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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245(2003)04-0048-07
魁北克问题的历史背景
加拿大原为印第安人与因纽特人居住地。1535年，法国探险家加蒂埃将他发现的新大陆地方称为加拿大，为法国在北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当法国人在加拿大经营“新法兰西”时，英国人在今美国的东北部建立了新英格兰，并扩大为13个州。新法兰西的兴起与英属北美的发展产生了矛盾，于是1756-1763年英法进行了“七年战争”，最终法国战败。176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使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全部割让给英国。新法兰西从此成为历史，加拿大成为英属北美的一部分。然而，法国语言和文化却在加拿大生根，致使加拿大的法裔民族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
英国人从法国人手中接管新法兰西后，原想以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模式来改造加拿大，但聚居在魁北克的法裔人民强烈反对这种“英国化”的政策。于是，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魁北克法案”，承认法语与英语同为官方语言，并保留法国统治时期的民法和其它制度。这些措施一定程度地稳定了魁北克，使它在美国独立革命中没有参与反英斗争。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欲合并加拿大，于1812年对英宣战。战争结束后，加拿大与宗主国英国的关系密切了。大批在战争中支持英国的效忠派逃往加拿大，几乎使当时加拿大的人口增加了一半。随着英国移民大量涌入，加拿大的人口比例发生明显变化，英裔居民占了多数。继而，他们对沿用法国旧制不满，要求取消“魁北克法案”。英国政府鉴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教训，以防加拿大也发生类似的革命，决定对殖民地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1791年英国议会通过取代“魁北克法案”的宪法法案，对英、法裔等各种居民的要求作出了相对让步，以加强英国对加拿大及北美的控制地位。
1841年，英国将其在加拿大的几个殖民地统一起来，成立了“加拿大联邦”。对于联邦政府首府的选址，英、法移民各持己意，在法裔城市魁北克、蒙特利尔（魁北克省）和英裔城市金斯敦、多伦多（安大略省）四市之间争执不定。结果，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于1858年采行“中庸”之道，抛开四市，选择地理位置处于这四市一线中间的渥太华作为“加拿大联邦”的首府。渥太华位于安大略省东南端、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界河——渥太华河的南岸，是靠法裔区边界的小镇，双方都接受了它。
加拿大殖民地社会英国化了，与此同时，美国革命影响下的新思潮不断传入。为防止美国涉足，1867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英属北美法案》（“不列颠北美法”），于同年7月1日生效。法案规定：魁北克省、安大略省、新不伦瑞克省和新斯科舍省共同建立加拿大自治领，定都渥太华，《英属北美法案》成为加拿大宪法。约翰·麦克唐纳为第一任联邦总理。其执政初6年的最大成就，是把北美大陆北半部纳入加拿大版图，完成了自治领从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的领土拓展。1873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入自治领，成为加拿大的第7个省。1885年年底，横贯自治领全境的太平洋铁路修通，加拿大进入移民高潮，大约半个世纪，人口增长一倍。西部大草原变为发达的农业区，致使行政区域再划分。1905年，阿尔伯特和萨斯喀彻温在西北地区建省，成为加拿大自治领的第8个和第9个省。
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加拿大随之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期间，英帝国的各自治领的国家意识和独立精神增强，在国际组织中取得了独立代表权。1920年加拿大加入新成立的国际联盟，1926年英“帝国会议”宣布加拿大享有与英国的“平等地位”，加拿大取得了外交上的独立。1931年英国政府正式承认自治领的独立地位，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加拿大正式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
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后，加拿大也于9月10日正式对德宣战。1940年6月法国溃败，加拿大成为西方反法西斯战争中仅次于美英的第三大国。战争期间，加拿大实际是同盟国的一个主要军火库和英国的海外生产基地。
20世纪50-70年代，加拿大出现了战后繁荣。继之，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出现，其中最严重的是魁北克问题。1982年4月17日，加拿大首都举行隆重的收回宪法仪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1982年宪法法案》。该法案标志着加拿大彻底消除了殖民地的痕迹，但是，魁北克省却拒绝在新宪法上签字，理由是新宪法没有承认魁北克的“特殊”地位。时至今日，魁北克人要求独立的呼声从未停息。
民族问题的焦点：魁北克
加拿大是文化多元、宗教信仰多样的国度，而“移民构成了加拿大历史的核心内容”[1](P.1045)，其民族问题伴随着殖民地移民进程而产生，移民历程使加拿大成为一个主要由外来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和多种族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族裔心理以及价值观念，衍生出盘根错节的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魁北克问题一始即是基于移民力量对比而凸显的，成为影响加拿大政局稳定的主要因素。
