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软实力的基本理论模型与中国软实力的最新发展态势——基于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力论文,中国论文,态势论文,基本理论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0)05-0005-08
约瑟夫·奈(Joseph S.Ney)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近20年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形成了关注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这一点，甚至出乎奈本人的意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看到一个学术概念(指“软实力”)演变成报纸的头版头条，看到它被中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广泛使用，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1]
在国内，“软实力”迅速成为国家决策层面的关注焦点和众多学者热衷参与的学术热点。百度搜索显示，“软实力”条目达到899万条之巨；中国知网数据库资料显示，此方面的相关文章达到近6万篇之多。由此可见，“软实力”和“中国软实力”的研究有“热点”转向“白热化”的趋势。但遗憾的是，以下两种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实践高度：一是许多软实力的研究者，对软实力的理论体系缺乏深入了解，导致了研究过程中的“无限度泛化”和“自我解读”。二是软实力理论提出的这20年里，全球经历了两大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两次大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世界竞争格局和大国实力博弈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上众多研究软实力的学者从美、中软实力的角力中敏锐地观察到了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对中国培育软实力的治国方略与“和平崛起”外交战略进行了仔细观察与周密研究，获得了大量标志性成果，并突破了奈本人的理论框架，修正甚至颠覆了奈本人对中国软实力所作的基本结论。对这一最新发展态势，国内一些学者显得相当隔膜，仍旧局限在约瑟夫·奈的理论视野之内。
有鉴于此，本论文试图：一是在对约瑟夫·奈软实力的理论的内在逻辑进行脉络廓清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软实力理论的两个基本理论模型。二是通过背景分析和对比研究，指出约瑟夫·奈本人的理论缺陷与意识形态偏见。三是透过柯兰雷克和其他学者对中国软实力的开拓性研究，展示中国近年来在软实力领域的强劲攻势与美、中软实力竞争的最新发展态势。
一、软实力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模型
1.“软实力”的概念
“软实力”这一概念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策咨询专家约瑟夫·奈(Joseph S.Ney)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在此之前，苏姆·斯特兰奇在1988年出版的《国家与市场》一书中，提出了“结构式力量”的概念，与约瑟夫·奈的“同化式力量”有相通之处[2]40。约瑟夫·奈本人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一概念由“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提出”，即是明证[3]。后来，他本人在为Yasushi和McConnell所作的《超级大国的软实力：日美的文化与民族资产》所作的《前言》中，明确指出“我于1989年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当时我正写一本书来反驳美国软实力衰落的传统看法。”[1]但“软实力”作为一种成熟的理论被约瑟夫·奈提出并加以详细论证却是在90年代初。国内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概念由约瑟夫·奈最早在1990年3月美国《大西洋》杂志《衰落的误导性隐喻》一文中提出[4]；有的学者认为，它最早由约瑟夫·奈于1990年在《外交》杂志上的《软实力》一文中提出[5]；有的学者认为，它最早由约瑟夫·奈于1990年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6]，均有误。实际上，这一概念的萌芽，根据约瑟夫·奈本人的论述，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末，但理论化、系统化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2008年，他又提出了将“硬实力”、“软实力”合而为一的新概念：“聪明实力”(smart power，又译作“巧实力”)。[7]由此可见，“软实力”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约瑟夫·奈将“硬实力”解释为“命令式的实力运用”；“软实力”界定为“同化式实力”。“硬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军事实力，它是一种“命令式的实力运用”；“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它是一种“同化式实力”，即“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使他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在力量的运用方式上，“硬实力”主要靠诱惑(“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而“软实力”主要靠思想吸引力或某种机制构成的框架性力量。在国家层面，它又被界定为“一个国家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他人，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Yasushi and McConnell，2008)
2.软实力的五要素模型
