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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2-0014-04
关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袖地位确立时间问题，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是在遵义会议。近年来，随着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苟坝会议观（杜学斌同志在《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发表《苟坝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提出“1935年3月12日召开的苟坝会议，真正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袖地位”。）本人感到无论是遵义会议说还是苟坝会议说都明显论据不足。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认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始于遵义会议，中间经过苟坝会议、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完成于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
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系指他不仅在事实上起主要领导人的作用，而且在组织上担任全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从遵义会议还是苟坝会议情况看，毛泽东尚不具备这些要素。
首先，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没有担任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职位。众所周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政治局，毛泽东增补为常委，2月5日在鸡鸣三省的小村庄，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1](p446)。在1935年3月12日召开的苟坝会议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即苟坝会议说中所称的“新三人团”）。除此之外会议并未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因此从遵义会议到苟坝会议，毛泽东只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之一，并不是主要领导者，主要领导职务是由张闻天承担的。
其次，遵义会议乃至苟坝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没有起到主要领导者的作用。遵义会议后，党的主要工作是由张闻天负责，军事上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仅“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1](p443)很显然，此时毛泽东不是主要负责人，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处于从属地位。苟坝会议说认为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领袖地位确立的重要根据是苟坝会议上成立了“新三人团”，“新三人团”是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并由此认为“毛泽东取代了周恩来成为负责人”，“成为红军的最高首长”。这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苟坝会议所确立的新三人团为首者是周恩来[2](p349)。当然，虽则周恩来为新三人团团长，但由于周恩来是原三人团成员，原三人团承担着反第五次“围剿”战争失败和长征初期军事失利的责任，周恩来不能全无牵连。不过遵义会议保留了周恩来的军事领导职务，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有力地批评了中央军事指挥错误，会后成为政治局常委（与周地位相同），又取得了军事指挥的权力，又加之毛泽东的丰富军事作战经验，故而在新三人团中指挥中央红军军事的实际权力微妙地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转移着。毛泽东逐步起关键性作用。尽管如此，也不能因此把毛泽东视为这时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人。因为毕竟新三人团是在中央领导下负责军事指挥的一个临时机构，决不是凌驾于中央之上的一个机构，我们党的一贯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况且，在职务名义上，毛泽东在周恩来之下，周恩来还担任红军总政委一职。即便是毛泽东实际掌握了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也仍不能说已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红军的最高首长，因为红军除一方面军外，还有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后组成二方面军）、二十五军、陕北红军、及其他分散的红军。因此说，不能认为毛泽东在三人团中地位的确立就是全党、全军领袖地位的确立。就实际情况而言，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中央为应付面前的紧急军事情况而成立的负责红一方面军指挥的一个临时性机构，既不是全党也不是全军的领导机关。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在一定意义上标志毛泽东实际上取得了对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显而易见，不论是在党的工作上，还是军事工作上，遵义会议乃至苟坝会议，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并在中央红军的指挥上起了关键性作用，但他都不是全党、全军最高决策人。
另外，从实践上看，遵义会议甚至苟坝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也没有立即被大家所接受，许多同志对毛泽东能否领导中央红军摆脱困境，开辟新局面，存有疑虑，红一方面军中的一些领导干部对毛泽东的指挥甚至有不满情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人指挥了一渡和二渡赤水河，苟坝会议之后，又指挥了中央红军三渡和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中央红军大踏步机动作战打了不少胜仗，保存了有生力量，但部队连日行军，作战，比较疲惫，而且未能战胜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未能带领红军脱离险境，也未能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部队中疲惫不堪的现象增加。杨尚昆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很厉害。”[3]周恩来也说这个时期“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4]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干部的不满，特别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公开否定毛泽东的指挥。认为“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5](pp258)他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改变领导，让“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6]。林还给彭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5](p259)。林彪的言行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干部的心理。聂荣臻回忆说，当时：“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掀起一股小小的风潮”[5](p258)。由此可见，遵义会议、苟坝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许多同志对毛泽东的指挥心存怀疑，还没有完全接受他的领导。
上述情况表明，遵义会议乃至苟坝会议后毛泽东还未担任全党、全军的领导职务，没有起到主要领导的作用，全党接受其领导还需要一个过程。说遵义会议或苟坝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明显根据不足。
二
既然遵义会议、苟坝会议没有完全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那么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是何时确立起来的呢？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红军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核心，并开始参与对红军领导。但无论党的工作，还是军事工作，毛泽东均非主要负责人。1935年3月12日，为适应迅速变化着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毛、王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毛泽东实际上取得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四渡赤水后，毛泽东又指挥中央红军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疾进，南渡乌江，进逼贵阳，并作东返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吸引敌军东移，然后乘虚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战略转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而且提高了他在全党全军的威望，也为以后确立了其军事领导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在长途转战中大量减员，装备简陋，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向党争权。7月6日，张国焘向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1](p462)。他还策动陈昌浩等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要求由他任军委主席，并要求给军委以“独断决行权”。
对于张国焘的非组织活动，毛泽东等同志曾与其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但为顾全大局，增强一、四方面军团结，争取张本人改正错误，也做出了一些妥协和让步。7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芦化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1](p463)。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1](p463)此后，苟坝会议上成立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无形中消失了。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因对红军战略转移方向发生分歧，张国焘擅自率左路军南下，并密谋胁迫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得知消息，经过研究，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省迭县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毛泽东成了一、三军团的实际统领者。会后陕甘支队北上，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并与原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会合。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副之），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此时红军总部仍随四方面军行动，西北军事委员会只是领导西北地区的红军。但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初步确立。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为适应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形势，从组织上保障红军的统一指挥，12月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组成统一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组后的中央军委由23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此后毛泽东担任党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直至逝世。至此，毛泽东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职务上都成了党的最高军事领导者，也才可以说真正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袖地位。
经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后，毛泽东不仅逐步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而且作为政治局常委，他自然也参与中央一切重大政治决策。在确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展统战工作方面，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到达陕北后，国内政治局势瞬息万变，党的工作涉及面广量大，但战争和军事工作显然置于首位。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设在西北的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取决于红军对陕甘根据地的保卫和扩展，因此先后有“东征”、“西征”之役。张闻天对军事不太熟悉，战略部署、军事指挥均倚仗于毛泽东，随着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军事工作更成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也日益成为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1937年11月29日，长期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的王明（陈绍禹）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下车伊始，就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言人的身份对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批评，批判洛川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对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提出的一些口号不适当，指责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他强调抗日高于一切，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此后他又到武汉任长江局书记。在武汉，王明不把中央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另搞一套。他不执行中央的决定，且不经请示，便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指示，“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7]。
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旗号，而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威望，因此王明观点迷惑了许多同志，在党内也颇有市场。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的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一度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有一次，李维汉去看毛泽东，毛泽东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8]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但毛泽东毫不气馁，始终抓紧军事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迅速展开，站稳了脚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在实践中也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和抵制，只是对长江局和华中地区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接替王稼祥任共产国际代表，并向共产国际送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同时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的特点、困难和障碍。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并确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党内关系方面，共产国际倾向于毛泽东，坚定了支持从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主张。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这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9](p138)中国党的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p141)。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共中央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起了积极作用。在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对于中国革命，都是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个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0]。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全党都接受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1943年3月16日至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并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2](p650)至此，毛泽东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形式（职务）上都成为中共中央最主要的负责人，全党也都接受了他的领导，毛泽东在全党的最高领袖地位最终确立起来了。
总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经过了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遵义会议，完成于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收稿日期：200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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