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业技术改造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技术论文,农业合作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5)04-0062-11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把土地改革后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转为公有，实行集体劳动，统一分配。虽然合作社中的集体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来单个农户生产资料不足，难以完成农业再生产的困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如据1954年全国农家调查资料显示，1954年末，调查农户户均占有的生产用房1.04间、旧式犁0.61张、新式犁0.0093张、水车0.11部、喷雾器0.0039架、胶轮车0.0043辆、大车0.096辆①。同时，国民经济恢复后，国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是工业化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生产发展落后，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要从根本上扭转农业生产力落后的局面，还必须在技术方面进行改造。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大规模地开垦荒地，才有可能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也只有在农业生产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之后，才能更加显示和充分发挥合作化的优越性。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②农业技术改造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鲜见关于此问题的专题研究成果③。本文将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对合作化运动中的农业技术改造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 一、农业技术改造措施 农业技术改造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必须切实研究掌握气候、土壤条件和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合理实施，才能发挥最大效果。土地改革后，特别是随着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新农具的推广、灌溉设备的增加等生产条件的好转，如何采用和新的条件相适应的农业技术，进一步发挥增产潜力，是摆在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议题。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制定了农业增产的10项具体措施：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行农业机械化；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开阔肥料来源，改进使用肥料的方法；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土壤；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法；消灭虫害和病害；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此外，《纲要》(草案)第28条还规定：“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农业技术干部。系统地建立、充实和加强农业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例如农业科学院，区域性的和专业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省农业实验站，县示范繁殖农场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使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④这是中央作出的改造农业技术的重大政策。 (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只有2000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下，在积极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着手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1950年前后，因为新式农具推广到农村以后，新的耕作技术跟不上，许多农具没有发挥效能，东北区即在黑龙江省克山、辽西彰武、松江省集贤等三县试办了三个农具站，结合指导耕作技术、推广新式农具。后因克山站没有掌握好重点、技术推广跟不上农民需求，彰武站过早实行企业化，也影响了技术传授，只有集贤站推广马拉农具，保证了技术传授，受到群众欢迎。1951年东北农业部吸收集贤站的经验，以农具为主，结合其他技术的推广，在海伦、讷河增设两站。1952年发展到85个站。1952年10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研究了东北区建立农业技术指导站的经验，决定自1953年起，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各地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1953年1月，农业部提出的《关于设置技术指导站的意见》指出，技术指导站的设置，“以县为单位，照顾到经济区划的要求设站。人员按每3万至5万亩耕地一人的原则配备。”“一般地区，设置综合性的技术指导站，在畜牧、水产、特产等地区及推广马拉农具地区，设立以该项事业为主，但又兼顾一般农业技术的指导站。”“技术指导站应尽先设置在互助合作基础较强、生产领导较健全的地区，以便顺利地开展技术指导工作。”此外，还规定了技术指导站的任务，即对农业、畜牧和水产事业进行综合性的技术指导，贯彻各项技术指导方案；推广新式农具，帮助农民学会使用新农具的技术；推广劳模的丰产经验和苏联的先进经验；对农民、牧民、渔民中的生产积极分子，进行短期的技术训练⑤。 