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权力批判的生命政治维度
王 雪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提要： 晚近数十年来哲学场域发生的“生命政治转向”为当代资本权力批判提供了新维度。以政治经济学接榫，资本权力与生命政治密不可分。透过“劳动力商品化”，马克思击穿了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意识形态表象，在社会关系物象化的意义上，揭示了资本权力作为“生命权力”的规训本质，即以惩戒肉体和调节生命等隐秘手段，将劳动者的经济共同性私有化，造成对雇佣工人生命基质的剥夺。通过结构化社会生活的可能前提，资本权力以“纳入性排除”的方式使劳动力处在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的“例外状态”，形成资本对政治的合法僭越。资本权力批判的生命政治维度在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双重意义上揭示了斗争的必要性，在新时期重塑了危机与解放的内在关联。通过对资本权力运行结构的内在批判，马克思以人的实践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力量瓦解了资本权力的形上根基，重塑了被遮蔽的阶级逻辑，并指向了一种建构真正共同性的理论构想。
关键词： 资本权力；生命政治；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力商品化；无产阶级
“资本权力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内涵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探讨“资本权力”问题，必须深入到现代社会的运作图景中去。随着福柯、阿甘本、奈格里、埃斯波西托等人对“生命政治”(bio politics)的重启，肇始于20世纪晚期的生命政治学以全新的角度呈现了现代社会的运作图景，拓宽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视野。鉴于福柯将生命政治的思考融入对政治经济学的考古之中，马克思则最早以资本权力批判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生命政治与资本权力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点拥有了共同的理论视域，这为“资本权力批判”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契机。挖掘资本权力批判的生命政治维度，追溯生命政治伴随资本权力扩张的发生状态，可以透视资本权力以“劳动力商品化”的隐秘方式对人的生命基质的剥夺与资本对政治的合法僭越。资本权力内含的生命政治要素在人类历史之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双重意义上揭示出“生命与政治”的博弈下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并展现了呼唤人的主体性、反抗资本权力斗争的必要性。以生命政治的维度管窥当代资本权力问题，符合马克思对现实的人及其存在方式深入关切的理论本质；在资本权力批判问题域中重启生命政治，符合当代西方左翼突破生命政治界限的理论要求。二者视域的结合不仅拓宽了当代生命政治的内涵逻辑，也对于找到资本权力批判的“阿喀琉斯之踵”有着重要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与资本权力的接榫
晚近以来，哲学场域出现的“生命政治转向”以新的理论形式描摹了当今社会的运作图景。“生命政治”脱胎于生命哲学，其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1976年，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授课中重启“生命政治”的论题，其重要意义在于，剥除了“生命政治”中的生命哲学要素，将生命政治定义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1]266。这种权力技术瞄准生命自身，对生命进行监视、干预、优化和校正，技术核心是对“生命权力”的使用。福柯及其后继者阿甘本秉持对这种技术的否定性态度，将生命政治作为对资本强力的控诉，用以揭示资本权力统治方式的隐秘维度。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是一种伴随现代性而来的权力技术形态，其出现意味着生命概念已经进入权力叙事的中心，并受到资本的隐秘宰制。
在福柯的理解中，生命政治与现代资本权力叙事具有理论内核的耦合性，二者的接榫是作为理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将生命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融入于对政治经济学的考古。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生产与消费制度的变革，也意味着欧洲权力谱系学上出现了一个重要断裂：从规训的权力转向调节的权力，从公共管理转向自由放任。同时权力范式自身发生变革—经济因素开始参与政治权力的构建，作为国家的外在制约原则的权利被经济学形式的内在制约原则—资本所取代。权力范式的变革使政治经济学具有双重维度—在经济维度上它代表“对生产和财富流通的一种严格和有限的分析”，在政治维度上它代表“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2]。从根本上说，政治经济学为以维护经济发展而限制国家政治治理理由提供了理论依据，确保制约原则被引入到政治治理实践之中。作为直接后果，群体身份发生了转变，由臣民转变为人口，人口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生命政治与资本权力叙事以此为起点。同时，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被置于首位，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权力的配置彻底发生改变，人的“死”开始成为私人的事情，人的“生”成为公共权力治理的事务，对生命的态度由剥夺转向扶持；另一方面，国家力量的约束和市场的拓展促进了现代牟利精神和商业原则的兴起，现代社会开始进入私人社会状态。私人社会的利己主义法则使政治经济学逐渐由一种促进国家繁荣的政治构想转向资本权力剥夺共同性的理论依据。
