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研究：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污名论文,社会学论文,视角论文,心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6文献标识码：A
污名（Stigma）研究大致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本世纪初才开始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考察污名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这一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学和心理学视野中热门课题之一。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污名现象层出不穷，疾病污名、身份污名、性别污名、行业污名、种族污名、地域污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危害被污名个体或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恶化了人际关系，同时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本文仅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中对污名的理论框架及国内外研究进展加以回顾，展望其发展趋势，以求对进一步的污名本土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污名的理论框架：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度量
对污名的最初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这一词汇最早是指希腊人身体上代表其是奴隶、罪犯或者叛徒的标志，而后该词汇逐渐扩展到包含所有知觉或推断偏离规范的情况的标记或符号。截止到目前，关于污名的研究仍然缺乏十分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但学者的研究轨迹十分清晰，即社会学取向和心理学取向。前者关注社会和个人层面所描述的污名产生和表现形式，强调制度性的抛离和排斥；后者则关注微观的认知层面，强调污名的维度和心理表征。
（一）关于污名产生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观点
1963年，社会学家戈夫曼（E.Goffman）最早提出污名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歧视的起点。他认为，由于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社会不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而降低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污名就是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被贴上标签的人有一些为他所属文化不能接受的状况、属性、品质、特点或行为，这些属性或行为使得被贴上标签者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其产生不公正待遇。① 之后的学者以这一概念为出发点，进一步强调了社会文化背景和过程，如Link和Phelan重新进行了整理，认为污名是社会标签化的过程，并将污名视为如下相关部分同时出现或发生的集合，② 即污名开始于对该群体的“贴标签”，当把这些被贴上标签的人分在了负面的一类，并在文化和心理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成见和思维定式后，污名随之产生；与污名相联系的人既而被分离为“不同的”，成为“他们”而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一旦这种区分被主流文化所接受和利用，通常会导致社会的隔离；作为这些过程的结果，带有污名的个人就会丧失许多生活机会和社会地位，如就业、住房、教育、婚姻市场等许多主要方面就会遭受歧视和区别对待；承受污名的一方，往往在公共污名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强化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常常带来更多的自我贬损、自尊下降、个人情绪低落和安于社会控制和命运安排的心理因而污名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如阶层之间的冲度与对立、和谐氛围的潜在危机等。污名化过程进一步从社会学视角指出，污名是社会分层的必然产物，是产生权力和地位的手段，其导致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巩固和社会不平等的产生，而社会不平等的状态反过来又促使了较上的阶层对较低的阶层的污名和排斥行为，如经济排斥、福利排斥、制度排斥等。
另一方面，心理学视角中的污名则包括所有知觉或推断偏离规范的情况的标记或符号，即“从一个已知记录中推断出的个体性格的缺点，如精神错乱、监禁、成瘾……以及种族、国家、宗教的群体污名”。③ 这样一来，污名就意味着生理特性、性格和行为等方面的不受欢迎的偏差。之后，Crocker认为受污名化的个体拥有（或被相信拥有）某些属性、特质，而这些属性所传达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在某些派络中是受贬抑的。④ 与这一观点相支持的还包括Corrigan，他进一步将污名认定为由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相统一而构成的整体，公众污名是泛化的社会群体对某些特定的受污名群体的不良刻板印象；自我污名是当公众污名产生之后随之伴随出现的自我低评价和自我低效能。⑤
虽然在不同的范式或者话语之下，污名具有不同的含义，但这些不同的定义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强调污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第二，强调污名是由不同的社会推动者和施动者导致的；第三，强调污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强调“谁”通过怎样的制度过程或心理过程将他人排斥出一定的领域，重在揭示其中的机制和过程。目前对该定义的界定趋势是逐渐将污名概念从个体化走向了群际化，从认知化到系统和制度化。但是，污名的核心仍旧围绕着污名是负面的产生不好结果的社会表征而展开。
（二）关于污名划分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取向
