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今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当今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坛一直动荡不宁和复杂多变。1993年7 月自民党的下野与社会党的衰败，使得战后持续了38年之久的“55年体制”崩溃，给日本政治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地震”，政权频繁更迭，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1998年桥本龙太郎的辞职，使日本重新出现了各政党间分化组合的混乱局面。时至今日，政局的变幻和动荡还未完全尘埃落定。然而，不论日本政治如何变化，一种基本的倾向和走势是颇为明显的，这就是日本政治中的右倾化趋势。
所谓政治右倾化，主要指的是日本国内否认侵略战略历史、纵容右倾势力抬头、强化日美联盟体制等表现。鉴于日本曾经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东方战争策源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曾给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对于日本国内当前出现的政治右倾化思潮和趋势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本文试图对这些现象进行归纳，并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
一、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抹煞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是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再否定甚至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惜。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结果国会众议院通过《战后50周年决议》，其措辞暖昧，意思含糊不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在日本国内也遭到反对。日本右翼势力还企图通过给历史翻案来减少民众对军国主义路线的疑虑。1995年，由105 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州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1999年3月， 日本政府在东京都兴建了一个所谓的“昭和馆”，馆中展示了二战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却只字不提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种种罪行，虽然表面上该馆是各种战争史观的折衷产物，但实际上反映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非自虐观”的要求，起到了模糊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性质的作用。今年4月， 刚刚当选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更是口出狂言，企图为南京大屠杀翻案，公然声称：“关于南京大屠杀，不论怎么考虑都很勉强”，“必须洗刷日本民族的坏名声”。另外，日本政治家们还通过“8.15”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表示对侵略战争历史的看法。1985年8月15 日中曾根康弘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东亚各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此后的11年间虽然没有出现首相再正式参拜的正式场面，但部分内阁成员及国会议员以公职或私人身份的参拜一直没有间断。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以自己的生日为由， 打破长时间的惯例，参拜靖国神社，并在签名薄上写上了自己的首相身份，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在首相的带领下，该年10月，日本部分右翼分子竟然提出，把“期望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写进某政党的竞选纲领， 并要求早日实现让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等要人都来参拜靖国神社。 1997年4月2日，自民党、新进党、太阳党的部分议员又成立“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有151名议员及代理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众议院副议长渡部恒三在会上宣布，每年春秋祭日和8月15 日参拜为国家献出生命的人是理所当然的，要超越党派界限进行参拜，使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再次凸现。每年8月15 日都有为数众多的内阁成员和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今年4月22日，日本两名内阁成员， 邮政大臣野田圣子和环境厅长官真锅贤二与100 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表达了日本政界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执意右倾化的明显动向。
二、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相关法案，改变过去“专守防卫”的政策，突破地区防卫界限，将整个亚太地区涵盖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是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主要表现之二。
1998年底以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能否在日本国会通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人普遍认为，这可以看作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道路的一个“瓶颈”，卡住这个瓶颈，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反之，日本在政治大国道路上可能会走得更快。今年4月27日，在日本民众强烈的反战呼声中， 日本众议院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5月24日， 该法案在日本参议院表决时也顺利通过。相关法案主要由《周边事态案》、《自卫队修正案》和《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三条法规组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边事态法》。自从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到“周边事态”概念以来，日本政界有些人就居心叵测地赋予“周边事态”种种新的涵义。1997年8月17日，桥本内阁官房长官娓山静六宣称， 周边事态“当然包括”台湾海峡，在中日之间引起轩然大波。9 月桥本首相访华时，为了平息事态，表示修订指针“并未考虑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和地区”。（注：桥本龙太朗首相1997年9月5日在中国行政学院的演讲：《新时代的日中关系：对话与合作的新发展》。）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事态的性质。从今年年初开始，为了促成相关法案的通过，日本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更是在美日安保合作的地区范围问题上频频表态。2月，日本外相在国会答辩中公然声称， “别国内战和政变也属于周边事态”。3月， 日本的防卫厅长官宣布可以对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直到最后由日本政府提出了统一见解。统一见解规定“周边事态”包括6种类型：1、日本周边地区武力纷争迫近；2、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力纷争；3、日本周边地区武力纷争停止，但秩序尚未得到恢复和维持；4、某国发生“内乱”、 “内战”扩大到国际范围；5、因某国政治体制混乱， 大量难民极有可能进入日本；6、某国的行动被联合国安理会认定为侵略行为， 成为经济制裁对象。这6条见解明显地勾划出日本右翼势力的企图， 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不仅包括“日本事务”，还包括“周边事态”，这个“周边事态”竟然还包括周边国家的“内政”。特别是其中第四条，被许多人士指出分明是影射台湾的。可以说，《周边事态法》是日本以法律形式将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自愿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世界警察”的帮手。无怪乎美国国务卿坎贝尔明确表示：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北约东扩的‘亚洲版’和北约东扩的必须归宿”，“确立新指针的重要性可与北约东扩相匹敌”。（注：日本《读者新闻》1997年9月24日。）
