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若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1309（2000）07—0030—08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一度被认为是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受到种种质难。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主义也随之一去不复还了。法国的社会学家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就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存在于19世纪的思想中，就像鱼生存在水中一样。这就是说，在任何别的地方它都要窒息。
果真如此吗？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深入分析。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有它的生存意义。正如詹姆逊所指明的，“在我看来，最令人发笑的没有条理的表述就是，同时声称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最早对资本主义及其特性与矛盾进行了研究，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遍布世界，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比以往的意义更大”。（注：阿里夫·德里克：《弹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载于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意义在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就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注：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注：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批评当时的资本主义的同时，还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相当准确的预见。英国的政治学教授格雷说，“长期以来《共产党宣言》中似乎与时代最不合拍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显示了其预见性”（注：约翰·格雷：《徒有其名的胜利》，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特别是，“他写下了关于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败、垄断化、技术进步、高雅化的衰落、现代生存的萎靡不振的性质等动人的段落，现代经济学家们又碰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步马克思的后尘”（注：约翰·格雷：《徒有其名的胜利》，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当然由于马克思本人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也基本上成型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因而资本主义的某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地展开。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渗透和扩张，它事实上已经或者说正在达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开放性，能随时吸收时代的新内容。因此，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来解读经济全球化的若干问题和现象，并揭示当今全球化的某些新特点。
一、马克思对全球化发展的认识
虽然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是近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才突然增多的，但全球化的趋势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全球化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起，已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而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现实分析家，马克思当然不会不关注全球化这一问题。
首先，马克思清晰地把握了当时全球化的特点并对它的发展趋势作了前瞻性的预测。他看到发生在其周围的现象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77页。）。“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 罗马水道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页。）。长期以来， 其结果就将是“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用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1卷，第276页。）。
其次，马克思认识到当时的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将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整个世界。他写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日本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认为，这一论述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经营的作用（注：伊腾诚：《现代世界和〈共产党宣言〉》，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事实上，当前的全球化与《共产党宣言》的时代相比，只是在内容上加进一些新的进展。这是因为，企业的世界活动性不仅在产品市场、原料和资源的购买活动方面，而且进一步扩展到投资、金融和合作关系等方面，尤其使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得到飞速的发展。
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对外贸易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对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它已经变成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257页。）。由此我们来理解目前全球化，它就是最有竞争力的某些强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它们力图将它们自身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美国的历史学家德鲁克也承认，对全球化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美国（注：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师吉登斯更明白无误地指出，“美国企图把（它的）宪法条款推及全球”（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308页。）。
再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趋势首先源于经济上的必然性，从本质上说，它是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扩张本性的外在表现。如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368页。）。“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 只有那种在生产上有利润可得并且实际会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283页。）。因此，当前全球化的根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主导了国内外的事务。因此，自然地就是“跨国公司的头面人物操纵了全球化的进程，并使之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还成功地传达了一种谬误：全球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注：爱德华·S ·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5期。 ）。这正如美国的财政部长萨默斯一语道明的，“美国公司在每一个领域都确定了世界的标准”（注：袁冬梅、廖进中：《经济全球化与美国经济增长》，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期。）， 如软件方面的微软公司，快餐方面的麦当劳公司等。
其四，马克思不但分析了全球化趋势的实质，而且指出了将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球所运用的手段。他在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对外殖民的手段时写道：“卫克斐尔德的殖民学说，那种在英国有个时候企图用立法手段来实行的殖民学说，力求在殖民地制造出工资雇佣劳动者来，他把这个叫做‘系统的殖民’”（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3，第844页。）。在殖民地“有一种激烈的要求， 要求比较低廉和比较顺从的劳动，要求有一个不是向资本家提出而是从资本家手时接受条件的阶级。……在旧文明国中，劳动者虽然是自由的，但按照自然规律，就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必须用人为的手段去创造出来”（注：卫克斐尔德：《英国和美国》，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849—850页。）。在当前， 发达国家则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软硬手段推行它的全球扩张，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事实上，当前世界上的大多数热点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或推波助澜的。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期望的最终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是全球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他认为，只有狭义地域性的个人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无产阶级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3卷，第40页。）。