加拿大的族裔构成随着移民来源的转变而变化。从16世纪后期法国人在魁北克建立第一个永久性居住点到1759年被英国所征服，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来自法国。从1759年到20世纪初，大部分移民来自大不列颠诸岛。加拿大主要居民是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英裔和法裔人口始终占据绝对多数的地位。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建立时，英、法裔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92%，其他民族的人口只占8%。1921年，英、法裔加拿大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仍达83%，1961年亦达74%[2](P.118)。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法裔加拿大人在全国人口中的绝对多数地位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加拿大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1.“第一民族”之争。这一矛盾主要存在于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以在加拿大开国和建设中的特殊地位而自称“第一民族”，但作为北美大陆最早主人的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据理坚持，只有他们才具备称“第一民族”的资格；2.“建国民族”之争。这一矛盾主要存在于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之间。在加拿大，英、法两大民族被称为“两个建国民族”(Two Founding Nations)，但他们的地位并非同等。法裔加拿大人认为，英式政治制度的推行，排挤、甚至剥夺了自己的特权，使法裔“建国民族”的地位变得徒有虚名，因而对英裔加拿大人深感不满；3.“主流文化”之争。自加拿大建国以来，英、法文化一直充当着加拿大的“主流文化”，非英、法文化扮演着“主流文化”的附属角色。随着非英、法移民数量的扩增及其政治素质的提高和经济实力增强，他们不断呼吁打破“主流文化”的垄断，要求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上述民族矛盾中最主要的是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之间的对立。英、法裔两大族裔势力的并存和对抗，成为加拿大民族矛盾链条上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在世界上几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中，加拿大的民族问题最突出，其源由即在于加拿大存在一个与英裔加拿大人相抗衡的法裔集团，而其他移民国家则没有这一特征。法裔民族是加拿大的创始民族，也是加拿大人数较多的民族。
法裔不能容忍自己沦为英式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之下的“次等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以及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使业已存在的英、法裔两大民族集团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愈趋扩大。20世纪6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又使法裔文化的生存受到威胁。据统计，1961年从事第三产业的英裔加拿大人占英裔人口总数的53.4%，而从事该产业的法裔加拿大人只占法裔人口总数的42%；从事手工业的英裔加拿大人占英裔人口总数的25.5%，从事该产业的法裔加拿大人占法裔人口总数的31.4%；1970年英裔加拿大人的失业率为4.4%，法裔加拿大人为7%。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英裔加拿大人的资本占加拿大全部工业资本的42.8%，而法裔加拿大人的资本只占15.4%；在人均收入上，1961年英裔加拿大人为4852加元，而法裔加拿大人为3872加元[3](P.149)。
语言政治化是英、法裔民族对立的又一个关键。英语是加拿大使用人数最多、使用范围最广、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在加拿大，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约占加拿大总人口的68.6%，其他民族的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也使用英语进行交际；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8.7%[4](P.65-98)，其他民族中能用法语交际的仅限于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和有关行政机构、公司、服务行业工作的人；少数民族人士若会讲英语，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凡此种种，使法语被英语湮没的趋势愈益明显，原先操法语的人改操英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宗教信仰的不同是民族间冲撞的又一个现实原因。法裔加拿大人信奉罗马天主教，而英裔加拿大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之初的英国法律规定：罗马天主教徒在加拿大不能执掌政权。这意味着操法语的加拿大人出任各级官员的机会大大减少。
加拿大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与加拿大社会地方民族主义的深厚传统有着重要联系。许多加拿大人认为，他们与他们所在省份或地区的关系要比他们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位加拿大政要说，在加拿大“有安大略爱国主义、魁北克爱国主义、西部地区的爱国主义，而没有加拿大爱国主义”[5](P.209)；日本学者陶山宣明《加拿大的联邦和多元文化主义》一文提出了加拿大政治龟裂的内质：民族矛盾和地方主义是一致的[6](P.37)。法裔加拿大人聚居的魁北克省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结有着历史的积淀。英、法裔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是加拿大民族矛盾的焦点和轴心。这对矛盾辐射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把法裔民族召集在自己的旗帜之下，与英裔民族形成对峙的格局，这是英、法裔之间产生僵结的深刻政治根源。
魁北克族际问题的进程