1955年4月，农业部发布《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农业技术推广站是农业部门总结农民生产经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帮助农民提高产量、增加收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基层组织，是当地党领导农业生产改进农业技术的助手。“应设在互助合作基础较好，位置适中，自然条件有代表性的乡或村。”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农业部门应该有计划地将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起来，使它们成为国家在技术上(如使用新式农具、换用和培养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害)援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心⑦。到1956年底，全国共建立了16466个站，配有干部94219人，除边远山区外，基本上做到了一区一站，平均每站5—7人。另外，各地还利用各种形式培养了大批农民骨干，帮助农民建立了一批技术组织并指导他们的活动⑧。至此，合作化时期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初具雏形。 (二)推广良种，增施肥料、改良土壤 播种优良品种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2月，农业部发布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提出了“开展群众选种运动建立品种改良制度，保证五年内完成良种普及计划。”⑨此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地普遍开展群众性的选种运动，大力推广良种种植面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陕西省1950年“碧玛一号”良种小麦的收获面积只有264亩，到1953年秋仅由政府直接推广和组织群众串换的播种面积就达627万亩，关中地区已基本普及⑩。截至1954年，我国粮食、棉花、油料作物良种的种植面积已达3亿余亩，凡因地制宜地推广良种，并采取相应的耕作栽培技术的地方，均获得显著的增产效果，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并改善了农作物的品质。如湖北浠水县望城星星社1954年有85%的水田面积改种了“胜利籼”，58%的棉田改种了“岱字棉”均获得丰收，当阳县黄林乡建新社由于普遍推广了“金大”、“南大”麦种，使亩产由原来的140斤提高到200斤，增产43%(11)。又如据江西省9个乡的合作社调查，1954年，绝大多数合作社改用“南特号”早稻，据赣县吉埠第一社比较，用该种比过去用的“九公鸡”种要增产10%(12)。 随着工业化建设快速展开，农业增产任务日益加重，农民迫切需要良种，而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逐步发展，国营农场、农业试验研究机构、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整顿与健全，也给良种繁育推广工作带来了有利的条件。鉴于此，1955年5月19日，粮食部、商业部、农业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布《加强粮食、棉花、油料作物优良品种繁育推广工作的指示》，提出：“各地应坚决依靠互助合作组织，大力发动群众选种、留种、评选良种，积极繁育推广现有优良品种，逐步建立良种繁育推广制度。做到有计划地扩大良种种植面积，巩固和提高品种的产量和质量，为促进农业合作化与农业增产，并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国营农场的发展，进一步用良种和选育机耕所需的品种做准备。”(13) 至于良种的推广方法，《指示》提出，首先以国营农场(专、县农场在内)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留种地(田)为推广基地，就地繁殖，进一步推广。对一般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以及个体农民，均必须坚决贯彻“积极宣传教育，启发群众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种示范，有重点、有计划地由点到面，由近到远，逐步推广；同时组织群众串换，达到普及。 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良种推广面积也随之大大增加，在增加产量和改进品质上均起了重大作用。如河南新乡秦村营社，1956年将全社5492亩棉田改为“岱子棉”，使得每百斤籽棉多出5-6斤皮棉，而且棉绒长质量好，每斤可多卖0.18元，仅此两项全社即较种“斯子棉”多收入31000元，人均增收12元(14)。如表1所示，到1957年，粮食优良品种的播种面积所占的比重从1952年的4.7%，提高到55.2%。其中，小麦良种普及率达到68.7%，水稻良种普及率达到62.9%。棉花优良品种播种面积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50.2%，提高到93.9%。1957年，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为235866.4万亩，其中良种播种面积达到122233.1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51.8%。
中国地域辽阔，土壤情况较为复杂，小农经济的耕作方法造成了对土壤肥料不断破坏的趋势，特别是由于长期战争影响，森林的砍伐、山荒的开垦，河道的失修，使土壤更形破坏，造成严重的水旱灾荒。其次，由于牲畜和燃料的缺乏，肥料来源困难，加之农民每年在自己土地上栽种同类的作物，不断丧失了土壤的肥力，因此不能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潜力。1950年4月，在全国土壤肥料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增施肥料提高地力的方针任务，一是增加肥料来源(农村自然肥料和商品肥料)，二是改良肥料处理和使用法。自然肥料着重在增加数量、寻找来源、改进处理和使用法，商品肥料着重在增加油饼及化学肥料的生产调剂、供应和改进施用法(15)。土改后，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对于增施肥料的要求，也跟着迅速地增加。如江苏陈永康互助组，1952年全部稻田翻耕时，施入大量绿肥、河泥、猪厩肥等有机肥，适当耙碎耙匀，加厚和疏松土壤表层，使土壤多蓄肥分，有利于水稻根系的发展和吸收，获得了水稻增产(16)。又如辽宁3个乡的调查，昌图民主乡施肥耕地面积占全部耕地的比重由1955年的43.51%，上升到1956年82.93%；盖平黄旗堡乡由70.50%上升到95.00%；凤城红旗乡由85.0%上升到100%。