关于污名的划分维度，社会学和心理学有着十分紧密的交叉取向，但其中也有其各自的兴趣点。社会学倾向将污名做细致的种类区分，如戈夫曼将污名从内容上分为身体污名，个人特质污名和种族身份污名；Westbrook和Brauman从来源上分为个人/内在污名和社会/外在污名；⑥ Herek和Mitnick从原因上划分为工具性污名（instrumental stigma）和象征性污名（symbolic stigma）；⑦ Bharal从表现形式分为自责和自贬的自我性污名（self-stigma），对存在的或想象的由于自身具有某些不被期望的特征或与特性人群的联系可能引起歧视的意识性污名（perceived stigma），以及被污名的个体在现实中被公然歧视的过程的表现性污名（enacted stigma）。⑧
与此同时，心理学取向的污名划分则更加关注影响污名化程度动态进行趋势的向度，如Jones区分出污名变化的维度：①可隐藏性，即是指污名化特征可以被看见的程度（如面部畸形容易迅速形成污名，而同性恋由于容易隐藏而便于规避）；②标记的过程，即随着时间的变化，污名标记是变得越来越明显还是越来越衰弱；③分裂性，是指污名特征干扰人际间交互作用的程度，干扰性越强则污名化越严重；④审美度，涉及到对缺乏吸引性的污名的主观反应；⑤来源性，包含了个体对生成污名所负的责任的归因；⑥危险性，即他人知觉到污名条件对自我造成的危害，这显现在具有高传染性、致命性的疾病污名化强于对肥胖的厌恶。⑨ Deaux使用实验法得到三种维度，即危害性、可见性和可控性。⑩ 而Croker认为可见性和可控性对于施污者和受污者的体验来说是最重要的维度，其中可见性是污名的印记和特征的显见程度，如外表可见的疾病比隐藏的疾病污名化严重；而可控制性直接涉及到个体的责任感，如输血和不检点行为各自造成的艾滋病，后者比前者受污名严重。
可见，研究者们一直以来都试图将污名进行有意义的分类，尽管对划分维度各持一词，但殊途同归，其目的都在寻找污名化形成和改变的机理所在。
（三）关于污名理论阐释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论调
对污名的研究由于角度不同，形成了各种流派和观点，概括起来说，社会学取向着眼于阐释污名价值的功能主义模式和社会系统与结构背景下的制度化模式；而心理学视角侧重解释污名形成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过程的模式。
从社会学视角上看，其倾向于将污名放置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背景水平上去理解和关注。为此，社会学家区分了个体层面上的污名和制度层面的污名，并强调污名化既可以来自于动机，也可以来自于对现有状态的调整和合理化。这些调整和合理化包含不同情境类型的歧视和隔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个体和群体的需要，这种污名化过程可以通过限制潜在竞争对手的机会从而增加自己的机会。通过系统性的歧视、住所、职业和社会隔离，可以增强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控制度。例如，在19世纪早期大量的移民从欧洲南部涌向美国，对美国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构成了威胁，因此意大利人就被污名化，被认为是卑劣的种族以及智力低下。Pettigrew T.F.在一项颇具影响的有关社会规范对污名的重要作用的研究中，调查了南非白人反黑人和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信念，他发现这些信念并非完全由个人人格结构（如权威主义人格）预测的，而是对黑人持有偏见受到的接纳程度的文化规范和个体对这些规范的遵从程度来加以预测。总之，社会学模式的观点认为污名化不是一个个体知觉者的问题而是社会背景的问题。即一个蒙受污名的对象并不真的是在个体层面上被污名化，而是被社会施以污名，正是这一社会创造、允许并维持了这种态度和行为，而单个的施加污名者，大体上只是按照其所在社会对于适当行为的规范去行为和反应而已。
此外，社会学视角的污名阐释还进一步强调了污名广泛存在的功能价值，其认为将他人污名化的功能体现在提高自尊、缓冲焦虑和加强控制上。首先，污名化可以通过下行比较提高自尊，将自己与不幸的他人比较可以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这里下行比较可以是相对被动的（寻找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的人），也可以是主动的（通过污名创造出他人的劣势），污名化过程中可以同时包含被动和主动的下行比较。同时，通过积极的组内比较，污名化也可以提高群体自尊，将人们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对内群体优于外群体的强调更可以增强集体自尊。另外，污名缓冲知觉者的焦虑和威胁感，污名化他人可以提高知觉者的可控感和实际的可控程度，从而导致对他人的漠不关心，系统性的避免，隔离和边缘化，因为受污者往往对施污者的健康、资源和价值构成威胁，而污名进程则心理化与制度化的将某些群体排斥在资源之外。
如果说，社会学视角强调宏观解释的话，那么心理学水平关注的则是污名问题的认知和动机模式。这一阐释主要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理解污名现象，核心是围绕着将大脑视为存在复杂认知系统和结构的载体，它可表征不同水平上的知识结构，帮助人们获得和改造新的信息以快速形成对他人的污名印象。人们可以根据对方的外表、行为方式等对人进行分类，利用头脑中已有的可能产生污名的形象相对照，然后指导自己的认知和行为。Cantor和Michel认为，知觉者存储了群体典型特征的抽象信息，并在个体与原型的相似性比较中判断个别的群体成员。污名范畴在认知上是围绕原型（prototypes）组织起来的，即污名范畴化过程就是备选的成员与相关的原型相匹配的过程，每个人都拥有着大量的先在的、内心已编码好的被污名类原型，如果备选成员与其中一个原型共享着足够多的特征，那么它就可以被归入那个受污名的范畴，根据这一理论，可将污名范畴按照等级丛（hierarchical chuster）的形式出现。另外，群体的表征通过特别的、具体的样例得以存贮，当知觉者遭遇个体时，哪一种样例会被存储依赖于是否受到了直接的注意，被直接注意的则被激活和运用到目标与背景上。无论何种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发现污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简化信息，规避风险，这是因为当我们用预存的图式去评价和归类人群则比实际去认识事物要容易得多。同时，认知模式强调污名产生于人际互动中对他人和群体的认知评价，基于知识和基于情感的分类是研究的大致思路，在这种认知成分中则包括对风险、责任归因和威胁等因素的判断和认知。
二、当代污名研究：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共同探索