加拿大的族裔结构是地理分布相对集中。魁北克以外的省份，主要的族裔集团是英国人，在纽芬兰省有英裔血统（单一或混合）的人口比重达到90%以上，而在西北地区有英裔血统者仅占1/5。在魁北克，法裔人口超过英裔人口的10倍，其中讲法语的居民为82%，加拿大79%的法裔人口居住于此；但在魁北克和毗邻的新不伦瑞克之外，法裔人口甚少。即法裔主要聚集在加拿大最大的省——魁北克省。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发出徵兵令时，许多法裔魁北克人即拒绝为英王作战。一战后，加拿大社会的变革要求接连涌现，各种新的社会组织、运动和政党相继产生。1932年曾出现了新的政党平民合作联盟等。然而自1935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由自由党执政。二战后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明显增加。1967年主张分离的魁北克人党成立，提出魁北克独立的问题；1976年该党在省选举中获胜，1980年就魁北克独立问题举行全省公决，分离派以甚少票数落败。1984年5月就魁北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反对独立者占59.5%，以微弱优势胜于魁北克人党。1993年魁北克集团正式成为联邦议会反对党，1995年10月30日再度全省公决，分离派以极小差距落败。说明20世纪魁北克问题在加拿大的分立质性的持续强化。
自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加拿大对外来移民一直推行“盎格鲁化”的主导思想[7](P.212)。英国殖民当局在击败新法兰西、取得加拿大的统治权之后，于1763年10月正式颁发《皇室公告》，鼓励英属北美13州的英裔居民移居加拿大，力图使英国的传统代议制度、法律、宗教、语言在该国扎根，“要求移民接受‘盎格鲁—撒克逊’集团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7](P.209)，以英国文化作为加拿大文化的基质和主流，非英裔民族转变民族意识，按照盎格鲁—撒克逊标准规划为加拿大人，以适应英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对于在加拿大生活已有150多年、人口繁衍到600多万、其先祖的语言与信仰等文化传统在此已根深蒂固的法裔民族集团，英国殖民当局是无法降服的。《皇室公告》一颁布就受到法裔加拿大人的坚决抵制。魁北克的法兰西人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心理、共同的语言凝聚中形成了稳固的外侨社会，具有极强的抗同化能力，号召法裔加拿大人义无返顾地维护本民族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同时，法裔民族主义者和法裔天主教徒认为，法裔加拿大人是一个以天主教信仰为纽带的法语民族，在产业革命前也是一个天然的农业民族，“法裔加拿大人的前途在于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对家庭和宗教信仰的一种威胁”[8](P.515)。因此，他们主张放弃工业发展，坚持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巩固法裔文化的传统阵地。
尽管英国上层把法裔加拿大人贬低为一个“缺乏教育、停滞不前”的民族[9](P.256)，但不得不缓和与加拿大人的对立情绪，1774年5月，英国曾颁布《魁北克法案》，取消在魁北克建立英国代议制的计划，保留法兰西时期建立的庄园制，天主教可以传教和征收什一税等；又于1867年颁布《英属北美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在法裔人聚居的魁北克省实行退让政策。《法案》第94条规定，魁北克实行法国的民主；《法案》第133条规定，法语是加拿大人的官方语言之一，魁北克省是惟一的双语省。这一法案实际上是把法裔加拿大人排除在同化政策之外，由英裔人的一元文化转变为英、法裔人的二元文化并存，将其他各族文化同化于其中。然而，英国的妥协没有根本平息法裔居民的情绪，而且强化了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
英裔民族来自不列颠、爱尔兰以及附近的小岛，他们之间既有宗教冲突，又有党派之争，还有阶级之分。英裔民族的松散性使他们无法像法裔民族那样形成高度的内聚力，并且英裔人在全国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同时，少数民族集团大多集中于西部地区，主要聚居于东部的英裔人不能有效地控制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而同处于英裔同化威胁下的法裔加拿大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却有同病相怜之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是加拿大对民族关系的态度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此时，各个多民族国家内部、甚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整合愈益加快，各民族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国内统一市场和世界共同市场，在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异质性成分减少，同质性成分增多。无论是就一国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各民族的相互接近与相互依存空前增强。与这种国际大趋势相连出现了“加拿大化”运动。部分法裔加拿大人指责“加拿大化”运动湮灭了法裔社会，进而反对“加拿大化”运动。这种态度与20世纪50年代魁北克面临的新变化有关。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地区正处于传统的乡村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化的城市工业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削弱了长期以来支配法裔民族集团生活的农业经济和宗教势力的基础，改变了魁北克法裔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法裔人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结构解体，天主教教会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也随之削弱；其次，美国的通俗文化通过电视、广播、杂志、书报等大众传媒不断冲击魁北克的法语文化市场。魁北克的法裔人无形中受到外部世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其传统文化逐渐更新；再次，由于魁北克与北美和内地各省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英语作为商业和科技语言的地位在魁北克骤然升高，散居魁北克以外的法裔人被同化的比例不断增新。同时，魁北克省内的法裔居民为适应加拿大市场经济条件的就业和晋升等竞争需要，纷纷学习英语，魁北克省内的外来移民大都将子女送入英语学校读书[10](PP.28-33)，这就使得法语在全国和在魁北克省的地位大为降低。
