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需要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新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在主办单位和各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学术研讨会，推动了研究，明确了方向，取得了共识。大家的一个共同感觉是，毛泽东离开我们30年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向繁荣的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依然继续发展，而且时代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把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一、研讨会取得的主要成果
这次研讨会取得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集中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说到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首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活的灵魂”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也为后来的两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石。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邓小平当年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功劳，他在当年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解决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问题，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作了科学的概括。这个概括，毛泽东自己没有做过，是由邓小平来完成的。为什么邓小平要做这样的概括？是坐而论道吗？不是，是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此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有些不明就里的人把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庸俗化。其实，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至今依然是我们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说到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不能不提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我们党所开创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从建党开始一直通到今天、通向未来的，不能割断这个历史。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也就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路，毛泽东没有走完，而且半道上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但是，他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用薄老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成于邓”。当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还在继续，还在发展。而这条道路的开创之功、奠基之功，应当归功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他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位，我们都不可能取得今天如此辉煌的成就。
说到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还要包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具体的政策、方针和具体经验。这里面有几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一，对于其中至今仍然是正确的部分，我们今天要继续继承，但不能照搬，要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要进一步加以运用和发展。第二，还有一些，曾经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它的实效性已经完结，但其所包含的深刻寓意对于今天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有着参考和借鉴的作用。第三种情况更加复杂一些。就是在毛泽东的探索之中还提出了一些虽有某些带预见性的思想火花，但是总体说来被证明是超越了阶段、脱离了实际而造成了不好的后果的东西。当年我们摒弃这些东西曾经是正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所遇到、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恰恰在毛泽东当年的思考中做过某种探索。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然不能照搬毛泽东当年的现成结论。但是，深入研究这些曾经被摒弃的思想，对我们解决新问题无疑具有某种启发。教训要牢记，财富要汲取。总之，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改变，毛泽东思想就必定具有其当代价值。
第二，多角度、多侧面地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这次研讨会提交的93篇论文基本上涵盖了毛泽东思想的方方面面，包括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时所概括的六个方面，又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研究重点后移，93篇论文中以研究建国后部分为主要内容的大约占了一半以上。既有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的，也有从专题的角度来研究的，内容涵盖了现代化建设、区域经济布局、对外开放、新农村建设、工业基地建设、边疆建设、社会发展战略、政府建设、国防建设、法制建设，以及医疗、教育、水利、科技、外交等各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档案资料的公布开放，给了这方面研究以可以深化、细化的有利条件。而不少作者也抓住了这些有利条件，在许多前人很少涉猎的领域中积极开垦着。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汗水，一分收获。
研究的时代气息浓厚，也是这次提交的论文的一大特色。从一些选题上，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许多文章一改过去就历史谈历史的习惯，或是透过历史审视现在，或是通过现在来反思历史。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学界这些年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大家都在关注历史、反思历史的同时，密切地关注着、思考着现实的每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学者们的社会责任感在普遍增强。
第三，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来源、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认识。
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注入了新课题、新活力。湖南这个特殊的地方，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重大课题，有着割舍不断的特殊缘分。继1998年长沙“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之后，此次在湘潭大学召开的“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上同样获得了大丰收。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有两个始终困扰着我们的问题。首先一个，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搞清楚这个问题，并非想像的那么简单，是要下大力气的，而且要反复认识，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过去我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作了错误的理解，甚至把一些个别论断也误以为是基本原理。其次，还有一个什么是中国实际的问题。这次研讨会上多数学者赞成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个结合点，就是说，除了认清中国国情以外(这是基本方面)，还有一个如何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问题。怎样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在这个基本国情里，我们面临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前一个社会矛盾的解决是怎样为后一个社会矛盾的解决铺平了道路？前一个历史任务的完成是怎样为后一个历史任务的提出创造了条件？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需要搞清楚的。过去，我们之所以犯错误，也正是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没有搞清楚。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积淀的国度。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评价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说过：“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1] (p.335)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 (p.534)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对于当今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哪些重要的启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尤其是面对着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加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支撑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四，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的会风。