不仅施肥面积扩大，而且施肥数量也有增加，盖平黄旗堡乡合作化后挖掘出170多种粪源，解决了2500余亩耕地的底肥，单干时每亩只上20担粪，初级社时每亩也只上25担，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全乡每亩地平均上粪30多担。昌图民主乡合作化前没有追肥的习惯，1956年却追肥700余亩(17)。又如河北省农村14个高级社调查，经过1955年冬生产高潮，农田施肥量比1955年初级社时普遍增加，尤其是粗肥增加量很大，一般的增加一倍以上，甚至增加二三倍(18)。陕西泾阳联盟社1955年有60%的作物施底肥，1956年增加到90%；延安东方红社1956年开辟了20多种肥源，施肥量几乎增加一倍，并且改变了一次施为分期施，这样提高产量在10%以上(19)。从全国范围来看，1952-1957年，全国积肥总量(农家肥料)分别为243亿担、260亿担、297亿担、330亿担、403亿担、336亿担，平均每亩耕地积肥量分别为15担、16担、18.1担、20担、25担、20担(20)。 增施肥料是改良土壤、增加地力、夺取丰产的有效办法之一，随着工业化建设步伐加快对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肥料不足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中心问题。除鼓励积造农家肥外，国家还提倡种植绿肥，据统计，1952-1957年，全国绿肥作物耕地面积分别达到3445.5万亩、4201.2万亩、4637.5万亩、4272.5万亩、4566.1万亩、5129.7万亩(21)。此外，国家积极发展化肥工业，并通过进口化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对化肥的需要。据统计，1952年国内生产化肥19.4万吨，进口23.9万吨；1953年生产26.4万吨，进口36万吨；1954年生产34.4万吨，进口64.1万吨；1955年生产42.6万吨，进口79.4万吨；1956年生产66.3万吨，进口113.6万吨(22)。1957年，全国施肥面积占耕地面积85%以上(23)。1953年至1957年，全国土壤改良面积达7621市亩(24)。 (三)改革耕作制度和改进耕作技术 充分合理利用地力和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地改变栽培制度，改进耕作技术，是挖掘农业生产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措施。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增产粮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业部发布了《关于提倡双季稻栽培以增稻产的指示》(1950年3月20日)、《关于春麦区引种冬麦的指示》(1950年6月17日)、《农业部农业生产总局关于南方水稻地区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籼稻改粳稻的初步意见》(1954年10月22日)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耕作制度的改良运动。合作化运动中，在水稻区，以增产稻谷为中心进行了“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籼稻改粳稻”、“旱地改水田”的耕作制度改革工作，如安徽、湖南等省提出的“三改”、“三变”、“三推四改”、“四变”等。如湖南、江西两省，1954年双季稻播种面积仅占稻谷总播种面积的22.9%，1956年增加到52.3%；福建、广东、广西三省也由1954年的57.8%上升到1956年的69.8%(25)。又如湖北省统计，1956年，单季改双季的7个高级社，面积达2161亩，改双季后，平均亩产达1028斤，比1955年单季(平均亩产757斤)增产35.7%；两季改三季的2个社，面积505.87亩，改革前平均亩产粮食437斤，改革后达到618斤，增产41.4%(26)。在杂粮区，普遍推行了多种高产作物，如1955年，玉米扩种了2202.5万亩，薯类扩种了409.5万亩。遭灾区种植了避灾保收作物，如1955年，河北省对低洼易涝改种早熟和耐水作物的面积约1070万亩；安徽、江西为避免螟虫，进行了中稻改早、晚稻等改革(27)。到1956年，全国单季稻该双季稻比1956年增加3216.8万亩，间作稻改连作稻增加700.2万亩，籼稻改粳稻增加1110万亩，三项改革总面积超过1953年到1955年改制面积总和的三倍，共约增产粮食45亿～50亿斤，加上旱改水1590万亩，共增产粮食60多亿斤，约相当于1956年粮食增产总数的1/3(28)。 耕作粗放是制约农作物产量提高的原因之一，随着合作化运动发展，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原先相对分割的小农家庭小片土地耕种转为大规模的农业社耕作。为加强农业技术改造，提高农作物产量，人民政府通过典型示范、举办经验技术交流活动等引导农民进行深耕细作，合理地轮作、间作和密植，及时播种，及时除草，间苗保苗，加强田间管理等方式来达到丰产保收。 首先是深耕细作，扩大复种、套种。深耕是改善土壤结构，保持土壤水分，防除杂草及病虫害并为及时播种创造有利条件与稳定产量的必要措施。1953年1月，农业部发布的《关于1953年推行耕作技术的意见》要求“有耕地习惯地区在1952年基础上普遍加深耕层五分至一寸。无耕地习惯地区加速消灭不耕地现象。深耕标准最少不低于三寸五分，条件较好地区耕到五寸到七寸。”(29)如解放前陕西关中平原区一般连犁带种共三次(秋夏种2次犁1次)，因用单套犁，深度只达2、3寸，有的缺乏畜力户及山区的部分土地1次也不犁，谷子、包谷均系硬棤下种，棉花全不冬耕。田间管理也很粗放，小麦有“十麦九不锄”，棉花有“种稠、锄稀、长高、卡低”的旧习惯。现在农民翻地已由粗到细，逐步做到合理深耕，咸阳蒲家乡按照“头遍打破皮，二遍折断犁，三遍打草犁”的农谚，推行先浅(3寸)后深(5、6寸)再浅(3寸)的科学做法，目前除个别户外，已全部实行。长安雷村已基本达到双套深耕，深达4、5寸；武功谭寨1953年用双套犁深耕的还只占耕地面积的40%，1954年已达到60%(30)。如吉林省开通青山社、安广新乐社及镇赉治丰社3个高级社统计，1956年推广“一埯双株”种植苞谷7500余亩，比种植单株包谷增产30%—50%(31)。如辽宁昌图民主乡，1955年只有31.6%的播种面积是上粪翻种，其余68.4%的耕地是硬板壤(不上粪一犁下种)。1956年，高粱二犁下种的占85.2%，硬板壤仅占14.2%；谷子二犁下种的占78.4%，硬板壤占21.6%；包谷二犁下种的占90%，硬板壤仅占10%；大豆二犁下种的占95%，硬板壤仅占5%。并有80%以上的作物实行人工间苗。多数作物做到了二剷三蹚，少数作物做到三剷三蹚，只有极少数的因天时影响只做到一剷一蹚和不剷三蹚(32)。 又如陕西条件较好的关中、渭南7个社，1956年的复种指数已由上年的127.83%提高到133.5%；据泾阳县联盟社调查，1956年增产的54万斤粮食中，就有40%是扩大复种的结果；陕北地区的延安东方红社，实验复种的结果表明，种两料比一料增产40%(33)。安徽阜阳新华社青年队用小麦豌豆混种，1956年每亩产220斤，比同等土质肥料种的小麦多收60斤；亳县友谊社还创造了一年四收的新方法，每亩收入1874斤粮食，即春马铃薯收650斤，套种的南瓜收405斤，套种的玉米收214斤，秋马铃薯又收605斤(均折主粮计算)(34)。 