魁北克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天主教教会的首领将此迁怒于英裔民族集团的侵权，强烈要求修改联邦宪法，重新确立魁北克的特殊权力地位，以促进法语和新法兰西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极端民族主义者宣导脱离联邦的舆论，力图摆脱英裔加拿大人的管辖。于是英、法两大族裔集团的矛盾再趋激化。1960年勒萨日领导的自由党在魁北克执政，提出“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的口号，在魁北克发起被称为“平静的革命”(Revolution Tranquille)（注：［加］让·勒萨日(Jean Lesage)政府上世纪60年代在魁北克进行全面的民族主义改革，改革引起的变化被新闻界称为“平静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争权运动，使加拿大出现分裂危机。加拿大联邦政府对此继续采取妥协的政策，于1963年成立了“两种语言二元文化皇家委员会”，将法裔人置于与英裔人平等的地位。1965年加拿大议会提出并确定了“加拿大新国族”之称，希冀淡化各民族集团的民族意识。然而，魁北克不予合作，继续要求政治分享。
1967年7月23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应魁北克省总理邀请，参观蒙特利尔国际博览会。由于“新法兰西”与母国在历史和血缘上的联系，以及戴高乐在国际上的声望，使此次魁北克访问具有特殊、微妙的政治意义。戴高乐对欢迎他的50万人群高呼“自由的魁北克万岁”，将法裔人的反英情绪推向极至。同年，以勒内·勒维克为首的法裔民族主义者发起“主权—联系”(Sovereignty Association)运动，以使加拿大和魁北克之间建立新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提出魁北克省在政治上成为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以确保法裔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在经济上与加拿大保持共同市场的联系，同其他省份进行自由贸易。运动中形成了坚决主张独立的魁北克人党。这次分离活动尽管没有实现独立，但加深了加拿大民族关系的伤痕。
面对魁北克省的公开分离行动，加拿大政府仍然采取了理智、包容的态度，以对话的方式改善与魁北克省法裔人的关系。1969年，加拿大联邦议会通过了《加拿大官方语言法》，以法律形式正式规定，英语和法语同为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一切政治文件、国家法令都必须使用英、法两种文字；联邦政府机构必须运用这两种文字进行工作，从而使加拿大成为惟一用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实行双语制的国家。然而加拿大政府的和平努力并未弱化魁北克省的分离势力。“魁北克阵线”宣称“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有可能获得魁北克的独立”，并于1970年10月在蒙特利尔绑架了英国商务专员詹姆斯·克罗斯和魁北克省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要求政府允诺该组织的政治主张。加拿大联邦政府被迫宣布《战时条例法》，强行取缔“魁北克阵线”。
魁北克省的分离行为，以及加拿大联邦政府对法裔民族的政策保护及其使魁北克省高于他省的特殊地位，引起了土著和其他族裔人的共同不满。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人口中少数民族与英裔、法裔人已各占1/3[2](P.34)。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理性水平、民主意识都有了增强。他们向加拿大政府直言：“既然政府能够保存法裔加拿大人的独特文化特征，那么其他民族集团为什么不可以依样照办呢？”[7](P.221)他们批评政府，认为加拿大不仅仅是英、法两个民族的国家，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应给予保护。20世纪60年代末，魁北克问题的白热化、土著居民和众多少数民族发起的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呼声，使加拿大联邦政府陷入民族矛盾的包围之中，“熔炉”式的“加拿大化”运动失去了继续推进的社会基础。加拿大政府领悟到仅仅注重安抚魁北克法裔居民是不够的，应当赢得各民族对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支持。
1971年10月8日，特鲁多总理在国会众议院正式宣布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郑重表明：加拿大尽管实行两种官方语言制度，“但没有一种官方文化、没有任何种族比别的种族更优越；也没有任何公民和公民团体比其他的加拿大人更优越，他们都应受到平等的对待”。即任何加拿大人都应当接受民族的差别，摈弃种族歧视、文化歧视和思想歧视；每一个族裔群体都有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文化、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各种文化平等共存，不存在一种文化居于统治或主导地位的情况；加拿大联邦政府保护各民族文化的并存，鼓励不同民族文化相互沟通与交流，引导和完善各族裔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联系，增强各民族保持本民族独特文化的信心，同时使之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共同的责任和归属感[11](P.299)。因之，政府对不懂官方语言的少数民族进行培训，克服其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时遇到的文化障碍。[12](P.194)1988年7月12日，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了《多元文化法》，确保所有加拿大人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标志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成为加拿大民族关系意识的主流。多元文化主义从性质上说，不是指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多元化，而是指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