首先，政治经济学对市场性原则的强调决定了资本权力对自然共同性的剥夺。正如加拿大学者埃伦·伍德(Ellen Wood)所看到的，“政治经济学规定下，所有的经济主体和经济行为都依赖于市场，自然社会由市场支配，市场性原则意味着利润最大化成为生活的基本准则”[3]。在这一准则的支配下，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国家公共权力被限制，市场的自由放任原则成为“上帝的法则”，扩张市场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任务。对市场性原则的强调和对国家力量的约束使资本开始获得独立的力量，权力的配置发生了变化，其压迫性力量由政治领域蔓延到经济领域，突出表现为“私有化”与共同性的对抗。人类由集体无意识的欲望驱动时代转向具有自我意识的欲望驱动时代，为了促进市场扩张，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形成对自然共同性(土地、森林、河流等)①的剥夺。土地、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由人类的共同财产私有化为某一阶级或当权者的私人财产，生命政治显现为一种粗糙的人口划分技术，最早在市场中获益的新兴资产者与当权者结成利益共同体，以掠夺和压制农民与小资产者的利益。政治经济学中的节制性治理原则逐渐演化为不得干涉资产阶级核心利益原则。于是，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遭受到来自新兴资产者与当权者的双重剥削。农民赖以生活的土地和森林通过律法被规定为国家、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劳动所得的绝大部分作为这一私有财产的“租金”以赋税形式上交。农民的土地、财产被这一利益共同体瓜分，本身被抛入一无所有的境地。自然共同性的剥夺使生命第一次以强制性的方式被还原成阿甘本笔下的“与其形式相脱离的赤裸生命”[4]，除了生命自身一无所有。
但资产者很快发现，对自然共同性的剥夺并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巨大需要，于是，无产者的生命本身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此时，新兴资产者已然意识到，通过暴力手段所得有限，“让人死”不能带来充裕利益，相反，“使人活”才能最大程度促进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展。于是，生命政治的方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臻完善，当权者的法律政策与资产者的规训策略互为唱和。一方面，当权者以强权迫使无产者进入城市并沦为流浪者、盗贼或乞丐，通过鞭打、烙印、处死等方式，将无产者迫入有死无生的境地；另一方面，新兴资产者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以“为工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为口号，将大量无产者吸纳进工场。在政府暴力驱赶、资本家提供物质诱惑的双重压迫之下，无产者被还原为劳动者，而劳动者所获得的物质报酬仅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他们被迫适应为资本积累而优化的劳动制度。生命政治的策略从“强制”转变为“诱惑”，但对共同性剥削的实质并未发生改变。
其次，内含于政治经济学之中的平等交换原则掩盖了资本权力对人造共同性的剥夺。人造共同性聚焦于协作、交往、关怀等行为，如知识、语言、情感等，是劳动生产的结果[5]2。在剥夺自然共同性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赤裸生命”不断被生产出来并被还原为劳动者，被迫进入劳动与工资的交换市场中。政治经济学主张的平等交换原则构建了这样一个幻象：劳动者成为商品进入市场，用以交换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质材料；在交换过程中，交换者双方的地位平等，劳动被当作交换价值换取合理化工资。而现实结果是，在这一环节中，劳动者之间的“一切宗法的、封建的和田园诗般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消散了，人际关系演变为基于交换行为的利害关系。在以劳动交换工资的过程中，一种简单化的、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人造共同性建立起来。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劳动者单调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机器大生产体系的介入使情况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机器大生产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空前膨胀；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的介入，庞大的机器自动化体系取代了工人，部分劳动者被剥夺参与交换和协作的权利，退居于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边缘地带，沦为资本权力宰制下的“剩余”并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为了能够参与劳动交换以逃脱令人绝望的命运，劳动者被迫降低自身劳动的卖出价格，导致劳动者之间形成恶意的竞争关系，“人与人为敌”，无法团结成反抗资本权力的阶级团体，基于劳动协作形成的人造共同性处于被资本权力剥削殆尽的境遇之下。工作成了唯一的社会交往方式，控制着人们的肉体，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平等交换原则”掩盖了资本剥夺人造共同性的本质，“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6]。