二、失业、贫困和利润率的新变化
第一，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失业的发展趋势。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方面，在积累进行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和它的量相比而言，会吸引越来越少的劳动者。另一方面，那种周期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的资本，也会愈益把它以前使用的劳动者排挤出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691页。）。其结果就是失业的增加。
全球化趋势一开始就是资本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而且反映了资本积累加速的趋势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产物。显然，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或正在继续证实马克思这一论断。在1975年，美国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而1990年则为23%，但在20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倍，而制造业中就业人数根本没有增长，相反，从1960 年占劳动力总人数的25%下降到1990年的16%或17%。
马克思还认为，“劳动的生产力越是大，劳动者对他们的就业手段所加的压力就越大，他们的生活条件就越不安定，他们就越是没有把握可以为增加别人的财富，增殖资本的价值，而出卖本人的力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709页。）。不争的事实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结果。其结果，在德国，1996年有600万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 该国高级企业顾问罗兰德.贝格尔预言，在未来十年内仅在工业中至少将有150 万劳动岗位被继续消灭。根据奥地利官方机构消息，平均每年有1 万个工业劳动岗位被消灭，1997年的失业率为8%，是1994年的2倍（注：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7页。）。 其他发达国家也大致如此。
第二，关于全球化进程中贫困化的趋势。马克思阐明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包含着一方面是资本积累，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马克思借孟德维尔的话问，“在所有权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可以，没有贫民可就不容易活下去，因为还有谁去劳动呢？”（注：孟德维尔：《蜜蜂寓言》，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75—676页。）。 目前全球化的发展则印证了马克思有关两极分化的论断。如1978年，一个典型的在大公司工作的总经理获得的收入约为一个典型工人的60倍；在1995年，他的收入是后者的170倍。股东的收入也是如此，在1979年， 公司部门收入的16%是利润和利息，今天这一数字是21%。可见，“在过去20年里最大的赢家显然是那些控制了生产资料的人——总经理和大股东”（注：约翰·卡西迪：前引书。再如，从1980年到1995年，独立经营者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在平均收入比较中增长了54.3%，同期间雇员的可支配的实际收入下降了10%。）。
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日益造成了强资本和弱劳工的局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关税，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出台优惠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的。据调查，德国股份公司的税收在全国税收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1960年的9.5%降到1998 年的3.8%，而工资收入税所占的比例则由12%上升到28%（注：杨雪冬、 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
同时，相对于资本实力的增强，劳工作为一种集体力量出现了分散化的迹象，难以组织起来与强大的资本抗衡。同时，劳工抗衡资本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移民和发展中国家成本低廉的劳动力的影响。其结果导致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如1980—1996年间，美国最富裕的5%的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5.3%上升到20.3%； 而最贫困的60%的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则从34.2%下降到30%（注：约翰·卡西迪：前引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当时的调查资料揭示到，“生产效率较大的民族的劳动，就会在世界上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10页。），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雇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劳动强度的提高而相应增加，资本主义社会国内的剥削正日趋加重。例如，“尽管1973—1995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了35%，但社会中层人们的实际平均工资率在最近几年还是很低，收入的不平衡上升到70年前的水平”（注：爱德华·S ·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5期。）， 反库茨涅兹“倒U型分配曲线”规律的现象已经初现端倪了。 “缩减的中产阶级”日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注：卡尔·海因茨·巴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与后果》，载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状况，“甚至在整个工业国家，出现了新的阶级——‘有工作的贫民’，即有工作、但工资几乎与第三世界相差无几”（注：《明镜》杂志记者：《涡轮资本主义改变着世界（一）——全球化，世界范围内围绕劳动岗位与工资的竞争》，载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第三，关于全球化中利润率的变化。当前，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将全世界纳入自由贸易体系之中，以便在交换中获取超额利润（近日，美国主动要求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同时，西方强国采取种种手段来迫使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其投资领域，进而大力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在殖民地那里，“劳动的剥削本来也较高”，“那些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8页。）。
美国的公司在90年代以来势力大增。美国公司之所以能如此显赫，显然是与它从全球化中的得利分不开的，其在海外的收益要远高于国内的收益。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1989—1991年间，美国工业在亚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23.3%，高于它们在24个发达工业国家平均收益率12%的一倍（注：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 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5期。）。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支撑自90 年代以来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注：陈宝森：《论美国“新经济”》，载《世界经济》1998年6期。）。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甚至感概道，“全球化这个词不是被看成是客观实际的描述，而是一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注：陈鲁直：《金融危机与全球化》，载《世界经济》1999年8期。）。
三、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关系变动特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分析就是阶级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阶级分化是必然的。我们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引入到蔓延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分析当今的全球化，可以看到这样三个新的特点和趋势。
其一，当代全球化形成了“跨国资产阶级”。随着国际资本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使“跨国资产阶级”成为普遍现象。这一阶级服务于国际资本，为资本的全球化运作提供便利，并且使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普遍化。可见，资产阶级日益突破了一国的局限，作为一个全球范围的概念而不断得到加强。
其二，当代全球化拉大了世界两极分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绝对地获大利。正如马丁和舒曼说的，“由于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它不久就会有全新的解释：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有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注：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42页。）。