加拿大法裔文化的独特性、族裔社区（包括语言和宗教集团）地理分布相对隔离，以及官方双语制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使加拿大具有鲜明的“马赛克”属性：外来族裔成员能够在“加拿大框架”内保留各自的族裔认同，相互组成一个新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格局。
加拿大魁北克法裔民族群体所形成的稳固文化传统和激进的独立主张，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加拿大的法裔民族坚持发展自己的文化，一部分激进主义者要求魁北克省独立；联邦政府则承认魁北克省的特殊性，给予较大自主权，并在全国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加拿大法裔集团、法国文化遗产，似乎成为“不能同化的部分”。魁北克省80%的居民讲法语，到处可见到法文名称或标记、法语学校、电视广播；住房、宅院、教堂等景物建筑带有法兰西特色。加拿大货币上同时印有英文和法文。1976年主张分离主义的魁北克人党在魁北克省大选中获胜后，保留和发展法裔文化的运动进一步制度化。1980年5月和1995年10月魁北克就独立问题而举行的两次公民投票虽然以独立派的失败而告终，但不难看出魁北克的法裔文化传统和分离主义运动将对加拿大的联邦结构和社会文化产生持续的影响，任何魁北克政府（无论是否为分离主义者执政）都会积极地保持法语及文化认同。
美国的民族文化多元尚为较低程度的多元，其诸族裔集团在地域分布、社会制度、基本价值和语言方面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同一性。美国民族群体的地域分布处于混杂状态，各种族和族裔集团成员尤其是欧裔集团成员遍布全国各地。民族集团聚集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只是部分成员相对集中于某一地区和地点，并没有形成单一民族集团占绝对优势的州或区域，没有像加拿大那样个别族裔集团在行政区域上、十分集中而导致民族、语言、文化界限十分明显的局面。
美国的民族多样性没有像加拿大英语和法语集团那样呈现分化、自治或对立的局面。在美国不存在语言分界线和民族自治区域，没有保存和发展族裔文化和教育的全国性计划，族裔文化遗产主要是通过家庭、邻里、族裔朋友等群体传播而保留下来，白人族裔集团中没有以自治、分离为目标的运动。也就是说，加拿大民族问题尤其是魁北克问题，使其国家机构中文化分离与自治的质性较高。
在美国，文化多元主义仅仅停留在人们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态度层面，文化多元主义没有深化成联邦的法律政策；在加拿大文化多元主义则上升为国家政策和法律。加拿大政府从1971年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并通过1982年宪法保证了该政策的法律地位和贯彻执行。多元文化的法律和政策对反歧视行动和其他政府计划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联邦政府具有更大权力改善由于种族和族裔来源、肤色、宗教、性别、年龄和身心缺陷而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不利处境。由于加拿大政府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族裔集团更容易保留自己的文化遗产。
当然，尽管加拿大围绕民族和地区事务的矛盾时常出现，并带有激进主义性质，但这些矛盾冲突并没有超出民主政治的框架，极少伴随着政治暴力的出现。即使在支持或反对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的尖锐冲突中，主要各方从没有将政治暴力作为行动方针或策略。与其他一些国家（包括美国）的文化与地区冲突中所出现的暴力或暴乱事件相比，加拿大社会表现出显著的和平与非暴力特征。而在一千多民族的国家里，只有当国家的民主政治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时，主体民族在对待少数民族和接纳异质文化中才能表现出宽容的态度[13](P.41)。
语言的族裔象征
加拿大是实行两种官方语言的国家，英语和法语在联邦法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加拿大居民之间交流或用英语，或用法语。联邦政府的官员，从总理到一般职员，一律操两种官方语言。联邦政府接答电话首先用法语。加拿大总理皮尔逊在1967年告诉记者说：“如果加拿大人被问到他们的国家与美国有何不同时，他们应当回答就在于是不是讲法语。”联邦政府鼓励人民掌握双语，使加拿大人的语言差异和族裔认同制度化。虽然语言的使用并不等同于族裔认同，但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加拿大，语言群体的地理分布相对集中。英语是魁北克省之外的主要语言，使用法语者集中在魁北克。在魁北克以西地区，以法语为母语者少于操“其他”（非英语、非法语）民族语言的人数。英、法双语的使用加剧了族裔关系的复杂化，造成了英语加拿大人和法语加拿大人族裔认同的差异与对立。
这种法定双重官方语文政策与制度有其历史延续的基础。法国人是多元文化移民的加拿大之最早一批欧洲移民，于16世纪下期移民到魁北克省，因而，法国文化是加拿大最早形成的欧洲文化，至今全国有28%的人在说法语。加拿大在1867年建国前就存在英语和法语之间的语言冲突。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在当时加拿大无论是地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具有一定的抗衡力量。
联邦政府建立时对魁北克人在《不列颠北美法）第93条规定，教育事物由省政府负责，133条规定在联邦范围内的议会、立法和司法机构使用双语。但《不列颠北美法》对于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也没有全面考虑。居住在阿卡迪亚的法兰西人、安大略和马尼托巴省的法兰西人认为他们所在省的省政府没有照顾他们的法语教育。安大略和马尼托巴省拒绝用法语教学，而居住在魁北克的英裔加拿大人的学校中却用英语教学。这种做法引起操法语的加拿大人的不满。魁北克人于1913年成立了语言权力联盟，其主要目标就是使法语成为在商务和公共服务方面通用的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加拿大最突出和政府最关心的民族问题即是法语的使用问题。
英语、法语的矛盾反映了加拿大社会两部分力量的对抵。1960年以来，魁北克省推行了法兰西化的政策，以提高法语在魁北克的地位，并称“对于所有操法语的加拿大人来说，魁北克起到了母国的作用”。联邦政府为了平息魁北克的民族主义，于1963年成立了“皇家双语和文化委员会”，使英语和法语、英裔文化和法裔文化在加拿大享有同等地位，以安抚魁北克人。根据“双语和文化委员会”的建议，1969年国会通过了《官方语言法》。该法案宣布法语和英语拥有平等地位，均为官方语言，人们可以选用任何一种官方语言对其子女进行教育，用任何一种官方语言进行交流和接受服务。该法案的内容适应了魁北克人的愿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主要语言矛盾基本从法律上解决。