约瑟夫·奈本人认为，“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3]11。据此，许多学者均将“软实力”的主要构成或来源概括为以上三部分，如Yasushi和McConnell(2008)、Cho and Jeong(2008)等，国内绝大多数学者也均持此观点。但综合奈在各类著述与文章中所作的阐述，“软实力”的主要构成不只是三部分，而是文化吸引力、思想/意识感召力、框架约束力、跨国公司控制力和政策影响力这五个部分。
文化吸引力：奈认为，美国文化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于它的文化吸引力，“美国文化是一种无需投入过多并且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蕴含在产品和交往中的美国大多文化具有广泛的感召力”。
思想/意识感召力：奈对美国的“思想/意识感召力”在不同的文章中有不同的表述。当它表现为一种国民的信仰时，约瑟夫·奈称之为“价值观”；当它表现为一种政治信仰时，约瑟夫·奈又称之为“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当它表现为一种政治制度时，它又被称为“机构体制”。但其要义就是美国的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一套价值体系。
框架约束力：奈将“框架约束力”又定义为“设定议程”的力量。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北约、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随后演化而来的WTO，使美国成了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机构的“设计师”、规则制定者和最重要的执行者。这样，“在美国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不仅影响了其他国家谋求利益的方式，而且影响到它们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确定”[3]158-159。所谓“框架约束力”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决策机构的“操控力”。
跨国公司控制力：奈强调，“同化性力量的另一个来源是跨国公司”。他引用苏珊·斯特兰奇的话说：“华盛顿可能失去在美国国土上的某些跨国公司的权力，但是这些公司的经理们却仍然持有美国的护照，美国的法院仍然可以传讯他们，而且在战时或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这些跨国公司将首先听命于华盛顿。同时，美国政府已得到了对美国经营的许多外国公司的新的权力。因为这些外国公司敏锐地发现，美国市场是最值得竞争的目标。”[3]159
政策影响力：在2004年出版的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约瑟夫·奈加入了“软实力”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政策影响力。他提醒美国当局：“政府的政策可增强或者减损国家的软力量。如内政外交显得虚伪、傲慢、一意孤行，或是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都会损害软力量。”[3]13
根据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多方面的阐述，我们认为，“软实力”包括以下五个基本要素：(1)“文化吸引力”；(2)“思想/意识感召力”(价值观)；(3)“政策影响力”(包括国际政策影响力和国内政策影响力)；(4)“框架(机构体制)约束力”；(5)“跨国公司控制力”。约瑟夫·奈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涵括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亦推行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由于建立了吸引力和责任感的关系，该国如愿以偿的可能性就得以增强”[3]11。由此表明“软实力”的五要素之间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以国内政策、国外政策为价值观实践体现，以文化为“价值观和实践总和”的相互关联的整体。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约瑟夫·奈软实力的构成模型：五要素模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图1所示。
图1 软实力的构成模型：五要素模型
这五种要素又构成三种层次关系。1.核心层：思想/意识感召力”(价值观)是软实力的核心层，在约瑟夫·奈看来，它是决定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要素。2.结构层：政策影响力、框架(机构体制)约束力、跨国公司控制力是中间层，它是思想/意识感召力在对内、对外政策领域、国际合作机构领域和跨国公司领域的体现和进一步延伸，也是软实力影响世界的最主要的结构性力量。3.外围层：文化吸引力是它的最外层，表现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它虽不受美国政府控制，但通过遍布世界的传播网络和流行文化，对全世界文化产生持久的影响和广泛的吸引力。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文化吸引力最根本地来源于它所倡导的“普世价值观”。
图2 三维棋局模型
3.软实力的三维棋局模型
在将软实力理论运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奈提出了他著名的“三维棋局”观，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他的又一基本模型：三维棋局模型，如图2所示。约瑟夫·奈认为：
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力量在国家间的分配就像是一个复杂的三维棋局。最上端的棋盘是政治军事问题。在军事问题上美国独树一帜，但在中间的经济棋盘上，美国既非霸权也非帝国。当欧洲以一致的步调行事时，美国必须以平等地位与之谈判。在最下端的跨国关系棋盘中，力量分散混乱，使用传统的“单极”、“霸权”或者“美帝国”来形容说不通。那些仅凭美国传统军事力量的说法就举荐采取帝国外交政策的人，靠的是极不充分的分析。如果你身处三维游戏中，却仅把目光落在一块棋盘上而不注意其他的棋盘及三者间的垂直联系，那么你就定输无疑……[3]13