（一）国外污名研究的焦点与取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从整体上看在不断提高，人们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正成为现实，然而一些社会矛盾不断突出，人们更呼唤和谐、平等的生存空间。为此，社会学家首先提出污名的概念，早期的研究是关于对某些疾病的研究，如艾滋病和精神疾病等，而后才开始从疾病范围中拓展到更宽广的视野，如女性、有色人种等。现有的学者则开始热衷于采取一种心理认知的研究模式，致力于对污名概念的重新定义、对污名的心理和认知的来源性分析以及对污名化引起的歧视现象的描述等，这些工作正在由社会学家转向心理学家来完成。综合国外的污名研究，其特点包括：第一，研究焦点多集中于疾病污名，尤其是以精神疾病和艾滋病居多。如Parker对HIV和AIDS污名化的概念结构和行为发展进行了研究，（11） Partrick对精神疾病污名的形成和改变模式的研究，（12） Ni·olas Rüsch从自我污名和公众污名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过程中找到污名的结构模式和消减措施等。（13） 第二，研究方法的取向集中于问卷方法和质性方法，心理实验的方法和媒体分析的方法不占多数。其中Dinos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伦敦北部的46名精神疾病患者进行了污名感受和经历的研究；（14） Berger采用量表的方法将污名分为个人污名、担心公开、消极自我形象和公众态度四个部分；（15） Corrigan采用问卷的方法分析了污名干扰心理卫生保健的方式，探讨了心理保健和治疗中获益的心理疾患者为何采取回避或治疗的原因；⑤ Matthias采用焦点组方法分析了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社会角色、结构性歧视、公众印象和自我反应等污名状况。（16） 第三，污名自身的特质分析一直成为关注焦点。如Wright发现自我污名来源于他人污名，而污名程度按照业缘关系—地缘关系—姻缘关系—血缘关系而逐渐降低；（17） Looper发现，感知污名的程度决定了疾病中的身体感受和药物疗效，前者呈正相关，而后者呈负相关；（18） Weiner运用归因理论对污名事件的归因、责任判断、情感反应进行研究，认为污名的规律性反应是原因思考、责任推断、情感反应和行动。③
（二）我国污名研究现状与特点
国内研究者对污名的研究大致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一些研究者在诸如艾滋病和精神疾病等领域中不同程度涉及到了污名的讨论，但大致沿用了国外同类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其中艾滋病和精神病污名成为核心问题。如刘能给出了表征当地艾滋病社会歧视形式和水平的描述性数据和解释当地社会污名水平的回归模型；（19） 杨翌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群中发现污名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20） 行红芳以艾滋病为例研究了熟人社会的污名与污名控制策略。（21） 在精神病群体的研究中，高士元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遭遇到的污名突出表现在对与个人基础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作、婚姻和人际交往三个方面，其中婚姻失败被认为最突出的问题；（22） 陈熠采用由N.Schooler等人编制家庭病耻感问卷（Family Stigma Interview,FSI）和阳性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of Scale,PANSS）对72例住院时间少于1个月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庭监护人进行研究，发现总体样本中家庭监护人隐瞒病情者占88.9％，配偶的显著率高于父母，教育程度高者隐瞒病情和社交被回避评分显著偏高，每上升一个教育程度等级，产生自我污名危险性增加5.36倍；（23） 蒋峰发现，影响精神疾病的因素类型包括被污名的外在属性、疾病特点和疾病知识。（24） 对于其他群体的研究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和研究，其中管健以天津N辖域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进行的身份污名的建构与社会表征的研究（25）；周方莲从责任归因的角度入手，对大学生群体印象中的污名行为进行了研究（26）；张智通过对污名内涵、对影响因素的探讨，认为是社会认知与建构的产物，其形成与线索、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的社会认知过程相关。（27）
港台研究者在对当地居民的污名研究过程中也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例如，王美珍采用了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台湾报纸对精神病污名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从1991年至2003年的13年间的台湾报纸对精神病新闻报道呈现的情形，为台湾精神病患者在媒体出现的样态做了基本和系统的描绘；（28） 张满玲利用多元尺度的方法对台湾疾病污名的社会表征进行研究，发现疾病污名的表征向度分别是可见性、传染性、安全性；（29） Chung和Wong研究了香港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体验中最主要的应对方式是保密。（30）
三、当前污名研究的走势
污名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的过程，有关于此的研究涉及了大量的复杂问题，目前西方学者已对污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不断更新，这使得对污名相关问题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但综观国内外对污名行为的一般研究和针对中国人污名行为的研究，其存在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而这些显现的问题正是未来的发展出路。
第一，学科整合研究趋势的显现。基于不同的研究传统和研究视域，污名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领域，即社会学家的研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目前，在我国的研究中，仍然较多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较少心理学视角。这表现在大量的研究集中于人口统计学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量，较少关注个人的和心理的变量。其中，理论研究介绍居多，领域多为社会学，心理学视角较少，尤其是针对我国污名特点进行理论探讨的还为数不多。由于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量相结合对污名的解释力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因而提示今后的研究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放在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变量的研究上。目前的趋势正在朝着各个学科加以整合的方向前进，因为其中既涵盖了经济排斥、制度排斥、福利排斥等社会系统性指标，也包含了诸如压力感、自我效能感、自主意识等心理指标。