然而1977年，魁北克省又制定了101法案，即《法语宪章》，规定“法语为魁北克的官方语言”，是魁北克“立法和法庭使用的语言，民政事务的语言，劳资关系使用的语言，商业事务使用的语言，教学用语言”，并要求企业、公司法语化等。即魁北克的官方语言只是法语。《101法案》与两种官方语言法是相抵触的，并规定蒙特利尔禁止张挂英语招牌。法语的地位提高了，但它带来的副作用是，大量操英语的商业人员离开了蒙特利尔，使加拿大人口最多的蒙特利尔市人口大减。
正是这种背景导致了加拿大多元主义文化政策的形成。1971年联邦政府正式宣布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明确规定：“提高传统语言的地位”，“必须鼓励和保护所有加拿大人的传统语言，承认多语言的文化经济利益”，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诚然，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权利问题，不存在分离倾向，只求文化上得到尊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魁北克省极力吸收会讲法语的新移民，并在每年度的移民指标中不断增加这些人的比例。因此，绝大多数会讲法语的移民都来到了魁北克省。1998年，魁北克会讲法语的外来移民人数几乎与加拿大其他各地会讲法语的外来移民的总和相当。而且，那些只会讲法语的外来移民中80%都在该省定居下来。[14](P.13)大量的法裔移民已成为魁北克省的境外出生居民的主要来源。1996-1998年三年间，魁北克省的外来移民中法裔移民所占比例由8%增加到12%。
同时，非英语集团（包括法裔成员）的语言同化十分明显。在加拿大所有省份（包括魁北克），使用英语的人多于有英裔血统者。相反，使用“其他”语言的人少于其本族裔来源者。也就是说魁北克之外的非英裔加拿大人，在家中和社会将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人越来越多，父母第一语言不是英语的加拿大人，都将英语作为主要语言来学习，即使是魁北克和新不伦瑞克以外的法裔人也不例外。比如，在安大略8%以上的人称自己有法裔血统，但只有5.5%的人在家里使用法语，有不到1%的人能说十分流利的法语。在法国人集中的魁北克和新不伦瑞克，居民正趋向掌握英语和法语。而在其他地区，居民除了使用英语外，则注重保留“其他”母语，而不是法语。
宗教信仰与族裔来源及语言集团有紧密的联系，加拿大文化多样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宗教多样化。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徒处于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流地位，但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徒人数则超过新教各派人数。根据1991年的人口统计，45.2%的加拿大人属于罗马天主教（另有0.2%的其他天主教徒）；而36.2%的加拿大人为新教徒，其中联合教会为11.5%，圣公会为8.1%，浸礼会为2.5%，长老会为2.4%，路德教会为2.4%，其他新教团体为9.5%；东正教徒为1.4%；犹太教徒为1.2%。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法语加拿大人都是天主教徒，大部分新教徒则是英语加拿大人。这意味着宗教归属同民族和语言一同具有相对集中的地域性，在魁北克和新不伦瑞克省以外的其他省区新教占多数，而大约一半的天主教徒生活在魁北克。
魁北克问题目前情形
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省，面积153万多平方公里，几乎与我国新疆相等，是法国面积的四倍；人口748万，占全国人口的1/4，绝大多数居民是法国人后裔。该省林业、造纸、航空、通信、汽车部件、车辆制造等产业，在加拿大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人口达300万之多，是世界上仅次于巴黎的最大法语城市，也是加拿大第二大城市。二战结束以后，法裔的民族情绪高涨，主张独立的魁北克人越来越多。而如果魁北克分离出去，加拿大的面积将从世界第二降至第五，其政治、经济地位将滑落，这是加拿大政府极为担心的。而魁北克人则需要长时间来作抉择。20世纪60年代随着魁北克经济实力增长，1960-1966年魁北克省詹·勒萨日政府提出“自己当家作主人”的口号，1967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访加时领呼“魁北克独立万岁！”使法裔民族主义势力上升。1968年成立的“魁人党”，于1976、1981、1994年及2002年共四次赢得大选。
1980年继皮尔逊任总理的加拿大建国以来的第三位法裔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连选当任，魁省执政者魁北克人党提出魁北克政治上实现独立、经济上与加拿大其他地方保持联系的“主权—联系”之主张。然而经由公民投票，60%的选民仍然希望魁北克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
加拿大虽然没有分裂，但联邦与各省之间在加拿大宪法的问题上仍有很大的分歧。1981年联邦政府与魁北克以外的9个省达成了有关宪法改革的协议，随之制订了1982年宪法法案。然而魁北克拒绝在宪法上签字，特鲁多并于1984年6月辞职。在魁北克，1976年下野的罗伯特·布拉沙领导的联邦主义政党于1985年再次执掌政权。1987年联邦与布拉沙政府达成密执湖协议：承认魁北克是个“特殊社会”，魁北克同意接受加拿大宪法。由于协议必须在1990年6月23日前获得其他九省的一致通过才能生效，最后因纽芬兰省总理迟迟不予签字而未能奏效。密执湖协议的失败引起了魁北克法裔的强烈反应。许多人声称这意味着讲英语的加拿大排斥魁北克。魁北克民族主义情绪再度兴起。
1993年10月，主张独立的魁北克集团成为加拿大联邦议会的主要反对党。1994年9月，魁北克人党在再次赢得省选后即提出了《魁北克主权法》决议草案。1995年10月魁北克省就独立问题再次举行全民投票，支持独立的人数较之1980年上升到49.4%，比支持统一的联邦派只少一个百分点。这次公决的结果引起了全国民众对联邦前途的深刻关切，亦使英裔、法裔、土著及其他少数民族主义者，对独立是否真正有利于法语魁北克的问题均进行了冷静的思考。