福柯的生命政治描绘了资本权力对个人肉体和人口总体的双重宰制，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则看到了资本权力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迁移。因此，对生命政治的批判可以视为福柯与阿甘本等激进理论家对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续写和重启。实际上，当福柯以医学和生物学等现代知识话语对疯癫与正常、排斥与接纳、例外与普遍等进行区分时，生命政治就已经暗含了与资本权力相一致的理论前提：生命政治并不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生命。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我认为同其他应用经济学科一样，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是有自己特定研究学科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并可以与相关的经济学严格区分开来。
二、劳动力商品化：资本权力中的生命政治
通过追溯生命政治与资本权力的接榫—政治经济学，资本权力批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理论维度，这一理论维度建立在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发现之上。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以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发现说明了资本权力中的生命政治要素。所以，当代激进理论对生命政治的开拓有必要建立在对马克思的回溯之上。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蕴含着福柯—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核心要素，一方面，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前提，生命政治内化为资本权力作用下生产过程中的规训机制，表现为生命权力通过“个体规训”和“人口调整”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动力商品化”从生命政治的视角展现出资本对政治的僭越，构成了资本权力运行的合法性、超越性层面。资本权力中内含的生命政治要素掩盖了资本的压迫性本质，使资本权力成为主宰社会生活运行且不可或缺的先验普遍形式。
在网络环境的快速发展下，要从信息化管理入手，借助现代教育思想与管理理论及时对幼儿园进行优质化管理。所以在发展中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平台，加强各个环节的联系，以此来实现幼儿园的教育管理目标，节省物质资源。第一，建立教学资源管理平台。在这一平台中包含了电子教材以及相关素材等内容，要从资源分类上入手，在进行资源整合与评价的同时来实现资源共享的目标。第二，建立电子备课平台。电子备课平台中包含了教学助手工具以及备课空间等，教师通过平台上传备课资料，相关领导也就可以及时进行评价。另外也可以在视频中增加文字等，以此来实现资源共享[2]。
资本权力的宰制下，即使“zoē”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人口的大多数，但由于其共同性被彻底剥夺，“zoē”仍然无法获得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这与资产阶级所宣称的政治口号背道而驰。并且，无论资本主义如何进行制度上的完善和改良，“zoē”一直处于被“纳入性排除”的绝对状态，其所获得的平等仅仅是名义上的平等，这一名义上的平等用以维持资本力量的增殖。“zoē”的“活”是被经营的对象，而他们的“死”却是被听之任之的。通过揭示政治经济学掩盖下“zoē”的残酷生存境遇，马克思以生命政治话语定义了普遍存在于“例外状态”之中的无产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8]17。
劳动力商品化前提下，权力作用于个体的方式由奴役压迫转变为纪律规训。纪律不同于法律，前者是温和的，引导性的，诉诸利益的；后者是暴力的，强制性的，诉诸威胁的。劳动者不得不“承认规则”，然而，这是劳动力交易的后果，而不是暴力强制的后果。资本权力的生命政治首先体现为“规则”形态的生产纪律对个人肉体的规训，纪律调控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一种驯服—功利关系[9]。生产纪律的发明实现了对工厂的“兵营式”管理，通过标准化的生产任务、详细的生产时间表和各种名目的生产和奖惩规定，纪律以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实现了对个人身体的规训以提高生产率。
在闲置宅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村干部是掌握信息资源最多的一方，如果村干部心术不正、私欲太大，容易欺上瞒下，做出侵害村民利益的决策，而且难于发觉，加强村干部的学习培训，既能提高村干部的业务能力，又能防患于未然，最终才能让村民受益。
