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观念与中国传统史学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实事求是论文,中国传统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3)05－0054－06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在纪事、著述、考证、议论等研经治史的过程中，屡屡提到“实事求是”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治学特征与考据方法上，更表现在他们规范研经治史实践的学术观念上。乾嘉学者“实事求是”观念的内涵及其导向，在当时的学界形成注重征实和求真的学术风气，不仅导致了清代学术由前期的理学思潮向后期的朴学思潮转变，而且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对于考察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清代“实事求是”观念的复兴
清代学者的“实事求是”观念，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是对汉代古文经学注重实证的传统思想的继承，至清代这种观念被进一步发扬光大，蔚然形成一代风气，开创出与宋明义理之学性质截然不同的朴学思潮，成为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
西汉文帝以后，鉴于秦朝焚书坑儒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的典籍散佚、礼教废弛的局面，大力搜罗先秦古籍，广开官民献书之路。除朝廷征书之外，一些诸侯王也广集宾客，搜集和整理古代典籍。其中，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1]2410。所谓“古文先秦旧书”，是相对于经过汉代学者改造而为朝廷立为官学的今文经学典籍而言，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所传，保存了孔子以及先秦儒学的真实面貌。人们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称之为古文或者古学。史载西汉孔安国、东汉毛公、贾逵等人“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2]，成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相互颉颃的文本依据。班固称刘德“修学好古”，当谓其致力于研究以“古文先秦旧书”为内容的“古学”；而“实事求是”，据唐人颜师古注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2410，当是通过考订古籍文本记载是否真实，求得事实真相。
汉代学者这种治学观念，为2000年后清代乾嘉朴学家所认同，这已是大多数清代学者的共识。例如：凌廷堪认为：“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即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3]阮元也指出：“《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岂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4]687－688曾经追随阮元问学的朝鲜学者金正喜也说：“《汉书·河间献王传》云，实事求是。此语乃学问最要之道，若不实以事而但以空疏之术为便，不求其是而但以先入之言为主，其于圣贤之道未有不背而弛者矣。……学问之道，既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为归，则当以实事求是，其不可以虚论遁于非也。”[5]可见，汉代学者这一学术主张与清代学者的治学观念一脉相传。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研治经史大力提倡史实考据，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原则，自觉遵循以“训诂明道”为宗旨的“实事求是”观念。钱大昕主张，学者治史应该尊重古人本来面目，不能不顾事实而轻率訾议前人，表明自己“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6]序。王鸣盛治史目的在于“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7]序，强调研治经史之学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汪中声称“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8]，明确主张治学不应存有门户之见，墨守陈说。马瑞辰亦言：“考证之学，首在以经证经，实事求是。”[9]阮元阐明自己的治学宗旨是“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4]自序，反对治史解经故意标新立异，与前贤相龃龉。可见，“实事求是”观念并非乾嘉时期的个别史家所有，而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
乾嘉学者不仅按照这个原则研治古代经史，而且用以评骘古今学者的治史成就。章学诚总结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时，高度评价了宋代朱熹、黄干、蔡沈、真德秀、魏了翁、黄震、王应麟，元代金履祥、许谦，明代宋濂、王祎，清代顾炎武、阎若璩诸人治学“服古通经，学求其是”[10]16。钱大昕不但指出宋人沈括、吴曾、洪迈、程大昌、孙应时、王应麟诸人“穿穴经史，实事求是”[11]405，而且称赞时人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11]672，汪辉祖考史“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12]。梁玉绳评价钱大昕考证《汉书》“皆实事求是，出自心得，过宋三刘《刊误》远甚”[13]。洪亮吉赞誉邵晋涵治学“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14]。阮元评价钱大昕“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15]序。这类评价在乾嘉时期的著作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充分表明“实事求是”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乾嘉学者的头脑里，成为指导他们研经治史的学术规则。
二、清代“实事求是”观念的内涵