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出生于魁北克省，“来自沙威尼根镇”。大学修完法科学业后，回到家乡任短期律师。1963年开始步入政坛，代表自由党当选国会议员。后来他到首都渥太华。1990年6月自由党选举新领袖时，克雷蒂安当选为自由党的党魁，1993年当选为联邦政府总理。克雷蒂安的祖籍是法国的卢瓦尔，其祖先在17世纪末来到魁北克。克雷蒂安依然眷恋法国，其长女的名字即弗朗斯（France，法国）。作为法裔魁北克人的克雷蒂安，他对“魁独”的态势是明了的，深知居住在这个省的法裔加拿大人一直没有放弃独立的愿望和希图，魁北克问题仍然是困扰加拿大政府的老大难问题。然而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在他第一次出任联邦政府总理不久，他就要求最高法院就魁北克省政府是否有权力单方面宣布脱离加拿大、根据国际法魁北克是否拥有自决权，以及如果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此问题上发生冲突应以谁为准等问题作出法律解释。加拿大舆论普遍认为，克雷蒂安从政后联邦政府主动为“魁独”力量设置了法律障碍，界定了游戏规则。
1996年1月，联邦反对党魁北克集团首领布萨尔接任魁人党领袖担任省长。根据法律，1999年秋季前魁北克必须举行全省选举。魁北克党声称，如果该党继续执政，要在任期内举行第三次有关独立的公民投票。1998年11月30日，加拿大最大的省份魁北克举行大选，争夺125个议席。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人党和主张统一的自由党领袖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2月1日大选揭晓，“魁人党”获得75席，成为多数党并获得组阁权；自由党获得48席。此次选举虽然只是一次地方选举，但关系到魁北克的前途和加拿大的国家完整，因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魁人党”党魁吕西安·布萨尔（又译：布萨）宣布，如果他获胜，他将在2001年再次举行“成功的”全民公决。并说：“解决魁北克问题的真正办法就是让魁北克独立。”尽管“魁人党”获得了多数议席，但据统计，“魁人党”的得票率为42.9%，低于自由党的43.7%，议席比上届亦减少两个，自由党议席却增加了一个，只是由于选区划分的缘故，“魁人党”继续获得多数议席。而此间的民意测验显示，不支持布萨尔举行全民公决的魁北克人多达70%。因此，此次选举并没有说明分离主义力量的增长。
据新华社驻加记者曹富淼分析，魁北克问题可能有以下几种动向：1.由于支持“魁人党”分离主义的选民并没有该党预计的多，“魁人党”举行全民公决的行动可能推迟，但可能转而争取修改宪法，为魁北克争得“特殊地位”待遇，等待有利时机；2.魁北克居民多数不希望国家分裂，“魁人党”的目标难以实现。魁北克与全国在几百年里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使分离并非易事。联邦政府对该省有巨额投资，有大量国债和联邦财产，魁省若要独立就要偿还这些财产。同时分裂还将破坏魁省的投资环境。据估计，今后5年内，该省若无干扰，可能引进私人投资170亿加元，新增就业机会13万多个，这对于贫困率在全国最高的魁北克省来说是最重要的。此外，占该省约1/3人口的英裔和其他非法语居民都不会支持独立，而法语居民也有相当部分只想在宪法范围内争得语言、文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特殊待遇”，不支持独立。民意调查也显示，选民支持布萨尔是因为对他的政绩感到满意而非支持他分裂国家；3.对于魁北克问题，1993年11月克雷蒂安就任联邦总理后提出修宪和给予魁北克“特殊社会”待遇的“A方案”，和寻求最高法院判决魁北克无权宣布独立的“B方案”。由于各省均反对给予魁北克特殊地位，“A方案”目前尚未落实；对于“B方案”，1998年8月，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宣布魁北克省无权单方面、以全民公决形式宣布独立。这反映出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对魁北克独立运动的态度已趋于强硬，而魁北克人民在公决独立之前则需较长时间对其利害关系予以深思。
1999年3月10日加拿大批评法国在魁北克问题上的作法，克雷蒂安总理在议会就法国邀请加拿大魁北克省文化事务部长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一个部长级会议提出严厉批评。克雷蒂安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关于发展和文化的部长级会议是一个国际会议，只有加拿大而不是加拿大的一个省才有权出席这样的国际会议。他说，法国邀请魁北克省的文化事务部长出席这样的会议是违反国际外交礼仪的。因此，他命令联邦遗产部长科普斯去巴黎出席会议。克雷蒂安并说，他已写信给法国总理若斯潘就此事提出抗议。
2000年3月15日加拿大联邦下议院通过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拒绝魁北克省就该省独立问题全民表决及其结果。该法案是于1999年12月提交下议院的，在克雷蒂安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和赞成魁北克脱离加拿大独立的政党之间引起激烈争论。提议此法案的内政部长戴恩在最后投票前，再次为该法案辩护。戴恩说：“每个加拿大人都将得到这样的保证，这就是加拿大政府绝不会就一个省的独立举行谈判，除非该省的人民已清楚表明要终止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新法案规定，今后魁北克省再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不论结果如何，都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它标示着加拿大议会正式对魁北克独立说“不”。
2001年1月11日，前加拿大驻法国大使、魁北克政团首脑、1996、1998年两任魁北克省省长的布萨尔因“个人及政治原因”提出辞职。这位长期与魁北克独立运动连结在一起的人物突然引退，引起加拿大政坛的震荡。有分析认为，布萨尔辞职将改变魁北克省内的政治格局，并影响加拿大国家的政治形势。政界人士认为，导致布萨尔辞去省长和魁人党主席的真正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他与魁人党内极端分立势力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魁人党内强硬派领导人要求以立法提升法语在魁省的地位，英语以及其他语言只能置于从属地位，布萨尔对“独尊法语”的极端作法明确反对。这是他在党内面临的重要危机；二是强硬派接连指责布萨尔在魁独问题上的立场过于软弱，要求他立即举行第三次独立公投。布萨尔“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立场，使他又一次与魁党内许多人处于对立，其领袖地位受到挑战；此外，布萨尔的家人希望他早日离开政坛，是他辞职的另一个原因。渥太华的政界认为，布萨尔虽然主张魁北克独立，但他亦是务实的政治家。加拿大媒体指出，在他主政的5年里，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发展魁北克经济和解决失业问题上，在个人身残的情况下，仍全心投入与魁北克省利益有关的各种事务，魁省经济日见好转，财政扭亏为盈，政治局势也相对稳定。