这次与会的许多学者都称赞这次会议有一个好的会风，是一个可以坐下来真正研讨一点问题的务实的研讨会。一些学者在发言过程中都提出了这样一个迫切要求：我们的学术研讨会要多一些学术气息，少一点官气；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套话、空话。这些建议非常好。我们今后的会还要发扬这样的好的风气。
会风是学风的集中反映，没有一个好的学风，是不可能推动学科建设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专门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更要率先树立起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这是关系到我们的研究能否真正有生命力的大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学科建设能否走正路的大问题。想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曾经写了一篇檄文，叫做《反对党八股》，是反对教条主义文风的。其中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今天读来，仍使人感到很亲切，很有针对性。
第五，检阅和凝聚了研究队伍，增进了友谊，沟通了信息，增强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这一次与会的，有许多我们学术界的前辈、老师。同时，特别可喜的是，在我们的学术前辈们的带领下，中青年学者正在茁壮成长。尽管他们可能在某一个观点的表述上还有不尽全面的地方，在具体的观点上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是这些新生力量在成长，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后继有人，这是最大的收获，最大的鼓舞。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上从事着共同的研究事业，相互沟通尤为必要。这次研讨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使大家可以拜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在这种沟通中，促成了信息的交流、项目的交流、思想的交流，促成了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术风格的相互碰撞，这些都是推动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
二、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
我们是站在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站在21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进程中，来审视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最大的新特点。我们要把握并紧紧围绕这个新特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
第一，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
对于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现在有着非常好的条件，公布的档案材料非常丰富，完全可以使我们有条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演变的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促使我们在研究的视野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和改进，把毛泽东的研究在个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为对整个领导集体和集体智慧的综合研究，把毛泽东的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放在整个中共党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大背景下进行。特别是在对领导集体的综合研究上，可以运用一些比较研究法，研究领导人之间不同的特点；研究他们是如何在这种不同特点的基础上结成一个富有活力、富有合作精神和创造精神的领导集体的。当然，这是指党内民主集中制实行得比较好的时期。
还有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围绕着这个问题，近些年一些学者根据来自国外的档案发表了一些比较片面的观点。对这个问题总体上怎么看？怎么具体地、有针对性地深入研究？怎么进行拓展和细化？这些都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地进行扎实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以为这是个老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应该加强研究，要有我们的声音，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
还比如说，根据地研究是一个老课题，当前面临一个怎样出新的研究机遇。例如，我们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地开展对毛泽东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毛泽东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毛泽东与抗日根据地的外交、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社会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等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研究。对上述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现在完全具备资料条件，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在根据地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再加强一些专题性的研究，使我们的研究在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第二，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
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料公布得越来越多，大家关注得越来越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这是好的方面。同时也要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受到的挑战很多。境外敌对势力各种各样的歪曲比较集中，从领导干部到广大的青年学生思想上感到困惑的问题比较集中，学者之间的不同看法也比较集中。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下大力气，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研究。
就纵向的历史研究来说，例如对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构想和实践，毛泽东“一边倒”外交决策的提出、实施及其得失，抗美援朝的决策及其得失，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等等。就横向的专题研究来说，例如毛泽东与祖国统一问题，毛泽东与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毛泽东与国防战略、国防建设研究，对毛泽东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及实践的研究等等。
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和研究，那就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这当然被实践证实是错误的，但它本身算不算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一个重要尝试。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如果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种探索(错误的、走入歧途的探索)，那么，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到1976年这二十多年的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线索就中断了，就是不连贯的。这段时期的主线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提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其中提到的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这一时期探索成就的重要总结。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当年的探索包不包括失误？是不是因为发生了失误，它就不能算做探索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是一个善于在总结历史经验中进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谓历史经验，按照毛泽东所阐述的，应当包括成功与失败两个方面，只有成功、没有失败，这个经验是不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和逐步完善的，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形成的。邓小平主持制定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总结了我们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十条重要结论。这十条经验，既包括探索中的成就，也包括探索中的失误，是把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整个探索历程作了理论和实践的概括总结。这十条基本经验，实际上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雏形。