第二，测量方法走向多样。污名测量和研究的另一趋势是多种测量方法的运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污名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和人类学方法，较少心理实验和测量的方法。社会调查和问卷调查方式在获得宏观、趋势上的资料上较有所长，心理学的方法，尤其是实验的方法则更能检验理论和解释现象。如果要较全面的分析变量和各个因素的关系，应加强心理学方法的使用。同时各个方法使用中也存在简单化倾向。方法的粗糙使得很多具体的影响因素难以细化，如影响污名程度的因素众多，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只在确定某些因素有影响，没有进一步分析各个因素的影响力，有无决定因素和危险因素之分，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何，这些因素是否可以再分等。另外，对于污名研究中存在的自陈量表法，其具有较好的测量特性，如得分与日常心境报告、私下报告、亲属报告等呈现相关趋势，但自陈量表测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被试反应倾向和人格特征的影响，因而多方法的使用将是未来研究的必由之路。
第三，事实基础上的理论提炼。目前的研究显现，在事实和理论平衡上，较多事实的描述，较少理论的解释。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国内外都主要停留在搜求事实的阶段，在理论探索上较为薄弱。目前的研究既缺乏反映研究现象独特性的概念，又缺乏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性解释，这进一步反应在有关该领域的研究多为实证性结果，但归结的理论模型较不深入甚至很少，更显见有影响的理论模型。对污名的研究需要从理论的角度审视研究的意义，并设法了解其中内外因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机制，尤其是加强对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探索。目前关于污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污名概念的界定，以及对不同群体污名内容的评估，今后的研究趋势是更多的集中于在作为一种认知结构的污名是如何发生的，它又是如何影响个体和群体的知觉和行为的。
第四，本土化研究亟待加强。目前的国外污名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对疾病污名的研究过于集中，而对其他受污名群体的研究则很少。但对于中国国情来讲，身份污名的研究更显其重要性，如流动人口的身份污名和地域污名等都在严重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该方向上的研究还略显不足。这提示今后的研究应重视这些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群体的研究。另外，本土学者对本土中国人污名心理和行为的研究特点、影响中国人污名心理和行为的因素、影响方式和途径等问题还了解不足。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和成果多来自于西方，其结论未必适合于西方以外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
因而，从更广泛的角度，用多样化的方法和更有效的手段对我们社会，尤其是转型期的污名问题内容、问题、类型进行科学的揭示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社会削减和降低污名的伤害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注释：
①Goffman E.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63,1-10.
②Link B.G.,Phelan J.C.Conceptualizing stigma.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1,( 27) :363-385.
③维纳B.著，张爱卿等译（2004）：责任推断：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1.
④Crocker J.,Major B.,Steele C.Social stigma.In Gillbert D.T.,Fiske S.,Lindzey G..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NY:McGraw-Hill,1998,2( 4) :504-553.
⑤Corrigan P.How stigma interferes with mental health care.Am Psychol,2004,59( 7) :614-625.
⑥Herdt G.Stigma and the ethnographic study of HIV:Problems and prospects.AIDS and Behavior,2001,5( 2) :141-149.
⑦Herek GM.Mitnick L.AIDS and stigma: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genda.AIDS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1998,13( 1) :36-47.
⑧Bharal S.,Aggleton P.,Tyrer P.India:HIV and AIDS related discrimination,stigmatization and denial.Geneva:UNAIDS,2001,20-23.
⑨Todd F.H.,Robert E.K.,Michelle R.H.,Jay G.H.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New York,Guilford Publications,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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