由于布萨尔在魁北克影响甚深，他的突然辞职，将给魁省政治经济带来许多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包括几种可能性：一是主张分裂的魁独强硬派可能得利，并使魁北克问题再次成为加拿大政治生活的热点；二是自由党可借此良机，使魁北克省内的“统一派”和魁人党内反对独立的温和派走向联合，以使魁独势力缩小；三是新的魁北克省长和魁人党主席，无力平衡各方力量，致使魁省政局持续动荡，导致资金和人才外流；四是使魁省与其他诸省关系紧张。此间有舆论认为，这次布萨尔的辞职，将使第三次连任的克雷蒂安总理不得不再次面对魁北克省不稳定问题，围绕魁独的争论将持续不断，并影响加拿大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魁北克问题在加拿大历史上时起时伏，每次出现波澜，都使加拿大的经济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2001年3月2日魁北克省副省长和财政部长朗德里（又称：兰利）被选为魁北克人党新领袖和魁北克省新省长，时年63岁。1968年他协助创立魁北克人党，并一直站在魁北克独立运动的领导前沿。朗德里于2001年3月8日正式上任。作为该省独立运动前奏的“是一次大规模的政府内阁人事变动”，魁北克人党党内人士说：“原政府的每一名任职者都要从原岗位离开。”魁北克人党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主张魁省在政治上实现独立。朗德里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要积极推进魁省独立进程，誓言：要使魁北克省独立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付诸行动，并表示同他的前任布萨尔相比，他将是加拿大统一的更大威胁。[15]
2001年4月20日到22日，由34位国家领导人参加的“美洲国家高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省会魁北克市讨论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与此同时，来自35个国家的工运团体、环保组织、人权团体代表，从4月18日到21日，以研讨会等方式在魁北克市讨论反对自由贸易及其他议题。前来魁北克市参加反美洲峰会的游行团体，除了加拿大各地的原住民外，还有墨西哥、美国、欧洲等地300多个非政府组织和原住民代表，以及代表加拿大60多所大学40多万名学生的“全加学联反美洲自由贸易协议小组”代表、“非暴力不合作”组织、“愤怒祖母”组织、“全加宗教评议会”和其他激进组织的代表，人数约2万人。他们抗议贸易自由化对传统生活方式造成的冲击；抗议首次在北美地区设立金属保安围墙，干扰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侵害了安全区附近的商业利益；反对政府的奢华消费。大批军警聚集魁北克，力阻反对贸易自由化的组织示威人士或团体进入市内。加拿大皇家骑警联合魁省、安省、美国纽约州州警，除出动6500多名警察维持峰会期间的现场秩序外，还增派重兵在边界布防，并在魁北克市中心设立了一道长4公里、高3米的金属警戒围墙；加拿大国防部并决定增调1200名军兵进驻魁北克市。[16]
魁北克问题成为这次峰会的新的困扰。3月7日，克雷蒂安总理办公室就以书面形式通知魁省国际事务厅，要求魁省省长朗德里不得以东道主的身份，在美洲峰会大会上向各国领导人发表演说。信中强调这次会议是34国政府领导人的高峰会，只有克雷蒂安总理、美国布什总统和智利总统拉哥斯三人可向大会发表演说。这一消息，使原本就和联邦政府关系紧张的魁省政府感到这是一种“侮辱”，朗德里言称，他要利用这次机会向世界宣称，“魁北克不是加拿大的一个省份，它是一个国家”。主张魁省独立的“魁北克人国家运动”组织，也为朗德里被加拿大政府拒绝在峰会会场之外而鸣“不平”。他们声称反对加拿大参加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他们相信，“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最终将会影响到魁北克人的医疗、社会及文化”。为此，他们应参加在魁北克市举行的“美洲人民大游行”，告诉国际世界“魁北克（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不是加拿大的一个地区”。
文化矛盾和地区冲突并不是加拿大特有的现象，大多数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程度不同的社会冲突。在比利时，弗拉芒族和瓦隆族人围绕民族语言问题矛盾尖锐，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瓦隆区、弗拉芒区和布鲁塞尔区分别使用法语、弗拉芒语和双语。瑞士讲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罗马语的民族在居住区域、宗教、经济、文化方面的界限十分明显。美国历史上也存在着严重种族矛盾和地区性矛盾（19世纪南北战争，东西部之争等），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决非易事。但加拿大的文化和地区性冲突带有自己的特殊性：文化一地域的相对集中，人们面对加拿大国内某些棘手的矛盾难免要怀疑未来加拿大能否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和政治权力的转移。从政治权力取向的变化来看，美国出现“集中化”趋势：州与地方的权力下降，联邦政府的权力加强；而加拿大出现“分散化”趋向：省和地方的权力上升，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某些权力转向省和地方，甚至“大陆化”（加强了与美国的经济政治联系）。
对“现代化”的一种理解是“均质化”。然而，当今世界诸多地方的民族主义，折射出有关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政策缺失，从而形成了一个个与多元民族国家中民族、种族融合大趋势相背离的孤岛。而在被认为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所发生的魁北克问题、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巴斯克人问题、美国白人民兵等等问题，则表明了其国民文化特性的均质化与国家化等方面也依然问题颇多。日本社会学家吉田康彦认为环境破坏与民族冲突是今后威胁人类的两大危机，对此笔者深有同感。
那么，世界又将面临一个类似中世纪的分散化和地方自治的格局吗？事实上，有许多多元民族国家，多个民族在一个国家屋檐下和睦相处、多元并存，即和而不同。
［收稿日期］200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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