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体国家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土为过时观念
在一片想当然地关于不同文明与文化相互竞争的嘈杂声中，一个新的现实正冉冉呈现：民族国家正在向一个更紧密、更具活力的单位变化，以便有能力承受世界性的竞争压力。发达国家正在把军事的、政治的和领土的野心搁置一旁，追逐更大份额的世界产量而非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各国不再按文明结合成阵营，时刻准备相互对抗。相反，它们正在小型化——从功能上讲如果不是从地理形态上讲的话。在当今和可预见的将来，唯一真正称得上国际文明的是在世界市场居统治地位的经济文化。不管某些当代观察家怎样看，全球化的力量已经成功地防止了按文化阵营来分裂世界的势头。
但是世界的注意力仍旧错误地被集中在争夺领土的军事、政治斗争方面。在被困的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力图创建一个忠于贝尔格莱德的独立省。就在几年以前，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还想通过武装入侵科威特，石油，一种大地的物产，是他野心的最高体现。在克什米尔、印、巴两国逐鹿着谁也无足够力量控制的人口和领土，同样的冲突也困扰着卢旺达、布隆迪以及利比里亚的众多派别。
不管怎样，这些例子都是面向过去的。依靠土地获取产品的欠发达国家继续觊觎领土，然而在资本、劳力与信息处于流动并升居主导地位的经济中，土地至上观却无立足之地，发达国家更愿去开拓世界市场而不是攫取领土。虚体国家[①a]——一种缩小基于领土范围的生产能力的规模的国家——就是这种摆脱土地束缚的趋势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近些年来，大家都在讨论虚体国家的经济类似物——虚体企业（Vitual corporatin）的兴起问题。企业已经看到了将其生产设备置于最能获利的任何地方的益处，而且这些地方越来越不是公司总部所在的同一地域。公司的各个部门按其分工散布于全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虚体企业的政治对应物——虚体国家在发展壮大。
贸易国家的兴起是虚体国家的先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日、德为首，最发达国家将精力从控制领土转向扩大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那个时期，商品比资本和劳动力更具流动性，于是对外销售成了头等大事。当资本流动变得活跃起来时，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出口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反之，人们可以在海外为国外市场生产产品。
随着国内工业的生产活动更多地在国外进行，土地较之于技术、知识和直接投资身价日跌，国家的职能也在进一步被重新界定。国家再也不能象过去重商主义时代那样支配资源了，他需要与国内外的资本和劳动力协商，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经济领域中来刺激自身经济的增长。因此，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至少与其军事战略是同等重要的。他的大使已成了对外贸易与投资方面的代表。今天，主要的对外贸易与投资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就象20年前重视政治军事问题一样。1994年12月的两周，美法两国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白宫智挫法国，为雷森公司争得一笔10亿美元的协议，管理巴西雨林及其航空事业，就是这种新型国际争端的例证。
为提高国力和增加财富采取的种种耗费光阴的措施已不再起作用。就象虚体企业的总部所做的一样，虚体国家决定全盘战略和对国民投资问题，而不再致力于提高其耗资巨大的生产能力。他把其他职能包给在分工和需求上乐意从事这些活动的国家去做。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大英帝国是19世纪的榜样，而香港地区则将是21世纪的典范。
虚体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其经济依赖于生产的诸多流动性因素，他理所当然包含了虚体企业在内，通过企业来调控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如此，他对企业的活动加以鼓励、刺激、甚至某种程度上给予协作。在规划经济战略方面，虚体国家认识到他的生产不是非得在国内进行不可，同时，他也欢迎外国的资本和劳力流向国内。不同于德意志帝国、沙皇俄国和镀金时代的美国，这些在19世纪追求全面发展的国家，他不贪图集所有经济职能于一身和在每个领域都独领风骚，要求从采矿到农业、生产到分配样样都行。不是的，虚体国家的特长是在现代技术与研究的服务性领域，他的收入不仅来自于高产值的制造业，还来自于产品设计、营销和金融活动。其经济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缩小生产规模来取得效益。规模大小不再能够决定经济潜力。虚体国家掌握了通向21世纪更大财富的竞争关键所在，他们最有希望取代充斥于过去时代的那种规模庞大、自给自足的单位实体。生产专业化将会在国际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就象精减指令系统的计算机芯片，或者叫它“RISC”，已使许多功能齐全却运行不快的程序成为明日黄花。