把毛泽东当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探索里面包括像“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失误，究竟是以探索为主线，还是以党内斗争为主线？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来研究。既需要对“文化大革命”每一个阶段进行全面的研究，也需要对整个探索的每一个阶段进行全面的研究；既要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也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客观后果；既要研究“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破坏和动乱，也要研究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遭受巨大损失中仍取得进展的情况(也包括其他方面事业的发展情况)。这些都需要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在研究中，切忌简单化、概念化。既要研究毛泽东犯错误的历史教训，也要看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林彪集团、江青集团进行过严肃的斗争。还要看到，毛泽东的存在是我们党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国家的统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没有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第三，有关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一直是和纵向研究并驾齐驱的两大重点方向之一。这里面可以有所作为的题目非常多，是一座常挖常新的富矿。这里，从中试举几例。
首先是毛泽东方法论的研究。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老课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随着各种新问题的提出，这个课题可以说是个常说常新、说不尽也研究不尽的课题。
比如，根据当前的现实情况，我们还可以进行调查研究方法论的研究。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当年是怎么搞调查研究的？他们是怎样在调查研究中通过发现问题、概括归纳问题而最终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每一位领导人都搞调查研究，总的原则和方法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调查研究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需要从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寻找出共性与个性的东西，寻找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东西。这样的研究，就有深度了，也更有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
和调查研究方法研究相关的，还有开会的方法。老一代革命家怎样开会的？会议的主题怎样在调查研究中确立的？会议的主报告是怎样在民主讨论中不断修改完善而达到集中的？包括会议的程序等等。老一代革命家有很多开会的方法很值得我们研究。
与此相关的还包括作决策和发指示的方法。毛泽东时代向全党发了很多指示，是影响全局的。这些指示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不是空说道理，而有很强的指向性和可操作性。还有的时候，毛泽东等把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批转下去，发扬好的、纠正错的，用以推动全局工作。这些都值得很好地加以总结和研究。
还有读书方法的研究。最近，《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徐中远同志的文章，题为“毛泽东——与书为伴”，很受欢迎。毛泽东一生以书为伴。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中国的历史著作等等，在毛泽东进行理论创作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例如，毛泽东经常读哪几类书？读书有哪些方法？他从中吸取了哪些思想养料？还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读书有哪些特点？等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毛泽东读书生涯中，有时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对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也有运用过头的地方，也有片面理解和强调的地方，也有一些教条式的理解。还比如，他对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吸收和借鉴，也有一些片面之处。但是，这些负面影响同他曾经加以正确运用的方面相比较而言，是不成比例的。主流方面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方面。怎么样把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包括其他老一代领导人的读书方法总结起来，使领导干部和年轻人养成读书的习惯，学会科学的读书方法，使整个中华民族去掉浮躁之气，多一些读书、研究、探讨问题的风气，这也是我们弘扬中华民族正气的重要方面。
其他的专题研究，也有不少值得继续深化。比如说，在统一战线思想研究中，毛泽东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研究，就需要把它从民主革命时期一直拓展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完整地加以分析考察。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问题，毛泽东的民族宗教思想等等，都需要拓展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民族独立、民族自治、民族发展的思想，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专题来研究。
还有毛泽东的文化观研究，也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系列，其中包括像毛泽东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毛泽东对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怎样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怎样对待西方优秀文化遗产、怎样对待我们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腐朽没落的文化现象等等，都有过比较系统地论述，从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发展战略。
专题研究里面，方法、角度和视野很重要。搞专题研究，就理论谈理论，或者就历史谈历史，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有开阔的视野，一定要有多侧面的角度，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研究专题要胸中有现实。有的时候，让研究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把研究角度调整得更贴近现实一些，对一些老问题、老材料从新的视角加以重新排列组合，就能够给人以新的启迪。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严格地讲，这本身也是专题研究。但由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而且又是这些年的一个研究热点，因此不妨把它专门拿出来说说。
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研究课题，也是理论的研究课题。而研究的基础在于历史。也就是说，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描述清楚。对于大致的发展脉络、大致的发展过程，包括其中大的发展阶段，都是搞得比较清楚了。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些大的过程的研究，而要在具体过程的研究上下功夫。比如，毛泽东的某一个概念、某一个科学论断，是什么时候、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毛泽东的这一概念或提法，是从其他哪一位领导同志的提法中得到启发而被吸纳到他的思想体系中去的？这一提法或概念，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有什么样的渊源关系，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什么样的渊源关系？这一思想后来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下进一步发生演变的？这些都是属于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当然，任何一种理论的推演都是实践推动的结果。我们在研究思想发展史的时候，还要注意考察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及思想观念同客观实践的互动关系。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基本经验的研究。一个基本历程，一个基本经验，把这两个方面研究深、研究透，会有助于进一步认清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趋势，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还有一个现实性很强的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怎样深入地理解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怎样深入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究竟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大家有个共识，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基本理论又渊源于哪里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再回过来看现实。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候，在论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时候，每每都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讲起，每每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毛泽东思想讲起，这就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居于基础和基本理论的地位，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当代价值。但是，仅仅这样讲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我们深入而具体地研究。