与之相呼应，日本在发展军事大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尤其是在防卫问题上大做文章。日本在二战后走的是一条“轻军备，专一发展经济”的道路。在1946年11月3日正式发表、1947年5月开始生效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中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留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以体现日本人民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良好愿望。战后，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多次冲击和平宪法，各派政治力量围绕修宪问题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进入90年代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日益活跃，加上海湾战争的刺激，日本不愿只充当掏钱的角色，修宪风再度刮起。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维和行动法案》，终于突破了宪法禁区，使自卫队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与此同时，日本的军费开支也逐年增加，1997年达到510亿美元，1998年达到490亿美元，其防御范围也逐步扩大，初具军事强国的规模。去年以来，为了寻求扩充军备，日本右翼势力在国内大肆渲染“日本身受重大威胁”的氛围，夸大朝鲜半岛问题对日本的威胁，积极参与美国的TMD计划。到今年，该计划更是紧锣密鼓。 日本政府决定设置TMD调查研究组，直属防卫厅长官，集中三军幕僚， 与美国进行共同研究。日本政府的1999年度财政预算，已为TMD拨款近10 亿日元，在今后五年到六年内，日本防卫厅还将为此项目投入200亿—300亿日元（合1.8—2.7亿美元）。种种不断升级的防务动向表明，日本战后实行“立足本土，专守防卫”的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日本可能从战后的“防守型”国家变成“进攻型”国家，这不仅将给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也使自身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之中。
三、纵容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对华政策中利用领土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制造摩擦，是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主要表现之三。
冷战格局瓦解后，日本的战略半径拓宽，外交空间增大，日本感到一直受束缚的外交获得解放，因而急于摆脱“政治侏儒”地位，加快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同时，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衰弱，中日在复交、签约时确定的反对霸权威胁这一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来，鉴于“北方威胁”不断下降而中国日益强大，日本国内一部分人愈发倾向于在战略上将中国从以往联合、借助的力量重新定位在防范、牵制的对象，变中日特殊关系为“普通关系”，以形成对华说“不”的态势。中日关系面临新的挑战，这种状况无疑折射出苏联解体、世界力量多极化发展造成的格局性演变。从1993年下半年起，日本朝野又重新弹起了“中国威胁论”的老调。在领土和国家主权等问题上，双方的摩擦不断发生。1996年，日本右翼团体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立碑建塔，对中国主权公然挑衅，后在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下，日本政府未敢正式建塔，但问题并未解决。日本的极右翼政客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西藏和台湾等中国内部事务横加指责。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中日矛盾更为突出。在政界，亲台势力活动频繁， 各主要政党的议员频频访台。 1997年2月，日本国内跨党派议员组织大联合，成立300多人的“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囊括近半数日本国会议员；在思想界，日本国内右翼思潮抬头，对“台独”的支持日益公开化，一些右翼人士和支持“台独”者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在日本曾引起轰动的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堪称代表之作。在舆论界，冷战后，日本媒体十分关注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所谓的“民主化”、“本土化”进程，对台湾的正面报道明显增加，导致日本普通民众对台湾的关心程度和同情度有所升温。与此同时，台湾当局某些人经常接见日本各界名流，接受日媒体采访也不时流露对日本的“感情”。过去日本曾是“台独”运动的大本营，对“台独”运动曾给予各种方式的大力支持，与“台独”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台湾岛内“台独”分子中有一股很强的亲日势力。近年来，日本一些高层官员多次就“台湾安全”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企图利用与美国共同建立亚洲地区的安全框架之际，乘机涉入台湾问题。“美日安保宣言”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都提到，如果日本周边有事，日美应加强合作。日本政府虽然对“周边”地区是否包括台湾海峡的问题含糊其词，但在防卫问题上，实际上已将中国作为其防范对象。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统一祖国的决心和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而日本出于种种考虑，将会有意在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上制造种种障碍，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外交人士认为，今后动摇中日关系的潜在威胁可能不再是“过去”（历史问题），而是“未来”及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两国之间围绕这一问题的矛盾和斗争将是长期的，台湾问题有可能超越历史问题而成为中日间产生摩擦的首要因素。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
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加强，与日本国内外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变化有关。