贸易国家
过去，国家摆脱不了疆土，时断时续爆发战争的国际体系就是建立在土地是决定生产与国力的主要因素这一理解基础上的。国家间可以通过建立帝国和侵夺他国领土来改善处境。攫取土地获益颇丰：一个被征服的省份既有农民，当然也有粮食可供应，居民须向新权力缴纳贡品。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被降服的诸侯国甘心情愿听命于新主人，于是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法国和俄国得以通过16至19世纪在欧洲的领土扩张成为主要大国。
可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和劳力表现出新的重要性。与土地不同，他们是构成生产力的流动性要素。英国在揭示这些新要素的复杂功用上是颇有建树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煤、铁和后来出现的石油，一直在经济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农矿资源对于19世纪的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新西兰这些蹒跚起步的工业国家也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生产的流动性因素才变得具有决定意义。
到那个时候，土地的相对价值已经跌落，土地也较难为国家所控制了。二战以来的第三世界殖民地革命就已表明：对发展中社会群众的民族主义动员，遏止了帝国主义者和侵略分子榨取资源的企图。一个国家可以努力去占据新领地，但未必能得到呈比例的经济利益。
总有一天，民族主义者的抗拒和生产基础的转移会对战争的频率产生影响。土地，这个固定不变的事物固然可用武力攫取，可是劳动、资本和信息却是流动的、不是可以明确界定的。一场袭击后，这些资源可以象水银一样地泻走。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8月搜遍了科威特城中心的电脑，发现银行帐户上的现款早已被转移得干干净净。就是丢弃了国土，科威特政府也能投入数十亿美元抵御侯赛因的征服。
今天，对德、日、美这些最富裕的工业国家而言，投资于土地再也赚不到等量的红利了。自本世纪中叶起，商品价格相对于制造品价格下跌了40%，制造品贸易的回报大大超过了农产品出口的收益。结果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这个概念遭败坏了，并且近年来，国际服务业价格的上升又超过了制造品价格，土地则急剧折价。
在价格下跌中，70年代和80年代迎来了一个新的范例——贸易国家。贸易国家把贸易而不是领土扩张视为其根本目的。国家战略的如是转变是由生产性固定资产贬值促成的。那些不能采用军事领土战略的小国也同样采取了以贸易为取向的战略。在二战后，日、德与欧洲、东亚的一些小国家一道，极力转向贸易方面。
任何国家都想要效法那些力量最强的大国。在19世纪，许多国家步英国的后尘。近几十年来，无数力求改善其命运的国家又竭力模仿日本。就是苏联，80年代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也在致力于从过去偏重于军事投入和领土扩张的道路上改弦更张。
然而，近年来，一种更强的动因加快了这种变化。而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加剧了的国际竞争，企业都普遍采取了缩小规模的战略。它们削减了生产工人与产量的比率以节约成本。一些例子表明生产率因劳动者被裁减有了增长，另一些例子则显示同样的原因使产量得到提高。这些改进措施十分行之有效。据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一份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的1994年度报告中指称：他们几乎已经消除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令人注目的在生产率上的鸿沟。鸿沟所以还存在，很可能应归咎于评估的问题。效率最高的企业是那些既能保持或者增加产量，又能稳定或是减少劳工数量的企业。这种企业基于世界范围而成长壮大。
与此同时，硅谷的诸家企业认识到可以利用其他企业的生产线更大地削减成本、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那个时期，典型的美国厂家还完全是一体化的，有总部，有设计室，有生产工人，还有位于价值很大的地带的许多厂房，象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执安州的“Willow Run”厂那样。维持这个复杂的结构开支巨大，也难以操作。相比较而言，一个能利用别家生产线的企业则可以使成本急剧减少。无需购买土地和机器，不必雇用工人，也无需提供医疗福利。这些好处既可以是规模经济的产物（在这种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用同一条生产线，在相同的质量条件下制造不同的产品），也可以是从事精密加工的小型专业化企业运营的产物，例如无需通过焊接或传统的穿金属线的工艺过程就直接在电路板上安装微型元件这种工作。在上述两种条件下，原来的设备制造商都会把生产包给其他公司去做，SCI系统等一些公司就为数字设备公司、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生产产品。另外，电报电信公司、苹果公司、通用电器公司和科林公司，也都将部分生产需求给其他公司去完成，制造笔式电脑的特雷帕公司是在没有丝毫制造能力的条件下办起来的，康派克的最新中级计算机也正准备在另一家公司的生产线上投产。