在阿甘本看来，“zoē”的生存问题应该溯回到对政治领域中至高权力的分析，正因为至高权力设置了一种例外状态，才造成了对权利的普遍悬置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的出现。阿甘本过分强调政治至高权力对“zoē”的生成和生存所造成的影响，而忽略了资本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的支配性作用。事实上，随着金融系统的日益发达，资本权力变得如此抽象，以至于看起来与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毫不相关。但正是这种抽象赋予资本以先验的、普遍的形式，作为一种带有客观性的支配性权力实施自己的律法，形成一个资本权力主导下的结构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被抖落到劳动力市场，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为了维持这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劳动力自身的共同性被彻底剥夺，“zoē”不断生成且其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即资本生产体系中的工人。
细想想，老又不稀奇，人人都会老，老有什么好倚好卖的呢？欧阳修老年时，欲编文集，修改旧文甚是辛苦，夫人就劝他：“何自苦如此，当畏先生嗔耶？”欧阳修道：“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被人笑尚且怕，欧阳修自然就不好意思倚老卖老了。人越老，胆越小，怕人笑，怕人骂，那位刘大人的随年杖打谁去？欧阳修这样的老人，就值得大家尊老敬老了。顺便说一句，巧得很，《新五代史》正是欧阳修所撰。
“调节生命”技术是权力规训由个体蔓延至群体的结果，这一技术“针对人的群体，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1]267。“调节生命”技术旨在降低人口所面对的各种危机或风险，通过医疗、管理等方式使整个社会“标准化”，在保护生命的同时将生命群体导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形成福柯哲学理论中的“有阈值的流动人口”。“有阈值的流动人口”脱胎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对过剩人口”概念，其理论语境根植于资本积累与资本权力的扩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值和资本权力扩张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11]742-743。“有阈值的流动人口”作为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剩余”，是人力资源的稳定预备队，以保证资本主义市场的正常运行。
资本权力通过操控“有阈值的流动人口”来维持总体的平衡，克制资本增值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体安全。“有阈值的流动人口”是生命政治作用于资本权力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成为增强资本权力的杠杆。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一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它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值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11]728-729。资本权力得以不断扩张的原因就是这一“有阈值的流动人口”被新循环的资本重新商品化并投入劳动力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有阈值的流动人口”成为资本权力对工人最有效的规训手段，每一个工人都受到来自资本家和阶级力量自身的双重压迫，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部分转换为工人内部的矛盾。资本权力以生命政治技术解决了资本增值过程中难以预料的、随机的问题，实现了对工人群体的控制。
基于劳动力商品化，资本权力中的生命政治技术臻于成熟。在生产过程中，针对个人的“纪律规训”技术与针对群体的“调节生命”技术相互作用，通过精确合理的计算，以一种隐秘而温和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在政治生活中，资本权力以非暴力模式扩展，通过“纳入性排除”设置“例外状态”，实现了资本对政治的“合法性”僭越，资本权力作用下的政治生活图景主要渗透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中。
如果说，福柯的生命政治侧重于描绘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下人的自然生命被纳入权力的诸种机制，那么相比之下，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则力图揭示政治生活中生命政治如何在近代国家确立至高权力的过程。阿甘本重拾福柯所废弃的“权力的司法模型”，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政治已经完全转变为生命政治，政治在一种迄今未知的程度上被构建为极权主义的政治”[12]164。在生命政治场域中，福柯所强调的扶持生命的“生命权力”已经转变为钳制生命的“至高权力”。阿甘本进一步指出，个体无法摆脱至高权力的桎梏，每一个体都是这一“至高权力”的共谋，“个体在他们与中央权力的冲突中赢得诸种空间、自由和权利的同时，总是又准备好默默地但越来越多地把个体生命刻写入国家秩序中，从而为那个想使自己从他手中解放出来的至高权力提供了一个新的且更加可怕的基础”[12]166。至高权力的背面是赤裸生命，以被排除的方式纳入于共同体之中。“纳入性排除”使赤裸生命被悬置于共同体的“例外状态”——被迫参与共同体建构的同时却无法受到共同体的保护。
阿甘本以“纳入性排除”与悬设“例外状态”描绘了生命政治作用下政治生活的末世论图景，将福柯的“规范状态”与其相连，就会看到一幅更为完整的生命政治画面，扶持生命的权力与征用生命的权力共存[12]42。换言之，生命权力既存在于至高例外空间内，也弥漫于日常生活的常规状态之中。“例外空间”与“常规状态”勾连的合理性，依托于被阿甘本忽视的存在于资本和财产中的权力。正如奈格里所言，阿甘本过于强调超验性主权和暴力，而没有看到，“政治完全沉浸在经济和法律结构中”[5]3，就此而言，资本权力构成了超验性主权的世俗根源。