其次是加强密植。“我国大部分地区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上总株数较少，因此必须密植，适当增加播种量及单位面积的总株数，以充分利用地力，提高产量。”(35)如解放前陕西平原区原种小麦行距一般1尺，山区播种多采用“一把撒”、“满天星”，棉花是“双株稀植”，播种谷子群众流传有“稠了好看，稀了吃饭”，包谷根据“斜一跷，顺一跷，一亩只留一千苗”(行距2尺5寸)的老习惯留苗。土改后，经过党和政府的积极倡导，积极分子和先进互助组、农业社的带头示范，合理密植的科学技术逐渐推广。1954年长安雷村乡小麦全部改为条播，行距缩短到6-7寸，播种量由15斤增至17斤；武功谭寨乡1951年撒播占90%，条播只占10%，1952年即有90%改为条播。小麦播种量：1952年每亩10斤，1953年每亩13斤，1954年每亩14斤。玉米株数：1952年每亩1300～1400株，1954年增加到1500～1700株。南郑双庙乡水稻推行密植，至1954年已有60%的水田将窝行距1～1.5尺改为8寸(36)。1955年，湖南、贵州等省稻田壮秧面积达85%，密植面积达60%以上；河北省棉花密植、全苗、精细整枝的棉田就有500余万亩(37)。另陕西调查10个社的小麦、水稻、棉花、玉米、谷子等主要作物，1956年都增加了播种量和进行了缩短行距与株距的改革；有的还带尺定苗，缺苗时进行移苗和补苗。关中4个社的棉花和玉米，一般比过去增加20%的株树；延安东方红社，把谷子由7至8寸缩短为4至5寸，能够增加产量30%(38)。河南荥阳石柱岗社有1750亩小麦，1956年改为密植，加上水浇，每亩平均增产46斤(39)。 (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兴修农田水利是保证农业增收的基本措施之一。国民政府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农田水利破坏严重，日趋淤废，水旱灾害频发，农作物损失极为严重。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积极进行大江大河治理，一方面着手整顿恢复旧有灌溉工程，大力扶助农民兴修各种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工程，并由国家投资举办了不少大型灌溉工程。由于水源、地形和作物情况不同，各地农田水利工程的类型也多不一样，南方丘陵地区以塘、堰、小水库、小型渠道为主，平原地区则多平塘、河堰和大型渠道。水井灌溉主要在华北和淮北平原，东北和西北各省在解放后也有所发展。抽水灌溉大多在江苏、浙江沿海和沿湖地区，其次为湖北、湖南、广东及河北、辽宁等省。北方各省除水井灌区外，大型灌渠较多，西北各省由于气候特别干旱，蒸发量大，因而群众还创造了旱井、涝池、坎儿井等特殊的蓄水防旱措施。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原来分给农户的单块土地逐渐转归合作社共有，这样更有利于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据统计，1952年全国实有灌溉面积31373万亩，1953-1957年分别发展到33376万亩、34834万亩、36941万亩、48358万亩、51541万亩(40)，分别占耕地面积的20.50%、21.24%、22.36%、28.83%、30.72%。 农田水利建设对减轻旱灾，保证农业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广东澄海县1955年遭受了历史上少有的大旱灾，但由于兴修水利，引水灌溉，获得了从来没有的丰收，平均亩产量达到1009斤(41)。又如辽宁3个乡的调查，1956年打井256眼，修水库4处，开渠修堤24处，这些工程可保证3000余亩地的用水，平均每亩可增产30%以上，共计可增产粮食90多万斤(42)。 除以上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外，各地还大力推广马拉(牛拉)的双轮双铧犁及其他新式农具，增加耕作效率；繁殖耕畜，改良畜种，防止畜疫；防治病虫害等。以上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作物产量增加，为支援工业化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农业技术改造的绩效与不足 (一)农业技术改造的绩效 农业技术改造的绩效主要表现在农产品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农民生活不断改善这两个方面。 我们可以从1952-1957年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情况(如表2)看出农产品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有所提高。
从表2中可以看出，1952-1957年，稻谷、小麦、薯类、玉米、棉花、大豆等主要农作物总产量在波动中呈增长趋势。按照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53-1957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3.1%、3.4%、7.6%、5.0%、3.6%；同期，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为568市斤/人、563斤/人、599斤/人、614斤/人、603斤/人(43)，说明农业合作化期间实施的农业技术改进措施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这也说明，农业生产的增长还是不稳定的，农业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还未得到根本的转变。如1956年虽然国家不断追加农业投资(44)，使得农用物资供应出现紧张，但由于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和合作化过急两个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仅比1955年增长4.4%，棉花产量反比1955年下降4.8%。 粮食总产取决于面积和单产两个因素，由表2可得，1953-1957年，全国稻谷、小麦、薯类及杂粮等粮食作物合计总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1.6%、2.3%、9.0%、4.4%、1.1%，同期，上述粮食作物总的播种面积分别比上年增长1.8%、1.8%、1.8%、5.0%、-2.7%。显然，粮食作物总产量的平均增速要大于其播种面积，那么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只可能取决于单产的提高。如表2所示，1952-1957年各类粮食作物的单产尽管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亦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在单产增加的基础上，促进了粮食总产量的不断增长，这也表明当时的农业技术改进是富有成效的。 