乾嘉时期的学者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观念，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学术内涵。然而，很长时期以来，学术界仅仅将其视为清代中叶特定时期存在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信古特征，而对这一观念的内涵却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清代学者治学的“实事求是”观念，分为经学家的“实事求是”观念和史学家的“实事求是”观念，而在史学家的观念里表现得更加明确和彻底。诚如近代梁启超所言：“总而论之，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16]清代史学领域的“实事求是”观念，具有鲜明的史学批评内涵，属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范畴。
(一)“实事求是”观念的首要问题在于确定“实事”的内容，即什么是历史事实。对于这个问题，历代史家均有探讨。从汉代班固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到宋代吴缜“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的命题，再发展到清代乾嘉史家“实事求是”的观念，在学术理路上具有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
宋人吴缜对历史事实曾经有过精辟的论断。他指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7]他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得出“有是事而如是书”的精辟见解，既不是把它单纯地看作人类社会过往的历程，也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史书记载的内容，而是强调客观历史与史家纪事的有机结合，进而达到“事得其实”的境界，已经上升到较高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层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班固、颜师古等人“实事求是”的内涵。
既然只有“务得事实”和“事得其实”才能做到“有是事而如是书”，保证史书记载与真实历史名实相副，那么自然就要拷问如何确定历史事实。清代学者分别从求古与求是的关系、经学与史学的关系等方面，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清初学者朱鹤龄论求古与求是的关系时说：“经学之荒也，荒于执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18]乾隆年间的卢文弨说：“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读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焉者，寡矣。”[19]王鸣盛也不赞同戴震关于吴派求古而皖派求是的绝对划分，认为“东原虽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也”[20]。所谓求古，就是要达到考求汉代经学之真。因为两汉经学在时间上最近《六经》，没有经过后人附会甚至篡改，比较符合儒家经典的原意。然而，一味宣扬求古容易导致佞古流弊，陷入“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21]的误区，最终阻断对儒家经典的正确理解和阐释。乾嘉史家尽管也承认汉世近古，认为汉人的历史记载对于考证上古三代历史极为重要，但并不迷信汉人说法，而是进一步考证他们的历史记载和古史传说是否属于历史事实。钱大昕指出：“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焉者可也。”[11]116阮元也指出：“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4]250他认为“凡事求是必以实”[4]748，因为“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4]206。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崔述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一方面承认“秦汉间去古未远，其时学者各有授受”[22]33；另一方面又反对盲从汉人，指出“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23]57－58。可见，求古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根本的任务是要求是，从而认识上古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经史关系方面，汪廷珍认为：“经史之学，与各项杂文不同，必有实证确凭，方可定前人未定之案，正前人未正之误。若以空虚之理，或孤证偏词，遽为论断，且有乖于圣人好古阙疑之旨”[24]。王鸣盛认为：“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7]437他治经比较保守，治史则实事求是。王鸣盛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佗徙。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论裴骃、颜师古一辈乎？”[7]序史学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既然“有是事而如是书”才能保证历史记载和真实历史相符，那么就可以得出“有是事而不如是书”或“无是事而如是书”两种情况不符合真实历史的结论。清代史家钱大昕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阐释：“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11]20史家记载历史如果“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就是“有是事而不如是书”，必然造成历史记载的遗漏或失真；倘若“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就是“无是事而如是书”，必然导致伪造历史。上述两种“非实”情况，在我国古代史学著作中大量存在，需要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对于前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是否和真实史事相符，重在纠谬勘误。对于后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重在疑古考信。两者虽然考史旨趣有所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则是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是不是实事，强调史书记载与客观历史必须相互吻合，最终达到求是的标准，为我国传统史学理论宝库增添了极其重要的内容。