剥除超验性权力的神学外衣并将其带回到社会领域，透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发现，至高权力以非暴力手段获得的合理性来自“劳动力商品化”的隐秘力量。“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权力以生命政治技术所实现的资本对政治的僭越。从形式上讲，“劳动力商品化”以其声称的“平等交换”原则掩盖了资产阶级政治的压迫性与对抗性，作为一种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形式，将资本权力渗入到社会运行的肌理。在“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其政治共同性被剥夺，以“纳入性”的方式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作为一无所有的动物性生命存在。从实质意义上讲，“劳动力商品化”过程对部分人口政治共同性的剥夺，对参与政治生活的成员进行排除和筛选，造成了政治共同体中两大对抗阶级的分裂，无产阶级形成。从这一角度而言，正是资本权力以生命政治技术对政治的“合理化”僭越，产生出消解资本权力的革命性力量。
“劳动力商品化”作为资本权力增殖自身的生命政治手段，以一种隐蔽而温和的方式使整个社会陷于资本权力的宰制之下，马克思以生动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资本权力宰制下的生命政治图景：“原来的资本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1]269在这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中，劳动力难免沦为政治共同体中被抛弃的“例外”与“剩余”。而正是这些被共同体弃置的“例外”和“剩余”，才具有反抗生命政治末世论图景的决定性力量。所以，生命政治批判想要从理论空谈上升到现实批判，必须依托于由资本权力塑形却带有反抗性力量的新主体——作为“例外”与“剩余”的无产阶级，回到阶级范式并重塑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是消解资本权力的关键。
本组相关实验证实，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效果，临床指标改善情况明显较好，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能看出对于慢性肺心病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开展针对性护理，能全面改善临床治疗效果，提升护理满意度，促进疾病转归。
三、 zoē与 bios之间：重塑共同性与消解资本权力
再次，在市场性原则和平等交换原则的主导下，人们的自然共同性与人造共同性被剥削殆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的自身属性和社会关系被重新设定。人沦为维持资本机器运转的零件，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象化，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相分离，并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这意味着人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被毁灭，代之以具有原子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劳动力市场[7]。劳动力市场的创造是在社会肌体上进行的活体解剖，它并不是明确的组织形式，却将一切“赤裸生命”囊括于其中，是资本权力扩张的产物。在劳动力市场中，“最低工资原则”被合理化。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8]171劳动者别无选择，要么接受市场提供的工资，要么忍饥受饿。“最低工资原则”最大程度满足了政治经济学的需要，既维持了劳动者的最低生存标准，又能保证其迫于生存压力无法联合反抗。而对于那些处在生产活动之外的生命而言，工资成为一种诱惑，引导其进入规范化的社会权力机构中，接受合理化规训以矫正其自身的另类特质，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共谋者。
与福柯将生命政治视为现代性的产物不同，阿甘本强调哲学史中生命政治的始终在场。早在古希腊时期，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之时，就意味着自然性生命被排除在城邦之外。阿甘本借用古希腊的术语“将生命区分为bios与zoē两种形式，其中，‘bios’(近汉语‘生活’)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12]3，这种生存形式“建立在共同体之上，将政治作为其存在论的根基”[12]5；“‘zoē’(近汉语‘生命’)则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如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12]3，代表着被共同体弃置、仅具有生物繁衍性的赤裸生命。阿甘本认为，“zoē与bios”应该作为西方政治的根基性二元对立范畴。现代性肇始于“zoē”进入城邦领域，民主政治一开始就把目标厘定为对“zoē”的拥护和解放。但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是，尽管现代国家声称实现了对“人权”的维护，但以“zoē”的形式生存的群体—如难民、乞丐、工人等等，并没有被纳入政治体保护的范围之内。于是，出现了一个荒唐的悖论：“zoē”进入政治，却因政治而陷入生存困境。对“zoē”的生存问题的探寻是寻找资本权力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之关键。