1950-1956年，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拨款共达30.7亿多元(折合为新币，下同)，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技术及病虫害防治的经费达12.8亿多元(45)，通过大量的投资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农民理应是直接受益者。据统计，1952-1957年，仅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分别为26.8元、31.5元、33.9元、33.4元、38.3元、36.8元(46)。农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也促使其消费水平不断提高，1952-1957年农民人均消费品购买力分别为62.4元、68.7元、70.0元、76.3元、77.5元、79.0元(47)。从国家对农民生活资料供应的情况来看，1956年与1950年相比，棉布、胶鞋、食盐、香烟、糖、煤油分别增加了1.9倍、2倍、1倍、1.4倍、2.7倍、11倍，这种增长直接反映了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48)。 (二)农业技术改进的不足 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而展开的农业技术改造活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形式主义、急于求成等不切实际的做法，必然会对农业技术改造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当时调查情况来看，农业技术改革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步骤上要求过急，计划订得过大过死，在推广上有一般化和行政命令的倾向，从而产生了不少毛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些地方在改革耕作制度时缺乏全面考虑，盲目规定计划。如推广双季稻时，对于当地的土质、气候是否适宜，肥料种子是否具备，劳动力是否够用，增加了双季稻是否会影响其他作物等问题，硬性地大面积推广，结果有些地方不能完成计划，虽然有些地方完成了计划，但从核算来看则是得不偿失。1956年安徽霍山佛子岭社把双季稻种在日照短、气候冷的山阴田里，每亩只收306斤，比种单季少收80斤；舒城舒杭社把双季稻种在冷水田，雨季平均亩产207斤，比单季稻中稻产量低一半。有的社不顾人力、畜力、肥力条件，而过多扩大双季稻面积，造成插秧误时，耨草工少一半，肥料上不足(49)。湖北谷城新生活社把53亩适宜种棉花的地改种稻谷(一亩棉花常年产值33.83元，而一亩稻谷产值只有22元)，一亩就减收11.83元，53亩共减收627元。麻城五爱家社金家河20多亩河滩地，历来种花生，平均亩产400斤，干部们决定改种包谷，结果花掉280斤种子，4000多担肥料，60多个劳动日，结果只勉强收回了种子(50)。 二是有些地区推广新耕作技术时，未认真考虑当地土质是否适宜，农民是否会应用新的技术，便死搬硬套，冒然推广，结果也引起许多损失。如陕西丹凤花园社，由于不听老农劝告，不因地制宜，包谷留苗过密，结果有20%未结棒。社员讽刺说：“密植的好，粮食没丰收，牛草可增加了。”(51)同时，由于高产作物发展的过多过快，影响了其他作物种植比例的安排，给农村经济生活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如辽宁盖平县黄旗堡乡1956年棉花播种面积由1955年的37.8%增加到45.3%，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由1955年的54%减少到40%，其中特别是高粱、谷子减少较为突出。从而使大牲畜、猪饲料和秸秆大为减少，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需要和社员的日常生活。该省昌图县民主乡1956年包谷播种面积由2.7%，增加到17.5%，高粱和杂粮播种面积由43.2%减少到34.0%，由于过多地减少了高层的播种面积造成了柴火和副业原料不足的现象，农民对此有许多怨言(52)。1956年，麻城五爱社正是大忙季节推广营养钵，社里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144万个营养钵的任务，搞营养钵突击周，规定男一万女八千，7天完成，并提出变相强迫的口号：“今年是技术大革命，用新式方法种田地，谁要不革命，就要革自己的命。”结果是任务完成了，但除了技术队的3亩营养钵平均亩产皮棉190斤，比全社亩产平均97斤高外，都失败了，浪费劳动日1797个，肥料1384.95元，引起社员反感(53)。 三是在良种和新农具推广上，违背了因地制宜和经过重点试验逐步推广的原则，盲目从事，搞得过多过猛，分配任务，命令完成，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引起群众不满。如陕西南郑春风社，1956年种植了“银坊粳稻”190亩，由于没有掌握良种特性，技术措施贯彻不够，结果每亩比当地还少收300斤；丹凤花园社，种植了“金皇后”玉米120亩，由于种子不纯，并把部分种在不宜金皇后生长的阴坡和沙土地上，也造成了严重损失(54)。1956年江陵花园社改种早粳，占水稻面积的8.25%，平均亩产253斤，比本地早稻亩产378斤低44%；浠水十月社改种297.54亩早粳，平均亩产351斤，产量也不高。另改种中粳的8个社，面积3981.17亩，占水稻面积26.21%，平均亩产417斤，比8个社籼稻平均534斤低22%。减产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掌握新品种的特性，便盲目推广(55)。1956年襄阳罗岗社购进六部双铧犁，社员不会使用，变成了“挂犁”。谷城新生活社花了650元买了一部马拉收割机，用8人抬到地里，割了2亩麦子，就把机器搞坏了，无法修理，社员说：“船大浪大，不好招架，干部心一热，几百千把元。”(56) 对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人民政府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邓子恢指出：“有些是在大规模运动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些只要主观事先加以注意是可以避免的。有些缺点和错误部分是由于下面干部片面主观、贪多图快所致，主要的还是由于上级有关部门计划偏大，要求过急所引起的……这是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应该努力改正的。”