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日本提供了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机会，刺激日本加快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导致了政治上的激进和右倾化现象。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解体，世界出现了多极化趋势。地区冲突和局部动荡明显增多，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演变，美国虽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已不再是西方集团的盟主，西欧和北美分别形成了两极。在孕育着更大范围和更深刻的变革与调整的世纪之交，日本虽然仍同美国维持盟友关系，但独立意识越来越强，它已经不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急于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加大在政治上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参与国际社会的重大决策，及早实现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愿望。在其对外基本方针中，日本已明确提出“必须在展望未来的基础上展开积极的外交，主动地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发挥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相称的主导作用”，指出要使日本成为“受国际社会尊敬的国家并承担与日本地位相称的责任”。在国内利用一切手段，消除战败国痕迹，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摆出一幅大国的姿态，以求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
二、日本经济发展自9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了摆脱经济萧条给人们心理和精神上带来的消极影响，继续寻求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举国上下大国意识加强，开始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利用军事手段确保国家安全。
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充分显现出来。随着资产的流失，产生了大量不实的金融机构，造成金融体制的崩溃、信用萎缩、不景气等恶性循环，企业破产严重，消费萎糜不振。再加上东亚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使其经济雪上加霜，陷入衰退之中。199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负0.7%，1998年为负1%，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桥本政府也由于经济改革措施不力被迫辞职。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日本表现出来的毫无能力和自我国家中心主义毁损了日本在东亚经济中的形象，也给日本追求的在国际社会中增强日本政治军事作用的目标带来不良影响。东亚一些国家明确地表示出对日本的失望，而日本则一方面将这种经济上的低迷归咎于他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对日本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以确保自身的经济安全。有专家分析，如果说80年代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来自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带来的民族优越感；那么，目前的经济持续衰退所引起的不安心理则是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社会基础。
三、冷战后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触发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导致错误的战争史观流行，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翻案风”。
冷战结束后，以石原慎太郎等人撰写的“不”系列三部曲为标志，在日本社会掀起了一股争当国际大国的旋风。（注：即1989年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1990年石原慎太郎与渡边升一、小川合久合著的《日本还要说“不”》及同年石原慎太郎与江藤淳合著的《日本坚决说“不”》这三本书。）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领域里，近几年来一部分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大肆鼓吹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历史翻案的“自由主义史观”，他们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一方面来自美国占领当局改革日本思想计划的“东京审判史观”，另一方面基于原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史观”，在这两种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否定日本国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应在国民中间进行“对本国历史充满自豪的”以及“值得骄傲的”教育，而不是上述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自虐史观”。 这些人组成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从1996年1月15日起在《产经新闻》上连载“科教书中未教过的历史”， 并在当年底汇集成书出版，颇为畅销。1998年5月， 一部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电影在日本上演，这部耗资15亿日元（约合1100万美元）的影片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为主线，着力描写法庭审判“缺乏公正”，渲染东京审判“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等观念，影片的主要策划者加濑英明公开宣称“必须往国民头脑里灌输民族主义”。同时，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漫画书《战争论》也在1998年成为畅销书；而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却被禁止在日本发行，记载侵华日军残酷暴行的《东史郎日记》被起诉。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日美安保新指针等相关法案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国会众议院的审议。80年代，日本曾因文部省指示修改历史教科书有关战争表述、否认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而遭到亚洲许多国家的谴责。而今，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的情况下，修改教科书的事件再度发生。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掩盖日本侵略者的历史罪行，阻碍青少年一代了解事实真相。
四、上述现象还从一个方面说明，冷战后几经分化组合的日本政治团体中，保守派右翼势力占据主要地位。
90年代以来，日本政坛经过多次频繁更迭，各派政治势力经过反复的较量，终于形成了当前的基本格局。以社会党为代表的日本左翼政党遭到削弱，难以发挥对日本政治的制衡作用。自民党虽然也发生了分裂，但仍然保持了日本第一大党的地位。其他重新组建的政党或过去的政党中，除了共产党仍独树一帜但影响有限外，其他政党在纲领上基本上都属于保守性的右翼政党，从政策上来说与自民党的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对外政策上更是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整个日本政治已经被保守性的右翼所垄断。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50多年，战后主张和平外交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老一辈政治家纷纷谢世，对政治的影响力大大减弱。政界的新老交替对日本政治，尤其是冷战后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政治家对战争缺乏直接感受，容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干扰和影响，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出现断层，甚至出现根本性的调整，使得原本主张发展独立外交和中日友好关系的力量受到削弱。部分日本媒体在宣传报道中夸大所谓的“周边威胁”，有意渲染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军事实力，渲染中日之间的竞争意识，推波助澜，不仅为“中国威胁论”的产生提供了舆论背景，而且促使政府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中右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