进一步说，政治经济学作为生命政治与资本权力的接榫，是生命政治的史前史。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作用下产生的物质力量成为生命政治和资本权力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换而言之，生命政治并不是诞生于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而是资本权力宰制下人与人关系的物象化。在资本权力产生的过程中，作为权力技术的生命政治臻于成熟。就这一层面而言，福柯与马克思面对着相同的理论问题—对资本权力的批判和对抗。生命政治可以被视为从权力哲学视角对资本压制力量的控诉和考察，揭示了随着资本权力的扩大，资本对人的剥削愈加隐秘的维度，这一隐秘维度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后果—劳动力商品化之中，生命政治以此作为资本权力批判的新支点。
据他介绍，医护人员最初到外面宣讲时，当地群众并不太愿意接受，开始也遭受到一些阻力。科普服务队不断探索改进，以健康教育形式推广，组织“星星急救”成员开展健康、急救知识讲座等活动，逐渐站稳脚跟。经过数年坚持，他们在当地逐渐建立起知名度和影响力。
随着机器大生产时代的到来，严格遵守机器的操控程序被写入生产纪律，机器的持续运转同样成为纪律的目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劳动能力的衡量标准不再是工人自身的创造力，而是对机器操作某一道工序的熟练掌握。纪律规训的后果是，工人的身体被驯服为维持机器运转的零件，与此相对应，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工人的劳动被改造成纪律监督之下“强迫性重复”的机器操控。“强迫性重复”以训练专业技术为名，将工人塑造成“生产上有利且政治上无害”的柔顺个体。工人在“强迫性重复”的劳动中获得的“专业知识”，仅仅适用于对某种类型机器的操控。除了带有狭隘性的专业技能，工人一无所有，被迫依附于现有的工厂体制中，服从纪律操控，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在纪律规训与“强迫性重复”的双重引导下，个人被还原为“有利于生产”的生物个体。使劳动生产中存在着这样的普遍现象：“人之为人的智慧已经从各车间和各工厂中被赶走，所留下的，仅仅是些‘没有头脑的双肩’或‘改装成钢铁机器人的肌肉机器人’罢了”[10]。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强暴力，生命政治以温和的方式实现了资本权力对个人的塑造与操控。
“劳动力商品化”使资本权力从“控制物的权力”过渡到“控制人的权力”。不同于古典政治权力对臣民和奴隶的生杀予夺，资本权力以公平交易的方式掌控人的劳动。权力的根据由特权转化为资本，福柯哲学中的生命政治体现为一种作用于其中的权力技术。这种“权力技术”随着资本力量的扩张而不断精细化、合理化，以一种隐秘维度推进资本权力对人的宰制，表现为两个方面：即针对个人的“纪律规训”技术与针对群体的“调节生命”技术，其核心是生命权力在资本运行过程的使用。
通过对西部矿业企业竞争环境及财务指标的分析，发现西部矿业企业在同行业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增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的竞争砝码，针对问题提出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议。
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是对“‘zoē’的生存问题”的重新思考，在马克思看来，探寻‘zoē’的生存问题需要诉诸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从理论维度看，无产阶级是对“zoē”的联合的普遍性称谓，它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等级，而是指在资本权力操控的社会中，受到生命政治规训和排斥的领域。这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8]542。无产阶级无一例外地处在“例外状态”之中，在存在论上，无产阶级具有普遍性，其普遍性基于所遭受的苦难，基于这一“例外状态”的普遍化。并且，只要“zoē”仍然处于资本权力的宰制之下，“例外状态”就永远不会解除。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被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所生活其内的‘例外状态’，就是常规。”[13]无产阶级必须意识到，对于被压迫者而言，任何美好许诺(自由、平等、普遍人权)永远不会到来，而许诺者宣称的“暂时性例外”才是永恒状态。资本权力以生命政治技术掩盖了这一诡计，将“例外状态”装扮成“黎明前的最后黑暗”，殊不知，黎明永远不会开启。所以，马克思寄希望于塑造处于“例外状态”之中的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唤起对生命政治规训与资本权力宰制的反抗。
从实践维度看，既然资本权力宰制下的生命政治规训密不透风，那么，唤醒处于“zoē”的生存状态中的无产阶级何以可能？其关键点在于无产阶级群体从“zoē”走向“bios”，并以自身的革命性力量改造“bios”的存在形态，其可能性存在于无产阶级对历史的创造过程中。作为资本权力悬设的“例外状态”，无产阶级内部潜在地包含着消解资本权力的力量。个人力量无法与资本权力相抗衡，因此，必须以“联合的个人”即无产阶级参与对社会的改造。马克思的阶级学说使处在“例外状态”中的无产阶级走向政治舞台，获得以“bios”形式表述自身的机会。并且，由于“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14]42，这种彻底的革命性使无产阶级拥有了改造“bios”存在形态的革命性力量。