(二)“实事求是”观念的另一项重要内涵，就是探讨“求是”的方法论。乾嘉史家确认历史传说或者史书记载是否历史事实，最常用的是“稽其年代”与“考其时势”两种方法。他们自觉运用这两种方法考证历史，不仅落实在考据层面，还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钱大昕考证历史，最重视“实事求是”的考史原则。他指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齕前人，实以开导后学。”[6]序钱大昕认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11]603－604他极不赞成运用所谓“《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事实，批评宋代欧阳修“《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纪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事实求是之识也”[15]313。钱大昕考证闻性道《鄞县志》记载袁桷致仕归里后上王应麟书之事说：“考深宁卒于元贞丙申，其时清容未登仕版，此不稽其年代而以意妄测也。”[11]308王应麟去世时袁桷尚未做官，那么所谓袁桷“归里上王深宁书”云云，就不可能是历史事实。他又考证南宋宁宗时期人陈概事迹，《宋史》和《金史》以及元代延祜年间纂修的《鄞县志》均无记载，而明代成化年间纂修的《鄞县志》增载使金不屈及抗章论吕祖泰无罪两事。钱大昕指出：“据其家谱，则概之除左正言在嘉定七年，其时韩侂胄已死，祖泰久已得官矣，何待概言而释乎？……即使果有奉使事，而其时金已衰乱，岂能以非礼摧抑使人？所云不屈，亦后人不考时势而妄言耳！”[11]305这是后人不考察当时的具体历史形势而想当然附会的结果，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王鸣盛考史注重“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缺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7]序。他对欧阳修《新唐书》最为不满之处就是“但图句法短净，不顾事实”[11]638，把考证重点放在考察其纪事是否得实。王鸣盛指出：“史家纪事，莫善于得实。今［朱］泚实为其军士所杀，与安庆绪杀禄山、史思明杀庆绪何异？乃亦书伏诛，则与亲加显戮者何别乎？不如《旧纪》得实也。”[11]635欧阳修把朱泚为部下所杀记载成朝廷明正典刑伏诛，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以致后人无法看到历史的真相，也就起不到真正惩恶劝善的作用。
崔述考证上古历史真相，意欲剥去后人附会的伪史，还古人以真实面目，尤其重视“实事求是”的考证原则。一是稽其时代，考辨前人记载的历史事件是否属于历史事实。如果不考其时代真伪，不究其事实本末，把寓言故事作为历史事实看待，就会杜撰出伪史。他说：“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23]54崔述考证《孟子》所谓“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说：“要之，五就汤，五就桀，则必无之事也。战国游说之士多喜妄谈古人，既流俗相传有至夏之事，遂从而甚其词，以为五就桀耳。且伊尹初就者，汤也，若果五就汤，五就桀，则当终于夏，何由复至商！其非实事，亦已明矣。”[23]395－396他又考证《史记》记载子贡以原宪之贫为耻说：“子贡长于理财，先贫后富则有之，若以贫为耻，以富为荣，则子贡断不至是。此乃战国贫贱骄人之士设为此说以自高者，以原宪之贫，子贡之富也，故托之耳。《新序》亦载此事，而文更繁。盖后人所衍，皆非实事。”[25]389－390崔述又考证《孔子年谱》记载孔子三至齐之谬说：“《年谱》从《世家》，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其所云三十一岁者，谓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将有达者，将在孔丘，将之为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时名犹未甚著，望犹未甚隆也。僖子本国之大夫，景公则异国之君也，僖子苟能礼者从之，景公则未尝有好礼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孙齐，二十一年鲁无事也，孔子不应无故而去，又不应将乱而忽归。以时考之，固不符矣。”[25]128－129此皆为后人附会，而不是历史事实。二是考其时势，依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审查前人记载的历史事件，确定其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他考证伪《古文尚书·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称召公为太保之误说：“作伪《书》者盖见《召诰》、《顾命》之于召公皆称之为太保，不求其故，而遂于武王之世亦以是称之，正如《吕览》之称武王使保召公与微子盟者然，皆由于臆度而伪撰，是以考其时势而不符耳”[23]79。崔述考证《诗·扬之水》卫宏《序》所谓“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是“说《经》者不考其时势，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矣”[22]158，进而指出朱熹《诗集传》所谓“申侯与弑幽王，法所必诛。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至使复仇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则其得罪于天甚矣”的评价乃是为卫宏《诗序》所误，所以不符合客观实际。他说：“安得不详考其时势与其地势，而遽以为平王罪也！”[22]159崔述在历史考证中突出强调“考其时势”以确证历史事实，理性意识较之前代史家大大增强，因而能够产生出最深刻的疑古辨伪思想，自觉对远古历史求实考信，在许多问题上揭明历史的真相，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考史成就。
三、清代“实事求是”观念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从宋明注重书法褒贬的义理史学过渡到清代注重求是考信的实证史学，对治史空疏的学风作了彻底的清算，树立起客观研究历史的征实学风，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迈向近代的一次重要学术转型，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实事求是”观念重新端正了中国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明确了史学自身的性质。历史学的性质究竟是解释的艺术还是实证的科学，历来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历史学既需要理论解释，又需要实证基础。从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看，从汉唐时期的章句训诂之学发展到宋明时期的义理之学，标志着学术研究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层次的研究，是学术发展的进步。但是，义理之学必须以实证之学为基础，否则会流于空泛不实。