，以及天府之都球迷自始至终的虔诚与痴情。
与成都球迷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辽东半岛几十万球迷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1995年11月12日，那是中国足球进入改革之后最残酷的一天，辽宁与广州的比赛结束后，五里河体育场看台上两名泪流满面的赤膊球迷，头对头狠狠地撞击着。球迷的热泪像滚滚流水，淌不尽球迷的悲伤。偌大的体育场也在那一天变成了一座冰冷的墓碑。十年河西，十年河东，曾经称霸中国足坛的“辽老大”。终于走到了他的尽头。在辽宁这片土地上，曾出现过嗜球如命，抛妻别子舍家弃业的球迷，对这样的东北汉子、铁杆球迷，还有什么比如此的结局更令人绝望的呢？’95 甲A联赛，辽宁队连战皆北，排名一直在降级的边缘。主帅几度易人，主将离井背乡加上军响空缺，军心涣散，终于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球迷曾幻想已经保级成功的广州太阳神会脚下留情，可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的幻想，最后十分钟竟鬼使神差般地被广州连下两城，使关东大地无数颗心灵顿时窒息于零下二度的严寒之中。全国的电视观众看到庄毅和姜峰泪流满面的情景。李树斌神情木然地面对着摄像机，镜片后的眼睛透着凄凉。辽宁省体委主任崔大林无可奈何地答记者问，一番“来迟了”的“自责”，更增添了“虎落平阳”于甲B的凄惨。 有人在谈到辽宁球迷时描绘过当时的悲壮情景：那个晚上，五里河体育场如同升起了一股孤高天助的烈焰，烧红了1995年中国的寒冬……
再来看看上海的球迷。平时上海球迷各自为政，没有一个像样的球迷组织，球迷均是些游兵散勇，他们是自由的，不固定的，平时看不见也摸不着，缺少像北方超一流那样的球迷人物。可是1995年11月26日这一天，却是上海人永远引以为永远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上海一万五千名球迷兵分三路，从“海陆空”三路涌入了古城南京，使静寂的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倾刻间沸腾起来。有人戏称上海人如同当年红卫兵大串连似地奔赴异地，不过当年的行动带有浓厚而又盲目的政治色彩，而这次完全是自发的行动。五台山体育场成了“小上海”，“阿拉”之声满天飞。然而无情的“2:0”， 却把全场一万五千名上海人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面对这场令人失望的足协杯赛，上海球迷沉默了，他们热热闹闹欢欢喜喜而来，却满载着沉默和难堪离开了金陵……
上海球迷的大规模行动，预示着中国球迷向世界接轨的开始，在今天，中国球迷小规模团体已经开始走出国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出国手续的简化，相信终有一天，更多的中国的球迷会登上飞机，伴随中国运动员出征，那时候，中国的球迷将在世界的观众席上占据很大很大一片位置，就像上海的球迷在南京五台山占据很大一片位置一样……
球迷是不在编的义务体育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运动员的拚搏就为了满足球迷。球迷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球市离不开球迷，球迷是球市的坚实土壤，球迷是当之无愧的上帝。
在这里，我要顺便谈一谈1995年最后的“超霸杯”赛，由于球票价定价太高：150元、120元、100元，使得台上观众冷清稀落。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随意涨价，票价过高将会失去一部分球迷，如果失去了，什么时候再回来就难说了……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辞旧迎新之际，我仿佛听到’96甲A风云已隐隐约约动地而来，听到了开场的哨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