在这个三维棋局中，美国在军事上的独霸地位无法推演到第二维的经济领域，更无法控制第三维的跨国关系中。因为在第三维中，“许多诸如气候变化、传染病传播、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等跨国问题不能纯粹由军事力量解决”[3]50。奈认为，只有将美国的软实力善加利用，才能确保美国同时在这三个维度应付对手的挑战而立于不败之地。尤其是第三维中，在军事力量有时无能为力，“软力量对解决底部棋盘的跨国关系尤为重要”。
奈的“三维棋局”模型表明，美国在军事上如此霸道，在经济上如此强大，在处理复杂的跨国关系时，它仍不得不借助于更具柔性和调适性的软实力。而其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则在于，在复杂、多维、瞬息万变的国际竞争中，软实力已成为一种可以多维转换、协调利用的强大聚合力。它是思想感召力、文化吸引力、框架约束力、政策影响力和跨国公司控制力多种能力构成的“能量磁场”，它像“看不见的手”一样“左右他人的愿望”，使“其他国家仰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从而跟随其后”。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奈将“软实力”看作是继亚当·斯密发现资本主义市场“神话”——“看不见的手”之后，他本人发现的又一“思想市场”的“神话”。
二、约瑟夫·奈的理论缺陷与对中国软实力的误判
有趣的是，奈的“软实力”著述中，多处谈到了“中国的软实力”。他在1990年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他将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对手的国力”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国家凝聚力”、“文化全球普及性”和“国际机构中的作用”等“软实力”指标方面“不定”、“参差不齐”、“逊于欧洲”。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他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价仍然是悲观的。同印度一样，他认为中国的“软力量各项资源的各项指数均排名不高，大部分资源还掌握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手中。”[3]95
事实上，联系约瑟夫·奈本人的参政背景，他对中国软实力悲观、消极甚至基本否定的评价，并不令人奇怪。首先，他虽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却两度出任美国的决策顾问，是美国冷战和全球霸权的核心智囊和关键决策人物。他于1977-1979年间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务卿安全助理，主管核扩散问题。其次，他还是冷战思维的“作俑者”与“力行者”。他力主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安定的中枢”，强调以日美同盟来牵制中国，被称为是美国政府中的“知日派”。2009年，他担任了美国驻日本大使，因其冷战思维和“知日”背景而使日本朝野一片欢腾。第三，奈本人还是一位“反共”的“铁杆”。他在为2008年出版的《超级大国的软实力：日美的文化与民族资产》所作的《前言》中，将中国及世界人民所尊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恶魔”希特勒相提并论；2009年，他在《聪明实力》一文中，再次将中国人民所爱戴的领袖毛泽东称之为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的“独裁者”，而同时将分裂中国的达赖鼓吹为具有人格魅力和软实力的伟大领袖。[7]《龙朝南：新世纪中的中国与东南亚》一书的作者布朗森·珀世福(Bronson Perceival)可谓一语道破“天机”：“那些以美国的透镜来进行观察的人，自然而然地并不看好中国的软实力，因为美国版的软实力强调的是美国口味的政治理想，比如以权力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和个人的人权。”[8]
这种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使其软实力理论具备战略眼光与时代智慧的同时，也难免囿于为美国霸权立论的傲慢与偏狭。其理论的学术性、公正性，已受到诸如Ferguson(2003)一批学者的怀疑。[9]
其理论缺陷表现为：
1.奈的“软实力”理论，本质上是为“美国霸权”立言的政治理论。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一书中，“作者从美国优先、美国至上的角度出发，自始至终论证美国定能领导世界”[3]2。
2.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依德认为，西方文化中有一种“西方优而东方劣”的“东方主义”。它表现为某些西方人固有的霸权心态与狂妄的优越感：“西方给予的东方都应接受”，“他们从东方接受的是如同野物般的文化的猎奇对象”。同福田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样，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实际上也是“东方主义”的另一种翻版。只不过福田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代表的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展现的是一种狂傲；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不可调和，展示是一种愤懑；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则认为，美国肆无忌惮地在全球挥霍软实力资源对美国霸权是一种巨大伤害，表达的是一种规劝与婉惜。
3.人类文化学家霍夫斯塔提出：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个体，都没有评判本民族文化优、他民族文化劣的权利；但任何一种文化内部的个体，都应该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反省。这就是人类文化研究中最基本的定律——“文化相对主义”。而奈始终强调美国文化是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普世性文化”，显然违背了人类文化研究的基本准则。
4.奈的立论背景是美苏冷战、苏联解体、美国独霸的80年代末的世界格局。在软实力理论提出后的20年里，前面提及的两次金融危机和两次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竞争的格局。在提出并系统论证软实力理论的过程中，他不可能预见到2008年重创美国的金融危机，更未预见到21世纪的头10年里，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稳步增长与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其对中国软实力的误判亦在情理之中。