“bios”作为传统政治生活的主体，依托于共同体存在，而传统的共同体本身就意味着排除。“bios”的概念不是通过“存/在”(being)而是通过“有”(having)得以确立，指向拥有财产或所有物的实体。所以，对“bios”的重塑导向一种建立“新共同性”的理论构想。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新共同性”被表征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其存在本身就是对“私有”的对抗，并实现了与传统共同体的彻底割裂。这种“割裂”表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从根本上废除了导致人与人相异化的“合理化”标准，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展现为差异性共在的和谐状态。“只有在差异性共在的状态下，集体的潜能才能得以实现，并建立一种健康共同体之中的新型社会关系。”[15]在这种新型社会关系之下，“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8]3，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将资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交换。”[16]人的生存条件完全由人掌控，一种与资本物化逻辑完全对立的人之为人的自由存在逻辑随之产生，从而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规训与支配关系的现实根基。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的劳动生产行为超越了资本权力宰制下的“生产逻辑”，而建立在一种“生活逻辑”之上。生命活动是生产过程与生活过程的有机结合，人的种生命和类生命实现了统一。
2）粗骨料为河曲县准旗龙口石料厂生产的10～20 mm粒级人工碎石，含泥量少，成份以石英石为主。符合《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SL677-2014）的规定。其检验结果见表2。
建立表征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新共同性的过程就是对抗资本权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bios”被重塑，其重塑标准超越了狭隘的财产维度，不再代表拥有财产或所有物的实体，而是“完整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结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8]189；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不再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空洞的说教和许诺，而是以自身的生产劳动获取改变世界的力量。
透过生命政治，我们找到了资本权力的“阿喀琉斯之踵”。资本权力实质是少数人通过资本力量规训群体，以资本逻辑剥削共同性，使群体工具化为暴露在资本机器面前的“zoē”。而无产阶级依托其革命性，重塑了“bios”的存在形式，从“zoē”走向“bios”，实现阶级意识自觉，以自由个人之间的联合组成社会共同意志，对现存政治话语进行重新配置。当“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其压迫性”[14]53，共产主义的解放征程被开启，生命政治的规训已然失效，资本权力得以消解。
四、结 语
通过对现代资本权力运行机理的研究可见，以政治经济学为接榫，生命政治与资本权力密不可分。生命政治不仅是福柯与阿甘本等激进理论家对资本权力的控诉，也是对现代资本权力隐秘控制技术的揭示。如果将生命政治与资本权力批判隔离，生命政治会成为一种“无病呻吟”，在深层逻辑上成为资本权力的共谋者；如果剥除资本权力中的生命政治要素，资本权力批判会沦为一种“陈词滥调”，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与批判性就很难在新时期得到理论阐释与补充。由此观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基于“劳动力商品化”，对资本权力批判的生命政治维度的揭示重启了新时代危机与解放的内在关联，从而重塑了新时期的阶级话语逻辑。这一话语逻辑启发我们：人的生命样态除了在资本权力控制下的生物学面向，更重要的是指向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的类生命发展向度。在类生命的反思意义上，才能意识到，人的存在的衡量标准除了被资本权力合理化的量化原则外，还有自由、创造、个性等超越性向度。资本权力批判理论向所有人呈现了这一事实：只有把人的种生命和类生命所受到的资本权力规训与调节看作是生命进程中需要加以扬弃的部分，才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直面资本权力的运行机制，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明晰生命的存在样态，并在资本主义新时期重新激活阶级范式、消解资本权力。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唯有以守护和建构真正共同性为目标的阶级斗争话语，方能为未来的共产主义事业提供一种可能性期待。
注 释：
①“自然共同性”概念参考了哈特、奈格里对“共同性”(the common)的理解，在《大同世界》一书中，哈特、奈格里首先将“共同性”理解为“物质世界的共同财富——如空气、水、大地产出的果实以及大自然。”(参见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著)，王行坤(译).《大同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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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 2019) 06-009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5ZDB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史渊源研究”(15JJD72005)。
作者简介： 王雪(1992—)，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康亚钟；校对：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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