就这样，虚体企业诞生了。这是一个具有研究、开发、设计、营销、金融、法律和其他指挥职能，但却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生产设备的实体，是一个只有脑袋而无躯体的公司。它体现了企业小型化的最高成就，而且这种模式还迅速从一家公司推广到另一家公司。虚体企业所以会盛行起来一点也不令人奇怪，“思想”或“头脑”公司能够为拥有不同生产设备的厂家设计新产品，企业间的战略同盟可以强化专业分工，也很能营利。据1995年10月2日的《金融时报》报道：积极寻求战略同盟的公司比不寻求同盟的公司要多获利50%。
走向虚体国家
在贸易国家的经济职能取代扩张主义国家的领土职能的环境下，新近精简了的企业导致出现虚体国家。精简规模已成了企业效率与生产率的标志。现在，国民经济也在精简规模。在最具效率的经济中的是那些只掌握有限生产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最典型的就是香港，他的生产设备大部分现在都安置在华南。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后，这种格局可能会有变化，但也许不会。犹如北京要在政治上支配香港一样，香港也会在经济上部分地控制大陆。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很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回顾一下过去是重要的：英国从政治上、法律上对香港统治了150年，却未能支配它的经济，这种安排也未能阻止香港华人将其经济的和半政治的控制推向自己境外的地区。
虚体国家的模式，要求政治和经济战略向着小型化和重新安排生产能力的方向推进，这种趋势在新加坡也能够看到。尽管李光耀的继承者在政治上对国家严格控制，经济上却仍要依靠国外生产要素的流入。同样，新加坡在中国、马来西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投资也均得到各国法律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虚体国家是一个协商性的实体。它对进入国外市场的依赖就象对国内经济控制的依赖一样，甚至更甚。韩国不管过去怎样依赖国内生产，现在不再是什么都在国内制造了，日本的生产活动也越来越为国外所容纳（即使日元坚挺时也一样）。在欧洲，瑞士是头号虚体国家，例如雀巢公司98%的生产能力都在国外。现在，荷兰也在境外生产其大部分产品，英国同样亦步亦趋，紧跟这股世界潮流。据比利时经济学家贝罗奇（P.Bairoch）称，英国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几乎与美国相当。美国现在令人注目地有20%的生产是在国外进行的。
反映这些趋势进展如何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由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所构成的那一部分在不断增长，这一部分包括思想、设计、咨询、金融等方面的服务。服务业已经构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其中63%都是属于高产值类的。制造业当然也重要，但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了。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分量中，服务业出口在大多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长势最显著。据世界银行1994年度报告《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称：“对外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一直在几乎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都出现，主要服务性资本输出国家有……在它们中最重要的国家、服务部门的股份在联邦储备保险（FDI）以外的股份总额中占40%左右，而且这个份额还在呈上升之势。”
对于这些国家，制造业的重要性还会继续下降。如果服务业生产率还象近年来那样增长，就会大大加强美国在国外的竞争能力。但是再也不能认为服务业并不面对国际竞争。高效高产值的服务业对一国的重要性将会象过去的汽车和电力设备生产一样。自1959年以来，服务性价格比工业品价格上长了三倍还多，这意味着许多国家不靠重要的制造业部门也能繁荣昌盛。