宋明时期的史家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以儒家义理思想为治史原则，把经史关系解释为主从关系，宣称治史的目的在于阐扬儒家义理之道，史学的作用只不过是用事实为经学作注脚，甚至为服从义理需要而不惜曲解史实，史学的性质被扭曲。中国传统史学如果按照义理史学道路发展，必然会偏离据事直书的实录原则，最终导致政治化和玄学化，丧失自身独立的品格。清代的史家在批评前人治史虚妄不实的同时，以明确的史学意识发覆纠谬，求实考信，开创出求真务实的治史学风。对于这次学术转型的价值，余英时概括为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他说：“从思想史的观点看，我们不能把明清之际考证学的兴起解释为一种孤立的方法论的运动，它实与儒学之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有着内在的相应性。”[26]特别是清代史家本着实事求是态度抨击几千年来荣经陋史的积弊，主张经史地位平等，大力提倡六经皆史，认为只有经史并重，相互参会，甚至以经证史，治学才能明体用而达变通，促进史学健康发展。清代史家把史学摆正到与经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使中国史学进一步摆脱了依附于经学的地位，真正达到了可以与经学并驾齐驱的自觉程度。“这表明‘实事求是’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清代史家的头脑里，影响着他们的治史活动。在这种理性精神的驱使下，清代史家本着求实考信和护惜古人的态度考证历史，一扫宋元明义理化史学空疏不实的学风，强调史学自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提倡客观实证精神，确立了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从而奠定了历史学向科学方向发展的理论基础。”[27]
第二，“实事求是”观念确立了科学研究精神，凸显出历史的客观存在而非史家主观构建。近代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对于乾嘉朴学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曾经有过针锋相对的论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指出：“吾论近世学派，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28]而刘承干则认为此乃借用西方概念，不符合中国学术特征，反对以此概括乾嘉考证学。他说：“世衰道微，邪说诬民又作。至有奉吴、皖、淮、鲁诸儒为正宗，谓曲符乎科学方法者。夫彼以其异域谲觚之谭，文之以苟钩
析乱之术，而强附于吴、皖、淮、鲁诸儒，使吴、皖、淮、鲁诸儒有知，其许之乎？”[10]序在今天看来，乾嘉学者的“实事求是”观念，不论是求古，还是求是，都表现出尊重历史的真实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已经寓含着科学求实的精神。过去人们研究乾嘉朴学，大多认为乾嘉学人信古，缺乏怀疑精神。这种认识并不全面，无法概括乾嘉朴学的全貌。事实上，不但史学家的求是观念体现出不迷信前人各种定论的理性意识和怀疑精神，具有史贵求真的科学态度，即使经学家的求古观念，虽不免具有迷信汉人注疏的色彩，但其“舍古无以为是”的观念中已经寓含辨伪考信的怀疑精神。正如钱穆所言：“谓‘舍古无以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后之即东原求义理不得凿空于古经外之论也。然则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其异者，则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辨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29]他们“辨后起之伪说”，也需要具备怀疑精神，运用科学的考证方法，才能够“溯之古而得其原”。这和宋明时期的义理学派史家把历史看作天理精神的体现，研究历史不过是为论证天理的存在作注脚的观念，性质完全不同。乾嘉史家强调考察清楚具体的历史事件，史学著作应当客观全面地记载真实的历史。这表明乾嘉史家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更加明确，承认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客观存在而不能由史家主观构建。这种史学意识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史家“实事求是”科学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为传统史学体系的终结和向近代学术体系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三，“实事求是”观念导致史学撰述形式的改变，奠定了近代学术研究范式的雏形。从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来看，汉唐时期的史家秉承直书实录观念，注重记载历史；宋明时期的史家秉承书法褒贬观念，注重评价历史；清代史家秉承“实事求是”观念，注重考证历史。乾嘉史家惩戒前人驰骋议论的风气，突出强调历史考证的学术价值。钱大昕指出：“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萧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6]序王鸣盛指出：“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7]序崔述也指出：“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23]62在这种治史观念的影响下，乾嘉史家形成了独特的著述价值观。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7]序赵翼撰《廿二史札记》说：“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30]乾嘉史家广泛运用的勘误纠谬的撰述形式，就是通过读书发现问题，然后针对史书中的问题撰写札记和考证文章，各自独立成篇，各篇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这种治史的撰述形式，开启了近现代史学中遴选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研究范式的先河。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观念及其撰述形式，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期为近代新历史考证学派史家所继承和发展，在历史考证学领域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对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历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3－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