第五，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方法论研究。
深入研究，既要靠史料的发掘，更重要的还是靠掌握科学的方法。因此，我们要特别提出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研究。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毛泽东研究的方法学。我们能不能总结和概括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程和基本经验，在回顾历史、概括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方法学方面的概括。这对于我们掌握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规律性意义重大，对于加强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把方法学研究好了，还可以更好地解决研究队伍的后继有人问题，培养出更多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方法的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后继人才。对于学科建设来说，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战略性的工作。
还有包括毛泽东研究的史料学。这里有史料的分布情况，有史料的利用情况，还有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情况，等等。我们要用更加开放的眼光来推动研究，不但要了解国内同行的研究状况，还要了解港澳台学者的研究近况，还要了解国外研究的最新动态。
以上从五个方面谈了我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认识，很可能是挂一漏万。但从以上不难看出一个趋势，也可以说是当今时代对我们加强和深入研究的总的要求：“深入才能具体，具体才能深入”。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泛泛而论，再也不能满足于一般化的研究。谁能够自觉地把研究推向具体而深入的层面，谁就能够占据未来研究的制高点。
三、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努力做到科学性和政治性的高度统一。
首先应当说，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是一门科学。但这样说还不够，还要补充一点：它是一门政治性、党性很强的科学。
这种政治性、党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的研究对象和一般的研究对象不同，毛泽东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的指导思想之一，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第二，要以两个历史决议、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作为从事研究的基本准绳，决不能偏离，更不能背离。第三，我们可以深入自由地研讨各种问题，但是在公开发表我们的言论、文章时，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国家法律。也就是说，研讨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科学性和政治性的统一。因为，我们运用的方法是科学的，我们根据的两个历史决议是科学的。在这个基础上，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包括一些重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探讨要在科学方法为指导的基础上，发挥两个历史决议的指导性作用，而且探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要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就涉及到一个研究的方法问题，即我们的研究不能不讲感情，不能不讲立场。讲感情、讲立场，才能做出真学问。这就是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特点。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做不好学问。
我们所说的政治性，也不是空洞的。要在研究中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在有一种观点，似乎政治性和科学性是对立的，感情和科学性是对立的。这是不正确的。有感情并不妨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持一种冷静的、严肃的科学态度，并不妨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严谨的态度，并不妨碍我们对具体史实作具体分析。我们的血是热的，而我们笔下的每一个概念、每一个标点符号则是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
第二，重视研究史料，重视搞清事情的本原及来龙去脉。
搞清事情的本原，是搞好研究的先决条件。毛泽东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要详尽地占有各方面的材料，不是片面的材料，更不是根据主观的、预想的提纲拼凑起来的，而是完整的材料。现在有一种浮躁的学风，还没有充分占有资料，还没有认真看原始材料，就在那里空发议论，随意褒贬。这就给我们提出了特别要重视史料的问题。
一是要重视史料的收集。现在互联网、数字化给我们史料收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年我们的前辈在做学问的时候，都是手工作业，用卡片逐字逐句地抄写。现在我们有着高科技带来的极大的便利，用鼠标在网上轻轻一点，就能得到很多信息。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便利，而不能把这种便利作为偷懒的借口。一定要在史料上下扎实的功夫，充分占有方方面面材料。
二是要重视史料的鉴定。得来的史料如何处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史料都是真的。有的材料就其来源来说是真的，但就其内容来说，真伪还需要鉴别。对待大量的史料，是否下功夫进行仔细的考证鉴别，是衡量一个学者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的重要标尺。现在有些学者拿到海外公布的档案就视为珍宝，甚至产生了一种偏向，不相信我们国内的史料，而轻信海外得来的材料，这就不是一种科学的鉴别史料的态度。
三是要重视史料的解读。史料的解读，是进行研究的一个基本功。史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从哪个方面进行解读，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结果是大不相同的。这里面，既有研究功底深浅、研究水平高下的问题，也有从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出发来解读历史、解读史料的基本倾向问题。往往有这样一些书，其中引经据典地用了大量材料，但都是按照某种观点和倾向精心剪裁过的。这样的书，貌似客观，对于缺乏鉴别能力、缺乏解读能力的读者来说，具有极大的误导作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从正确的立场观点出发，用科学方法解读历史资料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注意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我想强调这样一些方面：(一)不要以今非古。不能以今天的是非为是非，不能以今天的判断为判断。看问题、断是非，不能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二)不要对历史材料、历史事件做断章取义的论断。我们在还原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事物原本固有的内在联系，而不能把主观臆断的联系强加于历史。(三)不要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常讲“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这个论断非常重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看作是一个相互承接、相互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作是一个从历史走到现在、又从现在通向未来的一个无穷尽的发展过程，决不能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有这样一个历史观，才能不割断历史，深挖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四，注意利用高科技手段和现代传播工具扩大学术影响，加强研究队伍的横向合作与互动。
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不能满足于学术圈里的坐而论道。我们要从学术圈里走出来，充分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学会和互联网打交道，学会利用各种社会讲坛，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走向社会、影响社会、引领社会。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现在，党中央非常重视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对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财富。我们要加强合作意识，使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团结起来，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此外，还要注意培养新人，凝聚队伍，使毛泽东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事业后继有人，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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