澳大利亚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澳大利亚几乎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工业部门，始终依赖于养羊和生产原材料（二者均与土地有关）。他对美国最大宗的出口是汉堡包需要的牛肉。但另一方面，其新闻业、金融业和电信业这三大服务工业——以新闻大王默多克（R.Murdoch）为其最著名的代表——则令世界为之侧目。加拿大同样也是一个原料出产国和电报业、广播业、电信业构成的雄厚的服务业的混合体。
这些趋势的结果是，世界会逐渐被划分为“头脑”国家与“躯体”国家，或两种功能均有的混合型国家。当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侧重于起“头脑”作用的时候，中国则会成为21世纪“躯体”国家的典范。尽管目前中国还不能很快自觉认识到该为世界市场生产些什么，可是他已经与外国公司举办合资企业方面找到了成功经验。中国会成为吸引人的制造品产地，但只能是在国外先进企业为它生产的东西提供设计、营销和金融服务的条件下才行。眼下，中国尚不能规划自己的工业前景。
同样不能的还有俄国，因其主要靠土地获得产品，俄国人依旧于领土至上论。他们的商法还不能容许为保证“躯体”生产者向其国外“头脑”提供合格产品所需要的细致复杂的措施，俄国的运输网络也很落后，不过，这些只是暂时的障碍罢了。总有一天，俄国与中国、印度一道，会成为世界重要的生产车间。
奴役的遗迹
生产和实力是世界努力从土地上逐渐解放出来的决定性因素。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过去一成不变制约发展的那些因素，是可以通过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来加以克服的。这样，非洲和拉丁美洲不用依赖原料和农产品出口，通过教育，他们可以利用一支受过培训的劳动大军。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可以代替对变幻莫测的商品市场进行预测，也能避免生产过剩的经常性威胁。同时，土地还在继续贬值。最近对180个国家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大，人均GDP就要下降。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拉尔（D.lal）指出：投资、经济增长和土地占有之间的关系总是呈反向的。
这些发现对过去国际政治中的强权理论是一个极大的否定。在30年代，标准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会根据对重要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对列强排队，诸如石油、铁、矿砂、煤、矾土、铜、钨和锰等等。分析家相信，那些拥有最大储量的原料和取自土地的产品的国家将会压倒群雄，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就是建立在这一结论上的。然而，事实却表明，大多数昌盛之邦经常只具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自然资源。例如，日本就关闭了其煤炭工业，而且根本没有铁矿砂、矾土或是石油，除了大米，其大部分粮食都依赖进口，可是日本却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这就使一切大为不同了。这对美国也极其影响，因为随着资本、劳力和知识在规划经济成就方面比土地显得更重要，美国也能调整甚至重构其相对较优越的经济模式。
例如，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就极大地帮助美国在国际服务业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服务领域包括研究与开发、咨询工作、设计、包装、金融和新产品促销等等。兼并与探求是美国的附属特性，这又得依靠金融分析家和代理人们的娴熟技艺。美国的失败，确切地说，还是失败在最初12年的教育上。不象德、日（甚至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美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都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准。
经济规律教导我们，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教育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说被忽视了，虽然邓尼逊（E.Denison）和其他人对生产力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对美国的发展创新具有长远的重要性。据世界银行调查，世界财富的64%是由人力资本构成的。可是，来自社会的、经济的对从幼儿园到12年级这一阶段教育的估价却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提高。尽管教育家、心理学家和校董事会就如何来规划教育论争不休，可美国人并不对教育事业增加投资。企业尚且在其内部致力于提高教学标准，地方和州却落了伍。正如联邦政府一样，初级学校和高中的教师理应得到与美国及其他地区高薪收入者一样多的报酬。在瑞典，初等学校教师的年薪在7万美元左右，相当于一个初出茅庐的纽约公司律师的收入。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人力资本被证明与各种其他资本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从地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尽管功能降低了，只要伴有适当的教育，就能改变它们工业和经济的未来。