不过，中国近几年的软实力领域的迅速提升的趋势还是引起了奈的关切。2006年，在接受《中国日报》(海外版)采访时，他注意到了“中国的软实力最近几年来一直在增长”，“中国的经济成功使它具有吸引力，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一直是具有吸引力的。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是具有吸引力的”，“全世界许多人都在学汉语，这也有助于说明中国软实力的增强”等基本事实[10]。2008年，他提到，“一些观察者注意到了中国的软实力在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情况。集权统治加上成功的市场经济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变得比先前占统治地位的、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管理的华盛顿共识更受欢迎”，但它“不会对民主国家产生吸引力”，甚至对像委内瑞拉、津巴布韦这样的集权国家产生的吸引力也是值得怀疑的[1]。可见，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的总体的消极、负面看法至今并未改变。
三、当代国际学者对中国软实力的积极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中国软实力并给予高度评价的知名学者。与约瑟夫·奈的观点相反，有的甚至针锋相对，他们对中国的软实力迅速上升的态势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最典型的是乔华·柯兰雷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著的《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11]。
柯兰雷克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软实力全面增长的趋势：
1.软实力的动力：改革开放。柯氏认定，中国软实力的强大动力，来自于中国的内部，即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自从邓小平掌舵以来，25年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中国本身的巨大变化开启了它在全世界发挥软实力的新纪元。在中国国内，这个国家见证了经济的迅猛发展，民族主义的兴起，新的中产阶级对全球知识的了解和一大批成熟领导对通过公共外交政策保护国内与国际利益的认识。当日益成熟和日益自豪的中国公民希望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时，以上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形成了新的中国国际交往的强大压力”[1]15-16。相对于某些国外专家的单一因素的分析，柯氏的这种综合因素的分析和对中产阶级与公民因素的关注，显然更为科学合理。
2.软实力的战略：和平崛起战略。柯氏认为，中国软实力的迅速提升，从根本上源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Peaceful Strategy)，他称之为“魅力战略”(Charm Strategy)。“如同中国领导人所经常强调的那样，中国希望稳定，与所有的国家保持和平，尤其是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那些国家——它与14个国家接壤，从生气勃勃的越南，小国老挝，到庞大的俄罗斯，再到落后的朝鲜。”[11]37柯氏分析，“中国领导创造‘和平崛起’这一概念，是因为中国认识到它的硬实力仍然相对很弱”，“它同时有助于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世界和平的有益的、和平的建设者”。同时，中国领导人相信“创造和平环境有利于国内发展”，而且，通过“强调软实力，中国可以避免与全球无可匹敌的美国硬实力对抗，同时却有可能削弱美国的软实力。”[11]39
3.软实力的态势：战略进取。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与影响力的全球范围拓展，无形中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使中国发挥软实力和拓展影响力方面显得更加从容与自信。这一方面来自于开放带来的视野拓展，使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出国旅行的中国人从1995年的450万上升到了2005年的3 000万。在旅行过程中，中国城里人失去了他们对美国和欧洲的敬畏……旅行者发现美国并非完美，它同样受到贫困、犯罪、污浊的困扰，这些因素可能削弱美国的社会结构。他们认识到国内的一些大城市，像上海，在夜生活、文化、技术与经济发展方面，可以与任何世界之都相媲美。”[11]23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强有力的增长，技术的变革与学术的进步，在国家控制的中国媒体中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培养了一种自信感”[11]22，“如同19世纪的美国，实力飚升的中国开始重新考虑它在虚弱时所接受的世界体制”[11]23。这些因素促使中国采取一系列“魅力攻势”：“在拉丁美洲，它以观察国的身份加入了美洲国家组织这一最重要的区域组织，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中美洲发展银行——拉丁美洲最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它同安第斯共同体签订缔结紧密关系的协议”。“在非洲，中国对非盟提供支持，在非洲发展银行中充当重要角色”。“在亚洲，中国作为对话伙伴加入了东盟，在东盟论坛中充当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第一届东亚峰会背后的主要力量，创建了亚洲合作基金以推动中国政府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事实上，在亚洲外交官看来，中国与东盟建立的合作项目要远远多于其他东盟伙伴，比如日本与美国。”[11]51
4.软实力的渠道：柯氏将中国施展软实力的工具与手段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与外交；二类是投资与贸易。