另一方面，则是发展中国家相对地甚至绝对地变差。一是，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加速扩大。据统计，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30年之后（即1990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60倍，而1996年则进一步扩大为78倍（注：有的资料显示，1995年时差距已扩大到82倍，甚至是86倍；同时，在1965年，世界上最富的7个国家和最穷的7个国家人均收入相差20倍，而现在却扩大到了39倍；又有的资料表明，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的2.4%，1994 年这一比例则降到了1.6%。）。二是， 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绝对收入在下降。如在过去15年，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减少了（注：有的数据是，在过去的20年，7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降低了。），60多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以每年约1%的速度递减；1998年世界贫困人口又增加了4亿，共达17亿。
其结果，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形成“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世界财富向中心转移，发达国家的居民越来越富，而发展中国家相对越来越穷。作为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以发达国家大企业为中心的财富的积累和第三世界各国庞大的贫困积累，作为世界规模上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再现了马克思主义两极分化论的正确性。
其三，当代全球化强化了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差距。现阶段，创造财富的资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源。经济的全球化可以改变劳动的国际分工状况。美国的劳动部长罗伯特.里奇认为，全球化时代劳动分为三种：“符号分析者”、常规产业工人和普通服务工人。他认为，不论对国家经济来说，还是对劳动的国际分工来说，权力都是建立在运用“符号分析”功能的基础上，而这种功能对现今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那些运用自己头脑进行工作的人（即“符号分析者”）构成本国和全球经济的支配阶级或阶层，而那些运用自己的体力从事劳动的人就成为社会的下层阶级。
目前的趋势是，发达国家在“马太效应”的激励下越来越重视教育投资，从而日渐成为新的全球分工的优势占据者。如日本政府强调，一个国家拥有设计和销售产品的知识工作者，就能轻易地实现产品的低成本和高质量；把发达国家花在创造蓝领工作岗位的钱用于推进该国的教育，从而确保年轻人学到足够的知识，以胜任知识工作或至少胜任高级服务工作，将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显然，发达国家意欲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一种固定的分工：发达国家（主要是大资产阶级）是世界的管理者和支配者，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边缘化国家的劳动阶级将成为最底层的被支配者和被剥削者。而这“脑国”与“躯国”的相对划分都依赖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国际分工。
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战略和策略，在未来的全球化世界，就很有可能强化这样的结果：发达国家占据全球资产阶级的主导，而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劳动阶级的中下层。
四、知识分工导致的新异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前瞻性分析是提出了异化问题，并将异化视为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化身。异化主要是通过其主要的化身——财产—破坏人性完整的社会弊端（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马克思的异化是和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剥削是指工人丧失他们所创造的部分财富，而异化是指工人在被剥削过程中丧失他们的自我（注：贝特尔·奥尔曼：《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神话：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一方面，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异化和非人道化归因于社会分化，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断加剧的那种可怕的极端分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邪恶方式”，不断制造出现存的分工，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与它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成正比……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0—42页。）。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异化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
诚然，马克思所讲的全球化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是指普遍交往的扩大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能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前提条件；否则，“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其结果只能是， 全球化趋势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力量而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对立。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人类异化程度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知识分工。哈耶克说，如果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基石，那么，由劳动分工所引起的知识分工，实际上应作为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我们必须领悟到，知识分工的日益深化对异化也带来双重效应。
首先，知识分工加深了异化的程度。随着全球化引发的知识数量的大幅度增加，逐步形成了新的分工——知识的分工。它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一方面分工能够加快知识积累的速度；另一方面分工使得没有人能够知道全部的知识。即在人类的整体能力得到加强的同时，个人的相对能力却越来越弱，个人越来越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因为个人知道的越来越多的同时也知道的越来越少。同时，人的追求越来越高，人的欲望也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和世界存在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人因此而产生焦虑和烦的感受。而过度忙、焦虑、烦（在日本等国经常出现“劳累死”或自杀）正是不自由的表征，是异化加深的表现。
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分工对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如果分工是自愿的，则是自由的，相反，如果是被迫的，则是不自由的。在当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浪潮猛烈冲击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是被迫卷入并服从于少数强国制定的国际规则的，因而它们的异化程度越来越深。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等强国利用知识和军事的优势，积极推行“后殖民主义”新政策，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流行着“被殖民心态”和甘当强国孙子的“孙子战略”。著名哲学家雅塞也认为：最好的选择与次好的选择之间的差距最好不要过大，否则是不自由的。可见，在全球化时代，享受较高教育和拥有大量财产的“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弱异化的趋势，因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相对地位越来越低下的“雇佣阶级”则加剧了异化的程度；少数资本主义强国凭借不合理的知识分工的国际秩序，具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被迫接受旧秩序的分工，从而自由选择性较小，异化现象十分严重。
其次，从另一方面看，知识分工也有弱化异化的可能。著名的哲学家伯林将自由分为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指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主体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积极的自由是指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在知识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化时代，信息可能越来越分散，这样，个人自由创新的权利可能愈益受到重视。而积极的自由本就是少数特权人士所独享的，是建立在其他人自由损失的基础之上的。消极的自由是基于道德秩序的遵守，这是社会合理道德发展的基础。在社会和国际秩序较为合理的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原本不合理的积极的自由可能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消极的自由可能大量增加。如果我们应用“卡尔多补偿原则”，就会发现整个社会的自由程度可能增加。个人因拥有日渐增多的知识和信息而更有能力摆脱外来压力，去自由地行事，这就是自由度增加的表现。
其实，人的自由不仅是基于个体的能力，更重要的在于集体的能力。别尔嘉也夫说，人是社会的人，人要获得自由，就得与人合作，为他人着想，摆脱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在全球化时代，劳动分工的协调性更高，社会的合作性更强，整个人类保护、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大，人类的自由度更高，则个人的自由相对也就高。
可见，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分工将给异化问题带来新的内涵，并为我们的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0—06—14
标签：资本论论文; 经济全球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论文; 中央编译出版社论文; 俞可平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