对抗危险的减弱
因为国家转向去培养人力资本，一个虚体国家的世界又将是怎样的呢？为一家企业或一个国家从事的生产现在可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进行。在小型化的过程中，企业和民族国家将不得不习惯于依赖对立：虚体企业需要其它企业的生产设备，虚体国家需要其它国家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会变得象把大脑和身体其它部位联系起来的神经系统一样。自然，生产国家会加快步伐成为其他地区正在实行工业化国家的“头脑”。可是终有一天，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自己境内拥有技术发达的经济实体所应具有的一切要素。
割断国家间的联系就会损害有机组成，因此，这样结合起来的国家就不大可能相互冲突了。过去的国际准则强调力量均衡，欧洲四国同盟[①b]甚至英国主掌时期，都曾为矛盾重重的各方规定了适当的行动准则。国际经济同样也部分地基于准则协定，自由贸易、开放国内经济以及较晚才出现的资本自由流动都是这种准则的概念，国际金融基金会除了规定借款条件，还是一个制定准则的机构，不厌其烦地指导那些尚未充分准备好，承担国际责任的国家搞市场经济。
如同国家的商业战略一样，这些准则大都是从取得成功的国家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在19世纪，许多国家争相效仿英国及其发展方案。在英国的道德殿堂里，自由贸易是一个可以推广到其它国家而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贸易规则，可是它所取得的成就却导致了其它国家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道路上发生撞车。因为一旦英国获取大份额，留给别国的就只能很少。所有国家无法达到英国树立的准则，就会激起相互间的对立冲突。
同样道理，当今日本的贸易战略也可为许多国家所模仿，其太平洋原则以及对世界市场和原料供应的依赖使其它国家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合作。但是同时，日本坚持维持半封闭的国内市场和保持外贸出超，却不是每个国家都做得到的，如果有些国家达到了所期望的目的，另一些国家就必定达不到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近期的所作所为是与其它国家的进步以及竞争背道而驰的。
克林顿总统对韩国、台湾这样新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单纯以限制主义的日本模式明确提出了异议。如果这样的例子也扩展到中国，结果将会危及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与之相应，呼吁更开放的贸易、金融以及生产要素流动的新型准则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恰当的准则能促进经济刺激并缓和不同国际单元之间的冲突。
去除人口爆炸的危害
只要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延续下去，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不同国家都从不同角度来考虑问题，相互间的竞争和斗争是地区性的。问题是对抗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国内体制中，个人之间的冲突无需上升到使用武力，因为法律和协调程序总能减少敌视的暴发，然而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一个权威和有支配权的国家能约束积怨深厚的诸国，国际法确立了一个标准，但却常常得不到遵循。由大国组成的民族国家的执委会，可以不时插手国际事务以纠正问题，但是，正如波斯尼亚事件表明的那样，大国也经常不能，而且实际上从来不能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干涉国际事务。
在这些情况下，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结构就变得特别重要了。经济基础结构既能推进也能阻止民族国家间的对抗。当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时，攻占别国的诱惑是巨大的。当生产的关键要素不再是有形的时，情况就起了变化。掌握了不动产并不意味就取得了知识，侵略者不能掌握必需的资本。工人可以从入侵者那儿逃跑，因此无论是侵略性战争还是报复性战争都在失去其影响和合理性。