中国的公共外交，围绕着“和平崛起”这一中国软实力的根本战略。“自从中国宣布和平发展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以来，其公共外交就承担了另一目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不会构成威胁的观念，这是北京的主要任务”。其外交努力包括涵盖11个国家的“非洲的中国文化之旅”，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举办的“郑和下西洋600年展”，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向老挝、埃塞俄比亚派出大批国际服务的自愿者(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和平军团”)，新华社、CCTV、中国卫视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亚洲博鳌论坛的定期举办。在外交领域全面提升软实力的同时，中国政府的外交技巧明显改善，以往“中国国际电台对外宣传时重复领导人的讲话”这类“笨拙的”做法被抛弃，完成了“纯粹的宣传”向“微妙的公共关系”的转变，甚至“宣传部也改成了公共关系部”[11]62-65。
在文化领域，孔子学院与普通话的全球性推广，“人才强国”计划对“海归派”的吸引，国外学生到中国留学的政策鼓励，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认同感的增强，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和文化大国的软实力。柯氏引用中国官员的话说：“汉语的推广将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增加中国的全球影响”，“它有助于增强国家力量，建立国家的软实力”。
在投资与贸易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比世界总的贸易水平快8倍，使中国与各国的贸易盈余平均每年达到1 000多亿美元，积累起地球上最庞大的外汇储备，每年使2 000多万人脱离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经济成就。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外直接投资接受国，2005年达到600亿美元。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就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11]20在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加大对外投资与对外援助。柯氏举例说，“2004年中国总统胡锦涛访问拉丁美洲，宣布中国将向阿根廷和巴西投资1 000亿美元”。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净投资从2000年的760亿美元下降到了2005年的680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的对外援助呈爆炸式增长，从1993年的2.6亿美元猛增到了2004年的15亿美元。”[11]98
5.软实力的意义：“中国模式”的世界价值。柯氏通过对中国软实力的长期观察和深入研究，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显得心安理得，并把它看作一种发展模式”。某些亚洲国家甚至“考虑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正式的联盟……因为中国不再那么具有威胁性，在精英人士和普通大众中更受欢迎”。这种对外友好、对内发展的模式被概括为“中国模式”。“在越南，年轻的政策制定者采纳了一种所谓‘中国模式’——经济上的缓慢开放与政治上的严格控制”。“老挝的政策制定者将中国看作是令人鼓舞的源泉”。同样，“非洲的意见领袖将中国的模式吹嘘成这个大陆在其长期历史中欠发达的解决方案”，“我们向中国学习……从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的先进行列”[11]129-135。基于以上事实，柯氏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和全球外交中相对于西方可供选择的另一极”。这与软实力理论的首创者约瑟夫·奈将西方的价值观看作是普世价值观和人类的最终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实上，像柯兰雷克这样对中国软实力的深入研究与高度评价，成为国际软实力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中国软实力”其实已成为众多学者参与、涉及领域广泛(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贸易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热点”。其概况如表1所示。从近5年9位学者的研究看，中国软实力研究的内容很广泛，但主要涉及“中国软实力的源泉”、“中国软实力的战略”、“中国软实力的渠道”、“中美软实力的竞争态势”这四个方面。其研究结论各不相同，但一个倾向性的结论是：中国软实力已形成源泉丰富、战略清晰、渠道广泛并对美国软实力构成重大挑战的新的增长模式。
以上学者的最新研究，不仅修正甚至颠覆了奈对中国软实力的消极评价，更重要的是，从三个方面对软实力的理论形成了突破：一是突破了奈本人以普世价值观为软实力核心的观点，从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分析了软实力的积聚与培育，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人类发展中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吸引力，克服了奈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二是将奈划归为硬实力范畴的“经济实力”归入软实力，这似乎已得到一批学者的认可，并被某些国际知名调查机构纳入软实力的指标分析体系。三是相当一部分学者突破了奈本人将中美软实力竞争视为“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更多学者从全球竞争的动态博弈中，看到了复杂背景下中美之间存在的的“竞合关系”，甚至某些领域存在的“双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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