(57)但由于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影响，上述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土改后，获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变成了一家一户独立经营的小农，由于生产力落后，小农经济固有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依然没有改变，无法抗拒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展开后，需要农业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农业和工业化的矛盾顿时凸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从制度层面来讲，就是建立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为农民提供组织资源，使个体生产、分散经营的小农，向以组织为依托的商品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经营过渡，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农业成本和技术投入的潜在风险。就技术层面而言，一方面要求引进新的农业生产要素，利用现代的农业技术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其能更好地接受这种转变。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技术改造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的一项重要技术革新政策，此项工作是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扫盲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业技术改造主要是通过合作社这一载体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向农村输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同时通过举办夜校、冬学等扫盲运动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使农民能够较快接受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当然，任何技术改革实践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同时，由于农业技术改造是伴随着合作化运动而推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急躁冒进、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等问题，不可避免也对农业技术改造产生了不良影响。但总体而言，合作化运动中的农业技术改造还是取得了较大成绩，改革了传统的耕作制度，改进了耕作技术，向广大农民传授了病虫害防治知识，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了粮食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缓和了工农业发展矛盾，促进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1954年全国农家收支调查资料》(1956年5月)，广东省档案馆，MA07-61-222。 ②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载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法参考资料汇编》(上册)，法律出版社，1957年，第24页。 ③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有不少相关成果。不过，以往学者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探讨者较多，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研究还很不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等。这些文献对当时农业技术改进措施均有所提及，但总体来看并不系统，同时还未见专文论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农业技术改造运动。 ④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法参考资料汇编》(上册)，第255、259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343-345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347-348页。 ⑦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法参考资料汇编》(上册)，第82页。 ⑧《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第522页。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64页。 ⑩农业部：《关于切实掌握小麦良种进一步扩大繁殖推广的通知》(1953年3月26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371页。 (11)《湖北省农村调查》，载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1958年2月，第91页，山西省档案馆21-8-1-2。 (12)《江西省农村调查》，载《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160页，山西省档案馆21-8-1-2。 (13)《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355-356页。 (14)《河南省农村调查》，载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1958年2月，第147页。 (15)《全国土壤肥料会议小组讨论总结》(1950年4月23日)，载《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237页。 (16)华东林业部：《1952年江苏陈永康水稻生产技术考察报告》(1953年2月25日)，载《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326页。 (17)《辽宁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29页。 (18)《河北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64页。 (19)《陕西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121页。 (20)农业部计划局编：《农业经济资料手册》，第304-305页。 (21)农业部计划局编：《农业经济资料手册》，第304-305页。 (22)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总结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研究资料之二》(1957年2月8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460页。 (23)《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巨大成绩》，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1140页。 (24)农业部计划局编：《农业经济资料手册》，第305页。 (25)《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第82页。 (26)《湖北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212页。 (27)《关于1955年农业生产计划完成情况的简要报告》(1956年5月5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1124页。 (28)《农业部关于水稻改制技术经验交流座谈会的报告》(1957年4月19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404页。 (29)《农业部关于1953年推行耕作技术的意见》(1953年1月25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385页。 (30)《陕西省农村调查》，载《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51页，山西省档案馆21-8-1-2。 (31)《吉林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6页。 (32)《辽宁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29页。 (33)《陕西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121页。 (34)《安徽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165页。 (35)《农业部关于1953年推行耕作技术的意见》(1953年1月25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386页。 (36)《陕西省农村调查》，载《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第51-52页，山西省档案馆21-8-1-2。 (37)《关于1955年农业生产计划完成情况的简要报告》(1956年5月5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1124页。 (38)《陕西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121页。 (39)《河南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144页。 (40)农业部计划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59年4月)，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683页。 (41)周俊鸣：《在全国农业、水利先进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6月17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673页。 (42)《辽宁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29页。 (43)《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1142、1144页。 (44)1956年农贷总额比1955年增长2倍多，超过前三年总和，而当年的还贷率仅为45%，低于1955年的75%。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45)谭震林：《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1957年4月20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1146页。 (46)国家统计局：《中国商业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63年8月。 (4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48)谭震林：《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1957年4月20日)，载《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1146页。 (49)《安徽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165页。 (50)《湖北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212页。 (51)《陕西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121页。 (52)《辽宁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32页。 (53)《湖北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213页。 (54)《陕西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121页。 (55)《湖北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212页。 (56)《湖北省农村调查》，载《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212-213页。 (57)邓子恢：《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1956年6月17日)，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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