然而，还是有象《人口爆炸》的作者—评论家艾立奇（P.Ehrlich）这样的人对这一点持不同意见。在书中，他认为土地会重新变得重要，石油供应将会枯竭，沃土数量会减少，水源会干涸，人口相对于自然资源和食物的供应会增加。该书宣称，这一过程会把世界又拖回到18、19世纪的局面；领土冲突会再次引发对抗。世界今天所赖以存在的自然资源终有一天是要耗尽的，但是就象过去一样，替代品也是会有的。人们有时忘记了19世纪四十年代时，鲸油这种最常被用作照明的燃料变得不易取得时的情形。对全球资源的利用以及粮食生产并非仅仅依赖水、土壤或岩石的某一特定成分。确切地说，问题是采取何种办法把能量从地球丰富的储藏中释放出来。
通过减少对不动产和生产性资产的控制，从功能意义上说国家正在日益小型化，如果不从地理意义上而言。小型国家已获得极高的效益和竞争力，就连大国也开始考虑小型化了。如果资产流向其它地区的稳定途径能得到保证，那么就毋需用武力来占领它们了。国际准则是对这种安排的强化。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实质性的国外和国内投资以及高水平的技术教育，是20世纪后期工业世界成功的诀窍。那些依靠别人的人比只靠自己的人做得要好。那么，在未来的结果会不同于此吗？虚体国家、企业联盟和真正的贸易关系预示着太平日子的到来，他们或许不能解决国内问题，但联结虚体国家和其它国家的经济纽带将减轻对安全问题的担心。
公民危机
虚体国家的兴起尽管就其国际含义而言是和平的，但却预示着一场民主政治的危机。西方民主国家传统上信奉以政治改革、扩大选举权和调整经济来解决问题。但是在21世纪，这些措施将无一能取得成功。国内政治的变化不能适应，因为它不具有一个能处理全球问题的司法制度。某个国家的国民通过选举无法决定国际上的后果。一国经济的调整也不会必然影响其它国家，因此政治国家正在缩小，而非反之。
如果少数民族运动在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地区成功的话，他们就会把国家化解为许多个较小的实体，就连国家现存的权力也会受到限制。在美国，一旦国会自行其是，联邦政府就会失掉权威。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反应，市场便来填补真空，获取权力。
随着国家的小型化，劳动群众的无所适从感注定要蔓延开来。就业机会会波动并且逐渐下降。去年克林顿总统就注意到了美国公众已陷入惶恐之中。经济暂时也许会繁荣一阵，但这种有利状态却无延续下去的保证。技术、资本和劳力等国际性生产要素的流动会动摇国内经济活力的根基。国家会受到国际市场上许多参与者的介入，并且不得不通过直接与国外生产力要素相协调来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国家必须吸引外资为其所用。为了保护投资，国家的经济机构必须保持低通货膨胀、提高生产率、坚挺的货币和一支灵活的、受过培训的劳动大军。这些要求有时和要求更多的政府投入，更大的财政赤字和更丰厚的利润的国内利益相冲突。这种冲突只会导致国内就业、福利、医疗保健更趋不稳。不象过去在独立、半封闭的经济状态下能运用补偿措施，现在单纯靠国内的经济政策也不能解决问题了。
国际化的必要性
国家可以谋求影响国外的经济因素来补偿自身司法制度的不足。这样，国家就不能只单单参与国际协商，还应该使自身国际化。这在欧洲已经取得了经验，东亚也正在走一体化的道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政治大国中，只有美国在政治、文化方面还实际上停留在内向状态中，尽管其经济部门相当有力。和其它国家的同代人相比，美国出生的公民懂外语的要少，对外国文化的了解较肤浅，到国外生活，也是勉为其难的。近年来，许多在国内找不到工作的英国工人移居德国，学习当地语言以便在那里工作，而他们的美国仿效者却为数了了。
虚体国家是一个并行采用两种司法制度——国外和国内——的灵活的实体，它准备象在国内经济一样开拓海外经济，然而在疆域辽阔的国家，国际化却以不同方式在进行。政治经济的决策者们已开始重铸他们的起点，可是中层管理者和工人却没有跟上形势。他们期望太多，付出和学到的却太少。这就是为什么虚体国家的黎明到来之时必然也是国际教育与培训旭日东升之际。虚体国家不能使其国民人人满意。从国家意义上说，国家有效控制和操纵经济力量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少。被变化排挤出来的工人和经营者必须心甘情愿地到国外寻找机遇，而在美国，只有当教育铺好路时，人们才可以迈开这一步。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7—8月号）
注释：
[①a]虚体国家：原文为“Virtnal State”，“Virtual”在物理学上兼有“虚的”和“有效的”两种含义，从文中可知，“Virtual State”是在现代生产力高度发展、国际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它以缩小基于领土范围内的生产能力规模换取经济运作的高效益，因此，衡量“Virtual State”的标准不再是政治和国土疆域大小，而是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和在国际分工与协作中所处的地位。小型化成了这种国家的特征，“Virtual State”的疆域概念变得模糊，因而译者将“Virtual State”译为“虚体国家”。——译者注
[①b]指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英国缔结的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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